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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明洪武宫殿遗址的发现、以及景德镇珠山御器厂遗址的发掘，和相关纪年墓出土材料研究的深入，洪武年间陶瓷器的整体面貌和突出特点正在逐步得到认识。2010年11月，在中国南京召开的“洪武瓷学术研讨会”就成为相关研究的集大成者。研讨会上，和明初洪武年间瓷器相关的诸多重要问题，如景德镇御器厂的设置、产品面貌从元代样式向明代样式的转化，均得到了讨论。洪武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性也由这次研讨会再一次确认。
关于洪武瓷，早年有亚历山大·波普提出的“洪武样式”(John Alexander Pope，“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Po rcelains in the TopkapuSaray Muzesi，Istanbul”，FreerGallery of Art Occa sionalPapers v01.2，No.1，WashingtonD.C.1952)，日本则有长谷川祥子以青花和釉里红器物为中心对“洪武样式”进行的详细讨论(长谷川祥子：《关于中国青花·釉里红瓷器“洪武样式”的考察》)，《成城文艺》第137号、1991年。虽然之后还出现了更多的资料，洪武瓷研究也得到了不断的补充，长谷川祥子的研究至今仍有重要意义。而在最近，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发掘出土了宫廷用青瓷，引起多方面关注，对于洪武样式，更是意义重大。在对洪武瓷进行综合、详细研讨的基础上，“洪武样式”或称“洪武瓷的‘特征一必能获得更为具体的验证，继而研究有望进一步深入。
本稿将介绍日本所藏和在日本出土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洪武瓷器，以期为当下的洪武瓷研究助力。
日本收藏的洪武瓷
日本美术馆、博物馆所藏洪武瓷在数量上不能算多，但作为资料和对美术史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的藏品不在少数。本文将介绍一些已被公开的、并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些藏品。
大阪·大阪市立东尔洋陶瓷美术馆
住友集团将享誉世界的安宅收藏捐赠给大阪市，于是在1982年，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正式开馆。安宅收藏中，有2件洪武釉里红(一为大盘，一为大碗)、1件红釉刻花云龙纹大碗，均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安宅产业在安宅英一(1901-1994)的指导之下所集藏品(入藏时间分别为：大盘，1963年；大碗，1973年；红釉碗，1973年)。铜红色的釉里红在日本备受青睐，所以各美术馆、博物馆凡藏洪武瓷一般必有釉里红。红釉刻花云龙纹碗的内壁印花五爪龙纹，碗心处为刻花云纹。廖宝秀女士指出，这一时期的单色釉碗以圈足底露胎为特征，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二十余件同样的洪武红釉瓷碗。
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另有一对极为重要的藏品是“春寿”铭文青花云龙纹梅瓶，为典型的洪武瓷，由著名建筑家东烟谦三捐赠。类似的器物也见于上海博物馆和英国Glasgow博物馆的Burrell收藏(GlasgowMuseum，The Burrell Collection)，但只有大阪的这一对梅瓶带盖，因而十分珍贵。长谷川祥子就此“春寿”铭梅瓶做过详细论考(长谷川祥子：《青花云龙纹“春寿”瓶考》，《美学美术史论集》第14辑，成城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2年3月)，年代虽仍存有各种议论，但说洪武应该不失妥当。
曾被安宅产业收藏、后成个人藏品的釉里红牡丹唐草纹大壶也十分有名，它和下文将要介绍的松冈美术馆、梅泽纪念馆的类似藏品一并可称釉里红大壶中的逸品。
东京一户栗美术馆 1987年开馆，始于户栗亨(1926-2007年)自1975年前后开始的陶瓷鉴赏及收藏活动，以伊万里瓷器为代表的日本陶瓷享誉。
所藏洪武瓷仅1件釉里红菊花唐草纹玉壶春瓶，非常典型，釉里红发色亦好。除去下文将详细介绍的出光美术馆之外，收藏有釉里红玉壶春瓶的还有东京国立博物馆(创立于1872年，是日本历史最古老的博物馆)、东京的富士美术馆(1983年开馆，综合美术馆)、山形县的掬粹巧艺馆(1932年开馆，收藏有井上庄七经手收集的东洋古陶瓷)，以上诸馆各有1件釉里红玉壶春瓶。
东京·松冈美术馆 1975年开馆，收藏松冈清次郎(1894－1989年)所收集的东洋西洋古代美术品、日本绘画、法国近代绘画、雕塑等。20世纪70年代，松冈美术馆着手对中国古陶瓷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收藏。藏品多为竟拍所获，其中的洪武瓷有4件可作为代表，大碗、大壶、执壶、大盘各一件，均为釉里红。大壶是1979年成功竞买所得，口缘部略有欠损。后参照梅泽纪念馆的残品修复(大山教男：《从东洋陶瓷史看松冈美术馆藏品——特别企划展松冈美术馆名品展东洋陶瓷的精华》)，爱知县陶瓷资料馆、1997年，6-7页)。大盘原为香港赵从衍(T.Y.Chao)旧藏，在198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940万港币成交(大山教男：“松冈美术馆漫步》)，松冈地所株式会社，2009年，188 192页)。
东京·梅洋纪念馆 1968年开馆，藏品以梅泽彦太郎(1893-1969年)收集的东洋古代美术品为主，所藏洪武瓷和松冈美术馆一样，只有釉里红，2件，分别是大盘和大壶。釉里红花卉纹大壶发色极好，在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的洪武釉里红里，是屈指可数的优秀作品。
东京·出光美术馆 1966年开馆，主要藏品是出光佐三(1885-1981年)历70多年所集之中国、日本的书画、陶瓷，其中的中国陶瓷收藏从新石器时代到清朝，以内容丰实著称。
洪武瓷有釉里红4件(大盘、大碗、执壶、玉壶春瓶各1)，青花1件(执壶)，龙泉窑青瓷5件(执壶1、大碗4)(在这里列出的数据是根据已出版的图录等资料进行主观判断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洪武瓷，随着研究的深入，统计数据很有可能发生变化)，白瓷印花盘1，红釉印花盘1，琉璃红釉印花大碗1，是日本屈指可数的一批洪武瓷减品。釉里红执壶、青花执壶是日本国内的独家收藏，极为贵重。最近，明初龙泉官用器物备受关注，该馆藏品中的青瓷执壶和釉里红以及青花的执壶形制相同，判断是洪武官器当不会有错，因此更值得注意。白瓷和红釉的印花盘、外为琉璃釉内为红釉的印花龙纹大碗都是洪武瓷的重要作品，而后者也出现在洪武宫遗址的出土品中。
名古屋·德川美术馆 1935年开馆，藏品以德川家康的传世遗物为核心，是从德川义直(家康第九子)开始代代相传的“大名道具”。
其中的洪武瓷有龙泉窑执壶1件，应为洪武官器。同上文列出的出光美术馆藏执壶一样，有芭蕉、太湖石、栏杆刻花纹，青釉发色暗绿，这类青瓷在过去被称作“天龙寺手”(在日语里，这里的“手”意为“种类”)。关 于这一名称的由来，有如下说法：一说在室町时代，这一类青瓷因为是天龙寺船的舶来品，被称为“天龙寺手”；一说它与天龙寺藏牡丹纹香炉类似，得名“天龙寺手”。这一件龙泉青瓷执壶尚不能确认是否传世品，但日本的龙泉青瓷中存在明初的洪武官器、永乐官器，也不无可能。
余良·人和文华馆 1960年开馆，藏品主要是以日本为主的东洋古代美术品。
其中，推定为洪武瓷的藏品中，有一件是内侧为印刻云龙花纹的白瓷大碗，内部施黑釉，纹样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红釉印刻花大碗的花纹相同。
另外，一件釉里红凤凰纹梅瓶，MOA美术馆也有一件类似的藏品，但目前它们多被认为是元代产品，能否作为洪武瓷还需要斟酌(最近，台湾大学的施静菲指出，这两件梅瓶很有可能晚到明初洪武年间)。
日本出土的洪武瓷
洪武瓷在日本也有少量出土，均为釉里红，也可能是釉里红容易辨认，故而有此结果。明初龙泉窑的洪武官器在近年引起广泛关注，但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内尚不见能被确认的出土例，不过，很有可能是被遗漏，而并非没有(得铃木裕子见告，东京都内谱代大名府邸等处遗址出土了明初的龙泉窑青瓷大盘残片。其中可能有明初龙泉官器。另外，爱知县陶瓷资料馆的森达也也曾提到冲绳本岛也出土数件龙泉官窑器物残片)。
京都·室町殿遗址出土 室町殿是第三代将军足立义满(1358 1408年)在天授四年(永和四年，即1378年)下令修建，之后一直作为足立将军的府邸，多植花木，也被称为“花之御所”。
从室町殿遗址出土了一件釉里红盘片，经复原，推测盘口径约45厘米，口缘部为菱花形，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大盘类似(永田信一：《京都出土的元末明初的青花和釉里红》)，《贸易陶瓷研究》第3号，1983年，63-64页)。
福井·乘谷仓氏遗址出上该遗址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大名朝仓氏历5代103年统治的越前国的都市遗址，年代下限为文明三年(1471年)。第43次调查时，从街道房址出土了一块釉里红菊花唐草纹碗片，原器物可能和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菊花牡丹纹大碗类似。
新泻(越后) 至德寺遗址出上该遗址位于越后府中的直江津地区，推测是至德寺址，经发掘整理，一边有长260米的壕沟。至德寺为供奉驻守越后的武将上杉宪将的寺庙，庙内别园的长松院据说是上杉一族接待宾客的迎宾馆。
15世纪后半期，这里曾遭大火。经整理发掘，从灾后现场的一处大坑出土了大量陶瓷片，其中有一块釉里红碗片。原器物则可能和松冈美术馆藏牡丹唐草纹大碗类似，以釉里红釉为地，留白显出纹样。
福冈·博多遗址群出上 该遗址位于日本铁路博多站的北部，南北1.6公里，东西0.8公里，是一处都市遗址。出土物包含从弥生时代开始、历经2000年的众多文物。迄今已进行了100多次调查发掘，发掘出土以中国陶瓷为主的大量外国陶瓷。由此可知，博多自古代到中世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
博多遗址群出土的釉里红瓷片合计3件，均为典型洪武釉里红瓶或大碗残片。
①釉里红颈部片，第33次调查SD4出土。
②釉里红竹梅纹瓶片，第104次调查217号井出土。
③釉里红碗片，第120次调查A区059号遗构出土。
关于京都室町殿遗址和博多遗址群出土的釉里红，分别承京都府立大学堀内明博教授和福冈市教育委员会田中克子两位教示，在此深表感谢。
关于洪武瓷，早年有亚历山大·波普提出的“洪武样式”(John Alexander Pope，“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Po rcelains in the TopkapuSaray Muzesi，Istanbul”，FreerGallery of Art Occa sionalPapers v01.2，No.1，WashingtonD.C.1952)，日本则有长谷川祥子以青花和釉里红器物为中心对“洪武样式”进行的详细讨论(长谷川祥子：《关于中国青花·釉里红瓷器“洪武样式”的考察》)，《成城文艺》第137号、1991年。虽然之后还出现了更多的资料，洪武瓷研究也得到了不断的补充，长谷川祥子的研究至今仍有重要意义。而在最近，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发掘出土了宫廷用青瓷，引起多方面关注，对于洪武样式，更是意义重大。在对洪武瓷进行综合、详细研讨的基础上，“洪武样式”或称“洪武瓷的‘特征一必能获得更为具体的验证，继而研究有望进一步深入。
本稿将介绍日本所藏和在日本出土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洪武瓷器，以期为当下的洪武瓷研究助力。
日本收藏的洪武瓷
日本美术馆、博物馆所藏洪武瓷在数量上不能算多，但作为资料和对美术史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的藏品不在少数。本文将介绍一些已被公开的、并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些藏品。
大阪·大阪市立东尔洋陶瓷美术馆
住友集团将享誉世界的安宅收藏捐赠给大阪市，于是在1982年，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正式开馆。安宅收藏中，有2件洪武釉里红(一为大盘，一为大碗)、1件红釉刻花云龙纹大碗，均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安宅产业在安宅英一(1901-1994)的指导之下所集藏品(入藏时间分别为：大盘，1963年；大碗，1973年；红釉碗，1973年)。铜红色的釉里红在日本备受青睐，所以各美术馆、博物馆凡藏洪武瓷一般必有釉里红。红釉刻花云龙纹碗的内壁印花五爪龙纹，碗心处为刻花云纹。廖宝秀女士指出，这一时期的单色釉碗以圈足底露胎为特征，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二十余件同样的洪武红釉瓷碗。
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另有一对极为重要的藏品是“春寿”铭文青花云龙纹梅瓶，为典型的洪武瓷，由著名建筑家东烟谦三捐赠。类似的器物也见于上海博物馆和英国Glasgow博物馆的Burrell收藏(GlasgowMuseum，The Burrell Collection)，但只有大阪的这一对梅瓶带盖，因而十分珍贵。长谷川祥子就此“春寿”铭梅瓶做过详细论考(长谷川祥子：《青花云龙纹“春寿”瓶考》，《美学美术史论集》第14辑，成城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2年3月)，年代虽仍存有各种议论，但说洪武应该不失妥当。
曾被安宅产业收藏、后成个人藏品的釉里红牡丹唐草纹大壶也十分有名，它和下文将要介绍的松冈美术馆、梅泽纪念馆的类似藏品一并可称釉里红大壶中的逸品。
东京一户栗美术馆 1987年开馆，始于户栗亨(1926-2007年)自1975年前后开始的陶瓷鉴赏及收藏活动，以伊万里瓷器为代表的日本陶瓷享誉。
所藏洪武瓷仅1件釉里红菊花唐草纹玉壶春瓶，非常典型，釉里红发色亦好。除去下文将详细介绍的出光美术馆之外，收藏有釉里红玉壶春瓶的还有东京国立博物馆(创立于1872年，是日本历史最古老的博物馆)、东京的富士美术馆(1983年开馆，综合美术馆)、山形县的掬粹巧艺馆(1932年开馆，收藏有井上庄七经手收集的东洋古陶瓷)，以上诸馆各有1件釉里红玉壶春瓶。
东京·松冈美术馆 1975年开馆，收藏松冈清次郎(1894－1989年)所收集的东洋西洋古代美术品、日本绘画、法国近代绘画、雕塑等。20世纪70年代，松冈美术馆着手对中国古陶瓷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收藏。藏品多为竟拍所获，其中的洪武瓷有4件可作为代表，大碗、大壶、执壶、大盘各一件，均为釉里红。大壶是1979年成功竞买所得，口缘部略有欠损。后参照梅泽纪念馆的残品修复(大山教男：《从东洋陶瓷史看松冈美术馆藏品——特别企划展松冈美术馆名品展东洋陶瓷的精华》)，爱知县陶瓷资料馆、1997年，6-7页)。大盘原为香港赵从衍(T.Y.Chao)旧藏，在198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940万港币成交(大山教男：“松冈美术馆漫步》)，松冈地所株式会社，2009年，188 192页)。
东京·梅洋纪念馆 1968年开馆，藏品以梅泽彦太郎(1893-1969年)收集的东洋古代美术品为主，所藏洪武瓷和松冈美术馆一样，只有釉里红，2件，分别是大盘和大壶。釉里红花卉纹大壶发色极好，在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的洪武釉里红里，是屈指可数的优秀作品。
东京·出光美术馆 1966年开馆，主要藏品是出光佐三(1885-1981年)历70多年所集之中国、日本的书画、陶瓷，其中的中国陶瓷收藏从新石器时代到清朝，以内容丰实著称。
洪武瓷有釉里红4件(大盘、大碗、执壶、玉壶春瓶各1)，青花1件(执壶)，龙泉窑青瓷5件(执壶1、大碗4)(在这里列出的数据是根据已出版的图录等资料进行主观判断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洪武瓷，随着研究的深入，统计数据很有可能发生变化)，白瓷印花盘1，红釉印花盘1，琉璃红釉印花大碗1，是日本屈指可数的一批洪武瓷减品。釉里红执壶、青花执壶是日本国内的独家收藏，极为贵重。最近，明初龙泉官用器物备受关注，该馆藏品中的青瓷执壶和釉里红以及青花的执壶形制相同，判断是洪武官器当不会有错，因此更值得注意。白瓷和红釉的印花盘、外为琉璃釉内为红釉的印花龙纹大碗都是洪武瓷的重要作品，而后者也出现在洪武宫遗址的出土品中。
名古屋·德川美术馆 1935年开馆，藏品以德川家康的传世遗物为核心，是从德川义直(家康第九子)开始代代相传的“大名道具”。
其中的洪武瓷有龙泉窑执壶1件，应为洪武官器。同上文列出的出光美术馆藏执壶一样，有芭蕉、太湖石、栏杆刻花纹，青釉发色暗绿，这类青瓷在过去被称作“天龙寺手”(在日语里，这里的“手”意为“种类”)。关 于这一名称的由来，有如下说法：一说在室町时代，这一类青瓷因为是天龙寺船的舶来品，被称为“天龙寺手”；一说它与天龙寺藏牡丹纹香炉类似，得名“天龙寺手”。这一件龙泉青瓷执壶尚不能确认是否传世品，但日本的龙泉青瓷中存在明初的洪武官器、永乐官器，也不无可能。
余良·人和文华馆 1960年开馆，藏品主要是以日本为主的东洋古代美术品。
其中，推定为洪武瓷的藏品中，有一件是内侧为印刻云龙花纹的白瓷大碗，内部施黑釉，纹样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红釉印刻花大碗的花纹相同。
另外，一件釉里红凤凰纹梅瓶，MOA美术馆也有一件类似的藏品，但目前它们多被认为是元代产品，能否作为洪武瓷还需要斟酌(最近，台湾大学的施静菲指出，这两件梅瓶很有可能晚到明初洪武年间)。
日本出土的洪武瓷
洪武瓷在日本也有少量出土，均为釉里红，也可能是釉里红容易辨认，故而有此结果。明初龙泉窑的洪武官器在近年引起广泛关注，但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内尚不见能被确认的出土例，不过，很有可能是被遗漏，而并非没有(得铃木裕子见告，东京都内谱代大名府邸等处遗址出土了明初的龙泉窑青瓷大盘残片。其中可能有明初龙泉官器。另外，爱知县陶瓷资料馆的森达也也曾提到冲绳本岛也出土数件龙泉官窑器物残片)。
京都·室町殿遗址出土 室町殿是第三代将军足立义满(1358 1408年)在天授四年(永和四年，即1378年)下令修建，之后一直作为足立将军的府邸，多植花木，也被称为“花之御所”。
从室町殿遗址出土了一件釉里红盘片，经复原，推测盘口径约45厘米，口缘部为菱花形，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大盘类似(永田信一：《京都出土的元末明初的青花和釉里红》)，《贸易陶瓷研究》第3号，1983年，63-64页)。
福井·乘谷仓氏遗址出上该遗址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大名朝仓氏历5代103年统治的越前国的都市遗址，年代下限为文明三年(1471年)。第43次调查时，从街道房址出土了一块釉里红菊花唐草纹碗片，原器物可能和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菊花牡丹纹大碗类似。
新泻(越后) 至德寺遗址出上该遗址位于越后府中的直江津地区，推测是至德寺址，经发掘整理，一边有长260米的壕沟。至德寺为供奉驻守越后的武将上杉宪将的寺庙，庙内别园的长松院据说是上杉一族接待宾客的迎宾馆。
15世纪后半期，这里曾遭大火。经整理发掘，从灾后现场的一处大坑出土了大量陶瓷片，其中有一块釉里红碗片。原器物则可能和松冈美术馆藏牡丹唐草纹大碗类似，以釉里红釉为地，留白显出纹样。
福冈·博多遗址群出上 该遗址位于日本铁路博多站的北部，南北1.6公里，东西0.8公里，是一处都市遗址。出土物包含从弥生时代开始、历经2000年的众多文物。迄今已进行了100多次调查发掘，发掘出土以中国陶瓷为主的大量外国陶瓷。由此可知，博多自古代到中世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
博多遗址群出土的釉里红瓷片合计3件，均为典型洪武釉里红瓶或大碗残片。
①釉里红颈部片，第33次调查SD4出土。
②釉里红竹梅纹瓶片，第104次调查217号井出土。
③釉里红碗片，第120次调查A区059号遗构出土。
关于京都室町殿遗址和博多遗址群出土的釉里红，分别承京都府立大学堀内明博教授和福冈市教育委员会田中克子两位教示，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