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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作为一种“记述血缘集团世系的载体”，在南北朝时期地位最高，以家谱为依据来识别门第高低贵贱的风气在当时也最为鼎盛。许多哪怕现世混得不好的人，如果从自家谱系中找到“曾经阔过”的依据，立即就能获得自信，挺直腰板。反之，混得再好的人，如果老祖宗没有什么显贵的身份，照样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
问题是，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据考证，至少从殷商时期起，就已经存在家谱了。最早编修家谱，是出于封建帝王在权力更替时，寻求血统的纯净所需。周朝时，专门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即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宫》记载，小史是长官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祭祀时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
底下的诸侯国对修家谱这事也很重视。著名的诗人屈原就做过这项工作，他曾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因为领导都很重视，所以修家谱在周朝就成为一件神圣而时髦的事情。周朝的谱系，不光是为了记录血亲，还进入课堂，作为官府学校用来教育贵族子弟的教学内容，从而具有了政治教化功能。据《国语》记载，通过学习谱系里的“明德者”和“幽昏者”，让子弟们明辨，作为统治者，要“明德”而不要“幽昏”。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世本》《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等标志性谱学著作也就不奇怪了。
汉代将周朝的那一套拿来稍作改进，也建立了专门编修谱牒的管理机构。负责修订家谱的官员叫宗正官，由皇族中选出。汉代皇族谱牒分两种.一种是所有与皇帝有亲属关系的名籍，即以皇帝为核心上下五世直系的家谱;另一种是诸王世谱，即汉代所封各个同行诸侯王的世系谱籍。
与周朝相比，汉代世袭分封与宗法制度联系更加紧密，基本上就是以皇帝为中心，上面父祖，中间兄弟，下面子孙，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授予不同爵位，分封不同领地，享受不同特权，因而也就更加注重血缘关系。
一方面，这些记录帝王家谱的资料成为后世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仔细阅读过这些资料，他所写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等章节，之所以能系统而具体地记录上古到夏商周王室的历代世系，靠的即是家谱文献。另一方面，由于家谱基本都是记录帝王家的事情，导致家谱修订一直集中在社会的上层，与老百姓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后世门阀世家风气的形成。
南北朝（420年-89年）时期，被学者称为“谱学之黄金时代”。具体著作数字，今已无法考证。据《通志·艺文略》统计，魏晋至南北朝各类谱牒、家谱著作共155部，2365卷。形成如此大的规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与九品中正制有关。早在汉代，就有“征辟”和“察举”制度，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举孝廉”制度。根据这些制度，当官只需要找几个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来推荐即可。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进入官府就意味着进入社会上层，至少有了成为上层的机会。被举荐而入仕的官员出于感恩的心理，在混到一定地位成为举荐人时，自然会优先考虑他当年的举荐人的亲戚朋友，在这种形势下，就慢慢有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门第家世由此逐渐开始形成。
到三国时代，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即分九个等级从士人中选官。就是分省、市、县三个层级设立中正，作为网罗人才、选拔官吏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将人才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直至下下等九品，逐级上报吏部，吏部根据中正平定的品第，授予不同等级官职。担任中正的官员，由吏部从各地的“著姓士族”中选出。中正选人标准有三项：家世、才干、品德。不过，到了后来，后两项往往变得不太重要，家世成为主要标准。家谱，作为判断家世的主要依据，也就开始兴盛起来。中正官要选人，必然要了解被录用人才的家谱，而被选人要想被选中，也要有证明自己家世的家谱。家谱功能进一步丰富，从辨别帝王血亲正统关系亲疏进而发展到成为国家任免官员的依据和士族的身份证明。对此，社会学家潘光旦在他的著述中说，魏立国之初制九品中正之法，州郡各置中正，铨定其地之人口为九品，登诸簿状，以备选举，于是门第大重，而谱学得一特殊发展之动力。
其次，与庄园经济发展有关。南北朝之前，经多年战乱，民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老百姓没有土地，为了生计同时也为了逃避沉重的苛捐杂税，往往投奔世族大地主。在中央政权式微的朝代，这些大地主以家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势力不断膨胀，完全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也就控制了用人权，形成了长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
为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大地主以保卫乡土的名义，发展起了私人武装。三国时期，曹操、孙坚等人就是靠宗族武装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在这个过程中，为笼络人心，他们利用血缘关系和家族思想，以吸收入家谱为条件，让依附他们的人更用心更卖力。这一点，从鲁迅小说中，阿Q一直想姓赵的这一渴望即可看出，进入世家大族，或者获得他们的承认或认可，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吸引力该有多么的大。
第三是与国家赋税征收有关。按规定，士族当时作为社会最高层，享受不服差役的待遇。为防止有人假冒士族逃避赋税，南朝的梁武帝就命人改定《百家谱》，并设置专门保管谱牒的机构谱局，由专管谱局的官吏令吏来甄别真假土族。
第四是与家庭伦理有关。魏晋南北朝时的人们非常看重家讳。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社交场合，都尽量避免提及对方父母、祖父母的名字。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桓温儿子桓玄有一回招待其友王忱。王忱因不能喝冷酒，就让仆人“拿温酒來”。这就触犯了桓玄的家讳。桓玄不开心，又不好明说，就在那里流眼泪。王忱只得很不好意思地离开。要避免这种尴尬，熟悉对方家谱就很重要，明谱学、谙避讳也由此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
门第造成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阶层固化。处于高门第的士族，为了世代垄断仕途和把持朝政，防止低门第者通过认宗、联姻等办法挤入高门第，于是就由朝廷通过立法来确定哪些家族是士族，哪些是高门，并将确定的士族列入官撰的家谱，以防冒认。所以依据家谱，整个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士族全盛时期，其权威声望甚至在皇室之上。东晋开国皇帝琅琊王司马睿初到江南时，江南的世家大族根本看不起他，一个多月竟没有人来拜见他。与他一同前来的北方有名世家大族琅琊王氏的成员王导，为帮司马睿树立威望，利用节日出巡的时机，以豪华仪仗队开道，他和堂兄王敦骑马簇擁在司马睿的轿子边。江南士族见惯大世面，对仪仗队并不感冒，但看到琅琊王氏这样的名门望族都拥戴司马睿，认定此人定是不同凡响，于是纷纷前来拜见。正是在江南士族的支持下，司马睿后来以此为根基，建立了东晋政权。据说，他登基时，非要拉着王导一起坐御床，享受百官朝拜。琅琊王氏世家的实力，在当时可见一斑。
另有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宋文帝虽也是彭城人，但身份是庶人，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联。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对方是皇帝，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但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对大多数人来说，靠婚姻关系进入士族，基本是不可能的。世家大族为了不让自己的特权被别人所分享，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家谱就成为他们维护门第等级的有力武器。当时，士庶之间是绝对不允许通婚的，甚至不同等级的士族之间也不让通婚。不同等级的婚姻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责难。
南齐时，士族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满氏，就曾引发一场风波。王源是西晋右仆射王雅的曾孙，出身世家大族。不过当时王源老婆刚去世，想再娶一个又没钱。他要结亲的富阳满璋之家境殷实，想给儿子满鸾娶妻，就向王源求亲，表示愿出聘礼五万钱。王源想用这笔钱给自己娶媳妇，就答应了。在此之前，王源也做了一番功课，他知道士庶不能通婚的规矩，特意查了满氏家谱，认定富阳满氏是高平满氏满宠、满奋的后裔，也算门当户对了。不过，这事被尚书令沈约知道后，他立即写了一篇《奏弹王源文》，向皇帝弹劾王源，说满氏家谱系伪造，骂满氏“非我族类”，指责王源唯利是图，蔑祖辱亲，要求把王源从官方家谱中罢黜出去。
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这种士族的婚姻，有时甚至做出有悖人伦的事情。北魏时，士族崔巨伦的姐姐因为瞎了一只眼，嫁不出去，就想降低条件将她嫁出。崔的姑姑听说后，很悲伤，哭道：“我哥哥英年早逝，他的女儿怎么能下嫁给卑族！”于是就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崔的姐姐。这种近亲结婚的行为在当时竟被视为义举，受到称赞。
由于门阀士族拥有的特殊地位，追逐门第成为当时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为此，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造假，最常用的手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当时，有钱人大概花一万钱就能修改谱牒。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被判死刑，后遇皇帝大赦捡回一条命，但遭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这种花钱买谱系的行为，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士族本身也已经摇摇欲坠了。
如果说，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门第观念发展顶峰的话，那么隋唐则是从顶峰到衰落的过渡。唐时，修订家谱也很发达，其背后依旧透露出对门第的追逐。不过，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士族传统的政治特权已经逐渐开始失去。一些以文治或武功跻身政府高层的官员，纷纷设法与旧土族通婚，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望。旧士族此时很多在经济、政治上并不顺利，为改善处境，也利用门第声望与新贵们缔结姻缘。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唐初开国名臣房玄龄、魏征等都先后与旧士族联姻。
不过，旧士族在联姻时，也是挑人的。唐高宗时的宰相李义府也想与旧士族联姻，因其原本是庶族，结果被拒绝。《西厢记》就生动地道出了这一问题，剧中相国夫人千方百计阻拦女儿与张生的婚姻，如果把相国夫人的行为放到当时士庶地位巨大差别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很好理解她的举动了。剧本最终以张生考中功名而抱得美人归。从现实角度看，这一结局过于圆满，连宰相都能被拒绝，何况一个进士。
随着唐的衰落，士族地位每况愈下，之后经过五代十国的打击，门阀制度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谱牒遭焚毁。之后的宋朝，家谱修订已经由过去维护门户、以选举和婚姻为目的，转移到了尊祖、敬宗、收族方面，家谱的记载也由过去以姓氏、世系、仕宦、婚姻为主，扩展到整个宗族制度，成为维系家族凝聚力的重要工具。而这，基本与今天的家谱的功能并无太大区别了。
问题是，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家谱最早兴起于帝王之家
据考证，至少从殷商时期起，就已经存在家谱了。最早编修家谱，是出于封建帝王在权力更替时，寻求血统的纯净所需。周朝时，专门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即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宫》记载，小史是长官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祭祀时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
底下的诸侯国对修家谱这事也很重视。著名的诗人屈原就做过这项工作，他曾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因为领导都很重视，所以修家谱在周朝就成为一件神圣而时髦的事情。周朝的谱系，不光是为了记录血亲，还进入课堂，作为官府学校用来教育贵族子弟的教学内容，从而具有了政治教化功能。据《国语》记载，通过学习谱系里的“明德者”和“幽昏者”，让子弟们明辨，作为统治者，要“明德”而不要“幽昏”。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世本》《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等标志性谱学著作也就不奇怪了。
汉代将周朝的那一套拿来稍作改进，也建立了专门编修谱牒的管理机构。负责修订家谱的官员叫宗正官，由皇族中选出。汉代皇族谱牒分两种.一种是所有与皇帝有亲属关系的名籍，即以皇帝为核心上下五世直系的家谱;另一种是诸王世谱，即汉代所封各个同行诸侯王的世系谱籍。
与周朝相比，汉代世袭分封与宗法制度联系更加紧密，基本上就是以皇帝为中心，上面父祖，中间兄弟，下面子孙，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授予不同爵位，分封不同领地，享受不同特权，因而也就更加注重血缘关系。
一方面，这些记录帝王家谱的资料成为后世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仔细阅读过这些资料，他所写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等章节，之所以能系统而具体地记录上古到夏商周王室的历代世系，靠的即是家谱文献。另一方面，由于家谱基本都是记录帝王家的事情，导致家谱修订一直集中在社会的上层，与老百姓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后世门阀世家风气的形成。
南北朝家谱兴盛的原因
南北朝（420年-89年）时期，被学者称为“谱学之黄金时代”。具体著作数字，今已无法考证。据《通志·艺文略》统计，魏晋至南北朝各类谱牒、家谱著作共155部，2365卷。形成如此大的规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与九品中正制有关。早在汉代，就有“征辟”和“察举”制度，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举孝廉”制度。根据这些制度，当官只需要找几个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来推荐即可。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进入官府就意味着进入社会上层，至少有了成为上层的机会。被举荐而入仕的官员出于感恩的心理，在混到一定地位成为举荐人时，自然会优先考虑他当年的举荐人的亲戚朋友，在这种形势下，就慢慢有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门第家世由此逐渐开始形成。
到三国时代，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即分九个等级从士人中选官。就是分省、市、县三个层级设立中正，作为网罗人才、选拔官吏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将人才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直至下下等九品，逐级上报吏部，吏部根据中正平定的品第，授予不同等级官职。担任中正的官员，由吏部从各地的“著姓士族”中选出。中正选人标准有三项：家世、才干、品德。不过，到了后来，后两项往往变得不太重要，家世成为主要标准。家谱，作为判断家世的主要依据，也就开始兴盛起来。中正官要选人，必然要了解被录用人才的家谱，而被选人要想被选中，也要有证明自己家世的家谱。家谱功能进一步丰富，从辨别帝王血亲正统关系亲疏进而发展到成为国家任免官员的依据和士族的身份证明。对此，社会学家潘光旦在他的著述中说，魏立国之初制九品中正之法，州郡各置中正，铨定其地之人口为九品，登诸簿状，以备选举，于是门第大重，而谱学得一特殊发展之动力。
其次，与庄园经济发展有关。南北朝之前，经多年战乱，民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老百姓没有土地，为了生计同时也为了逃避沉重的苛捐杂税，往往投奔世族大地主。在中央政权式微的朝代，这些大地主以家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势力不断膨胀，完全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也就控制了用人权，形成了长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
为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大地主以保卫乡土的名义，发展起了私人武装。三国时期，曹操、孙坚等人就是靠宗族武装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在这个过程中，为笼络人心，他们利用血缘关系和家族思想，以吸收入家谱为条件，让依附他们的人更用心更卖力。这一点，从鲁迅小说中，阿Q一直想姓赵的这一渴望即可看出，进入世家大族，或者获得他们的承认或认可，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吸引力该有多么的大。
第三是与国家赋税征收有关。按规定，士族当时作为社会最高层，享受不服差役的待遇。为防止有人假冒士族逃避赋税，南朝的梁武帝就命人改定《百家谱》，并设置专门保管谱牒的机构谱局，由专管谱局的官吏令吏来甄别真假土族。
第四是与家庭伦理有关。魏晋南北朝时的人们非常看重家讳。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社交场合，都尽量避免提及对方父母、祖父母的名字。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桓温儿子桓玄有一回招待其友王忱。王忱因不能喝冷酒，就让仆人“拿温酒來”。这就触犯了桓玄的家讳。桓玄不开心，又不好明说，就在那里流眼泪。王忱只得很不好意思地离开。要避免这种尴尬，熟悉对方家谱就很重要，明谱学、谙避讳也由此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
门第之风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门第造成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阶层固化。处于高门第的士族，为了世代垄断仕途和把持朝政，防止低门第者通过认宗、联姻等办法挤入高门第，于是就由朝廷通过立法来确定哪些家族是士族，哪些是高门，并将确定的士族列入官撰的家谱，以防冒认。所以依据家谱，整个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士族全盛时期，其权威声望甚至在皇室之上。东晋开国皇帝琅琊王司马睿初到江南时，江南的世家大族根本看不起他，一个多月竟没有人来拜见他。与他一同前来的北方有名世家大族琅琊王氏的成员王导，为帮司马睿树立威望，利用节日出巡的时机，以豪华仪仗队开道，他和堂兄王敦骑马簇擁在司马睿的轿子边。江南士族见惯大世面，对仪仗队并不感冒，但看到琅琊王氏这样的名门望族都拥戴司马睿，认定此人定是不同凡响，于是纷纷前来拜见。正是在江南士族的支持下，司马睿后来以此为根基，建立了东晋政权。据说，他登基时，非要拉着王导一起坐御床，享受百官朝拜。琅琊王氏世家的实力，在当时可见一斑。
另有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宋文帝虽也是彭城人，但身份是庶人，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联。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对方是皇帝，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但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对大多数人来说，靠婚姻关系进入士族，基本是不可能的。世家大族为了不让自己的特权被别人所分享，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家谱就成为他们维护门第等级的有力武器。当时，士庶之间是绝对不允许通婚的，甚至不同等级的士族之间也不让通婚。不同等级的婚姻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责难。
南齐时，士族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满氏，就曾引发一场风波。王源是西晋右仆射王雅的曾孙，出身世家大族。不过当时王源老婆刚去世，想再娶一个又没钱。他要结亲的富阳满璋之家境殷实，想给儿子满鸾娶妻，就向王源求亲，表示愿出聘礼五万钱。王源想用这笔钱给自己娶媳妇，就答应了。在此之前，王源也做了一番功课，他知道士庶不能通婚的规矩，特意查了满氏家谱，认定富阳满氏是高平满氏满宠、满奋的后裔，也算门当户对了。不过，这事被尚书令沈约知道后，他立即写了一篇《奏弹王源文》，向皇帝弹劾王源，说满氏家谱系伪造，骂满氏“非我族类”，指责王源唯利是图，蔑祖辱亲，要求把王源从官方家谱中罢黜出去。
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这种士族的婚姻，有时甚至做出有悖人伦的事情。北魏时，士族崔巨伦的姐姐因为瞎了一只眼，嫁不出去，就想降低条件将她嫁出。崔的姑姑听说后，很悲伤，哭道：“我哥哥英年早逝，他的女儿怎么能下嫁给卑族！”于是就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崔的姐姐。这种近亲结婚的行为在当时竟被视为义举，受到称赞。
由于门阀士族拥有的特殊地位，追逐门第成为当时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为此，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造假，最常用的手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当时，有钱人大概花一万钱就能修改谱牒。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被判死刑，后遇皇帝大赦捡回一条命，但遭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这种花钱买谱系的行为，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士族本身也已经摇摇欲坠了。
士族的衰落
如果说，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门第观念发展顶峰的话，那么隋唐则是从顶峰到衰落的过渡。唐时，修订家谱也很发达，其背后依旧透露出对门第的追逐。不过，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士族传统的政治特权已经逐渐开始失去。一些以文治或武功跻身政府高层的官员，纷纷设法与旧土族通婚，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望。旧士族此时很多在经济、政治上并不顺利，为改善处境，也利用门第声望与新贵们缔结姻缘。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唐初开国名臣房玄龄、魏征等都先后与旧士族联姻。
不过，旧士族在联姻时，也是挑人的。唐高宗时的宰相李义府也想与旧士族联姻，因其原本是庶族，结果被拒绝。《西厢记》就生动地道出了这一问题，剧中相国夫人千方百计阻拦女儿与张生的婚姻，如果把相国夫人的行为放到当时士庶地位巨大差别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很好理解她的举动了。剧本最终以张生考中功名而抱得美人归。从现实角度看，这一结局过于圆满，连宰相都能被拒绝，何况一个进士。
随着唐的衰落，士族地位每况愈下，之后经过五代十国的打击，门阀制度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谱牒遭焚毁。之后的宋朝，家谱修订已经由过去维护门户、以选举和婚姻为目的，转移到了尊祖、敬宗、收族方面，家谱的记载也由过去以姓氏、世系、仕宦、婚姻为主，扩展到整个宗族制度，成为维系家族凝聚力的重要工具。而这，基本与今天的家谱的功能并无太大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