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代县博物馆最近收藏了一件青铜带钩，造型比较特殊，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现将这件青铜带钩介绍如下，并就这件带钩的形制在中国古代人像造像艺术分类中的重要作用作一简要探讨。
　　带钩为战国时期的作品，通长14.6厘米，宽3.7厘米，厚1－1.5厘米，青铜质。钩身整体立体感很强，就像一件圆雕作品，为人身兽面型。器身从钩尾到钩头由三部分组成，钩尾是一个兽面，两侧大耳蝶翅状外张，面部凸起，两眼圆睁，尖吻，吻下似含物，有点像猴子脸。中间较长为人体的上半身，两侧边宽袖长衣有褶皱，中间似为一长方条状“笏板”(《礼记》记载：“笏长二尺六寸，中宽三寸”，笏分别用玉、象牙或竹制成，最早出现的年代应在春秋以前，史学家认为在商朝就可能开始使用了，是古代中国官员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办公用品)，右手及小胳膊从袖子中伸出后向上举起抱住胸部的“笏板”，左手从袖子中垂直伸出一截抱住肚腹部的“笏板”，笏状物底部齐平，边缘上有二个并列的三角状突起，衣襟下端拖至胯部。笏状物下部为并拢的两条人腿，上粗下细，最后向前弯曲翘起成小蛇头状钩头。钩身表面布满了厚厚的翠绿色铜锈，正面有的地方锈薄，露出枣红色斑块，背部则完全是很厚的疙瘩绿锈。可以看出，整个器物造型匠心独具，似有特别的意蕴和含义。钩体各个部分的结构设计合理精妙，制作精巧，比例恰当，形象神秘，呼之欲动。
　　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古又称“犀比”。多用青铜铸造，也有用黄金、白银、铁、玉等制成。带钩起源于西周或者更早的良渚文化，战国至秦汉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消失。流行于南北方各地。它形式多样，而且多采用包金、贴金、错金银、嵌玉和绿松石等工艺，斑驳陆离，多姿多彩。
　　春秋时期的带钩发现得不是很多，而战国秦汉时期带钩则普及盛行。这一时期，带钩的造型和工艺也丰富多彩，从造型上看有水禽、兽面、曲棒、琵琶、长牌形等，工艺方面有错金银、镶嵌珠玉绿松石、镂空、高浮雕等，质地则有金、银、铜、铁、玉等。尽管造型工艺千变万化，但基本结构则是一端有钩，一端有钮。《庄子·胠箧》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谓小盗受重惩，大盗反获富贵。这句话说明在当时带钩应该属于非常普及的日常生活用品。
　　带钩题材丰富，在秦始皇兵马俑坑内发现的战国晚期的带钩，有以动物为题材的，有以生产工具为题材的，有以生活用具为题材的，有以乐器为题材的，还有其他形式的带钩等等。带钩的形状多样，动物题材带钩有鱼尾形、飞鸟形、鸭形、蝌蚪形等。特别是鸟形带钩，钩柄像是一只大雁，伸长颈作飞翔状，鸟身还有羽毛雕饰，造型异常优美。生产工具题材的带钩，有铁锨形、斧形、铲形。其中铲形带钩，带钩整体像一把铲头，铲柄为圆棍形，较粗，造型逼真。生活用具题材的带钩，有瓢形、瓶形、勺形等，其中瓶形带钩钩柄为一花瓶形，花瓶细颈、鼓腹、圈足，形象真切。乐器题材带钩，有琵琶形、琴形等。不管是琴形还是琵琶形，造型都写实生动，精巧美观。其中琴形带钩中部还有挂弦的旋纽。其他形式的带钩，有蟠曲纹形、十字形、凸圆柄形、铆钉形等。另有一带钩作武卒奋刺形，采用浮雕手法雕一勇士，左腿前拱，右腿后蹬，身体前倾，双手一前一后握住长矛的长柄，作用力刺杀状。上述六种题材的带钩，基本上概括了已出土兵俑革带带钩的全部内容。
　　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和各拍卖公司上拍的各类型带钩中，人物造型的带钩有，但比较少见，尤其是兽面和人身合一的带钩造型尚未见到一例。这一带钩的发现，其特别之处不在于。镶金嵌银的特殊工艺或者是珠玉合壁的高贵材质，而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中国古代人像造型艺术分类中的重要参考样本。
　　纵观中国古代雕塑，单纯从形制上划分，一般分为人物雕塑和动物雕塑两大类，而人物雕塑的形制和造型的发展，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型是完整的人体形像或者是单独的人头像。这一类型最为著名的就是以红山文化女神庙中发现的裸体女神泥塑像和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立像。还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分布于大江南北各地考古学文化中的大量泥塑和石头雕刻的人物和人头像。这一文化传统在进入春秋、战国、秦汉以后，演变为数量众多的以人物形象为主的陶俑，其中以秦陵兵马俑为代表。战国和西汉的青铜带钩中，也出现了少量奴仆、舞乐、士兵等各种姿势和造型的人物形象带钩。魏晋佛教东渐以后，各种佛像又逐步成为中国人像造型艺术的主流，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艺术佳作。最著名的当数北魏时期大同云岗石窟和唐代洛阳的龙门石窟。
　　第二类是人器结合体。即人首、人面和器物造型的结合体，这一类型主要见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分布区域，以甘肃秦安大地湾四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的人头型器口彩陶瓶为代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尤其是在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出土的青铜礼器中也可以见到一部分人面和器物的结合体，其中以1959年于湖南宁乡出土的人面纹方鼎最为著名。而到春秋末战国时期和汉初的青铜礼乐器中，也能够见到大量的以人物形象作为底座和器足的人器结合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7期)
　　第三类是人兽结合体。最早见于良渚文化中期反山和瑶山遗址高台墓地出土的冠状器上雕刻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兽面纹是将神和兽面组合在一起的纹饰，纹饰的上半部是人面，下半部是兽面。神人兽面纹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常见、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纹饰，反映的是良渚先民对兽面和神人合一的一种崇敬。这一传统后来演变为商周时期三星堆出土的著名青铜人首鸟身器。成书于战国的《山海经
　　中山经》说：“自烽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鸟身。”又说：“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皆鸟身而人面。”《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句芒乃辅佐帝太吴或东王公的东方之帝，《墨子·明鬼下》有“因秦穆公之明德，上帝使句芒赐之寿十九年”的记载。此外，《山海经》所著录的“禺强”“瞿如”“颐”“凫徯”“竦斯”等神兽均为人首鸟身，它们均为主司某一方面的神灵，多系祥瑞之属。《博物志》说：“盂舒国民，人首鸟身”。到了汉代以后，在帛画以及画像石上又出现了人首蛇身的女娲、伏牺形象。而这一形象伴随中国古典神话从汉唐到明清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第四类是兽人结合体。除了早期的人兽结合体之外，南北朝之后，尤其是隋、唐、五代及宋时的墓葬中普遍流行十二生肖俑的陪葬，亦称十二生辰俑。而最多见的是兽首人身生肖俑。兽首人身生肖俑的造型，人身均作文臣形象，再配以不同生肖的头像，构成一个个独立的单体生肖塑 像。生肖的服饰鼠和狗相同，上穿圆领宽袖长袍，袍长至足面，前有蔽膝，双手执笏板拱于胸前，足登靴。其他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猪，只是上身在长袍外再著褙子及足登尖头靴外，其余则完全相同。
　　人身兽首十二生肖俑所表现的兽人结合体造型前所未见，突然兴起于隋唐之际，其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是与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内迁以及和他们的纪年习惯、宗教信仰等有关，所以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对人身兽首十二生肖俑雕塑没有进行正式归类，只是当作了一种偶尔发生的人体雕塑的方式而已。但是，由于本文所介绍的战国时期的兽首人身青铜带钩的发现，使我们对隋唐时期的人身兽首十二生肖俑的属性不得不重新看待和作出新的分类。也就是说，兽首人身的人兽结合体不是一种偶发事件，早在隋唐1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已经有了这一类人物雕塑形象。尽管它与人身兽首十二生肖俑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在艺术形式上确有着惊人的一致。所以似可把兽首人身的形象确定为中国古代的人物雕塑的第四种类型。
　　至于此件兽首人身带钩的文化含义，由于兽头的性质目前无法确定，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仅推测其可能与吴、楚、越地的巫文化有关。《山海经海外东经》有“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的记载。句芒(或名句龙)是少吴的后代，名重，为伏羲臣。死后成为木神(春神)，主管树木的发芽生长。太阳每天早上从扶桑上升起，神树扶桑归句芒管，太阳升起的那片地方也归句芒管。句芒在古代非常非常重要，每年春祭都有份。他的本来面目是鸟——鸟身人面，乘两龙。
　　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各种信仰和崇拜等。《山海经》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对大自然属性的多样性和神秘性的崇拜。在我国南方，从先秦一直到明清一直有鸟崇拜的习俗。近年在湘中发现一张明代万历四十四年的图卷，上面绘的裸体五猖、雷神，就是鸟首人身，手里还握着一只鸟。这种人鸟合一的形象即为典型的鸟图腾崇拜产物。说明在四百年前，鸟图腾崇拜观念在湖南民间还很突出。那么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工艺师根据当时的宗教信仰观念，制造出一件罕见的兽首人身带钩，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五类为人兽同体。最早最著名的就是发现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交界处的两件商代晚期青铜虎食人卣，还有西汉时期著名的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到隋、唐、五代时的墓葬中普遍流行十二生肖俑。有的人俑头上带生肖，即十二种动物前足攀在人俑头上，后足踏在肩上；有的是人捧生肖，即人站立或坐姿，手中捧着生肖。还有佛教和道教中各种骑兽的造像和雕塑，也都属于人兽同体雕塑。
　　以上对中国古代人物雕塑艺术类型的划分，没有考虑其社会性质、文化因素的差别和地域、时代背景的不同，仅是从艺术造型方面来考虑的，所以其科学性和学术性会受到很大限制。但这样的分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宏观的审美视野，对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人物艺术造型的产生和发展轨迹提供了一种参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