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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一个千年的传奇，他不仅是北宋年间中国文坛上最耀眼的巨星，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苏轼的一生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仕途屡遭贬逐，历经许多坎坷，时时处于人生的逆境，特别是贬谪黄州时期，处于一种极端孤独与寂寞的处境，感到人生如梦，但他并未因此而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也没有因此否定人生，而是以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在他的生平事迹和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关键词：苏轼；超然；乐观；旷达；人生态度
何谓“超然”？超然是超出尘世之意，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对生理需要、情感需求、功名利禄和尘世欢热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持有这种态度的人能够卸下柴米油盐的重负，远离现实的名利场，置身于苦难之外，以超然的心态体味人生，不去计较暂时的得失、顺逆、穷达，是一种超然物外，旷达自由的态度。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的超然态度的人。受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思想的影响，苏轼的心灵中已慢慢的产生了他的混合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妙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是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至于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1]苏轼正是以这种旷达洒脱超然的人生态度影响后人，吸引了无数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歆羡仰慕。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对苏轼乐观、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进行探求研究。
一、对现实人生的热爱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不仅是位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位著名的政治家。从青少年开始，他就对现实人生充满期待，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载，苏轼幼年时，母亲程氏读《后汉书》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范滂是东汉时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人物，后来为反对宦官集团而被杀。苏辙在《墓志铭》中讲了这段故事以后加了一句十分重要的话：“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2]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积极入世，考取功名。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后，便潜心研究社会问题，针对所谓宋朝“百年无”的“太平盛世”，但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升级的事实，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便写出了《策论》二十五篇和《进策》二十五篇，提出了改革弊政的革新主张，以革新派的面目走上了政治舞台。由此可见，苏轼对自己的人生仕途是充满期待，对现实人生充满热爱之情。
苏轼一生三次在朝廷做高官，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三次遭受贬谪，曾先后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广东的惠州、海南岛的儋州。他始终游走在入世、出尘和遗世之间，走过了一条曲折艰险的人生道路。但那些原本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却让他演绎得理所当然，浑然天成。
当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时，有的人选择自沉江河，有的人选择归隐山林，有的郁郁终生也不肯同流合污，这些做法固然令人钦佩，但是苏轼的人生态度更值得欣赏。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屡次遭受贬谪，但他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他热爱生活，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因此他总能保持乐观的心态，笑对人生。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雪剑严相逼"的艰难岁月中，他仍能体会到生活的甘美，处处发现美好的事物：有"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3]的欣慰；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4]的洒脱；有“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5]的优游；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5]的潇洒。在凄凉孤独的晚年，他仍乐观地吟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6]这等的豪迈，哪里象是出自一个逆境中的老人之口？
苏轼也曾想过要抛开一切，“驾一叶之扁舟，凌万项之茫然”。然而他终究没有成为隐士，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人生的眷恋，使他直面逆境，善处人生。苏轼的《水调歌头》对这种人生态度有着精彩的诠释：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官场上几经浮沉，历经磨难的苏轼自己也不知道“此生飘荡何时歇”（《醉落魄·离京口作》），他也想乘风归去，不问世事，然而对于人间的热爱，使他不能独善其身，纵然人间有那么多缺憾，亦无须伤感，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是大自然的规律，既然认识到“此事古难全”，所以更“不应有恨”，又何必对月伤怀呢？诗人由超尘思想转化成了热爱人间，并许下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者用放达的态度转化了苦闷，表现了苏轼热爱生活，情怀旷达的一面。
正是因为对生活的热爱，苏轼总是充满信心和希望，没有被困难打倒，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苏轼以坚定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超越了苦难。因为在他的眼中，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7]。这份气度，这份胸襟，让苏轼在最危险，最艰难、最应该悲观的日子里还能笑得出来。这种凌驾于一切成败祸福之上的豁达态度也造就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他对自己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的最好注脚。在苏轼坎坷动荡的一生中，不管外面风雨如何，心中早已是波澜不惊，真正做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放达。
即使他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当他被贬黄州，生计窘迫，微薄的官俸不足以养家糊口时，他并没有像历代遭贬的封建士大夫从此沉沦下去，而是选择亲身参加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东坡八首》中述说了他垦荒的缘由以及“垦壁之劳，筋力殆尽”的劳动状况。如果不是对现实的热爱，他是不会在劳动中体味到快乐，并表现出对生命的热爱之情；如果不是对现实的热爱，超然的态度，摆脱世俗的偏见，他是不会从事垦荒、建房等艰苦的体力劳动。正是这样，他给体力劳动赋予了另一层色彩，他的这种劳动与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有了质的区别。在他看来，这种劳动既不同于道家的归隐田园那种自命清高、沽名钓誉式的，也不同于一种摆脱世俗功利和肉体痛苦的纯粹的生命活动。他以旷达的态度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甜美，难道不同样显示了苏轼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吗？ 二、在顺境中的淡泊
古人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清末张之洞的养生名言说：“无求便是安心法。”著名作家冰心说：“人到无求品自高。”淡泊，即清心、恬淡、知足、寡欲，是贤者追求的一种境界。淡泊就是能在辉煌腾达，高官厚禄时把握住自己，泰然若之，用一颗平常心淡然的看待这一些，不受尘世污秽的干扰与冲击，能在淡泊喧嚣的同时，给自己找到一份心灵的超然。苏轼，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正是因为他能在顺境中保持一颗淡泊超然的心而被世人所称道。
苏轼出生于“庆历新政”这一北宋王朝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期。他有兼济天下之志，也有经世报国之才。《宋史·东坡先生本传》中记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吾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当时的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也很赏识他的才华，曾兴奋地对梅圣俞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8]不仅如此，“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苏轼在文坛中的声望，达到了“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的地步，可谓是当朝第一名士，而且也曾经位极人臣，显赫风光。
走上仕途后，随着自身阅历的增加，他并没有不可一世，忘乎所以，而是对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渐渐地看得淡泊，渐渐铸就了凡事以平常心待之的态度。中所周周，苏轼首次出任官职是以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他的上级凤翔知府是他的眉山的同乡陈希亮。陈知府对苏轼非常严格。比如，苏轼作祈祷等小文，陈知府必定要涂抹修改，甚至往往重复好多次。苏轼以文章名动天下，却连这区区祭神之文都被人再三修改，年轻气盛的他不能忍受。后来，陈知府在居所筑了一座凌虚台请苏轼作记刻石。苏轼趁机在《凌虚台记》中暗讽陈希亮，陈希亮却一字不改，令人照文刻石。后来陈希亮对别人说：“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其满而不胜也。”[8]这时，苏轼才知道陈知府的良苦用心，颇为自己自得于盛名之下的浅薄汗颜。
当然，淡泊并非安贫乐道，甘于平庸，不思进取，更不是厌弃世俗、躲避现实，而是一种超然境界、处世态度和人生情怀。苏轼是深受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浸染的，在几十年的沉浮中，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可谓政绩卓著。苏轼守徐州时，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徐州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城池危殆，民心惶惶。苏轼临危不惧，身先士民，指挥抗洪抢险，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9]犹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与城共存亡，与民同生死，终于水退民安城全，朝廷诏褒，徐人奔走夸赞。苏轼却说：“水来非吾过，水去非吾功。”[10]以极其平静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美名。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对名利更是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必定有两极，名声具有利弊。即使在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执政时期，苏轼时来运转，在登州任上被召回中央，先任居舍人，后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的位置，但此时的他已不为这些所动，官场的沉浮如过眼云烟。“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11]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更是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正是他的超然态度造就了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难能可贵的品格。
综观苏轼仕途一生，可以说是顺逆参半。对于顺境，他选择的是以淡泊处之；而对于逆境，他却从容得应对。用张惠民先生的话说就是：“一则落其虚华可磨砺自己，一则调整心态不怨天尤人。”[8]因而当生活平淡或困窘时能够心平气和得躬耕东坡以给衣食。
三、在逆境中的从容
对于顺境苏轼选择的是淡泊，那么对于他那一生坎坷不平的仕途，遭受了诸多不幸和打击，他是怎样应对的呢？
他并非像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因仕途失意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选择从容的应对。他不象陶渊明因“有志不获聘”而“归去来兮”[12]，“兼济”不得，便去“独善”[13]，把田园当成心灵的避难所，借以逃避外面的纷争世界。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弭自我，既不避世，也不避人，而是“澄怀观道”，以求得生活更深的理解，使自己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劳作非常艰辛，但他不象陶渊明那样“心远地自偏”，而是把这种“造物”的安排看成是感悟人生的天赐良机，他以海棠自喻，高唱道：“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到空台”[14]；以梅花自喻，说：“也知造物含深意，故与施朱发妙姿”[15]，表现了一种乐观旷达，恣放向上的情怀。
纵观苏轼一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大起大落的一生，他自己概括为“一生凡九迁”。尤其是垂暮之年贬到惠州，又贬到儋州，其痛苦非常人所能忍受。如当时的儋州非常蛮荒：“其地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亦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问。”[16]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毒蛇猛兽遍地都是，疾病也时时危险着人民的生命。虽身处逆境，但苏轼却仍然保持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贬谪为福、以贬谪为游玩、以贬谪为致仕。
苏轼以贬谪为福。他说：“谪居穷僻……自绝禄廪，因而布衣蔬食，于穷苦寂淡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节微福。”[17]在他眼里，贬谪无公务逼迫，无官场应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未必不是一种福分。在《记承天夜游》中，他写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便是在大自然中寻求寄托，以闲者自居，并以此自慰，以超然旷达乐观的态度对待贬谪。《食荔支》二首其二中甚至表现出欣喜的心情：“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4]他饮酒、赏梅、读书，生活虽然简朴，却过得相当安逸。这种安逸生活和心境反映在他的诗中，最突出的是那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18]
据说，因为诗中表现的那种安稳的生活和闲适的心境，让他的政敌章子厚看了很不舒服，于是再贬儋州。谪居儋州他写下了著名的《谪居三适三首》，三适指的是《旦起理发》、《午睡坐窗》、《夜卧濯足》。理发、午睡、濯足是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小事，他却感受到了闲适之乐。《旦起理发》中说：
安眠海自运，浩浩潮黄宫。日出露未晞，郁郁濛霜松。老栉従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琱鞍响珂月，实与杻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翁。[10]
诗中描写了为官时的忙碌，反衬出贬谪时期的闲适，在他眼里，贬谪无公务逼迫，无官场应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未必不是一种福分。有很多被流放到了海南岛的人们，由于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日夜都盼望能够早日返回大陆，但苏轼没有报怨、没有自弃而是唱出“他年谁作与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的诗句，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将自己融入了黎乡，把海南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苏轼也并非彻底超脱，不问世事，贬谪时期，他除了尽自己所能为百姓做些好事以外，自己也在学术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苏轼中年贬居时认真研读了儒家经典著作《易》和《论语》，并写下著作《易传》、《论语说》。晚年贬居时专研《尚书》作《书传》。文学上像《赤壁赋》、《方山子传》《念奴娇.赤壁怀古》著作就是在其贬居时候写成的。在这个时期他还作诗一百零九篇，成熟一种文学形式的“追和体”。为后人所传诵。
让人叫绝的是他把贬谪当作游玩：《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中言：“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19]《郁孤台》中说：“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从对人生如寄的慨叹变为咏唱，将“如寄”释为“闲游”。晚年遇赦北归，离开儋州，但在海南三年，他已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北归临行作《别海南黎民表》一诗中甚至以海南人自居：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在他的著名作品《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言：“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认为自己远贬海南经过多少磨难也是值得的，因为他有幸经历了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漫游。视谪为游，他把贬谪当成一次“公费旅游”，胸襟何其广阔，气度何其恢弘，一切痛苦不幸都从容应对，不放在心里，而是尽享游玩中的新鲜与快乐。
苏轼更令人赞赏的是他面对贬居时的无比从容。贬居住本是政治性惩罚，苏轼却冷静对之，变被动为主动，变悲愤为放松。“谪居儋无事，何异老且休。……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10]也正是他有这样的从容，才能安顿好自己的心，以一颗宁静的心看待自己的遭遇、世间的一切 。“乌台诗案”后，几近死亡边缘的他经过长途跋涉，踏进那偏僻的黄州大地，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下去。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他，仰观天象，俯地取法，思考宇宙、人生、社会的各种问题，经过一翻精神的链狱之旅，终于获得了精神的大解放，心灵已进入一种澄明超然的境界。才华横溢的他，赋诗作文，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千古不朽的诗文。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20]
这部作品写的1082年的某一天，苏轼去看朋友的路上遇雨，因为没有雨具，同行皆狼狈，唯他在雨中从容不迫地行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作者用很强烈的字眼来描绘这一场雨，所谓“穿林打叶”，意指雨的凶猛，雨点穿过树林，打在树叶上，也打在苏轼和同行者的身上，这是相当的狼狈了。但是，苏轼却不觉得雨的凶猛和被雨淋湿后的狼狈。面对风雨，他悠然自得，并劝同行者“莫听穿林打叶声”。任你风雨肆虐，我自坦然面对。劝同行者“何妨吟啸且徐行”，既然大自然的风雨不能改变，不如改变我们的心态，在雨中吟诗放歌，徐徐前行。为什么要在风雨中“吟啸”呢？那代表一种玩赏超然的心态，是在困境中，在心灵上留有一点小小的空间，让自己还有闲情逸致去玩赏。这显示出了诗人乐观旷达从容心态。
面对自然的风雨也好，人生的风雨境遇变迁也好，需要自己用平静悠闲的心态去面对。“莫听”二字是对风雨打击的否定，“何妨”二字是对悠闲超然人生态度的肯定。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也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
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 他善于将诗意融入哲思，如“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20]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觉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21]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其实以上三句表达的还只是一种儒家的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如果心静，世界自然清静。其实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如果我们内心进入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世界万物哪有什么分别呢？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 晋·潘岳《在怀县》）。苏轼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哲理，归去之后（可理解心灵的皈依），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再看生活中的风雨或阳光，哪有什么区别呢？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苏轼以从容的态度面对贬居，以主动的精神迎接贬居给他带来的痛苦，并花悲痛为力量，化贬居为机遇，在人生不遇之时，不在意追求形骸、功名的长久，转而追求精神境界上的永恒，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不断超越自我，在随时随刻、点点滴滴中实现着自我，从而创造出真正长久足恃的东西：充满魅力的人格，精深美妙的作品。
苏轼这种在逆境中的从容显然是超然态度经过长期自我调节的结果，对于他来说，逆境中的恐惧、惊惶、委屈等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随遇自适，从容面对。正如张惠民先生所指出的：“（苏轼）出入穷通生死之途而裕如自得，以一种兀傲雄强而又平和镇定的健康心态而处忧患困厄，显示出卓越超拔的人格风范，创造了极为辉煌的贬逐文学，为他那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8]
四、面对境遇变迁时的通达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儒生们常常以“济苍生、安社稷”为己任，但遭弃用，受贬谪的现实时时干扰着他们匡扶社稷的美梦。文坛之星，艰难涉政甚至无法在政坛站稳脚跟的，可以排出一个长队：陶潜、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辛弃疾等等。气质、禀赋、人生态度决定了他们面对境遇变迁之后的人生走向。陶潜一声长叹:“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后解印归田；李白选择“对酒当歌”来消其万古愁绪；柳宗元意志消沉，望空长叹：“秋深了,大雁南飞了。我为何不能归去?”李贺蓬头垢面“旅歌屡弹铗，归问时裂帛”。苏轼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把老庄思想当作自己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面对自己屡次的境遇变迁表现出的是一种通达的心境。保持乐观的处世态度，保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与追求。通达，就是一种豁达，一种超俗，一种通兑，一种意念。
苏轼一生屡遭贬逐，他自己概括为“一生凡九迁”。足迹所到之处近二十处：四川-开封-凤翔-京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京城-杭州-颖州-宣州-惠州-儋州等。从这些足迹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一生所走过的是一条极其曲折艰险的人生道路，屡遭贬逐，越贬越远，越贬越偏僻。他的一生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意时多，得意时少，在他人生的最后八年里经受了一贬再贬的厄运，这对原本胸怀大志积极入仕“奋厉当世志”的苏轼无疑是很大的打击。但面对这些境遇变迁他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是种通达的心态，他从未消沉绝望过，而是在历尽苦难中不断完成自我，实现了一种真正的超脱。不能自持而是善于排解，随缘自适，随遇而安，做到不为世俗祸福苦乐所拘束，不为得失生死所烦扰，处处表现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苏轼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黄州，坎坷的经历，艰难的处境，让他在“幽人独往来”的日子里，感到苦闷和矛盾：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这首《临江仙·夜归临皋》中苏轼诉说着“长恨此生非我有”的辛酸和无奈，多想能够抛开功名利禄，逃遁山林，返归自然：“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无限的大自然之中。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但是这种消极避世的念头在面对赤壁古战场时，却化作了豪迈奋发，从苏轼的心中喷涌而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22]
面对奔腾不息的长江水，诗人心潮澎湃：遥想当年，雄姿英发的周瑜在这里谈笑间歼灭了强大的敌军，何等的风神潇洒，何等的豪气冲天！作者自己也不禁欣然神往，想象他那样开创一番事业。可是想想自己空有满腔抱负，却英雄无用武之地，直落得“早生华发”，又不禁茫然。但是作者并没有沉湎于此，而是跳出了个人狭小的圈子，超脱地看待这一切：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又何必在意一时的荣辱得失，是非成败呢？然而生命毕竟是短暂的，即使像曹操、周瑜那样一世称雄的人物，如今也早已灰飞烟灭了，何况是年岁渐老，事业无成的自己呢？身处逆境中，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生的价值又在哪里呢？苏轼是在问着自己。他不象屈原仰天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怀沙抱石，投水而死；他也不象贾谊年纪轻轻就得皇帝赏识，招致小人的嫉妒，被调出京，哀伤自悼，一蹶不振，死于三十三岁。看到面前的江水、明月、清风，他释然了：人生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生命的彻底把握。作者辩证地看待自己所处的逆境，采用了变通的态度排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困厄中解脱出来。就像他写的《题西林壁》中悟解的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23]透露出苏轼自得其乐，自我排遣于自然山水的心境。让我们看到的是无拘无束，尽享生活佳趣的苏轼，而非患得患失，无奈颓唐的苏轼。 同样是面对境遇变迁，谢灵运选择了“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于魏阙之下”的工丽山水诗去消磨个体生命，陶渊明选择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4]世外桃源去独善其身，退隐田园，而苏轼没有逃，虽然生活在“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25]的环境中，他却能遵从心灵的指引，实现对人生的积极的超越，在生命的左岸和右岸之间，从容地做了一个摆渡者，长篙一点，繁华付水，而自己却翩然靠岸，守住了那个乐观、持重、朴拙、豁达、天真的自我！
苏轼获罪贬黄，过去的一些亲友因为怕受到牵连而很少与他往来，他曾在《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写道：
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君随幕府战西羌，夜渡冰河斫云垒。飞尘涨天箭洒甲，归对妻孥真梦耳。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发苍颜略相似。我方北渡脱重江，君复南行轻万里。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阳瓮盎吾何耻。君归趁我鸡黍约，买田筑室从今始。
面对这样的境遇变迁，内心的苦闷孤寂是可以想见的，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通达的地方，寄情山水，从大自然获得无穷的乐趣，表现出的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从他咏黄州风物之美的诗句中就能略见一斑，“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26]，水中的鲜鱼，山间的新笋，江城的一切风物，都给政治失意的苏轼带来了莫大的慰藉。当时，他曾站在江边的赤壁上，眺望如画江山，唱出“大江东去”的豪放歌声。
同样是面对境遇变迁，多少文人一蹶不振，屈原跳进了汨罗江，贾谊苦闷彷徨，柳宗元意志消沉，李贺蓬头垢面，义山终生郁闷，然而，苏轼所受的苦难和逼害，和他的名声是成正比的。但苦难和逼害，并不能将苏东坡打垮，却让他更加乐观豁达，“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他以无官无爵、无牵无挂的心态来蔑视风雨，挑战命运。正如他所写的《书临皋亭》：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当是时，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若有思而无所思，已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这些无不流露着他那随遇自适、超然物外、潇洒达观的淡泊心境。
年逾花甲之时，苏轼遭远贬岭南惠州。自古被贬岭南即被视为是毫无生还希望的。韩愈被贬潮州，面对前来送行的侄子，发出的是“好收吾骨瘴江边”（《 左迁蓝关至侄孙湘》）的哀叹。而苏轼到惠州却流露出欣喜的心情。“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4]，他甚至都要流连忘返了。他这种乐观自适的生活态度也激怒了当权者，尤其是看到“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17]这些非常惬意的生活描述时，大为光火，再贬苏轼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当时的海南是蛮荒边鄙，人烟稀少，但以苏轼的超然旷达，到此地后是“首先作棺，次便作墓”，生活境遇的险恶不难读出。然而在这里，他并没有因此消弭，而是能够埋首沉心，和诗词歌赋相依为命，一面体验着“诗能穷人”（ 南宋诗人周必之说）的尴尬处境，一面又轩昂着“诗穷而后工”（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的独特感受，这样独特的人生价值观，是他的灵魂和气度，是他的气骨和诗胆。所以，千年之后，他的丰富和深沉，天真和质朴仍如封存的醇酒，浓香醉人！
数十年贬谪生活，不但没有压垮苏轼，反而把他锻炼成为一个性格顽强、胸怀旷达的伟大作家，正如清代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当沧桑始到工。”从苦难变迁中超脱出来的苏轼，精神上得以提升的苏轼，在面对后来一个又一个人生考验时，越发变得沉静练达，气定神闲，风雨不能摧垮他，斜阳不能改变他，即使到了垂暮之年还被新党再次贬到荒蛮之地岭南时，他还是依旧故我，乐天知命，并唱出“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25]这样倔强的独白。可见，挫折也好，打击也罢，都不能动摇苏轼内心的坚定，超然的人生态度。
也许正是这些境遇变迁，铸就了一个旷世奇才，一个士大夫心神往的人格典范，一个民间妇孺喜闻乐道的豪士雅客，一个有一派刚直不屈执著风节的政治家，一个有着一颗善于解脱的智慧心灵的智者，和一个有着一副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的善良心肠的天真稚童！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苏轼的这种超然人生态度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概括。一是对世俗人生的超脱。名利、穷达、荣辱、得失、苦乐等等，都是人生现实欲念所生出的种种羁绊和枷锁，而苏轼已达到“超然”的境界，从这些羁绊和枷锁中解脱出来。二是达到自由的境界，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变得无比开阔和广大，不受尘世的污染，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泰然处之，甚至得到一种愉悦和欢喜。苏轼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一生始终是乐观的一生，积极进取的一生．身处逆境，既保持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又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就是苏轼的人格魅力所在．千百年来，苏轼正是以这种旷达洒脱超然的人生态度影响后人，吸引了无数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歆羡仰慕。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3-4
关键词：苏轼；超然；乐观；旷达；人生态度
何谓“超然”？超然是超出尘世之意，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对生理需要、情感需求、功名利禄和尘世欢热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持有这种态度的人能够卸下柴米油盐的重负，远离现实的名利场，置身于苦难之外，以超然的心态体味人生，不去计较暂时的得失、顺逆、穷达，是一种超然物外，旷达自由的态度。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的超然态度的人。受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思想的影响，苏轼的心灵中已慢慢的产生了他的混合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妙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是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至于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1]苏轼正是以这种旷达洒脱超然的人生态度影响后人，吸引了无数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歆羡仰慕。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对苏轼乐观、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进行探求研究。
一、对现实人生的热爱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不仅是位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位著名的政治家。从青少年开始，他就对现实人生充满期待，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载，苏轼幼年时，母亲程氏读《后汉书》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范滂是东汉时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人物，后来为反对宦官集团而被杀。苏辙在《墓志铭》中讲了这段故事以后加了一句十分重要的话：“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2]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积极入世，考取功名。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后，便潜心研究社会问题，针对所谓宋朝“百年无”的“太平盛世”，但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升级的事实，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便写出了《策论》二十五篇和《进策》二十五篇，提出了改革弊政的革新主张，以革新派的面目走上了政治舞台。由此可见，苏轼对自己的人生仕途是充满期待，对现实人生充满热爱之情。
苏轼一生三次在朝廷做高官，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三次遭受贬谪，曾先后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广东的惠州、海南岛的儋州。他始终游走在入世、出尘和遗世之间，走过了一条曲折艰险的人生道路。但那些原本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却让他演绎得理所当然，浑然天成。
当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时，有的人选择自沉江河，有的人选择归隐山林，有的郁郁终生也不肯同流合污，这些做法固然令人钦佩，但是苏轼的人生态度更值得欣赏。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屡次遭受贬谪，但他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他热爱生活，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因此他总能保持乐观的心态，笑对人生。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雪剑严相逼"的艰难岁月中，他仍能体会到生活的甘美，处处发现美好的事物：有"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3]的欣慰；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4]的洒脱；有“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5]的优游；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5]的潇洒。在凄凉孤独的晚年，他仍乐观地吟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6]这等的豪迈，哪里象是出自一个逆境中的老人之口？
苏轼也曾想过要抛开一切，“驾一叶之扁舟，凌万项之茫然”。然而他终究没有成为隐士，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人生的眷恋，使他直面逆境，善处人生。苏轼的《水调歌头》对这种人生态度有着精彩的诠释：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官场上几经浮沉，历经磨难的苏轼自己也不知道“此生飘荡何时歇”（《醉落魄·离京口作》），他也想乘风归去，不问世事，然而对于人间的热爱，使他不能独善其身，纵然人间有那么多缺憾，亦无须伤感，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是大自然的规律，既然认识到“此事古难全”，所以更“不应有恨”，又何必对月伤怀呢？诗人由超尘思想转化成了热爱人间，并许下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者用放达的态度转化了苦闷，表现了苏轼热爱生活，情怀旷达的一面。
正是因为对生活的热爱，苏轼总是充满信心和希望，没有被困难打倒，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苏轼以坚定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超越了苦难。因为在他的眼中，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7]。这份气度，这份胸襟，让苏轼在最危险，最艰难、最应该悲观的日子里还能笑得出来。这种凌驾于一切成败祸福之上的豁达态度也造就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他对自己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的最好注脚。在苏轼坎坷动荡的一生中，不管外面风雨如何，心中早已是波澜不惊，真正做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放达。
即使他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当他被贬黄州，生计窘迫，微薄的官俸不足以养家糊口时，他并没有像历代遭贬的封建士大夫从此沉沦下去，而是选择亲身参加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东坡八首》中述说了他垦荒的缘由以及“垦壁之劳，筋力殆尽”的劳动状况。如果不是对现实的热爱，他是不会在劳动中体味到快乐，并表现出对生命的热爱之情；如果不是对现实的热爱，超然的态度，摆脱世俗的偏见，他是不会从事垦荒、建房等艰苦的体力劳动。正是这样，他给体力劳动赋予了另一层色彩，他的这种劳动与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有了质的区别。在他看来，这种劳动既不同于道家的归隐田园那种自命清高、沽名钓誉式的，也不同于一种摆脱世俗功利和肉体痛苦的纯粹的生命活动。他以旷达的态度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甜美，难道不同样显示了苏轼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吗？ 二、在顺境中的淡泊
古人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清末张之洞的养生名言说：“无求便是安心法。”著名作家冰心说：“人到无求品自高。”淡泊，即清心、恬淡、知足、寡欲，是贤者追求的一种境界。淡泊就是能在辉煌腾达，高官厚禄时把握住自己，泰然若之，用一颗平常心淡然的看待这一些，不受尘世污秽的干扰与冲击，能在淡泊喧嚣的同时，给自己找到一份心灵的超然。苏轼，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正是因为他能在顺境中保持一颗淡泊超然的心而被世人所称道。
苏轼出生于“庆历新政”这一北宋王朝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期。他有兼济天下之志，也有经世报国之才。《宋史·东坡先生本传》中记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吾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当时的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也很赏识他的才华，曾兴奋地对梅圣俞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8]不仅如此，“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苏轼在文坛中的声望，达到了“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的地步，可谓是当朝第一名士，而且也曾经位极人臣，显赫风光。
走上仕途后，随着自身阅历的增加，他并没有不可一世，忘乎所以，而是对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渐渐地看得淡泊，渐渐铸就了凡事以平常心待之的态度。中所周周，苏轼首次出任官职是以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他的上级凤翔知府是他的眉山的同乡陈希亮。陈知府对苏轼非常严格。比如，苏轼作祈祷等小文，陈知府必定要涂抹修改，甚至往往重复好多次。苏轼以文章名动天下，却连这区区祭神之文都被人再三修改，年轻气盛的他不能忍受。后来，陈知府在居所筑了一座凌虚台请苏轼作记刻石。苏轼趁机在《凌虚台记》中暗讽陈希亮，陈希亮却一字不改，令人照文刻石。后来陈希亮对别人说：“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其满而不胜也。”[8]这时，苏轼才知道陈知府的良苦用心，颇为自己自得于盛名之下的浅薄汗颜。
当然，淡泊并非安贫乐道，甘于平庸，不思进取，更不是厌弃世俗、躲避现实，而是一种超然境界、处世态度和人生情怀。苏轼是深受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浸染的，在几十年的沉浮中，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可谓政绩卓著。苏轼守徐州时，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徐州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城池危殆，民心惶惶。苏轼临危不惧，身先士民，指挥抗洪抢险，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9]犹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与城共存亡，与民同生死，终于水退民安城全，朝廷诏褒，徐人奔走夸赞。苏轼却说：“水来非吾过，水去非吾功。”[10]以极其平静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美名。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对名利更是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必定有两极，名声具有利弊。即使在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执政时期，苏轼时来运转，在登州任上被召回中央，先任居舍人，后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的位置，但此时的他已不为这些所动，官场的沉浮如过眼云烟。“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11]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更是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正是他的超然态度造就了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难能可贵的品格。
综观苏轼仕途一生，可以说是顺逆参半。对于顺境，他选择的是以淡泊处之；而对于逆境，他却从容得应对。用张惠民先生的话说就是：“一则落其虚华可磨砺自己，一则调整心态不怨天尤人。”[8]因而当生活平淡或困窘时能够心平气和得躬耕东坡以给衣食。
三、在逆境中的从容
对于顺境苏轼选择的是淡泊，那么对于他那一生坎坷不平的仕途，遭受了诸多不幸和打击，他是怎样应对的呢？
他并非像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因仕途失意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选择从容的应对。他不象陶渊明因“有志不获聘”而“归去来兮”[12]，“兼济”不得，便去“独善”[13]，把田园当成心灵的避难所，借以逃避外面的纷争世界。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弭自我，既不避世，也不避人，而是“澄怀观道”，以求得生活更深的理解，使自己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劳作非常艰辛，但他不象陶渊明那样“心远地自偏”，而是把这种“造物”的安排看成是感悟人生的天赐良机，他以海棠自喻，高唱道：“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到空台”[14]；以梅花自喻，说：“也知造物含深意，故与施朱发妙姿”[15]，表现了一种乐观旷达，恣放向上的情怀。
纵观苏轼一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大起大落的一生，他自己概括为“一生凡九迁”。尤其是垂暮之年贬到惠州，又贬到儋州，其痛苦非常人所能忍受。如当时的儋州非常蛮荒：“其地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亦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问。”[16]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毒蛇猛兽遍地都是，疾病也时时危险着人民的生命。虽身处逆境，但苏轼却仍然保持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贬谪为福、以贬谪为游玩、以贬谪为致仕。
苏轼以贬谪为福。他说：“谪居穷僻……自绝禄廪，因而布衣蔬食，于穷苦寂淡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节微福。”[17]在他眼里，贬谪无公务逼迫，无官场应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未必不是一种福分。在《记承天夜游》中，他写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便是在大自然中寻求寄托，以闲者自居，并以此自慰，以超然旷达乐观的态度对待贬谪。《食荔支》二首其二中甚至表现出欣喜的心情：“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4]他饮酒、赏梅、读书，生活虽然简朴，却过得相当安逸。这种安逸生活和心境反映在他的诗中，最突出的是那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18]
据说，因为诗中表现的那种安稳的生活和闲适的心境，让他的政敌章子厚看了很不舒服，于是再贬儋州。谪居儋州他写下了著名的《谪居三适三首》，三适指的是《旦起理发》、《午睡坐窗》、《夜卧濯足》。理发、午睡、濯足是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小事，他却感受到了闲适之乐。《旦起理发》中说：
安眠海自运，浩浩潮黄宫。日出露未晞，郁郁濛霜松。老栉従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琱鞍响珂月，实与杻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翁。[10]
诗中描写了为官时的忙碌，反衬出贬谪时期的闲适，在他眼里，贬谪无公务逼迫，无官场应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未必不是一种福分。有很多被流放到了海南岛的人们，由于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日夜都盼望能够早日返回大陆，但苏轼没有报怨、没有自弃而是唱出“他年谁作与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的诗句，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将自己融入了黎乡，把海南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苏轼也并非彻底超脱，不问世事，贬谪时期，他除了尽自己所能为百姓做些好事以外，自己也在学术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苏轼中年贬居时认真研读了儒家经典著作《易》和《论语》，并写下著作《易传》、《论语说》。晚年贬居时专研《尚书》作《书传》。文学上像《赤壁赋》、《方山子传》《念奴娇.赤壁怀古》著作就是在其贬居时候写成的。在这个时期他还作诗一百零九篇，成熟一种文学形式的“追和体”。为后人所传诵。
让人叫绝的是他把贬谪当作游玩：《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中言：“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19]《郁孤台》中说：“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从对人生如寄的慨叹变为咏唱，将“如寄”释为“闲游”。晚年遇赦北归，离开儋州，但在海南三年，他已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北归临行作《别海南黎民表》一诗中甚至以海南人自居：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在他的著名作品《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言：“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认为自己远贬海南经过多少磨难也是值得的，因为他有幸经历了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漫游。视谪为游，他把贬谪当成一次“公费旅游”，胸襟何其广阔，气度何其恢弘，一切痛苦不幸都从容应对，不放在心里，而是尽享游玩中的新鲜与快乐。
苏轼更令人赞赏的是他面对贬居时的无比从容。贬居住本是政治性惩罚，苏轼却冷静对之，变被动为主动，变悲愤为放松。“谪居儋无事，何异老且休。……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10]也正是他有这样的从容，才能安顿好自己的心，以一颗宁静的心看待自己的遭遇、世间的一切 。“乌台诗案”后，几近死亡边缘的他经过长途跋涉，踏进那偏僻的黄州大地，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下去。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他，仰观天象，俯地取法，思考宇宙、人生、社会的各种问题，经过一翻精神的链狱之旅，终于获得了精神的大解放，心灵已进入一种澄明超然的境界。才华横溢的他，赋诗作文，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千古不朽的诗文。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20]
这部作品写的1082年的某一天，苏轼去看朋友的路上遇雨，因为没有雨具，同行皆狼狈，唯他在雨中从容不迫地行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作者用很强烈的字眼来描绘这一场雨，所谓“穿林打叶”，意指雨的凶猛，雨点穿过树林，打在树叶上，也打在苏轼和同行者的身上，这是相当的狼狈了。但是，苏轼却不觉得雨的凶猛和被雨淋湿后的狼狈。面对风雨，他悠然自得，并劝同行者“莫听穿林打叶声”。任你风雨肆虐，我自坦然面对。劝同行者“何妨吟啸且徐行”，既然大自然的风雨不能改变，不如改变我们的心态，在雨中吟诗放歌，徐徐前行。为什么要在风雨中“吟啸”呢？那代表一种玩赏超然的心态，是在困境中，在心灵上留有一点小小的空间，让自己还有闲情逸致去玩赏。这显示出了诗人乐观旷达从容心态。
面对自然的风雨也好，人生的风雨境遇变迁也好，需要自己用平静悠闲的心态去面对。“莫听”二字是对风雨打击的否定，“何妨”二字是对悠闲超然人生态度的肯定。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也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
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 他善于将诗意融入哲思，如“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20]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觉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21]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其实以上三句表达的还只是一种儒家的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如果心静，世界自然清静。其实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如果我们内心进入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世界万物哪有什么分别呢？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 晋·潘岳《在怀县》）。苏轼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哲理，归去之后（可理解心灵的皈依），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再看生活中的风雨或阳光，哪有什么区别呢？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苏轼以从容的态度面对贬居，以主动的精神迎接贬居给他带来的痛苦，并花悲痛为力量，化贬居为机遇，在人生不遇之时，不在意追求形骸、功名的长久，转而追求精神境界上的永恒，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不断超越自我，在随时随刻、点点滴滴中实现着自我，从而创造出真正长久足恃的东西：充满魅力的人格，精深美妙的作品。
苏轼这种在逆境中的从容显然是超然态度经过长期自我调节的结果，对于他来说，逆境中的恐惧、惊惶、委屈等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随遇自适，从容面对。正如张惠民先生所指出的：“（苏轼）出入穷通生死之途而裕如自得，以一种兀傲雄强而又平和镇定的健康心态而处忧患困厄，显示出卓越超拔的人格风范，创造了极为辉煌的贬逐文学，为他那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8]
四、面对境遇变迁时的通达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儒生们常常以“济苍生、安社稷”为己任，但遭弃用，受贬谪的现实时时干扰着他们匡扶社稷的美梦。文坛之星，艰难涉政甚至无法在政坛站稳脚跟的，可以排出一个长队：陶潜、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辛弃疾等等。气质、禀赋、人生态度决定了他们面对境遇变迁之后的人生走向。陶潜一声长叹:“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后解印归田；李白选择“对酒当歌”来消其万古愁绪；柳宗元意志消沉，望空长叹：“秋深了,大雁南飞了。我为何不能归去?”李贺蓬头垢面“旅歌屡弹铗，归问时裂帛”。苏轼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把老庄思想当作自己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面对自己屡次的境遇变迁表现出的是一种通达的心境。保持乐观的处世态度，保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与追求。通达，就是一种豁达，一种超俗，一种通兑，一种意念。
苏轼一生屡遭贬逐，他自己概括为“一生凡九迁”。足迹所到之处近二十处：四川-开封-凤翔-京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京城-杭州-颖州-宣州-惠州-儋州等。从这些足迹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一生所走过的是一条极其曲折艰险的人生道路，屡遭贬逐，越贬越远，越贬越偏僻。他的一生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意时多，得意时少，在他人生的最后八年里经受了一贬再贬的厄运，这对原本胸怀大志积极入仕“奋厉当世志”的苏轼无疑是很大的打击。但面对这些境遇变迁他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是种通达的心态，他从未消沉绝望过，而是在历尽苦难中不断完成自我，实现了一种真正的超脱。不能自持而是善于排解，随缘自适，随遇而安，做到不为世俗祸福苦乐所拘束，不为得失生死所烦扰，处处表现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苏轼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黄州，坎坷的经历，艰难的处境，让他在“幽人独往来”的日子里，感到苦闷和矛盾：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这首《临江仙·夜归临皋》中苏轼诉说着“长恨此生非我有”的辛酸和无奈，多想能够抛开功名利禄，逃遁山林，返归自然：“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无限的大自然之中。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但是这种消极避世的念头在面对赤壁古战场时，却化作了豪迈奋发，从苏轼的心中喷涌而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22]
面对奔腾不息的长江水，诗人心潮澎湃：遥想当年，雄姿英发的周瑜在这里谈笑间歼灭了强大的敌军，何等的风神潇洒，何等的豪气冲天！作者自己也不禁欣然神往，想象他那样开创一番事业。可是想想自己空有满腔抱负，却英雄无用武之地，直落得“早生华发”，又不禁茫然。但是作者并没有沉湎于此，而是跳出了个人狭小的圈子，超脱地看待这一切：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又何必在意一时的荣辱得失，是非成败呢？然而生命毕竟是短暂的，即使像曹操、周瑜那样一世称雄的人物，如今也早已灰飞烟灭了，何况是年岁渐老，事业无成的自己呢？身处逆境中，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生的价值又在哪里呢？苏轼是在问着自己。他不象屈原仰天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怀沙抱石，投水而死；他也不象贾谊年纪轻轻就得皇帝赏识，招致小人的嫉妒，被调出京，哀伤自悼，一蹶不振，死于三十三岁。看到面前的江水、明月、清风，他释然了：人生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生命的彻底把握。作者辩证地看待自己所处的逆境，采用了变通的态度排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困厄中解脱出来。就像他写的《题西林壁》中悟解的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23]透露出苏轼自得其乐，自我排遣于自然山水的心境。让我们看到的是无拘无束，尽享生活佳趣的苏轼，而非患得患失，无奈颓唐的苏轼。 同样是面对境遇变迁，谢灵运选择了“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于魏阙之下”的工丽山水诗去消磨个体生命，陶渊明选择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4]世外桃源去独善其身，退隐田园，而苏轼没有逃，虽然生活在“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25]的环境中，他却能遵从心灵的指引，实现对人生的积极的超越，在生命的左岸和右岸之间，从容地做了一个摆渡者，长篙一点，繁华付水，而自己却翩然靠岸，守住了那个乐观、持重、朴拙、豁达、天真的自我！
苏轼获罪贬黄，过去的一些亲友因为怕受到牵连而很少与他往来，他曾在《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写道：
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君随幕府战西羌，夜渡冰河斫云垒。飞尘涨天箭洒甲，归对妻孥真梦耳。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发苍颜略相似。我方北渡脱重江，君复南行轻万里。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阳瓮盎吾何耻。君归趁我鸡黍约，买田筑室从今始。
面对这样的境遇变迁，内心的苦闷孤寂是可以想见的，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通达的地方，寄情山水，从大自然获得无穷的乐趣，表现出的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从他咏黄州风物之美的诗句中就能略见一斑，“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26]，水中的鲜鱼，山间的新笋，江城的一切风物，都给政治失意的苏轼带来了莫大的慰藉。当时，他曾站在江边的赤壁上，眺望如画江山，唱出“大江东去”的豪放歌声。
同样是面对境遇变迁，多少文人一蹶不振，屈原跳进了汨罗江，贾谊苦闷彷徨，柳宗元意志消沉，李贺蓬头垢面，义山终生郁闷，然而，苏轼所受的苦难和逼害，和他的名声是成正比的。但苦难和逼害，并不能将苏东坡打垮，却让他更加乐观豁达，“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他以无官无爵、无牵无挂的心态来蔑视风雨，挑战命运。正如他所写的《书临皋亭》：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当是时，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若有思而无所思，已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这些无不流露着他那随遇自适、超然物外、潇洒达观的淡泊心境。
年逾花甲之时，苏轼遭远贬岭南惠州。自古被贬岭南即被视为是毫无生还希望的。韩愈被贬潮州，面对前来送行的侄子，发出的是“好收吾骨瘴江边”（《 左迁蓝关至侄孙湘》）的哀叹。而苏轼到惠州却流露出欣喜的心情。“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4]，他甚至都要流连忘返了。他这种乐观自适的生活态度也激怒了当权者，尤其是看到“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17]这些非常惬意的生活描述时，大为光火，再贬苏轼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当时的海南是蛮荒边鄙，人烟稀少，但以苏轼的超然旷达，到此地后是“首先作棺，次便作墓”，生活境遇的险恶不难读出。然而在这里，他并没有因此消弭，而是能够埋首沉心，和诗词歌赋相依为命，一面体验着“诗能穷人”（ 南宋诗人周必之说）的尴尬处境，一面又轩昂着“诗穷而后工”（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的独特感受，这样独特的人生价值观，是他的灵魂和气度，是他的气骨和诗胆。所以，千年之后，他的丰富和深沉，天真和质朴仍如封存的醇酒，浓香醉人！
数十年贬谪生活，不但没有压垮苏轼，反而把他锻炼成为一个性格顽强、胸怀旷达的伟大作家，正如清代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当沧桑始到工。”从苦难变迁中超脱出来的苏轼，精神上得以提升的苏轼，在面对后来一个又一个人生考验时，越发变得沉静练达，气定神闲，风雨不能摧垮他，斜阳不能改变他，即使到了垂暮之年还被新党再次贬到荒蛮之地岭南时，他还是依旧故我，乐天知命，并唱出“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25]这样倔强的独白。可见，挫折也好，打击也罢，都不能动摇苏轼内心的坚定，超然的人生态度。
也许正是这些境遇变迁，铸就了一个旷世奇才，一个士大夫心神往的人格典范，一个民间妇孺喜闻乐道的豪士雅客，一个有一派刚直不屈执著风节的政治家，一个有着一颗善于解脱的智慧心灵的智者，和一个有着一副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的善良心肠的天真稚童！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苏轼的这种超然人生态度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概括。一是对世俗人生的超脱。名利、穷达、荣辱、得失、苦乐等等，都是人生现实欲念所生出的种种羁绊和枷锁，而苏轼已达到“超然”的境界，从这些羁绊和枷锁中解脱出来。二是达到自由的境界，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变得无比开阔和广大，不受尘世的污染，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泰然处之，甚至得到一种愉悦和欢喜。苏轼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一生始终是乐观的一生，积极进取的一生．身处逆境，既保持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又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就是苏轼的人格魅力所在．千百年来，苏轼正是以这种旷达洒脱超然的人生态度影响后人，吸引了无数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歆羡仰慕。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