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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夫·托尔斯泰笔下最具道德光辉的人物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他极致地体现了作者“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的主题,寻求个人在世界中合适的存在,倡导忏悔和宽容精神。阅读这部经典著作,人们总是把眼光放在安娜身上,然而列文才是整部书的力量和张力所在,才是列夫·托尔斯泰内心晦暗的闪烁的思想寄托。
关键词:列夫·托尔斯泰;列文;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
为什么读经典?经典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塑造完善自我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经典作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深刻的内涵和思维方式,而19世纪的俄国文学几乎可以说成为了后期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巅峰。它对俄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更加全面和深入,对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的理解更加深厚,人物形象刻画丰富而雕琢感强,对人类精神活动的挖掘也越来越深邃。一部伟大的作品一经诞生,就是一个“事件”,阅读的过程就是获得“经验”的过程。经典强大人的内心,消除困扰和迷惑;经典引导人们全心全意地向往人性最美好的一面;经典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人文关怀是其终极主题;经典认为艺术的最高表达形式不是呻吟和疼痛,而是信仰善和爱,心怀天下,悲天悯人。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便诞生于这种对善和爱的信仰之中。
一、列夫·托尔斯泰的自传性形象
列文是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小说有两条核心线索,一条是安娜的感情经历和覆灭,另一条是列文的人生探索。塑造列文这一线索的又包括他的妻子吉娣(不应该把吉娣划归为和列文并列的平行线索,吉娣只是列文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影响和塑造列文的因素)和列文哥哥尼古拉的死。贯穿全文的是列文精神的不断变化,痛苦的反思和艰难的探索。小说中他是拥有3000亩土地的年轻的贵族大庄园主,他强壮、热情、忠厚、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热衷于思考各种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列文在家庭观念、处理身边事物、思考社会问题方面都折射出托尔斯泰本人的影子,可以说也是作者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崇尚家庭伦理道德,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蔓延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解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尽管有美好的家庭,有妻子和孩子做伴,但这种绝望无法消退,他阅读哲学和神学著作,仍不能得到答案,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最后从庄稼汉的“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生活”中得到启示,获得了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了《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精神,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理,全书闪现着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列文对世界、对人类的探索也反映了托尔斯泰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世界文学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为文学重新定义了内涵,为作家们的文学攀登确定了高不可及的坐标。他同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上述列文的生活状态便是托尔斯泰自身的现实写照,文学是他人生意义探索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格力量和道德光芒。他认为他的出身、土地田产都是“不义”的,这种道德焦虑伴随了他的一生。他思考贵族怎样才能摆脱原罪,他真诚地思考如何融入平常人的生活,他思考人类不公平的源泉和建构公平的合理性。最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财产,除了物质生活外,更艰难的是他厌恶贵族出身带给他的“文明感”。保有一颗“赤子之心”探索永恒的人,以“合适的存在”为主题,这种思想驱使他回到人最真实的心灵中去建构“善”的世界基础。在他看来,外部世界的苦难和悲剧根本在于人违背了自身的善性,放纵了内心邪恶的本能,因此世界的改善首先应立足于人类个体的自我完善。
小说中列文具有很强的托尔斯泰自传色彩,托尔斯泰把自己对生命、社会、信仰等问题的困惑和探索全都赋予了列文。不只是列文的结婚过程、家庭幸福具有作家本人经历的影子,而且在日常生活和精神探求的很多细节上,他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文中列文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托尔斯泰也一样在对生活感到厌恶的时候,把猎枪锁在柜子里,以防在绝望时自己会开枪自杀;他也跟列文一样,曾经穿着粗糙的农夫大褂,躬耕于田野。托尔斯泰曾经在一张纸上记录了他要探索的六个“不明白的问题”:
1.为什么要生?
2.我的生存以及所有别的人的生存的原因何在?
3.我的生存和别人的生存有何目的?
4.我内心里感觉到的善与恶的分离有何意义,为什么会有这种分离?
5.我该怎样生活?
6.死是什么——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
在小说里,托尔斯泰通过列文表达了他被这些问题困扰的精神状态,表达了对人生意义的苦苦求索。列文经常思考自己是什么人,活着为了什么?别人告诉他:“活着不是为了欲望,而是为了上帝。”他就思考:“为了什么样的上帝?”特别是面对死亡,他发现:“在人面前,在他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忘却以外别无他物。”“他决定再不能这样活下去,要么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至成为魔鬼的恶毒嘲笑,要么开枪自杀。” 综观托尔斯泰的小说,尼古林卡、涅赫留朵夫、安德烈、皮埃尔、列文,这些形象概括了托尔斯泰的人生经历,也生动展示了他思想和心灵的剧烈动荡,以及他为寻求摆脱身为贵族的道德“原罪”而痛苦挣扎的艰难过程。最深层原因是俄国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游离、无根状态,托尔斯泰通过列文也提出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文化困境”的困惑,和俄国文学的传统一样,托尔斯泰同样渴望从俄国小人物身上找到慰藉,以安慰其身上与生俱来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断裂感,文中列文精神的转变都是通过农民最原始、朴实的“善”和“爱”来推动的。托尔斯泰继承了卢梭“回归自然”的观点,提出善是一种最朴素的东西,并非神秘莫测的,在“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那些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小人物身上。
二、对死亡“心灵辩证法”式的思考
托尔斯泰以文学丰富性著称,他是一位细节大师,善于将微妙的瞬间放入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他表现人物心灵的方法被车尔尼雪夫斯基命名为“心灵辩证法”。纵观该小说,影响列文最深刻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最开始对吉娣求婚的失败;还有一个就是他深爱的哥哥尼古拉的死,指引他开始对“死”进行无尽的思考。
“死亡”是《安娜·卡列尼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小说中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从安娜和伏伦斯基第一次在车站相遇时目睹看道工死于火车轮下;之后安娜产后病危;伏伦斯基自杀未遂;列文哥哥尼古拉的死以及后来列文自杀的念头,这个话题贯穿了全书。列文尝试去触碰“死”这个东西,神秘而不可预知,可怕又充满恐惧,却有着永远琢磨不透的伟大吸引力。托尔斯泰利用“心灵辩证法”表现了列文复杂的、矛盾的、对死亡的认知和斗争过程,细致地展现了这一认知过程详细的发展变化。列文第一次思考“死”的话题,是他的哥哥尼古拉来到列文的庄园拜访,晚上尼古拉躺在床上像病人那样翻来覆去,不断咳嗽,呼吸困难然后怒气冲冲咒骂的时候,列文感到死亡是万物不可逃避的归宿,并且头一次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呈现在他的面前。列文手足无措,他还没有勇气和力量去想他原来认为遥远的事情。这部小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第五部第二十章的下面有了副标题:死。尼古拉便是在这一章死去的。这一章以列文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刻画了尼古拉的死亡:
仪式进行的时候,尼古拉热烈地祈祷着。他那双大眼睛紧盯着摆在铺花布桌上的圣像,流露出那么热烈地祈求和希望,使列文简直不敢看他。……在行圣礼的时候,列文也做着祷告,做了他这个不信教的人做过千百遍的事,他对上帝说:“要是你真的存在,你就使他复元吧,你救救他,也救救我吧!”[1]
尼古拉的死是间断的,折磨着列文和家人,面对病人凋残的生命,他对“死”这个问题已经无法思考,因为尽管拼命思考,他还是不能理解,他羡慕垂死的人能够懂得他所无法理解的事。大家知道尼古拉很快就要死了,确切说是已经死了一半了,大家只有一个愿望,但愿他早点死,但是又都隐瞒着这种念头,互相欺骗着。列文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可恶的虚伪,但同时也感受到在病人身上发生的变化,他把死看做是欲望的满足,看做是幸福。希望从一切痛苦和产生痛苦的根源——肉体中解放出来。于是在这章的最后,当尼古拉死去时,那种对死的无法理解和对死临近的无可避免的恐惧又回到了列文的心里。但是,在托尔斯泰的设定下,列文虽然恐惧充满疑惑,但出现了另一种和死亡相对的同样伟大而不可预知的力量,面对哥哥的死,这个力量给他带来了存活的勇气和信心,那就是爱。在绝望的威胁下,这种爱就更强烈更纯洁。这是首次爱与死的交锋,“另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号召人们去爱和生活的谜又出现了。吉娣怀孕了”[2]。这章巧妙地为后文作了铺垫,包括列文对宗教态度的改变、信仰的萌芽,同时也是生与死首次交织在一起,它们对抗又融合,彷徨在列文的心里,这种明显的矛盾和裂痕,给小说带来了巨大的张力,全书透露出一种强大的“伦理力量”。
再看看两位主角的关系,从结构安排来看,列文的幸福家庭与安娜的不幸家庭互为对照,从内部关系分析,让两条线索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安娜、列文等人物面对社会环境、婚姻、家庭、情感、人生等问题时,各自不同又互为对照的思想、态度和人生选择。这些人物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兴趣,唯有安娜和列文充分表现出了与各自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两个人都是努力探究生活的真谛、寻找人生意义的热情的探索者:安娜是通过让被压抑的青春激情自由展开的方式,列文是通过哲学思考和宗教探索的方式。追究他们的思想本源,安娜深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追求个人自由和幸福;而列文是典型的俄国传统贵族知识分子,受的是俄罗斯传统教育,倡导宗法制社会的合理性,因此列文更为关心他人,小心翼翼。不同于列文对死亡问题思考的正统和深入,托尔斯泰把“死亡”的另一种形式冠以安娜。文章详细描摹了安娜死前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活动:
她想倒在开到她身边的第一节车厢的中心。可是她从臂上取下红色手提包时耽搁了一下,来不及了,车厢中心过去了。只好等下一节车厢。……就是前后车轮之间的中心对准她的一瞬间,她丢下红色手提包,头缩在肩膀里,两手着地扑到车厢下面,微微动了动,仿佛立刻想站起来,但又扑通一声跪下去。就在这一刹那,她对自己的行动大吃一惊。“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她想站起来,闪开身子,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撞到了她的脑袋上,从她背上轧过。[3]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寻在人做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他认为安娜的死是带有一种偶然的冲动性的,这种冲动是安娜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处于能够被理性把握之外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不可捉摸的转瞬即逝的感觉,这便是“非理性死亡”。托尔斯泰借助安娜,也在摸索着一种人性深刻的“自我的分裂”,另一个更疯狂的、非理性的、残缺的一面也许成为了个体的主导,人可能从来都没有统一过,本能、冲动和晦暗不明的欲望才更接近真实的自我,人性的本质是来自非意识层面的。
三、自然人的回归
在我看来,列文之所以散发人性的光辉,不仅只是对人类宇宙生命的质问,更是在于他的“回归自然”,寻求人类的天性,试图解决自然和文明的冲突、心灵和理智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卢梭认为现代人类的缺失与异化表现为人对人的奴役、个人自由的丧失、人与自然的疏远,人类历史就是一个错误,就是一种由自然人蜕化成文明人的堕落状态,否定人类文明,倡导“回归自然”(Return to nature),强调人性自由,即回归到人的本性、天性中去。弗洛姆曾说:“自由是人创造出来的最大的幻想。”而托尔斯泰让列文历经苦痛与挣扎,必让他追寻到这样的人性的自由。这也是托尔斯泰所期望全人类能够得到的人生最珍贵的经历。
列文第一次求婚被吉娣拒绝后,回到了自己的农庄。作者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列文在乡下农作的刻画。列文求婚失败,心里充满耻辱和悲哀。但这些痛苦的回忆逐渐被他田园中琐碎而必要的事情冲淡了,进而治愈了他的心病,托尔斯泰特别选择了春天这个季节,赋予了万物生机。托尔斯泰只有在描写到列文的田园生活时,才透露出心灵的轻松和惬意,生命的蓬勃,这也是全书几乎唯一能够读到的温馨的情节了。小说第三部在这些琐碎的农村生活中,有几个典型的田园生活画面,令人动容。一个是列文清晨割草,他向农民基特讨教割草要点,“他什么也不想,也不希望什么,一心只求不落在农民后面,尽可能把活儿干好。……割草时,野草飒飒作响,散发出芬芳的香味,高高地推起一行又一行。割草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短短的一行行草地上,把磨刀石盒震得铿锵作响,一会儿是镰刀的碰击声,一会儿是磨刀声,一会儿又是欢乐的喧闹声,大家都你追我赶地割着。”[4]列文割得越久,越频繁地处在忘我的陶醉状态,彷佛不是他的双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本身充满生命和思想。“这实在是最幸福的时刻啊。” 这是他在农事中沉迷于自然的力量,开始欣赏农家生活。还有一个片段是列文在姐姐乡下养蜂场遇见了伊凡·巴孟诺夫妇。“列文留神打量着伊凡·巴孟诺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装草。伊凡·巴孟诺站在大车上,接受、铺平和踏实大束大束的干草,那是他年轻美丽的妻子递给他的。……伊凡显然竭力想使她避免重复劳动,大大地张开双臂接住她抛来的干草,然后把它铺平在大车上。年轻的农妇耙拢最后一些干草,掸掉落在脖子里的草屑,拉正滑到没有晒黑的雪白前额上的头巾,钻到大车底下去捆车。伊凡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哈哈大笑着。这俩口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刚刚觉醒的强烈的青春爱情。”[5]列文欣赏这样的生活,可今天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要把他如此乏味、空虚、不自然地独身生活变成这种勤劳、纯洁、集体的美好生活,关键在他自己。托尔斯泰通过列文看到的这些生动的细节,寄托了他想回归农民生活方式,回到俄国社会的根基,亲近自然、亲近土地田园的强烈愿望。
《安娜·卡列尼娜》一共有八部,在对安娜的描写上,第七部就以她的自杀结束,第八部基本上都在描写列文的探索和疑虑,以及重大的精神转变:列文和吉娣一家搬到莫斯科住的一段时间里,他整天无所事事,想念乡村以及农事,他越来越固执地思考着这些问题,(即托尔斯泰自己提出的那六个问题)反省自己是否应该信教。这些思想折磨着他,因此他去阅读哲学和神学著作,但是对两者都感到失望,文中也有这样一段列文对自己的表述:“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离出一个生物体水泡,这个水泡一刹那破灭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水泡。这是一个叫人痛苦的谬误,但却是人类几个世纪以来在这方面冥思苦想的唯一成果。这不仅是一个谬误,而且是一股恶势力,一定要摆脱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手里。一定要摆脱这股恶势力的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死。”[6]就从这开始,列文因为这样的愚昧无知而痛苦得想自杀,这种心理的矛盾痛苦,无法与任何人阐明,包括妻子朋友,他也无法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一个身强体壮、家庭生活美满的人,羞愧于思想的贫乏。但是他还是选择继续生活下去,直到他回到乡下干农活,从庄稼汉费多尔的话“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生活”中得到启示——生活的意义在于行善和爱人。在这部小说中,列文最后终于找到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的答案,信仰上帝,信仰“善”,就是人类唯一的天职。只有“善”让人人平等,让人们都坚定不移的相信,这种信念无法用理智解释,它超越了理智,超越了因果关系。宗教在抛弃了外化的虚构后,它引导人类“爱人”,通过“爱”让它的信仰者们内心强大,心灵明亮。在他获得了信仰的同时,那些神秘的、解不开的谜团终于散去,列文终于感到自己获得了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大于再遇吉娣的幸福,大于吉娣答应他求婚的幸福,大于他迎接新生儿的幸福,大于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含义的最高幸福。因此在小说的结尾,托尔斯泰寄予了列文最完满的自我道德完善结果:他最终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注释:
[1][2][3][4][5][6]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部), 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78页、第483页、第731页、第250页、第267页、第750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文学与传媒系)
关键词:列夫·托尔斯泰;列文;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
为什么读经典?经典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塑造完善自我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经典作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深刻的内涵和思维方式,而19世纪的俄国文学几乎可以说成为了后期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巅峰。它对俄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更加全面和深入,对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的理解更加深厚,人物形象刻画丰富而雕琢感强,对人类精神活动的挖掘也越来越深邃。一部伟大的作品一经诞生,就是一个“事件”,阅读的过程就是获得“经验”的过程。经典强大人的内心,消除困扰和迷惑;经典引导人们全心全意地向往人性最美好的一面;经典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人文关怀是其终极主题;经典认为艺术的最高表达形式不是呻吟和疼痛,而是信仰善和爱,心怀天下,悲天悯人。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便诞生于这种对善和爱的信仰之中。
一、列夫·托尔斯泰的自传性形象
列文是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小说有两条核心线索,一条是安娜的感情经历和覆灭,另一条是列文的人生探索。塑造列文这一线索的又包括他的妻子吉娣(不应该把吉娣划归为和列文并列的平行线索,吉娣只是列文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影响和塑造列文的因素)和列文哥哥尼古拉的死。贯穿全文的是列文精神的不断变化,痛苦的反思和艰难的探索。小说中他是拥有3000亩土地的年轻的贵族大庄园主,他强壮、热情、忠厚、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热衷于思考各种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列文在家庭观念、处理身边事物、思考社会问题方面都折射出托尔斯泰本人的影子,可以说也是作者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崇尚家庭伦理道德,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蔓延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解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尽管有美好的家庭,有妻子和孩子做伴,但这种绝望无法消退,他阅读哲学和神学著作,仍不能得到答案,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最后从庄稼汉的“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生活”中得到启示,获得了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了《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精神,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理,全书闪现着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列文对世界、对人类的探索也反映了托尔斯泰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世界文学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为文学重新定义了内涵,为作家们的文学攀登确定了高不可及的坐标。他同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上述列文的生活状态便是托尔斯泰自身的现实写照,文学是他人生意义探索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格力量和道德光芒。他认为他的出身、土地田产都是“不义”的,这种道德焦虑伴随了他的一生。他思考贵族怎样才能摆脱原罪,他真诚地思考如何融入平常人的生活,他思考人类不公平的源泉和建构公平的合理性。最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财产,除了物质生活外,更艰难的是他厌恶贵族出身带给他的“文明感”。保有一颗“赤子之心”探索永恒的人,以“合适的存在”为主题,这种思想驱使他回到人最真实的心灵中去建构“善”的世界基础。在他看来,外部世界的苦难和悲剧根本在于人违背了自身的善性,放纵了内心邪恶的本能,因此世界的改善首先应立足于人类个体的自我完善。
小说中列文具有很强的托尔斯泰自传色彩,托尔斯泰把自己对生命、社会、信仰等问题的困惑和探索全都赋予了列文。不只是列文的结婚过程、家庭幸福具有作家本人经历的影子,而且在日常生活和精神探求的很多细节上,他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文中列文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托尔斯泰也一样在对生活感到厌恶的时候,把猎枪锁在柜子里,以防在绝望时自己会开枪自杀;他也跟列文一样,曾经穿着粗糙的农夫大褂,躬耕于田野。托尔斯泰曾经在一张纸上记录了他要探索的六个“不明白的问题”:
1.为什么要生?
2.我的生存以及所有别的人的生存的原因何在?
3.我的生存和别人的生存有何目的?
4.我内心里感觉到的善与恶的分离有何意义,为什么会有这种分离?
5.我该怎样生活?
6.死是什么——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
在小说里,托尔斯泰通过列文表达了他被这些问题困扰的精神状态,表达了对人生意义的苦苦求索。列文经常思考自己是什么人,活着为了什么?别人告诉他:“活着不是为了欲望,而是为了上帝。”他就思考:“为了什么样的上帝?”特别是面对死亡,他发现:“在人面前,在他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忘却以外别无他物。”“他决定再不能这样活下去,要么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至成为魔鬼的恶毒嘲笑,要么开枪自杀。” 综观托尔斯泰的小说,尼古林卡、涅赫留朵夫、安德烈、皮埃尔、列文,这些形象概括了托尔斯泰的人生经历,也生动展示了他思想和心灵的剧烈动荡,以及他为寻求摆脱身为贵族的道德“原罪”而痛苦挣扎的艰难过程。最深层原因是俄国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游离、无根状态,托尔斯泰通过列文也提出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文化困境”的困惑,和俄国文学的传统一样,托尔斯泰同样渴望从俄国小人物身上找到慰藉,以安慰其身上与生俱来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断裂感,文中列文精神的转变都是通过农民最原始、朴实的“善”和“爱”来推动的。托尔斯泰继承了卢梭“回归自然”的观点,提出善是一种最朴素的东西,并非神秘莫测的,在“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那些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小人物身上。
二、对死亡“心灵辩证法”式的思考
托尔斯泰以文学丰富性著称,他是一位细节大师,善于将微妙的瞬间放入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他表现人物心灵的方法被车尔尼雪夫斯基命名为“心灵辩证法”。纵观该小说,影响列文最深刻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最开始对吉娣求婚的失败;还有一个就是他深爱的哥哥尼古拉的死,指引他开始对“死”进行无尽的思考。
“死亡”是《安娜·卡列尼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小说中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从安娜和伏伦斯基第一次在车站相遇时目睹看道工死于火车轮下;之后安娜产后病危;伏伦斯基自杀未遂;列文哥哥尼古拉的死以及后来列文自杀的念头,这个话题贯穿了全书。列文尝试去触碰“死”这个东西,神秘而不可预知,可怕又充满恐惧,却有着永远琢磨不透的伟大吸引力。托尔斯泰利用“心灵辩证法”表现了列文复杂的、矛盾的、对死亡的认知和斗争过程,细致地展现了这一认知过程详细的发展变化。列文第一次思考“死”的话题,是他的哥哥尼古拉来到列文的庄园拜访,晚上尼古拉躺在床上像病人那样翻来覆去,不断咳嗽,呼吸困难然后怒气冲冲咒骂的时候,列文感到死亡是万物不可逃避的归宿,并且头一次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呈现在他的面前。列文手足无措,他还没有勇气和力量去想他原来认为遥远的事情。这部小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第五部第二十章的下面有了副标题:死。尼古拉便是在这一章死去的。这一章以列文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刻画了尼古拉的死亡:
仪式进行的时候,尼古拉热烈地祈祷着。他那双大眼睛紧盯着摆在铺花布桌上的圣像,流露出那么热烈地祈求和希望,使列文简直不敢看他。……在行圣礼的时候,列文也做着祷告,做了他这个不信教的人做过千百遍的事,他对上帝说:“要是你真的存在,你就使他复元吧,你救救他,也救救我吧!”[1]
尼古拉的死是间断的,折磨着列文和家人,面对病人凋残的生命,他对“死”这个问题已经无法思考,因为尽管拼命思考,他还是不能理解,他羡慕垂死的人能够懂得他所无法理解的事。大家知道尼古拉很快就要死了,确切说是已经死了一半了,大家只有一个愿望,但愿他早点死,但是又都隐瞒着这种念头,互相欺骗着。列文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可恶的虚伪,但同时也感受到在病人身上发生的变化,他把死看做是欲望的满足,看做是幸福。希望从一切痛苦和产生痛苦的根源——肉体中解放出来。于是在这章的最后,当尼古拉死去时,那种对死的无法理解和对死临近的无可避免的恐惧又回到了列文的心里。但是,在托尔斯泰的设定下,列文虽然恐惧充满疑惑,但出现了另一种和死亡相对的同样伟大而不可预知的力量,面对哥哥的死,这个力量给他带来了存活的勇气和信心,那就是爱。在绝望的威胁下,这种爱就更强烈更纯洁。这是首次爱与死的交锋,“另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号召人们去爱和生活的谜又出现了。吉娣怀孕了”[2]。这章巧妙地为后文作了铺垫,包括列文对宗教态度的改变、信仰的萌芽,同时也是生与死首次交织在一起,它们对抗又融合,彷徨在列文的心里,这种明显的矛盾和裂痕,给小说带来了巨大的张力,全书透露出一种强大的“伦理力量”。
再看看两位主角的关系,从结构安排来看,列文的幸福家庭与安娜的不幸家庭互为对照,从内部关系分析,让两条线索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安娜、列文等人物面对社会环境、婚姻、家庭、情感、人生等问题时,各自不同又互为对照的思想、态度和人生选择。这些人物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兴趣,唯有安娜和列文充分表现出了与各自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两个人都是努力探究生活的真谛、寻找人生意义的热情的探索者:安娜是通过让被压抑的青春激情自由展开的方式,列文是通过哲学思考和宗教探索的方式。追究他们的思想本源,安娜深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追求个人自由和幸福;而列文是典型的俄国传统贵族知识分子,受的是俄罗斯传统教育,倡导宗法制社会的合理性,因此列文更为关心他人,小心翼翼。不同于列文对死亡问题思考的正统和深入,托尔斯泰把“死亡”的另一种形式冠以安娜。文章详细描摹了安娜死前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活动:
她想倒在开到她身边的第一节车厢的中心。可是她从臂上取下红色手提包时耽搁了一下,来不及了,车厢中心过去了。只好等下一节车厢。……就是前后车轮之间的中心对准她的一瞬间,她丢下红色手提包,头缩在肩膀里,两手着地扑到车厢下面,微微动了动,仿佛立刻想站起来,但又扑通一声跪下去。就在这一刹那,她对自己的行动大吃一惊。“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她想站起来,闪开身子,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撞到了她的脑袋上,从她背上轧过。[3]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寻在人做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他认为安娜的死是带有一种偶然的冲动性的,这种冲动是安娜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处于能够被理性把握之外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不可捉摸的转瞬即逝的感觉,这便是“非理性死亡”。托尔斯泰借助安娜,也在摸索着一种人性深刻的“自我的分裂”,另一个更疯狂的、非理性的、残缺的一面也许成为了个体的主导,人可能从来都没有统一过,本能、冲动和晦暗不明的欲望才更接近真实的自我,人性的本质是来自非意识层面的。
三、自然人的回归
在我看来,列文之所以散发人性的光辉,不仅只是对人类宇宙生命的质问,更是在于他的“回归自然”,寻求人类的天性,试图解决自然和文明的冲突、心灵和理智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卢梭认为现代人类的缺失与异化表现为人对人的奴役、个人自由的丧失、人与自然的疏远,人类历史就是一个错误,就是一种由自然人蜕化成文明人的堕落状态,否定人类文明,倡导“回归自然”(Return to nature),强调人性自由,即回归到人的本性、天性中去。弗洛姆曾说:“自由是人创造出来的最大的幻想。”而托尔斯泰让列文历经苦痛与挣扎,必让他追寻到这样的人性的自由。这也是托尔斯泰所期望全人类能够得到的人生最珍贵的经历。
列文第一次求婚被吉娣拒绝后,回到了自己的农庄。作者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列文在乡下农作的刻画。列文求婚失败,心里充满耻辱和悲哀。但这些痛苦的回忆逐渐被他田园中琐碎而必要的事情冲淡了,进而治愈了他的心病,托尔斯泰特别选择了春天这个季节,赋予了万物生机。托尔斯泰只有在描写到列文的田园生活时,才透露出心灵的轻松和惬意,生命的蓬勃,这也是全书几乎唯一能够读到的温馨的情节了。小说第三部在这些琐碎的农村生活中,有几个典型的田园生活画面,令人动容。一个是列文清晨割草,他向农民基特讨教割草要点,“他什么也不想,也不希望什么,一心只求不落在农民后面,尽可能把活儿干好。……割草时,野草飒飒作响,散发出芬芳的香味,高高地推起一行又一行。割草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短短的一行行草地上,把磨刀石盒震得铿锵作响,一会儿是镰刀的碰击声,一会儿是磨刀声,一会儿又是欢乐的喧闹声,大家都你追我赶地割着。”[4]列文割得越久,越频繁地处在忘我的陶醉状态,彷佛不是他的双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本身充满生命和思想。“这实在是最幸福的时刻啊。” 这是他在农事中沉迷于自然的力量,开始欣赏农家生活。还有一个片段是列文在姐姐乡下养蜂场遇见了伊凡·巴孟诺夫妇。“列文留神打量着伊凡·巴孟诺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装草。伊凡·巴孟诺站在大车上,接受、铺平和踏实大束大束的干草,那是他年轻美丽的妻子递给他的。……伊凡显然竭力想使她避免重复劳动,大大地张开双臂接住她抛来的干草,然后把它铺平在大车上。年轻的农妇耙拢最后一些干草,掸掉落在脖子里的草屑,拉正滑到没有晒黑的雪白前额上的头巾,钻到大车底下去捆车。伊凡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哈哈大笑着。这俩口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刚刚觉醒的强烈的青春爱情。”[5]列文欣赏这样的生活,可今天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要把他如此乏味、空虚、不自然地独身生活变成这种勤劳、纯洁、集体的美好生活,关键在他自己。托尔斯泰通过列文看到的这些生动的细节,寄托了他想回归农民生活方式,回到俄国社会的根基,亲近自然、亲近土地田园的强烈愿望。
《安娜·卡列尼娜》一共有八部,在对安娜的描写上,第七部就以她的自杀结束,第八部基本上都在描写列文的探索和疑虑,以及重大的精神转变:列文和吉娣一家搬到莫斯科住的一段时间里,他整天无所事事,想念乡村以及农事,他越来越固执地思考着这些问题,(即托尔斯泰自己提出的那六个问题)反省自己是否应该信教。这些思想折磨着他,因此他去阅读哲学和神学著作,但是对两者都感到失望,文中也有这样一段列文对自己的表述:“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离出一个生物体水泡,这个水泡一刹那破灭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水泡。这是一个叫人痛苦的谬误,但却是人类几个世纪以来在这方面冥思苦想的唯一成果。这不仅是一个谬误,而且是一股恶势力,一定要摆脱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手里。一定要摆脱这股恶势力的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死。”[6]就从这开始,列文因为这样的愚昧无知而痛苦得想自杀,这种心理的矛盾痛苦,无法与任何人阐明,包括妻子朋友,他也无法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一个身强体壮、家庭生活美满的人,羞愧于思想的贫乏。但是他还是选择继续生活下去,直到他回到乡下干农活,从庄稼汉费多尔的话“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生活”中得到启示——生活的意义在于行善和爱人。在这部小说中,列文最后终于找到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的答案,信仰上帝,信仰“善”,就是人类唯一的天职。只有“善”让人人平等,让人们都坚定不移的相信,这种信念无法用理智解释,它超越了理智,超越了因果关系。宗教在抛弃了外化的虚构后,它引导人类“爱人”,通过“爱”让它的信仰者们内心强大,心灵明亮。在他获得了信仰的同时,那些神秘的、解不开的谜团终于散去,列文终于感到自己获得了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大于再遇吉娣的幸福,大于吉娣答应他求婚的幸福,大于他迎接新生儿的幸福,大于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含义的最高幸福。因此在小说的结尾,托尔斯泰寄予了列文最完满的自我道德完善结果:他最终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注释:
[1][2][3][4][5][6]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部), 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78页、第483页、第731页、第250页、第267页、第750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文学与传媒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