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作为纪实影像的纪录片进入公众时代，纪录片研究也俨然成为了一门显学。学者们在不断完善纪录片本体研究的同时，更多地开始采用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断拓展纪录片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版图。其中有两个领域收获颇丰，一是与经济学、管理学相结合，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探索纪录片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二是与文化学相结合，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对纪录片的文化记录功能、文化形象塑造、跨文化传播等展开研究。与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相呼应，作为纪录片重要分支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与研究在中国迎来繁荣发展的机遇期，影视工作者、科研院所与民间力量都呈现出旺盛的参与热情，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中国影视人类学学术年会”、“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等学术活动和课题项目，为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研究搭建了交流平台。可以说，文化人类学纪录片以文化人类学为经，以影视学作纬，正日益成为纪录片研究的重要坐标。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是用影像来记录和深描文化的影视片种，而关于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研究则唤醒和构建起人们对祖先及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的集体记忆。
　　一、关注文化热点，瞄准纪录片发展
　　在学界和业界的关注与重视下，国内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学理研究已经小有规模，但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脉络做出系统梳理的佳作并不多见。而对于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本体而言，只有总结历史、立足当下，才能够更好地面向未来。从这个角度讲，由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赵鑫博士撰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史论》，其面世恰逢其时。全书以不同时期在国内外获奖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为样本，围绕“纪录理念”这一核心因素，结合政治环境、社会思潮、技术应用等层面展开分析，形成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发展的一次历时性扫描。
　　概括而言，《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史论》全书可以分为“概念界定”“发展图谱”“问题与对策”三大部分。首先，對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概念、功能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框定了研究对象的基本理论范畴；其次，梳理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创作特征，形成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图谱，并从中探析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规律；再次，以创作规律为依托，审视当下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现存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三大部分层层推进，既有学理层面的深刻思索，也有实操层面的总结与反思，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立足本体，为“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正名
　　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是文化人类学与纪录片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包含了影视人类学与影视艺术学的双重范畴。其身份的混合性决定了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研究的复杂性。面对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其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开辟研究道路的首要之务。概览现有研究文献，人类学纪录片、民族志电影、人类学片、影视人类学片等术语被学术界同时使用，而其指涉的对象又基本相同。可见，研究术语的规范与统一也是当务之急。因此，《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史论》的第一部分正是从概念辨析与界定出发，为“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正名。作者借鉴吴秋林教授在《影视文化人类学》中提出的用“影视文化人类学”代替“影视人类学”这一翻译的学术观点，认为用“文化人类学纪录片”代替学界常用的“人类学纪录片”，能够避免术语使用上的歧义，并且更加凸显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内涵和本质。在此基础上，作者将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定义为：创作者运用真实记录的手段，对田野调查中的研究对象（文化持有者及其展演的文化事项）进行长期和尽可能全方位的记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扫描并在文化人类学层面上给予文化阐释的纪录片。由此可见，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既是以动态影像形式存在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同时也是经过拍摄、录音、剪辑等影视手段，对现实进行了创造性处理的完整的纪录片作品。这一概念的界定既确保了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人类学领域的学术价值，也确保了其纪录片本体的审美功能；既规避了那些反映民族题材却文化信息不足的伪文化人类学纪录片，也将那些仅由资料性素材简单堆砌而成的粗糙的影像文本排除在外。
　　三、以“人”为切口，全景扫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像阐释的历史
　　作为一部“史论”，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发展历程的评论与总结，是全书的主体部分。然而，面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60多年积累下的上千部作品，如何避免挂一漏万，并且找到一条贯穿的线索，将纷繁芜杂的历史事项梳理串联，形成一条逻辑清晰的发展脉络，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史论》以“人”破题，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以人为本”是文化人类学的要义所在，同样，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与研究，也要牢牢抓住“人”这一核心要素。其中，创作主体是文化的感知者、观察者，其观念、视角、知识背景和创作理念对文化客体的意义赋予和文化现象的解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创作主体是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演进的发生动力。
　　《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史论》的第二部分，正是通过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把脉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创新性地将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学者与电影工作者通力合作的起步期；科研院所推动的恢复期；影视工作者创作活跃的发展期以及影视工作者、科研院所、民间力量多元助推的繁荣期。从创作主体入手，既可以牢牢把握“纪录理念”这一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核心要素，并将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及其创作得失纳入研究视野；也便于将社会、时代、政治、文化思潮、技术应用等因素做综合考量，对某一时期创作风格样态的形成肌理做深入分析。
　　四、带有问题意识，直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像阐释的现存问题
　　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在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进行理论审视的基础上，作者结合近年来对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相关活动的实地调研，剖析了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现存问题，指出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虽然在数量上快速增长，但是题材选择有所偏废且整体质量普遍不高。具体表现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题材扎堆，而对都市文化和汉族题材关注不足。文化人类学学者创作的作品在可视性上处于劣势，而影视工作者的创作在文化人类学信息的完整性、文化人类学观点的表达、文化人类学方法和视角的使用上均有欠缺。总体而言，科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影视创作的艺术性之间存在割裂现象。针对这些问题，书中给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创作中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人”的问题，虽然文化人类学学者与影视工作者的理念与诉求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之间并不一定要相互对立，不可兼得。作者对某些学者仅将影视作为田野调查的手段和工具的观点提出质疑，强调了规范且熟练使用视听语言的必要性，并指出“文化人类学与纪录片是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两个本体，前者提供内容与方法，后者是手段和载体，二者缺一不可，彼此依赖，彼此融合”。
　　五、弥补创作者的声音，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像阐释的集体无意识
　　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一路走来，离不开一代代文化人类学纪录片人在创作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对文化、真实与理性的默默坚守。而他们的思想与声音往往隐藏在作品背后，不易被大众捕捉和关注。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史论》在全书的最后，收录了作者对杨光海、庞涛和王海兵等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创作者的访谈实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杨光海是中国第一位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导演，同时也长期从事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研究工作，是《影视人类学概论》的撰稿人之一。因此，对杨光海的采访既从实践的层面还原了中国早期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图景，也从学理层面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问题以及与国际上的差距做出理性的思考。庞涛也同时具有创作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作为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现状较为熟悉，其采访对把握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最新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意义。王海兵是国内较早从事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导演之一，其作品在国内外屡获大奖，其采访在影视艺术范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几位重量级的创作者对当时创作过程的回顾与思考，呈现出了文化人类学纪录片作品形成背后的丰富信息，既为全书的论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材料，同时也为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像阐释的集体记忆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健康发展需要文化人类学学者和影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长补短，也需要一线创作者与学术研究者们优势互补，通力合作。希望有更多学术性和传播力俱佳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面世，也期待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学术研究不断结出累累硕果。
　　参考文献：
　　1.赵鑫.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作者单位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