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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是中外思想文化激烈碰撞时期，沈从文虽是“乡土派”作家，也受到希伯来文化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受到《雅歌》的影响。本文主要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从牧歌文体、性爱书写、爱欲主题与拯救模式等方面探索《雅歌》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以及深层的精神资源的支持。
关键词： 《雅歌》 沈从文 牧歌体 性爱书写 爱欲主题
20世纪初期是中西文化资源激烈碰撞时期，中国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化精神资源或是主动吸收或是内化改造。沈从文虽是地道的“乡土派”作家，也正如学者王学富在《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中指出的“基督教文化对他却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１］并从爱欲主题、教会经历与社会批判、宗教情绪与文艺观详细论述。沈从文也曾提到自己开始学习写作有两个师傅之一便是《圣经》，“我并不迷信宗教，却欢喜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而在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2］（p372）王本朝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则探讨《圣经》在语言文体上给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以诸多启示。两者都用到了影响研究的方法，却缺少必要的文本细读与分析，本文从牧歌文体、性爱书写、爱欲主题与拯救模式等方面探索《雅歌》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以及精神资源的支持。
一、《雅歌》影响下的牧歌体风格
《雅歌》在《圣经》中是最独特的一卷，被称为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雅歌》以其优美的语言、丰富的喻意，牧歌情调，广为传颂。在展现女性胴体之美、爱情之甜蜜主要借助大量的比喻与象征，其中比喻涉及到21种植物，如玫瑰花、百合花、苹果树、葡萄、香草等；15种动物，如小鹿、小羊、鸽子、狐狸、斑鸠、蜜蜂等，几乎汇集了古代西亚地区优美物象的精华。［３］清新自然的比喻，呈现出圣洁的牧歌情调。
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沅水的自然美丽风光，独特的吊脚楼和圣洁的白塔，粗犷而淳朴的民风以及迥异于常识的爱情观等，也带有自然纯净的色彩，带有宁静的牧歌情调，对这种牧歌式的叙述，学者王学富认为，沈从文作品中的这种牧歌体风格不是来自于中国文学传统，而是“通过借鉴《雅歌》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出新的文学样式——牧歌体”。早在1926年沈从文写的《我喜欢你》就表现出《雅歌》的牧歌体风格。“你的聪明像一只鹿/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我愿意来同羊温存/又担心鹿因受了虚惊/故在你面前只得学成如此沉默/几乎近于抑郁了的沉默/你怎么能知?”而在《雅歌》中常用“羊、鹿”的意象象征男女容貌和德性之美，新郎在赞美新娘说道：“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这和中国田园抒情文学表现传统不同，这也证实沈从文牧歌体风格的形成，是个不断学习接受《雅歌》的过程。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沈从文与《雅歌》的审美理想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如《龙朱》中的龙朱被塑造得完美高大，“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而《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豹子则是威武雄壮，信守承诺，都如《雅歌》中所罗门王般威武完美，充满生命之力，组成“所罗门王系列形象”。媚金的身体“丰腆滑腻如油如脂”，与《雅歌》中描绘书拉密“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同样自然、美丽。自然、健康、完美的人的形象，正是沈从文与《雅歌》共同的审美理想追求。
二、《雅歌》式的性爱书写
《雅歌》虽只有8章，但学界对其主题依然争论不休，一是认为按照犹太的传统，《雅歌》只有在每年逾越节（4月1日前后）才容许歌唱，以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民的史实，诉说主无尽的爱。所以宗教人士更多的把它解释为表达人与上帝之间的神圣之爱；二是周作人认为《雅歌》的一个主旨就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同时通过恋爱达到精神上的升华，“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感情的爱慕”［4］（p248）。沈从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接受了《雅歌》中的爱欲主题，并把完美的性爱看做是健康生命的外化。
《雅歌》没有如《圣经》的其他篇章一样完全是舍己的圣洁的神圣之爱，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爱情的颂诗”，是男女双方由于身体之美而产生的爱恋，是在对肉体歌颂中流露出爱情的纯洁，没有一点异己杂质混合其间。也正如学者徐雪梅认为“《雅歌》所歌咏的爱情是惟美的，它毫不避讳身体的魅力对男女恋人的吸引，诗行中不加掩饰地欣赏、赞誉、品味着人体的每一部分的肌肤之姿，它所描写的爱情是男女双方由于相互之间一种本真的吸引而产生的爱恋。”［５］《雅歌》中这种世俗与神圣结合的爱欲观，以及它的隐喻式的表达方式对沈从文有不少的启发。
湘西世界中人物的欲求都是在自然中觉醒，是一种野生自然的原始性爱，剥去了任何不洁与禁忌。《萧萧》中的萧萧也随着生命的疯长使得她隐约生发出点欲求“有点明白了，常常觉得惶恐不安”，对花狗给她唱的艳词会“开心红脸”，欲求的生发是生命成长的一部分，最终“作了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当然也不能过分苛责。另一方面沈从文对性爱描写又带有一种神圣化倾向，《神巫之爱》中自然唯美的性爱则如同是在“神”召唤下才发生的，是“服从了神的旨意”，带有宗教的神秘色彩。有些学者斥责沈从文的作品是“金瓶梅”式的桃红色文学，这是对沈从文所追求的一种原始自然的性爱形式的一种误解。对于沈从文来说，性爱是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象征，更是对《雅歌》中人类原初那种混沌一体的性爱的演绎，是对人的原始生命状态的尊重。
在性爱书写上沈从文又多借助《雅歌》里的隐喻和自然的笔法，显得明净而圣洁而无一丝的色欲感，这也突破了中国旧小说的性爱描写的低俗趣味。《阿黑小史》中的五明和阿黑，在唯美的大自然中享受性爱，如同融于自然一般的天然，而褪去了被世俗恶化的情欲，将爱情的美好与圣洁渲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为突出的是其“通过比喻象征手法将女性美及男女的肉体吸引当作浪漫关系的重要方面加以表现，既避免了对爱情进行抽象干瘪描写的嫌疑，又回避了流于色情描写的倾向。”［6］（p169）使得整个文章带有原始自然的牧歌情调，更透着生命的激情和爱欲和谐的追求。
三、伊甸园式生命理想
《雅歌》是围绕中心意象“园”而展开。新娘为自己的良人守着自己的园，期待着新郎来进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里的“园”已经成为以肉体为基础的爱欲合一的生命理想的隐喻，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正是吸收了“园”的隐喻，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７］如果说《雅歌》是人们“与自然界割裂的状况向伊甸园复归的一次尝试”，那么沈从文则是要把《雅歌》中自然健康的人性“供奉”在其湘西世界中，以实现重建民族的愿望。
在湘西的世界里，处处张扬的是两性的完美结合，表现为最原始“生命形式”。《连长》与年轻寡妇，他们尽情地享受造化赋予他们的“生命本来的种种”，张扬“生命”、“性”的美丽与健康。无论是强盗、水手还是妓女，都是敢爱敢恨，不受束缚的生命充满活力，《柏子》中的水手柏子，宁愿受日炙雨淋，吃咸菜臭牛肉，却轻易地就将积攒的下工资去花在妓女身上。作者没有否定这种生活反而是持赞赏的态度，并指出这一切是值得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他们的生命是健康的，是爱欲统一的和谐的，是尚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热烈、真挚、大胆、原始、自由的生命力。
沈从文正是以《雅歌》中理想生命形式作为评判中国当时的社会的标准，却发现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发展的压抑和异质性。都市中的男女也较湘西世界，在身体失去了力量和美，生命力在不断地萎缩。《绅士的太太》中的姨太太个个年轻俏丽，富有青春活力，畸形的婚姻制度根本挡不住她们的本能骚动，她们勇敢地向外寻找满足。相比之下都市中的男子则近似被“阉割过的寺宦”，生命枯萎，无热无能。《八骏图》中所谓的上流名士——八位“千里马”教授——或大谈泛爱主义，或标榜清心寡欲，或炫耀独身主义，或顾及道德名分，但是掩盖不了他们爱的无能，生命本能的丧失。沈从文一直在呼唤重塑健康民族生命力，希望通过展现健全生命形态的湘西，寻求爱欲重新联结，来抵御“文明病”对人性的腐蚀。
四、拯救失落
《雅歌》中的生命的形式，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和谐地存在，而是通过呼唤与应答的方式，克服自然形式的异质力量才达到爱欲和谐的状态。当书密拉与牧羊人相见便相互吸引，“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美”。但是书密拉担心容貌、地位、权势等，对新郎呼唤仍时时表现出退缩和犹豫。良人来敲她的门，她竟然置之不理，后来又起来开门，良人已走开。呼唤与应答的断裂，带来的是更加的痛苦。“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唤他，他竟不回答。……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直至新娘发出“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经过一番挣扎与寻找，最终认清到爱的本质，“爱达其纯粹本质，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单因爱而爱”，［８］爱与欲至此才重新达到完美结合，呼唤和应答相互回应，释放出人性的完美状态。
沈从文也不断感受到外部文明世界地对湘西世界的侵蚀。在《月下小景》中作者设置了“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模式，男女主人公看到“这个世界只让结婚不让恋爱”之后的残酷之后，明白这个世界没有地方放得下他们的爱欲合一的爱情理想，自杀殉情似乎成了必然的选择。在这里沈从文似乎给殉情的悲剧赋予了捍卫人性的积极意义，因为“有欲无爱或是有爱无欲”有悖于自然健康的生命状态，是生命的异质的存在，殉情是对人性尊严的维护。沈从文的社会批判的力量也在此达到了高峰。
爱欲和谐统一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沈从文也努力寻求书密拉式的拯救，希望重新建立“呼唤-应答”和谐的爱欲一致。《丈夫》就是在探索对这种残缺的拯救。小说开始生活情境是和谐的，妻子按照习俗去了城里，而丈夫留在乡下，在这种状态下丈夫并没有意识到爱欲的分离，或者说是被习俗暂时压抑而没有知觉。当丈夫在怀着对妻子的“爱”，带了特产去城里看望妻子，但是想和妻子亲近的愿望——就像牧人敲书密拉的门一样——却屡屡被现实打破。爱欲失衡的扭曲状态终于被意识到，丈夫本该有的生命力量被呼唤回来，第二天执意带着妻子回到乡下，暗示着和谐的生命的重新建立。但是这种寻求的结局是“让他们归附原始乡野爱情模式——回归故土的怀抱，这也是沈从文为自己梦想中的‘湘西世界’失落的文明留下一个美好的省略号”。［９］
沈从文也真切地感受到湘西世界的失落，最终只能存在于自己的幻想之中，他自己也说“《雅歌》或《楚辞》，不过是一种痛苦的梦的形式而已。一切美好诗歌当然都是梦的一种形式而已”。［10］（p369）这种失落的悲哀在《边城》中感受尤其强烈。小说中的茶侗是一个爱与美统一的和谐世界，这里的人都诚实、勇敢、善良，但是有发生着一幕幕的悲剧。翠翠的父母为爱情而自杀；天保走“车路”离家出走而不幸遇难；傩送则因悲痛难耐也驾舟出走；老船夫因为忧心翠翠而过早逝世，只有翠翠守在渡头，等待心上人回来。当命运和道德的力量站在了生命的对立面时，理想健康的自然的生命形式是否经得起考验？沈从文也意识到他的理想最终只能留在笔下的湘西世界里。傩送是否能回来，还要看他能否挣脱道德的束缚，是否能重构“呼唤—应答”模式，都是一个疑问。所以在作品的最后作者不得不用一股无奈的笔调写道，“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作品的悲剧性不是沈从文要表达的根本性主题，正如《雅歌》在要寻回失落的伊甸园传统一样，《边城》也以其对“健康，不悖于人性的生命形式”的寻回依然耐人寻味。
五、结语
《雅歌》中的统一和谐的爱欲观与沈从文在湘西世界所描写的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在内在上具有一定的关系，进而影响了沈从文的牧歌体风格的形成。在对沈从文作品研究中，重视《雅歌》中所树立的文学审美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特别是两者之间在表现爱欲主题上的相似性，对进一步挖掘湘西世界主题以及对理解沈从文作品中展现的完美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内涵，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学富.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J］.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1）.
［2］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全集，（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4］周作人.谈龙集·旧约与恋爱诗［M］.上海开明书店，1927.
［5］徐雪梅.世俗世界爱情的神圣化——浅议旧约中的雅歌［J］.宁波大学学报，2003.6，（2）.
［6］梁工等.诗歌书·智慧文学解读［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7］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文沈从文全集（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齐宏伟.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的三十部经典［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9］张鑫等.人性不灭的神话——解析丈夫中原始爱情命题［J］.名作欣赏.2007，（6）.
［10］沈从文.摘星录.沈从文全集（10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关键词： 《雅歌》 沈从文 牧歌体 性爱书写 爱欲主题
20世纪初期是中西文化资源激烈碰撞时期，中国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化精神资源或是主动吸收或是内化改造。沈从文虽是地道的“乡土派”作家，也正如学者王学富在《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中指出的“基督教文化对他却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１］并从爱欲主题、教会经历与社会批判、宗教情绪与文艺观详细论述。沈从文也曾提到自己开始学习写作有两个师傅之一便是《圣经》，“我并不迷信宗教，却欢喜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而在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2］（p372）王本朝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则探讨《圣经》在语言文体上给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以诸多启示。两者都用到了影响研究的方法，却缺少必要的文本细读与分析，本文从牧歌文体、性爱书写、爱欲主题与拯救模式等方面探索《雅歌》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以及精神资源的支持。
一、《雅歌》影响下的牧歌体风格
《雅歌》在《圣经》中是最独特的一卷，被称为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雅歌》以其优美的语言、丰富的喻意，牧歌情调，广为传颂。在展现女性胴体之美、爱情之甜蜜主要借助大量的比喻与象征，其中比喻涉及到21种植物，如玫瑰花、百合花、苹果树、葡萄、香草等；15种动物，如小鹿、小羊、鸽子、狐狸、斑鸠、蜜蜂等，几乎汇集了古代西亚地区优美物象的精华。［３］清新自然的比喻，呈现出圣洁的牧歌情调。
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沅水的自然美丽风光，独特的吊脚楼和圣洁的白塔，粗犷而淳朴的民风以及迥异于常识的爱情观等，也带有自然纯净的色彩，带有宁静的牧歌情调，对这种牧歌式的叙述，学者王学富认为，沈从文作品中的这种牧歌体风格不是来自于中国文学传统，而是“通过借鉴《雅歌》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出新的文学样式——牧歌体”。早在1926年沈从文写的《我喜欢你》就表现出《雅歌》的牧歌体风格。“你的聪明像一只鹿/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我愿意来同羊温存/又担心鹿因受了虚惊/故在你面前只得学成如此沉默/几乎近于抑郁了的沉默/你怎么能知?”而在《雅歌》中常用“羊、鹿”的意象象征男女容貌和德性之美，新郎在赞美新娘说道：“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这和中国田园抒情文学表现传统不同，这也证实沈从文牧歌体风格的形成，是个不断学习接受《雅歌》的过程。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沈从文与《雅歌》的审美理想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如《龙朱》中的龙朱被塑造得完美高大，“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而《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豹子则是威武雄壮，信守承诺，都如《雅歌》中所罗门王般威武完美，充满生命之力，组成“所罗门王系列形象”。媚金的身体“丰腆滑腻如油如脂”，与《雅歌》中描绘书拉密“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同样自然、美丽。自然、健康、完美的人的形象，正是沈从文与《雅歌》共同的审美理想追求。
二、《雅歌》式的性爱书写
《雅歌》虽只有8章，但学界对其主题依然争论不休，一是认为按照犹太的传统，《雅歌》只有在每年逾越节（4月1日前后）才容许歌唱，以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民的史实，诉说主无尽的爱。所以宗教人士更多的把它解释为表达人与上帝之间的神圣之爱；二是周作人认为《雅歌》的一个主旨就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同时通过恋爱达到精神上的升华，“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感情的爱慕”［4］（p248）。沈从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接受了《雅歌》中的爱欲主题，并把完美的性爱看做是健康生命的外化。
《雅歌》没有如《圣经》的其他篇章一样完全是舍己的圣洁的神圣之爱，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爱情的颂诗”，是男女双方由于身体之美而产生的爱恋，是在对肉体歌颂中流露出爱情的纯洁，没有一点异己杂质混合其间。也正如学者徐雪梅认为“《雅歌》所歌咏的爱情是惟美的，它毫不避讳身体的魅力对男女恋人的吸引，诗行中不加掩饰地欣赏、赞誉、品味着人体的每一部分的肌肤之姿，它所描写的爱情是男女双方由于相互之间一种本真的吸引而产生的爱恋。”［５］《雅歌》中这种世俗与神圣结合的爱欲观，以及它的隐喻式的表达方式对沈从文有不少的启发。
湘西世界中人物的欲求都是在自然中觉醒，是一种野生自然的原始性爱，剥去了任何不洁与禁忌。《萧萧》中的萧萧也随着生命的疯长使得她隐约生发出点欲求“有点明白了，常常觉得惶恐不安”，对花狗给她唱的艳词会“开心红脸”，欲求的生发是生命成长的一部分，最终“作了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当然也不能过分苛责。另一方面沈从文对性爱描写又带有一种神圣化倾向，《神巫之爱》中自然唯美的性爱则如同是在“神”召唤下才发生的，是“服从了神的旨意”，带有宗教的神秘色彩。有些学者斥责沈从文的作品是“金瓶梅”式的桃红色文学，这是对沈从文所追求的一种原始自然的性爱形式的一种误解。对于沈从文来说，性爱是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象征，更是对《雅歌》中人类原初那种混沌一体的性爱的演绎，是对人的原始生命状态的尊重。
在性爱书写上沈从文又多借助《雅歌》里的隐喻和自然的笔法，显得明净而圣洁而无一丝的色欲感，这也突破了中国旧小说的性爱描写的低俗趣味。《阿黑小史》中的五明和阿黑，在唯美的大自然中享受性爱，如同融于自然一般的天然，而褪去了被世俗恶化的情欲，将爱情的美好与圣洁渲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为突出的是其“通过比喻象征手法将女性美及男女的肉体吸引当作浪漫关系的重要方面加以表现，既避免了对爱情进行抽象干瘪描写的嫌疑，又回避了流于色情描写的倾向。”［6］（p169）使得整个文章带有原始自然的牧歌情调，更透着生命的激情和爱欲和谐的追求。
三、伊甸园式生命理想
《雅歌》是围绕中心意象“园”而展开。新娘为自己的良人守着自己的园，期待着新郎来进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里的“园”已经成为以肉体为基础的爱欲合一的生命理想的隐喻，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正是吸收了“园”的隐喻，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７］如果说《雅歌》是人们“与自然界割裂的状况向伊甸园复归的一次尝试”，那么沈从文则是要把《雅歌》中自然健康的人性“供奉”在其湘西世界中，以实现重建民族的愿望。
在湘西的世界里，处处张扬的是两性的完美结合，表现为最原始“生命形式”。《连长》与年轻寡妇，他们尽情地享受造化赋予他们的“生命本来的种种”，张扬“生命”、“性”的美丽与健康。无论是强盗、水手还是妓女，都是敢爱敢恨，不受束缚的生命充满活力，《柏子》中的水手柏子，宁愿受日炙雨淋，吃咸菜臭牛肉，却轻易地就将积攒的下工资去花在妓女身上。作者没有否定这种生活反而是持赞赏的态度，并指出这一切是值得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他们的生命是健康的，是爱欲统一的和谐的，是尚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热烈、真挚、大胆、原始、自由的生命力。
沈从文正是以《雅歌》中理想生命形式作为评判中国当时的社会的标准，却发现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发展的压抑和异质性。都市中的男女也较湘西世界，在身体失去了力量和美，生命力在不断地萎缩。《绅士的太太》中的姨太太个个年轻俏丽，富有青春活力，畸形的婚姻制度根本挡不住她们的本能骚动，她们勇敢地向外寻找满足。相比之下都市中的男子则近似被“阉割过的寺宦”，生命枯萎，无热无能。《八骏图》中所谓的上流名士——八位“千里马”教授——或大谈泛爱主义，或标榜清心寡欲，或炫耀独身主义，或顾及道德名分，但是掩盖不了他们爱的无能，生命本能的丧失。沈从文一直在呼唤重塑健康民族生命力，希望通过展现健全生命形态的湘西，寻求爱欲重新联结，来抵御“文明病”对人性的腐蚀。
四、拯救失落
《雅歌》中的生命的形式，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和谐地存在，而是通过呼唤与应答的方式，克服自然形式的异质力量才达到爱欲和谐的状态。当书密拉与牧羊人相见便相互吸引，“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美”。但是书密拉担心容貌、地位、权势等，对新郎呼唤仍时时表现出退缩和犹豫。良人来敲她的门，她竟然置之不理，后来又起来开门，良人已走开。呼唤与应答的断裂，带来的是更加的痛苦。“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唤他，他竟不回答。……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直至新娘发出“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经过一番挣扎与寻找，最终认清到爱的本质，“爱达其纯粹本质，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单因爱而爱”，［８］爱与欲至此才重新达到完美结合，呼唤和应答相互回应，释放出人性的完美状态。
沈从文也不断感受到外部文明世界地对湘西世界的侵蚀。在《月下小景》中作者设置了“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模式，男女主人公看到“这个世界只让结婚不让恋爱”之后的残酷之后，明白这个世界没有地方放得下他们的爱欲合一的爱情理想，自杀殉情似乎成了必然的选择。在这里沈从文似乎给殉情的悲剧赋予了捍卫人性的积极意义，因为“有欲无爱或是有爱无欲”有悖于自然健康的生命状态，是生命的异质的存在，殉情是对人性尊严的维护。沈从文的社会批判的力量也在此达到了高峰。
爱欲和谐统一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沈从文也努力寻求书密拉式的拯救，希望重新建立“呼唤-应答”和谐的爱欲一致。《丈夫》就是在探索对这种残缺的拯救。小说开始生活情境是和谐的，妻子按照习俗去了城里，而丈夫留在乡下，在这种状态下丈夫并没有意识到爱欲的分离，或者说是被习俗暂时压抑而没有知觉。当丈夫在怀着对妻子的“爱”，带了特产去城里看望妻子，但是想和妻子亲近的愿望——就像牧人敲书密拉的门一样——却屡屡被现实打破。爱欲失衡的扭曲状态终于被意识到，丈夫本该有的生命力量被呼唤回来，第二天执意带着妻子回到乡下，暗示着和谐的生命的重新建立。但是这种寻求的结局是“让他们归附原始乡野爱情模式——回归故土的怀抱，这也是沈从文为自己梦想中的‘湘西世界’失落的文明留下一个美好的省略号”。［９］
沈从文也真切地感受到湘西世界的失落，最终只能存在于自己的幻想之中，他自己也说“《雅歌》或《楚辞》，不过是一种痛苦的梦的形式而已。一切美好诗歌当然都是梦的一种形式而已”。［10］（p369）这种失落的悲哀在《边城》中感受尤其强烈。小说中的茶侗是一个爱与美统一的和谐世界，这里的人都诚实、勇敢、善良，但是有发生着一幕幕的悲剧。翠翠的父母为爱情而自杀；天保走“车路”离家出走而不幸遇难；傩送则因悲痛难耐也驾舟出走；老船夫因为忧心翠翠而过早逝世，只有翠翠守在渡头，等待心上人回来。当命运和道德的力量站在了生命的对立面时，理想健康的自然的生命形式是否经得起考验？沈从文也意识到他的理想最终只能留在笔下的湘西世界里。傩送是否能回来，还要看他能否挣脱道德的束缚，是否能重构“呼唤—应答”模式，都是一个疑问。所以在作品的最后作者不得不用一股无奈的笔调写道，“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作品的悲剧性不是沈从文要表达的根本性主题，正如《雅歌》在要寻回失落的伊甸园传统一样，《边城》也以其对“健康，不悖于人性的生命形式”的寻回依然耐人寻味。
五、结语
《雅歌》中的统一和谐的爱欲观与沈从文在湘西世界所描写的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在内在上具有一定的关系，进而影响了沈从文的牧歌体风格的形成。在对沈从文作品研究中，重视《雅歌》中所树立的文学审美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特别是两者之间在表现爱欲主题上的相似性，对进一步挖掘湘西世界主题以及对理解沈从文作品中展现的完美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内涵，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学富.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J］.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1）.
［2］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全集，（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4］周作人.谈龙集·旧约与恋爱诗［M］.上海开明书店，1927.
［5］徐雪梅.世俗世界爱情的神圣化——浅议旧约中的雅歌［J］.宁波大学学报，2003.6，（2）.
［6］梁工等.诗歌书·智慧文学解读［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7］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文沈从文全集（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齐宏伟.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的三十部经典［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9］张鑫等.人性不灭的神话——解析丈夫中原始爱情命题［J］.名作欣赏.2007，（6）.
［10］沈从文.摘星录.沈从文全集（10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