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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勋后人们讲述那些鲜活的身影,重温历史和激荡的现实。
冒大险来搞核潜艇——聂力讲述父亲聂荣臻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指挥领导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发射事业,被人称为“科技主帅”。
聂力在回忆录中说:“我梦中的父亲总是这样一个姿势:徽微抬起头,静静地、深情地向着远方的天际仰望……我知道他最想知道什么,所以,从1992年父亲去世后,从卫星、火箭升空到‘神舟’飞船上天,每当有重大科研试验任务,我都会到家中父亲的铜像前向他报告成功的喜讯。”
除了“两弹一星”工程,当时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令聂总夜夜辗转难眠,那就是,尽早研制出核潜艇,使中国人在海上有一个战略制高点。
研制核潜艇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起码设计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研制的进度。然而当时正处“文革”,很多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受到冲击停工,许多研制项目无法落实。
聂总终于坐不住了。他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工程协调会议,并明确规定接到通知的同志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为保证与会代表顺利到京,聂总还要求在会议通知上注明,凡是街道通知的厂长、书记,无论是否在接受批判和审查,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
“那个时候召开这样的回忆,是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那帮人,那时父亲的政治处境其实已经十分困难,身体也很虚弱,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开这个会,不然,核潜艇的建造,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967年6月25日,此次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6月28日下午,聂总一身戎装出息会议并讲了话,为大家鼓劲。有人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阻挠,聂总忍不住发火了:“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为确保科研工作顺利进行,聂总听从了刘华清等同志的建议,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的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8月30日那天,早晨一上班,刘华清便怀揣着打印好的材料,来到聂总办公室。聂总带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而毫不犹豫地签上“聂荣臻”三个大字。这份史无前例的“特别公函”就这样发出了。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父亲,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所冒的风险极大。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这样大胆,父亲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公函”是动乱年代里的一柄“尚方宝剑”。这把“尚方宝剑”一亮出,各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亲自到工厂制造车间、试验室、研究所去传达“特别公函”的精神,生产科研秩序纷纷恢复了。
1971年8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始下水试航。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越南练正规军,上甘岭主坑道战——陈知建讲述父亲陈赓
1950年越南反法战争的时候,当时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共产党”向中共求援。
“印度支那共产党”主席是胡志明。“胡志明汉语底子很好,会写古诗,毛笔字写得也很漂亮。我爸的部队打过长江以后,中央来电报说所有的缴获都不许扔,要带着走。我爸当时不理解,说带这么多东西怎么打仗啊。到了广州才知道,胡志明在等着准备接收呢。我爸把云南打下来以后,把胡志明的游击队都集中起来,组建了正规军。”越南部队只有游击战经验,没有正规军经验。“我爸在越南打了4个月。”
“这样一来,我爸的对手比别人多一点。他还打过法国人,而日本人、美国人大家都是一起打的。”
朝鲜战争的时候,陈赓赴朝鲜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上甘岭战役打得天下闻名。“咱们用坑道战消耗敌人很长时间。有一次我们把上甘岭削掉了两米多,把他们打怕了。实际上他们一个团能得到的火力比我们一个军的火力还多,这火力包括空中的火力打击和地面的炮火支援,而且把咱们的运输线也炸得死去活来的,包括钢铁运输线,炸得咱们只能进攻一个星期,多了就后续不继,咱们就明白了,他们火力强,装备好,咱们就得躲”。
有了坑道就不一样了。上甘岭打的是坑道战。“我爸在这方面有历史教训。解放战争时,在山西,他的一个营被打掉了,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工兵作业,指挥员选择地形有点问题。”
当时陈赓把团长政委叫来,陈赓还没晚话,他们就请求处分了。陈赓把全旅的营以上干部集合起来,到刚打过的战场上去。
陈赓说,“你们看,全连的队形还是摆得好好的,连长死在连长的位置上,指导员死在指导员的位置上,卫生员死在抢救伤员的过程中,司号员还做着吹号的姿势。有一个头朝后的没有?”
“没有!”大家沉痛地回答。
陈赓惋惜的说,“这么好的部队,指挥员稍一疏忽,就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知罪吗?”
“知罪!”
陈赓又转头问指挥员:“你怕不怕死?”
“不怕!”他们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有没有打滑头仗?”
“没有!”他们再次铿锵有力地回答。
陈赓没有处分他们,让他们吸取教训。
“从那以后我爸就开始注意工兵了。别的部队的工兵的都没有我爸部队的厉害。我爸的部队有次俘虏了敌人的一个工兵连长,这个连长有特点,脑瓜聪明爱搞发明。《集结号》里面那个用大汽油桶发射火药来炸敌人的装置就是他发明的。我们称它为炸药抛射器,国民党则称为没良心炮。因为它的威力实在太大了,不少敌人都是被震死的,身上没有硬伤,但七窍流血而亡。我爸特别重视这个工兵连长,给这个俘虏连长特别高的待遇。连长从来都是跟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可这个连长不一样,他是团长待遇,有警卫员,还开小灶。”
从此,陈赓所属部队,除了背枪、背干粮、背弹药等之外,一人一个工兵工具,每个人腰上都别一把锹或一个镐。“到朝鲜战场他用这个经验打坑道战,别人不理解,说这叫自掘坟墓,我爸反驳说敌人火力这么强,不打坑道战就站不住脚,所以令全军展开坑道战。”
“坑道那里面有吃饭的,有睡觉的,有养伤员的,有厕所,还有囤积弹药囤积粮食的地方,简直是另一个小天地,比民兵那个地道战要高级多了。敌人用小部队来封锁我们的坑道口,可我们坑道口很多,从另一边出来架上枪一通打,就把敌人打跑了。什么放毒气啊,炸药炸啊,什么招儿都使遍了,战士们都有办法来对付。很短时间内,美国人就没办法了,打不动了。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把上甘岭守住”
冒大险来搞核潜艇——聂力讲述父亲聂荣臻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指挥领导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发射事业,被人称为“科技主帅”。
聂力在回忆录中说:“我梦中的父亲总是这样一个姿势:徽微抬起头,静静地、深情地向着远方的天际仰望……我知道他最想知道什么,所以,从1992年父亲去世后,从卫星、火箭升空到‘神舟’飞船上天,每当有重大科研试验任务,我都会到家中父亲的铜像前向他报告成功的喜讯。”
除了“两弹一星”工程,当时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令聂总夜夜辗转难眠,那就是,尽早研制出核潜艇,使中国人在海上有一个战略制高点。
研制核潜艇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起码设计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研制的进度。然而当时正处“文革”,很多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受到冲击停工,许多研制项目无法落实。
聂总终于坐不住了。他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工程协调会议,并明确规定接到通知的同志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为保证与会代表顺利到京,聂总还要求在会议通知上注明,凡是街道通知的厂长、书记,无论是否在接受批判和审查,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
“那个时候召开这样的回忆,是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那帮人,那时父亲的政治处境其实已经十分困难,身体也很虚弱,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开这个会,不然,核潜艇的建造,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967年6月25日,此次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6月28日下午,聂总一身戎装出息会议并讲了话,为大家鼓劲。有人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阻挠,聂总忍不住发火了:“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为确保科研工作顺利进行,聂总听从了刘华清等同志的建议,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的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8月30日那天,早晨一上班,刘华清便怀揣着打印好的材料,来到聂总办公室。聂总带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而毫不犹豫地签上“聂荣臻”三个大字。这份史无前例的“特别公函”就这样发出了。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父亲,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所冒的风险极大。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这样大胆,父亲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公函”是动乱年代里的一柄“尚方宝剑”。这把“尚方宝剑”一亮出,各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亲自到工厂制造车间、试验室、研究所去传达“特别公函”的精神,生产科研秩序纷纷恢复了。
1971年8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始下水试航。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越南练正规军,上甘岭主坑道战——陈知建讲述父亲陈赓
1950年越南反法战争的时候,当时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共产党”向中共求援。
“印度支那共产党”主席是胡志明。“胡志明汉语底子很好,会写古诗,毛笔字写得也很漂亮。我爸的部队打过长江以后,中央来电报说所有的缴获都不许扔,要带着走。我爸当时不理解,说带这么多东西怎么打仗啊。到了广州才知道,胡志明在等着准备接收呢。我爸把云南打下来以后,把胡志明的游击队都集中起来,组建了正规军。”越南部队只有游击战经验,没有正规军经验。“我爸在越南打了4个月。”
“这样一来,我爸的对手比别人多一点。他还打过法国人,而日本人、美国人大家都是一起打的。”
朝鲜战争的时候,陈赓赴朝鲜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上甘岭战役打得天下闻名。“咱们用坑道战消耗敌人很长时间。有一次我们把上甘岭削掉了两米多,把他们打怕了。实际上他们一个团能得到的火力比我们一个军的火力还多,这火力包括空中的火力打击和地面的炮火支援,而且把咱们的运输线也炸得死去活来的,包括钢铁运输线,炸得咱们只能进攻一个星期,多了就后续不继,咱们就明白了,他们火力强,装备好,咱们就得躲”。
有了坑道就不一样了。上甘岭打的是坑道战。“我爸在这方面有历史教训。解放战争时,在山西,他的一个营被打掉了,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工兵作业,指挥员选择地形有点问题。”
当时陈赓把团长政委叫来,陈赓还没晚话,他们就请求处分了。陈赓把全旅的营以上干部集合起来,到刚打过的战场上去。
陈赓说,“你们看,全连的队形还是摆得好好的,连长死在连长的位置上,指导员死在指导员的位置上,卫生员死在抢救伤员的过程中,司号员还做着吹号的姿势。有一个头朝后的没有?”
“没有!”大家沉痛地回答。
陈赓惋惜的说,“这么好的部队,指挥员稍一疏忽,就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知罪吗?”
“知罪!”
陈赓又转头问指挥员:“你怕不怕死?”
“不怕!”他们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有没有打滑头仗?”
“没有!”他们再次铿锵有力地回答。
陈赓没有处分他们,让他们吸取教训。
“从那以后我爸就开始注意工兵了。别的部队的工兵的都没有我爸部队的厉害。我爸的部队有次俘虏了敌人的一个工兵连长,这个连长有特点,脑瓜聪明爱搞发明。《集结号》里面那个用大汽油桶发射火药来炸敌人的装置就是他发明的。我们称它为炸药抛射器,国民党则称为没良心炮。因为它的威力实在太大了,不少敌人都是被震死的,身上没有硬伤,但七窍流血而亡。我爸特别重视这个工兵连长,给这个俘虏连长特别高的待遇。连长从来都是跟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可这个连长不一样,他是团长待遇,有警卫员,还开小灶。”
从此,陈赓所属部队,除了背枪、背干粮、背弹药等之外,一人一个工兵工具,每个人腰上都别一把锹或一个镐。“到朝鲜战场他用这个经验打坑道战,别人不理解,说这叫自掘坟墓,我爸反驳说敌人火力这么强,不打坑道战就站不住脚,所以令全军展开坑道战。”
“坑道那里面有吃饭的,有睡觉的,有养伤员的,有厕所,还有囤积弹药囤积粮食的地方,简直是另一个小天地,比民兵那个地道战要高级多了。敌人用小部队来封锁我们的坑道口,可我们坑道口很多,从另一边出来架上枪一通打,就把敌人打跑了。什么放毒气啊,炸药炸啊,什么招儿都使遍了,战士们都有办法来对付。很短时间内,美国人就没办法了,打不动了。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把上甘岭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