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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詹姆斯·库柏的战争小说《间谍》中，表面上看主人公哈维·柏齐是一位出没街头巷尾的货郎，一个十足的小人物，实则是一名直接受大陆军最高统帅领导的情报人员——“中间地带的间谍”。他肩负神圣使命，为天职忍辱负重。他忠勇无私，秉德尚誉，毁家纾难，视死如归。在美国主义视角下，哈维是库柏笔下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民族英雄的一座丰碑。这一形象对于早期美国国民意识的形成，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间谍》；哈维·柏齐；天职意识；爱国主义；美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7）14-0005-04
美国独立战争小说《间谍 The Spy，1821》是詹姆斯·费尼莫·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的代表作。它也是美国战争小说的开山之作，一部“纯粹的美国式作品”（库柏语）。由此库柏也被誉为美国小说之父。库柏在小说中塑造的哈维·柏齐（Harvey Birch）这一“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死”[1]的爱国主义者形象更是早已经融入美国文化，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关于作品创作的目的，库柏在小说出版前言中直言相告：“就是要弘扬和宣传独立战争时期的那种英勇无畏、纯洁正直的高贵品质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2]书中塑造了一系列忠诚、勇敢、崇高的理想化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清教理想主义色彩。统帅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少校邓伍迪（Dunwoody）的沉着冷静、智勇双全，伊莎贝拉（Isabella）的忠贞爱国、大义凛然，与主人公哈维·柏齐共同绘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谱。作品不仅仅为美国读者赞誉，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而风靡海外，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小说的经典之作。在这一英雄群谱中特别是小说主人公哈维形象的成功塑造成为《间谍》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在批评家眼里，库柏往往对自然风光的描绘独具匠心，并不以刻画人物见长。巴尔扎克、马克吐温等文学大师都对此有过非常客观、中肯的评价。那么究竟是什么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让美国读者心中对哈维这一小人物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呢？简言之，就是因为哈维所做的一切契合了美国人心中已然上升到集体无意识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核心内涵。在哈维身上人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在天职意识驱动下的、无私、无畏、忠诚，爱国、忍辱负重的自觉者身影。
所谓美国主义，即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所言之“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3]亦或称之为美国精神。这种精神主要缘起于早期清教主义（Puritanism）文化，继而受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及新大陆特殊环境因素之陶染。首先，正如以色列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一样，当17世纪20年代有别于路德宗（Lutheranism）、安立甘宗（Anglicanism）等新教派的清教徒离开欧洲时，他们也笃信自身的与众不同。作为“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他们肩负神圣使命，即如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1588-1649）在《基督徒的典范》的布道中所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颠之城（City upon the hill），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4]不难看出，“天降大任”的思维成就了他们个人英雄主义的特质，“上帝之约”赋予了他们神圣的使命意识，“人皆祭司”催生了众僧平等民主自由的信念。另外，来自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想漂洋过海，也对北美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崇尚理性、民主、自由，强调天赋人权，反对暴政、专治。如杰佛逊所言“我在上帝的祭坛上发誓永远敌视对人类精神的任何形式的专制。”[5]启蒙运动在美国使得民族主义精神得以弘扬，使民族独立理念深入人心。启蒙思想与清教主义思想在北美特殊环境下不断碰撞，不断相互融合促进了美国主义的形成。由此可见美国主义就是一整套信念，一种以清教主义为源，受启蒙思想影响并逐步走向世俗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美國独立战争的爆发原因在史学界历来见仁见智。学者们一般惯于从经济、政治、实力以及一些突发事件进行论证。宗主国对于北美殖民地经济方面的残酷剥削压榨，政治方面独裁高压统治，殖民地经济日益壮大，独立条件日益成熟等固然是导致独立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同样不可忽略。那就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应该说从五月花号将首批主要由清教徒构成的宗教异见人士运抵新世界，这片他们深信是上帝事先为选民预留的土地的那一刻起，美国主义的胚胎便开始在北美广阔无垠的土地上萌动。在从17世纪20年代到独立战争爆发前的100多年时间里，以清教徒为主的美国先民们无时无刻不在践行他们的清教理念，在岁月的轮回中去感悟上帝的召唤。构筑山巅之城，重建伊甸乐园始终是他们的目标。“虽然清教神学思想的重要性在18、19世纪漫长的岁月里已经逐渐消失，但其道德和政治思想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两个世纪的沧桑变化并没有使我们失去对这些遗产的继承。如尊重个人、尊重人类尊严、承认理性最后的权威、忠于原则而不是忠于个人、通过契约和赞同忠于政府的理论以及忠于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民主观念，等等。”[6]1773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茶叶事件、1775年4月19日的莱克星屯枪声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却是有着十足的潜在必然性。彼时的北美人没有忘记他们与主之约，没有忘记其先辈们的初心，面对暴政，敢于扛起天赋人权的旗帜，因此，选择独立建国，以山巅城市之光普照世界便成顺理成章之举。鉴于此，如果我们把《间谍》这部小说纳入美国主义视域内加以审视，就能更好地理解那些前赴后继、舍生取义的大陆军英雄们的壮举及其深层原始驱动力所在，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哈维这个作品中的小人物与其心中的大格局了。
1 肩负天职的圣徒 小说《间谍》以独立战争为题材，讲述的是独立战争中期发生在纽约一带的故事。此时战争已进入一种胶着状态，大陆军与英国军队在这一带进行了一系列的拉锯战。当时战场上除双方正规军外还有声称爱国的“歹徒兵”与效忠英王的“牛仔兵”参与其中，而实际上这些“兵匪”竟做着趁火打劫的勾当，因此形势非常复杂。为克强敌，华盛顿非常重注情报工作，并在敌后招募自愿者组建了巨大的情报网络，哈维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与华盛顿单线联系，受其直接指挥。他以货郎身份做掩护，博得英军信任，刺探情报并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华盛顿。在注重用间的同时，双方也都非常重视反间工作。和战场上的俘虏相比，似乎间谍更加十恶不赦。这从当时双方均对捕获的敌方间谍普遍施以绞刑中便可见一斑。
大凡舍生忘死必有缘由，物质或精神需求一般必居其一。哈维数次推迟领取来自大陆军的工作报酬，并最终谢绝华盛顿的金钱奖励。他说“阁下以为我冒生命危险，不惜辱没自己的名声，为的是几个钱吗？……只要上帝赐我健康和勤劳苦干，我对国家一无所求。”[1]对于哈维，看来还真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使然。这种力量来自于懵懂中选民的自觉，来自于遥远天国的召唤，更真实地来自于“他”（华盛顿）这位在哈维心中仿佛上帝化身一样的圣者的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哈维在“替天行道”。从做大陆军情报人员的那一天起，他便将神圣的使命担负在肩。就像北美先辈们在弃舟登岸前签下那“五月花号公约”一样，神圣而庄严。我们有理由推测，对于哈维而言，他能做的就是以自身不懈努力，排除万难来向上帝证明自己的选民身份。他完全清楚自己履行这份天职的意义所在，舍生忘死在所不惜。正如小说作者库柏通过大陆军随军医生西格里维斯之口讲的：“我们将继续前进，随着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的奴隶一定会得到解放，直到这片美丽的土地成为人间乐园，没有一个上帝的子民再处于非人的境地，享受不到上帝的仁慈。”[1]无论清教精神中的“山巅之城”也好，世俗社会所称“人间乐园”也罢，其实都是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一个与上帝同在的伊甸园。哈维身上的这一强烈的天职意识无异于一种原始驱动力，让他能不惧腥风血雨，义无反顾，风雨兼程。
2 忍辱负重的强者
作品中的哈维为掩护身份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谨小慎微，很少谈及国家、战争，热衷于生意的小贩。他起早贪晚，奔波各地，似乎挣钱是他的主要嗜好。然而，瘦弱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强大而坚韧的爱国之心。间谍之路本就步步惊心，险象环生，随时可能被敌人识破而在劫难逃。而对哈维来说这种危险却是双重的，它来自敌方，更来自己方。试想一个人为国家，为民族、为完成神圣使命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却被己方误解为敌方奸细，生命屡受威胁，名誉扫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哈维先后四次被捕，大陆军方面早已经对他宣判，执行绞刑。尽管最终凭借自身的机智、勇敢和运气，以及“他”的暗中帮助最终化险为夷。但他却背负了背叛国家，出卖灵魂的恶名，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就像他在施巧记救出沃顿上尉后，在逃命路上所说的那样：“三年来我就像这些山头上被追猎的野兽！有一次他们甚至已把我带到脚架下面，只因王家军队突然袭击才逃脱了。要是他们迟来一刻钟，我必死无疑。……我四下环顾，想从所有的人当中找到一张对我略示怜悯的脸，却一张也找不到。没有，一张也没有！人人都咒骂我是卖国求荣的卑鄙小人。”[1]显然，这种误解给哈维带来的痛苦不断地刺激他的神经。这从他假扮牧师混入关押地点试图说服沃顿上尉与其一起出逃时说的一番话中可以略见端倪：“我们的法律就是这样，那些上阵打仗，杀人抢掠的受到尊敬，替国家做间谍的，无论他多么忠心耿耿，无论他多么大公无私，却一直受到辱骂，像做坏事的罪犯那样死去。”[1]尽管遭受不公对待，甚至是面对死亡威胁，天职意识还是让他坚定地忍辱负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强者。邓伍迪审问他时他的表现已为这一点提供了坚实的佐证。当哈维把华盛顿所写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小纸条递向邓伍迪时，对这张证件盯了一眼之后又把手抽回来，说：“不……让它和我一起死去。我牢记我的工作守则，我绝不能用破坏守则来换取我的生命……让它和我一起死吧。”“让它和我一起死去吧！”柏齐又说了一次，一片红晕在他那苍白的脸上掠过，脸上显出不同寻常的光彩。[1]显然他为自己能战胜自我，战胜死亡的恐惧，进而不辱使命而感到欣慰。那红晕、光彩刚好是对自己的最好奖赏，是对上帝恩典苦难的感恩。
3 忠诚无畏、品德高尚的爱国者
如果说使命意识源于上帝的召喚，忍辱负重得益于正义的感召，那么忠诚无畏便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
其实正是由于有了像哈维这样的忠诚无畏的爱国者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引用小说中华盛顿的话就是：“我目睹我国的普通百姓胸中充满爱国心，我深信，这个国家的前途必将伟大而光荣，这是天意。”[1]可以说作为教徒哈维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忠诚既是对于上帝以及受其启示的真理的忠诚，又是对其自身肩负职责的忠诚。面对死亡，放弃唯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机会既是忠诚又是无畏。忠诚无畏来自于崇高的道德与无私胸襟，更来自于美国主义。哈维“功成不居”，当为了他人，为了国家，华盛顿需要他永远隐名埋姓，隐遁他乡时，他表示：“接受任务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阁下了，愿上帝赐给您以最大的幸福！”[1]按华盛顿的说法：“你不得不带着祖国的敌人的污名进入坟墓。你要明白，许多年后都还不能揭——也许永远不能。”[1]这对于常人而言似乎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然而，他接受了，无怨无悔，而且季布一诺。
数年后华盛顿派人密访的结果是：“有这么一个货郎，相貌与哈维﹒柏齐相仿，但姓名各异，他漂泊于边远地区的新定居点，备受年老体衰，颠沛贫困之苦。”[1]显然库柏通过这点睛一笔，达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我们可以断定那就是哈维，他兑现了承诺。但同时又会使读者自然联想到在这场战争中除哈维外一定还有众多的其他哈维们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继续默默地履行着他们的神秘使命。独立战争结束了，哈维的战争也许并未完结，因为他还活着。1814年，在第二次英美战争中那位冲入战火中的老者不就是哈维·柏齐吗？只见：“老人仰天躺着，火把的光照亮他的脸；他双眼紧闭像在酣睡，因年老而瘪了的嘴稍稍歪扭，看上去这不像是垂死时的疼痛所引起，仿佛是在微笑。他身旁放着一只战士用的滑膛枪”[1]这场景就是一幅崇高的个人主义英雄画卷，它生动地诠释了一位在天职意识驱动下，爱国主义殉道者的崇高形象。
4 结语
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但却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历史。韦勒克甚至认为：“文学的确不是社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7]
如前所述，尽管清教神学思想的重要性在库柏写作《间谍》的时代已经逐渐淡化， 但其道德和政治思想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并与启蒙运动思想相融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世俗化了的美国价值体系与国民意识。 库柏笔下的哈维具有天职意识，崇尚契约精神；勤勉厚德、忍辱负重，敢于直面痛苦和恐惧；忠诚无畏，不计个人得失；老当益壮，不惜血洒疆场，为国殉道。他身上表现的是人性的升华和“神性”的光辉。从美国主义视角审视，哈维的传奇形象近乎完美，极具震撼力与感染力，对于早期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塑造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由此观之，作品能在美国文学史上历久弥新、青春永驻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费尼莫·库柏.《间谍》[M].宋兆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李公昭.从詹姆斯·库柏到·肯尼斯·罗伯茨——美国独立战争发展概论[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6）：5.
[3]（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M]，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5]《杰斐逊文集》[M].纽约：1965.
[6]（美）亨利·马蒂尔·康马杰.《美国精神》[M].南木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7]（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关键词：《间谍》；哈维·柏齐；天职意识；爱国主义；美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7）14-0005-04
美国独立战争小说《间谍 The Spy，1821》是詹姆斯·费尼莫·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的代表作。它也是美国战争小说的开山之作，一部“纯粹的美国式作品”（库柏语）。由此库柏也被誉为美国小说之父。库柏在小说中塑造的哈维·柏齐（Harvey Birch）这一“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死”[1]的爱国主义者形象更是早已经融入美国文化，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关于作品创作的目的，库柏在小说出版前言中直言相告：“就是要弘扬和宣传独立战争时期的那种英勇无畏、纯洁正直的高贵品质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2]书中塑造了一系列忠诚、勇敢、崇高的理想化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清教理想主义色彩。统帅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少校邓伍迪（Dunwoody）的沉着冷静、智勇双全，伊莎贝拉（Isabella）的忠贞爱国、大义凛然，与主人公哈维·柏齐共同绘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谱。作品不仅仅为美国读者赞誉，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而风靡海外，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小说的经典之作。在这一英雄群谱中特别是小说主人公哈维形象的成功塑造成为《间谍》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在批评家眼里，库柏往往对自然风光的描绘独具匠心，并不以刻画人物见长。巴尔扎克、马克吐温等文学大师都对此有过非常客观、中肯的评价。那么究竟是什么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让美国读者心中对哈维这一小人物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呢？简言之，就是因为哈维所做的一切契合了美国人心中已然上升到集体无意识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核心内涵。在哈维身上人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在天职意识驱动下的、无私、无畏、忠诚，爱国、忍辱负重的自觉者身影。
所谓美国主义，即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所言之“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3]亦或称之为美国精神。这种精神主要缘起于早期清教主义（Puritanism）文化，继而受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及新大陆特殊环境因素之陶染。首先，正如以色列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一样，当17世纪20年代有别于路德宗（Lutheranism）、安立甘宗（Anglicanism）等新教派的清教徒离开欧洲时，他们也笃信自身的与众不同。作为“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他们肩负神圣使命，即如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1588-1649）在《基督徒的典范》的布道中所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颠之城（City upon the hill），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4]不难看出，“天降大任”的思维成就了他们个人英雄主义的特质，“上帝之约”赋予了他们神圣的使命意识，“人皆祭司”催生了众僧平等民主自由的信念。另外，来自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想漂洋过海，也对北美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崇尚理性、民主、自由，强调天赋人权，反对暴政、专治。如杰佛逊所言“我在上帝的祭坛上发誓永远敌视对人类精神的任何形式的专制。”[5]启蒙运动在美国使得民族主义精神得以弘扬，使民族独立理念深入人心。启蒙思想与清教主义思想在北美特殊环境下不断碰撞，不断相互融合促进了美国主义的形成。由此可见美国主义就是一整套信念，一种以清教主义为源，受启蒙思想影响并逐步走向世俗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美國独立战争的爆发原因在史学界历来见仁见智。学者们一般惯于从经济、政治、实力以及一些突发事件进行论证。宗主国对于北美殖民地经济方面的残酷剥削压榨，政治方面独裁高压统治，殖民地经济日益壮大，独立条件日益成熟等固然是导致独立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同样不可忽略。那就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应该说从五月花号将首批主要由清教徒构成的宗教异见人士运抵新世界，这片他们深信是上帝事先为选民预留的土地的那一刻起，美国主义的胚胎便开始在北美广阔无垠的土地上萌动。在从17世纪20年代到独立战争爆发前的100多年时间里，以清教徒为主的美国先民们无时无刻不在践行他们的清教理念，在岁月的轮回中去感悟上帝的召唤。构筑山巅之城，重建伊甸乐园始终是他们的目标。“虽然清教神学思想的重要性在18、19世纪漫长的岁月里已经逐渐消失，但其道德和政治思想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两个世纪的沧桑变化并没有使我们失去对这些遗产的继承。如尊重个人、尊重人类尊严、承认理性最后的权威、忠于原则而不是忠于个人、通过契约和赞同忠于政府的理论以及忠于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民主观念，等等。”[6]1773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茶叶事件、1775年4月19日的莱克星屯枪声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却是有着十足的潜在必然性。彼时的北美人没有忘记他们与主之约，没有忘记其先辈们的初心，面对暴政，敢于扛起天赋人权的旗帜，因此，选择独立建国，以山巅城市之光普照世界便成顺理成章之举。鉴于此，如果我们把《间谍》这部小说纳入美国主义视域内加以审视，就能更好地理解那些前赴后继、舍生取义的大陆军英雄们的壮举及其深层原始驱动力所在，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哈维这个作品中的小人物与其心中的大格局了。
1 肩负天职的圣徒 小说《间谍》以独立战争为题材，讲述的是独立战争中期发生在纽约一带的故事。此时战争已进入一种胶着状态，大陆军与英国军队在这一带进行了一系列的拉锯战。当时战场上除双方正规军外还有声称爱国的“歹徒兵”与效忠英王的“牛仔兵”参与其中，而实际上这些“兵匪”竟做着趁火打劫的勾当，因此形势非常复杂。为克强敌，华盛顿非常重注情报工作，并在敌后招募自愿者组建了巨大的情报网络，哈维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与华盛顿单线联系，受其直接指挥。他以货郎身份做掩护，博得英军信任，刺探情报并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华盛顿。在注重用间的同时，双方也都非常重视反间工作。和战场上的俘虏相比，似乎间谍更加十恶不赦。这从当时双方均对捕获的敌方间谍普遍施以绞刑中便可见一斑。
大凡舍生忘死必有缘由，物质或精神需求一般必居其一。哈维数次推迟领取来自大陆军的工作报酬，并最终谢绝华盛顿的金钱奖励。他说“阁下以为我冒生命危险，不惜辱没自己的名声，为的是几个钱吗？……只要上帝赐我健康和勤劳苦干，我对国家一无所求。”[1]对于哈维，看来还真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使然。这种力量来自于懵懂中选民的自觉，来自于遥远天国的召唤，更真实地来自于“他”（华盛顿）这位在哈维心中仿佛上帝化身一样的圣者的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哈维在“替天行道”。从做大陆军情报人员的那一天起，他便将神圣的使命担负在肩。就像北美先辈们在弃舟登岸前签下那“五月花号公约”一样，神圣而庄严。我们有理由推测，对于哈维而言，他能做的就是以自身不懈努力，排除万难来向上帝证明自己的选民身份。他完全清楚自己履行这份天职的意义所在，舍生忘死在所不惜。正如小说作者库柏通过大陆军随军医生西格里维斯之口讲的：“我们将继续前进，随着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的奴隶一定会得到解放，直到这片美丽的土地成为人间乐园，没有一个上帝的子民再处于非人的境地，享受不到上帝的仁慈。”[1]无论清教精神中的“山巅之城”也好，世俗社会所称“人间乐园”也罢，其实都是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一个与上帝同在的伊甸园。哈维身上的这一强烈的天职意识无异于一种原始驱动力，让他能不惧腥风血雨，义无反顾，风雨兼程。
2 忍辱负重的强者
作品中的哈维为掩护身份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谨小慎微，很少谈及国家、战争，热衷于生意的小贩。他起早贪晚，奔波各地，似乎挣钱是他的主要嗜好。然而，瘦弱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强大而坚韧的爱国之心。间谍之路本就步步惊心，险象环生，随时可能被敌人识破而在劫难逃。而对哈维来说这种危险却是双重的，它来自敌方，更来自己方。试想一个人为国家，为民族、为完成神圣使命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却被己方误解为敌方奸细，生命屡受威胁，名誉扫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哈维先后四次被捕，大陆军方面早已经对他宣判，执行绞刑。尽管最终凭借自身的机智、勇敢和运气，以及“他”的暗中帮助最终化险为夷。但他却背负了背叛国家，出卖灵魂的恶名，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就像他在施巧记救出沃顿上尉后，在逃命路上所说的那样：“三年来我就像这些山头上被追猎的野兽！有一次他们甚至已把我带到脚架下面，只因王家军队突然袭击才逃脱了。要是他们迟来一刻钟，我必死无疑。……我四下环顾，想从所有的人当中找到一张对我略示怜悯的脸，却一张也找不到。没有，一张也没有！人人都咒骂我是卖国求荣的卑鄙小人。”[1]显然，这种误解给哈维带来的痛苦不断地刺激他的神经。这从他假扮牧师混入关押地点试图说服沃顿上尉与其一起出逃时说的一番话中可以略见端倪：“我们的法律就是这样，那些上阵打仗，杀人抢掠的受到尊敬，替国家做间谍的，无论他多么忠心耿耿，无论他多么大公无私，却一直受到辱骂，像做坏事的罪犯那样死去。”[1]尽管遭受不公对待，甚至是面对死亡威胁，天职意识还是让他坚定地忍辱负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强者。邓伍迪审问他时他的表现已为这一点提供了坚实的佐证。当哈维把华盛顿所写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小纸条递向邓伍迪时，对这张证件盯了一眼之后又把手抽回来，说：“不……让它和我一起死去。我牢记我的工作守则，我绝不能用破坏守则来换取我的生命……让它和我一起死吧。”“让它和我一起死去吧！”柏齐又说了一次，一片红晕在他那苍白的脸上掠过，脸上显出不同寻常的光彩。[1]显然他为自己能战胜自我，战胜死亡的恐惧，进而不辱使命而感到欣慰。那红晕、光彩刚好是对自己的最好奖赏，是对上帝恩典苦难的感恩。
3 忠诚无畏、品德高尚的爱国者
如果说使命意识源于上帝的召喚，忍辱负重得益于正义的感召，那么忠诚无畏便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
其实正是由于有了像哈维这样的忠诚无畏的爱国者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引用小说中华盛顿的话就是：“我目睹我国的普通百姓胸中充满爱国心，我深信，这个国家的前途必将伟大而光荣，这是天意。”[1]可以说作为教徒哈维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忠诚既是对于上帝以及受其启示的真理的忠诚，又是对其自身肩负职责的忠诚。面对死亡，放弃唯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机会既是忠诚又是无畏。忠诚无畏来自于崇高的道德与无私胸襟，更来自于美国主义。哈维“功成不居”，当为了他人，为了国家，华盛顿需要他永远隐名埋姓，隐遁他乡时，他表示：“接受任务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阁下了，愿上帝赐给您以最大的幸福！”[1]按华盛顿的说法：“你不得不带着祖国的敌人的污名进入坟墓。你要明白，许多年后都还不能揭——也许永远不能。”[1]这对于常人而言似乎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然而，他接受了，无怨无悔，而且季布一诺。
数年后华盛顿派人密访的结果是：“有这么一个货郎，相貌与哈维﹒柏齐相仿，但姓名各异，他漂泊于边远地区的新定居点，备受年老体衰，颠沛贫困之苦。”[1]显然库柏通过这点睛一笔，达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我们可以断定那就是哈维，他兑现了承诺。但同时又会使读者自然联想到在这场战争中除哈维外一定还有众多的其他哈维们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继续默默地履行着他们的神秘使命。独立战争结束了，哈维的战争也许并未完结，因为他还活着。1814年，在第二次英美战争中那位冲入战火中的老者不就是哈维·柏齐吗？只见：“老人仰天躺着，火把的光照亮他的脸；他双眼紧闭像在酣睡，因年老而瘪了的嘴稍稍歪扭，看上去这不像是垂死时的疼痛所引起，仿佛是在微笑。他身旁放着一只战士用的滑膛枪”[1]这场景就是一幅崇高的个人主义英雄画卷，它生动地诠释了一位在天职意识驱动下，爱国主义殉道者的崇高形象。
4 结语
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但却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历史。韦勒克甚至认为：“文学的确不是社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7]
如前所述，尽管清教神学思想的重要性在库柏写作《间谍》的时代已经逐渐淡化， 但其道德和政治思想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并与启蒙运动思想相融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世俗化了的美国价值体系与国民意识。 库柏笔下的哈维具有天职意识，崇尚契约精神；勤勉厚德、忍辱负重，敢于直面痛苦和恐惧；忠诚无畏，不计个人得失；老当益壮，不惜血洒疆场，为国殉道。他身上表现的是人性的升华和“神性”的光辉。从美国主义视角审视，哈维的传奇形象近乎完美，极具震撼力与感染力，对于早期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塑造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由此观之，作品能在美国文学史上历久弥新、青春永驻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费尼莫·库柏.《间谍》[M].宋兆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李公昭.从詹姆斯·库柏到·肯尼斯·罗伯茨——美国独立战争发展概论[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6）：5.
[3]（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M]，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5]《杰斐逊文集》[M].纽约：1965.
[6]（美）亨利·马蒂尔·康马杰.《美国精神》[M].南木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7]（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