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脩》：“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孔子与子夏的对白颇为后人疑议。究其原因，乃在于其有多重阐释，实为解释学之经典范例，试刍议之，以为引玉之砖，引为学者们所注意。
　　子夏被孔子认为是弟子中可以与之“言诗”的，孔门四科中，子夏被列为“文学”之属。《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朱氏彝尊《文水县十子祠堂》记曰：“徐防之言：‘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盖自六经删述之后，诗易俱传自子夏，夫子又称其可与言诗，仪礼则有丧服传一篇，又尝与魏文侯言乐。郑康成谓《论语》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赞一词。夫子则曰：‘春秋属商。’其后公羊、谷梁二子皆子夏之门人。盖文章可得而闻者，子夏无不传之。文章传，性与天道亦传，是则子夏之功大矣。”（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3页。）由此可见子夏对文章、经传有着经典性的阐释，因而才能流传后世而不辍。
　　这段对白即是其经典性的阐释之一例。子夏认为“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疑其反谓以素为饰”(同上157页)，而孔子以“绘事后素”答之。子夏遂以“礼后乎”应之。孔子因而大悦，认为子夏“可与言诗已矣”。《集注》：“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则曰：“朱子不用旧注，以后素为后于素。于《考工记注》亦反之，以后素功为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近儒皆以古训为不可易，而于礼后之旨，则终不能会通而发明之，故学者终成疑义。窃谓《诗》云‘素以为绚兮’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时画者尚如此，先布众色毕，后以粉勾勒之，则众色始绚然分明。《诗》之意即《考工记》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独以素为绚，故以为问。子以‘绘事后素’告之，则素以为绚之理不烦言而解矣。子夏礼后之说，因布素在众采之后悟及者也。盖人之有仁义礼智信五性，犹绘之有青黄赤白黑五色是也。礼居五性之一，犹素为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五性必待礼而后有节，犹之五色必待素而后成文，故曰礼后乎，本非深文奥义也。”(同上158页)此段话解释颇有道理。孔子是在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局面下，倡导儒学的，目的是上承周公之礼乐隆盛，力图恢复上古三王之天下大治的局面。“礼仁为美”便成了儒学的基本内核。以五色之“素”喻五性之“礼”，强调“礼”的基本核心地位，其余则在“礼之后”。子夏“礼后乎”一语点出了孔子所倡儒学之精髓，令人顿时茅塞顿开，实在堪称经典。
　　《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儒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此句正可为“绘事后素”的阐释之别证。《集解》：“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同上389页)孔子嘱咐子夏为“君子儒”，是希望子夏能传其道。《别解》：“……所谓小人之儒者，犹云：‘先进于礼乐，野人也’。所谓君子儒者，犹云：‘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子夏为“君子儒”，故能“后进于礼乐”，传孔子之道，孔子因而认为其可与“言诗”。程树德按：“子夏于时设教于西河，传‘诗’、传‘礼’，以文学著于圣人，谓之儒则诚儒矣。”(同上391页)子夏的确做到了传“诗”、传“礼”，以文为孔子传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子夏所传之道，亦即此道。《何氏集解》：“……盖《论语》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谓其有质而后可文也。”（《论语集释》159页）因而所谓“绘事后素”尚可以阐释为“文”与“质”，而“礼”为“质”，实以“素”喻；“文”则“绘事”也。这也正应了子夏以“文”传道。《集注》：“……谢氏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杨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其质，礼不虚行，此绘事后素之说也。”(同上)子夏为“君子儒”，故可为“忠信之人”，因而必有其“质”，实“礼”也。正因为如此，子夏才做到了孔子所言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体现了孔子以“礼”为核心的“文质”观念，《论语》中常见对“文质”关系的探讨，如“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这一“文质”观念对后世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文学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实不可脱其窠臼。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