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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文学翻译中的两种不同策略——异化和归化作了探讨，并结合约翰·福尔斯的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在中国的译介进行了具体分析。文学翻译主体采取何种策略受制于多种因素，中国文学翻译界目前异化的趋势日趋明显，但异化、规划终将并存，并不存在谁代替谁的问题。
关键词： 异化 归化 《法国中尉的女人》 中译本比较
在今日“地球村”，翻译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翻译的一大分支，文学翻译一直是翻译界关注的重点所在。举例而言，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问题出在翻译上。”［1］而由马先生翻译的《边城》原本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翻译介绍到西方时，已为时已晚，沈从文先生去世，也就失去了参评资格。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优秀的文学作品卷帙浩繁，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翻译的相对滞后，也就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传播较为缓慢。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解构主义关认为：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不存在，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同样也说明了翻译的重要性。
《法国中尉的女人》（以下简称《法》）是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的代表作，到目前为止已有三个中译版本相继问世。首先是由阿良、刘坤尊翻译，由花城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的译本；其次是由刘延之、蔺延梓翻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译本；最后是由陈安全翻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译本。短短的7年内相继有三个版本问世，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部小说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也说明了我国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本文将分析这部小说的1985年译本与2002年译本，以期在翻译归化、异化的问题上寻求一个合理的判断。
一、翻译策略概述
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是近年来翻译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正如朱安博所言，“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作为跨文化行为的性质也越来越引起翻译研究者的注意，自此，归化异化之争也浮出水面。”［2］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Venuti）在《读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是这样定义归化和异化的：归化策略“采取民族中心的态度，是文本符合移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异化策略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念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语境”［3］。
概括说来，主张异化的人认为，翻译既然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手段，就应该让读者丰富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及其表带方式，这也是翻译的目的之一。主张归化的人则认为，翻译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碍。读者的任务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文化冲突。归化的翻译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消除隔阂，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二、译文中的删节
比较《法》的不同译本，不得不提到译文的删节问题。1985年出版的《法》中译本存在大量删节现象。译本的编后话讲道：“基于对篇幅和影响大的考虑，我们征得译者同意，将某些冗长的不合乎我国风尚的段落作了些删节。”［4］被删掉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前面一类“冗长”的篇幅，除小说每一章的题记、引文，就是一部分作者本人介入小说叙述而发表的一些有关创作意图和写作手法的插入性叙述；而关于后一方面则指小说中有关性的内容。以小说的第一章中删掉的第三、第四段落为例：小说描写了柯布防波堤正如亨利·穆尔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后，笔锋急转，接下来的是作者的自问自答：“我言过其实了？也许是的，但我的话可以验证，因为柯布自我笔下所描述的那个年月以来变化微乎其微；而莱姆镇却完全变了。”第四段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告诉读者如果他设想自己处于故事发生的1867年，那么他将看到如何的景象。删节最集中处体现在小说的第十三章。第十二章中，女主人公萨拉独自一人在山林散步，而遭到了主人蒲尔尼太太的严厉责骂。萨拉回到房间暗暗伤心。此时作者突然闯入，告诉读者他是不会让萨拉跳楼自杀的。然后又抛出了这样的问题：“萨拉是谁？她是从哪个黑暗的地方到此地的？”并以此结束了这一章。在接下来的第十三章，作者如是回答了上一章提出的问题，“我不知道”。然后置小说情节发展于不顾，紧接着2000字左右的有关创作思想的议论。在该译本中，诸如此类的约占三分之二的篇幅的议论全部被删了。事实上，中译本中被删的部分对原作来说确实至关重要的，这些夹杂于故事叙事当中的闯入式的叙述使得小说在形式上与传统的小说相近，而小说真正所要传达的却是２０世纪的新观念。“从原作所处的英美小说传统的角度看，在中译本中被删节的部分，对于原作来说，非但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相反，正是这些间杂于故事叙述之中的议论和插话，赋予了这部小说以某种‘旧瓶装新酒’的特色”。［5］《法》中发表的大量篇幅的关于小说的议论等表现了一种先锋的姿态，不仅对这部小说，而且对整个文学界来说，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1986年出版的中译本同样存在着删节现象，与1985年译本不同的是，这次的中译本保留了小说各章的题记，也保留了小说第十三章及其他与情节无关的议论。删节主要集中于小说的第四十章与第四十六章。按照1985年的版本的编后话中所称，其属于“不符合我国风尚”的段落。《法》中确实有不少谈论性问题的篇幅，但对于一部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而言，性方面的涉足对小说主题的阐发至关重要。举例来讲，小说男主人公查尔斯与萨拉的“一夜情”使查尔斯惊奇万分：萨拉竟然还是个处女。于是查尔斯内疚万分，到教堂忏悔，他的虚伪昭然若揭。而女主人公萨拉却谎称自己委身于法国中尉，说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事实上，萨拉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扮演着支配者的角色。可见，两个中译本中被删节的内容对原作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翻译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以日常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同样适用于文本语境。哈氏的语言关把言语视为以言行事的行为，即实施部分和陈述部分。前者体现一个人的交往资质，而后者是说话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人语言资质的体现。总的说来，实施部分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他决定了所采用的语言形式。故而，当我们理解或解释一句话时，必须首先在交往关心中理解和解释。哈贝马斯指出：“因为一种关系的理解都是依赖于一种包含于关系的表达的理解的，解释者如果不参与这种关系形成和继续发展的过程，就一无所获。”［6］运用这一理论，翻译亦是一个言语行为集合，译文是陈述部分，实施部分则是译者翻译的目的、文化立场、审美情趣、个人爱好、译文读者对象的选择地位等。这种实施部分的内容决定了译者采用的译文形式，是尊重原语言文化还是对它随意删改，也决定了译者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是译入语文化取向或者原语文化取向等，即归化异化的问题。通过对以上两个译本删节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均采取了以归化为主的策略，以尽量迎合中文读者的文化取向。 然而，翻译总是与一定的时代息息相关的，难免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西方现代派文学在我国现在文坛的译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时期的文学实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缓慢发展起来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就现在派文学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许子东对此曾有精辟的概括：1985年以前是力图“批评现实主义”，1985年之后是力图“作现代主义批评”。［7］而这些争论也就构成了现在文化译介的文化背景。《法》的译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进行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法》译介必然面临一定的困难。可见。《法》1985年与1986年中译本的删节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时代使然。可以说，文学翻译对文本进行归化处理还是异化处理，除翻译主体的个人倾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考虑译者当下的文化语境。闻一多在《诗的格律》将诗歌创作比喻为“戴着脚镣跳舞”。他认为：“越是有魄力的作家，越是戴着脚镣才能跳得痛快，只有不会跳舞的人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人才决的格律的约束。”［8］这段话用来比喻翻译实践也很贴切形象，尤其对于处于较为封闭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相比较而言，2002年的《法》的中译本处于一种较为宽松的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界已对现代派文学有了较为可观的评介与界定。故而，外国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开展顺利。此时《法》的翻译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对原文再次解读，且异化的倾向较为明显，该译本摒弃了以往译本中的删节现象，将原作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三、翻译细节示例
1.The Cobb has invited what familiarity breeds for at least seven hundred years，and the real Lymers will never see much more to it than a lone claw or old gray wall that flexes itself against the sea.（P.9）［9］（以下原文引用均出自该版本。）
1985年的译文为：码头近处的防波堤至少在过去的七百年来一直是老样子。对土生土长的莱姆人来说，那防波堤不过是沿海边蜿蜒曲折的一堵灰蒙蒙的长墙。
2002年的版本译为：“科布”因司空见惯而被人们看重至少有700余年了，真正的莱姆人只注意到它是一道漫长而曲折的灰色古墙依海屹立，其余的就不当回事了。［10］
可以看出，最新的译本对“Cobb”一词的翻译进行了异化处理，采取了音译的方法，较先前的翻译多了些许异域风情。
2.For the drift of the Maker is dark an Isis hid by the veil（P.80）
1985的译本译为：造化川流幽幽，叶西丝河蒙蒙……
（注释：丁尼生，《毛黛》（1855）。叶西丝是古代埃及神话中的女神，被看做是明月。丁尼生诗中提及的叶西丝是指流经牛津的一段泰晤士河，与埃及神话并无关系。）
2002年的译本为：上帝的活动隐蔽，司繁育的女神用面纱遮起……
同样，对于该句的翻译。第一个译本采取的仍是归化的策略，而最新的译本则具有异化的倾向。第一种翻译在遣词方面给人一种行云流水之感，注重了诗文音韵美的传达，但美中不足的是似乎与原文差距较大。后一译文更加注重了原文异质因素的传达，给人一种不同的审美感受。“上帝”、“司繁育女神”等为译文增添了西式韵味。
3.I do not know.（P.80）
1985年的译文：对于上面的两个问题，我回答不出。
2002年的译文：我不知道。
该句是《法》最为评论家关注的第十三章的章首，是与第十二章作者设问相衔接的。前一个译本翻译翻译进行了增补，补充了“回答不出”所指对象的内容，更多的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的，担心读者阅读时会不理解。其实，对任何有耐心阅读该小说的读者来说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新译本采取则是异化处理，而且简洁明了，也不致让读者产生误解，故而是比较得当的翻译。
4.“You’re a very handsome gentleman.”
“You’re a pretty girl.”
“You like us wicked girls?”
1985年的译文为：“你真是位漂亮的绅士。”
“你是个标致的姑娘啊。”
“您喜欢俺这种下贱的姑娘吗？”
2002年的译文为：“您真帅。”
“你真美。”
“你喜欢我们这些邪恶的女人吗？”
纵观全书，对此处的翻译处理尤其能体现汉语在现代所受西方的影响，即汉语与欧式语言的引进，也就是汉语的异化。旧译相对较生硬，而新译则采用的是现代的语言。富有节奏感。但是，由于对话是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采用特别现在的处理似乎会给读者造成时空上错位，还是应该注意异化的“度”。
当然，新译本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比如下面的一个例子：
This is a basic definition of Homo Saiens.（P.82）
1985年的译本译为：这是现代人类的基本特点。
2002年的译本译为：这就是人的基本定义。
据现代英汉词典：Homo Sapiens的意思为：智人；人类。美国的传统词典（双解）解释为：智人、人类的现代种类，是人类灵长目动物唯一现存的种类，因此，1985年的译本译为“现代人类”有一定偏颇，而2002年的译本“人”是比较合理的。
再看《法》结尾一句的翻译：
And again，upon the unplumbed，salt，est ranging sea.（P.366）
先一个译本为：再说一遍，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奔向那深不可测的、苦涩的、奥妙无穷的大海。
后一译本译为：总有一天，生活之河会重新奔流，最终注入深不可测的、带有咸味的、遥远的大海。 很明显，两个译本存在有较大的差别。笔者认为先前的译本在理解上有失偏颇，例如将“And again”译为“再说一遍”，当属理解上的偏差。因为纵观全段，“again”所指的应当是“生活之河”而非作者再次提出。比较而言，后者的翻译更为妥当。陈安全在译序中为自己确定的翻译目标是：准确、流畅、传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一些细节的处理上，该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过以上对《法》两个译本在一些细节上翻译的对比分析看出，最新的译本异化倾向较为明显。尽管是一个文本的个案分析，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翻译界的一大趋势。《法》的翻译告诉我们，翻译过程不仅是理解与表达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其中的文化介入。可以说，《法》中译本的删节在整个翻译界不是个例，如傅东华在《飘》的译序中称：“对原文的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分析，觉得它和情节发展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要使读者厌倦的，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11］概括起来。有诸如政治等因素造成的翻译不忠的现象，绝不是因为译者不解或是误解原文，而是译者既定的客观环境对译介过程的干扰使然。
综上，通过对《法》在中国译介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文学翻译采取的策略受制于诸多因素。适度异化的译文不仅会得到翻译界的好评，还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纵观翻译史，因为翻译涉及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读者的层次及要求等因素等，故而没有一种译文完全是异化抑或归化的。异化、归化并不矛盾，更不存在优劣之分。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可适当采用异化手段作为归化的补充，尽量避免让两者对峙，尽量在翻译中发挥两者的长处，使之相得益彰。卞之琳的《断章》这样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翻译则正如诗中所要传达的意境一样，就像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千世界。作为翻译的策略，异化、归化将会永远并存。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1.
［2］朱安博.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
关键词： 异化 归化 《法国中尉的女人》 中译本比较
在今日“地球村”，翻译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翻译的一大分支，文学翻译一直是翻译界关注的重点所在。举例而言，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问题出在翻译上。”［1］而由马先生翻译的《边城》原本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翻译介绍到西方时，已为时已晚，沈从文先生去世，也就失去了参评资格。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优秀的文学作品卷帙浩繁，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翻译的相对滞后，也就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传播较为缓慢。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解构主义关认为：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不存在，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同样也说明了翻译的重要性。
《法国中尉的女人》（以下简称《法》）是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的代表作，到目前为止已有三个中译版本相继问世。首先是由阿良、刘坤尊翻译，由花城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的译本；其次是由刘延之、蔺延梓翻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译本；最后是由陈安全翻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译本。短短的7年内相继有三个版本问世，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部小说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也说明了我国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本文将分析这部小说的1985年译本与2002年译本，以期在翻译归化、异化的问题上寻求一个合理的判断。
一、翻译策略概述
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是近年来翻译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正如朱安博所言，“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作为跨文化行为的性质也越来越引起翻译研究者的注意，自此，归化异化之争也浮出水面。”［2］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Venuti）在《读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是这样定义归化和异化的：归化策略“采取民族中心的态度，是文本符合移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异化策略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念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语境”［3］。
概括说来，主张异化的人认为，翻译既然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手段，就应该让读者丰富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及其表带方式，这也是翻译的目的之一。主张归化的人则认为，翻译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碍。读者的任务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文化冲突。归化的翻译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消除隔阂，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二、译文中的删节
比较《法》的不同译本，不得不提到译文的删节问题。1985年出版的《法》中译本存在大量删节现象。译本的编后话讲道：“基于对篇幅和影响大的考虑，我们征得译者同意，将某些冗长的不合乎我国风尚的段落作了些删节。”［4］被删掉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前面一类“冗长”的篇幅，除小说每一章的题记、引文，就是一部分作者本人介入小说叙述而发表的一些有关创作意图和写作手法的插入性叙述；而关于后一方面则指小说中有关性的内容。以小说的第一章中删掉的第三、第四段落为例：小说描写了柯布防波堤正如亨利·穆尔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后，笔锋急转，接下来的是作者的自问自答：“我言过其实了？也许是的，但我的话可以验证，因为柯布自我笔下所描述的那个年月以来变化微乎其微；而莱姆镇却完全变了。”第四段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告诉读者如果他设想自己处于故事发生的1867年，那么他将看到如何的景象。删节最集中处体现在小说的第十三章。第十二章中，女主人公萨拉独自一人在山林散步，而遭到了主人蒲尔尼太太的严厉责骂。萨拉回到房间暗暗伤心。此时作者突然闯入，告诉读者他是不会让萨拉跳楼自杀的。然后又抛出了这样的问题：“萨拉是谁？她是从哪个黑暗的地方到此地的？”并以此结束了这一章。在接下来的第十三章，作者如是回答了上一章提出的问题，“我不知道”。然后置小说情节发展于不顾，紧接着2000字左右的有关创作思想的议论。在该译本中，诸如此类的约占三分之二的篇幅的议论全部被删了。事实上，中译本中被删的部分对原作来说确实至关重要的，这些夹杂于故事叙事当中的闯入式的叙述使得小说在形式上与传统的小说相近，而小说真正所要传达的却是２０世纪的新观念。“从原作所处的英美小说传统的角度看，在中译本中被删节的部分，对于原作来说，非但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相反，正是这些间杂于故事叙述之中的议论和插话，赋予了这部小说以某种‘旧瓶装新酒’的特色”。［5］《法》中发表的大量篇幅的关于小说的议论等表现了一种先锋的姿态，不仅对这部小说，而且对整个文学界来说，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1986年出版的中译本同样存在着删节现象，与1985年译本不同的是，这次的中译本保留了小说各章的题记，也保留了小说第十三章及其他与情节无关的议论。删节主要集中于小说的第四十章与第四十六章。按照1985年的版本的编后话中所称，其属于“不符合我国风尚”的段落。《法》中确实有不少谈论性问题的篇幅，但对于一部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而言，性方面的涉足对小说主题的阐发至关重要。举例来讲，小说男主人公查尔斯与萨拉的“一夜情”使查尔斯惊奇万分：萨拉竟然还是个处女。于是查尔斯内疚万分，到教堂忏悔，他的虚伪昭然若揭。而女主人公萨拉却谎称自己委身于法国中尉，说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事实上，萨拉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扮演着支配者的角色。可见，两个中译本中被删节的内容对原作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翻译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以日常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同样适用于文本语境。哈氏的语言关把言语视为以言行事的行为，即实施部分和陈述部分。前者体现一个人的交往资质，而后者是说话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人语言资质的体现。总的说来，实施部分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他决定了所采用的语言形式。故而，当我们理解或解释一句话时，必须首先在交往关心中理解和解释。哈贝马斯指出：“因为一种关系的理解都是依赖于一种包含于关系的表达的理解的，解释者如果不参与这种关系形成和继续发展的过程，就一无所获。”［6］运用这一理论，翻译亦是一个言语行为集合，译文是陈述部分，实施部分则是译者翻译的目的、文化立场、审美情趣、个人爱好、译文读者对象的选择地位等。这种实施部分的内容决定了译者采用的译文形式，是尊重原语言文化还是对它随意删改，也决定了译者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是译入语文化取向或者原语文化取向等，即归化异化的问题。通过对以上两个译本删节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均采取了以归化为主的策略，以尽量迎合中文读者的文化取向。 然而，翻译总是与一定的时代息息相关的，难免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西方现代派文学在我国现在文坛的译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时期的文学实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缓慢发展起来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就现在派文学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许子东对此曾有精辟的概括：1985年以前是力图“批评现实主义”，1985年之后是力图“作现代主义批评”。［7］而这些争论也就构成了现在文化译介的文化背景。《法》的译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进行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法》译介必然面临一定的困难。可见。《法》1985年与1986年中译本的删节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时代使然。可以说，文学翻译对文本进行归化处理还是异化处理，除翻译主体的个人倾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考虑译者当下的文化语境。闻一多在《诗的格律》将诗歌创作比喻为“戴着脚镣跳舞”。他认为：“越是有魄力的作家，越是戴着脚镣才能跳得痛快，只有不会跳舞的人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人才决的格律的约束。”［8］这段话用来比喻翻译实践也很贴切形象，尤其对于处于较为封闭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相比较而言，2002年的《法》的中译本处于一种较为宽松的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界已对现代派文学有了较为可观的评介与界定。故而，外国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开展顺利。此时《法》的翻译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对原文再次解读，且异化的倾向较为明显，该译本摒弃了以往译本中的删节现象，将原作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三、翻译细节示例
1.The Cobb has invited what familiarity breeds for at least seven hundred years，and the real Lymers will never see much more to it than a lone claw or old gray wall that flexes itself against the sea.（P.9）［9］（以下原文引用均出自该版本。）
1985年的译文为：码头近处的防波堤至少在过去的七百年来一直是老样子。对土生土长的莱姆人来说，那防波堤不过是沿海边蜿蜒曲折的一堵灰蒙蒙的长墙。
2002年的版本译为：“科布”因司空见惯而被人们看重至少有700余年了，真正的莱姆人只注意到它是一道漫长而曲折的灰色古墙依海屹立，其余的就不当回事了。［10］
可以看出，最新的译本对“Cobb”一词的翻译进行了异化处理，采取了音译的方法，较先前的翻译多了些许异域风情。
2.For the drift of the Maker is dark an Isis hid by the veil（P.80）
1985的译本译为：造化川流幽幽，叶西丝河蒙蒙……
（注释：丁尼生，《毛黛》（1855）。叶西丝是古代埃及神话中的女神，被看做是明月。丁尼生诗中提及的叶西丝是指流经牛津的一段泰晤士河，与埃及神话并无关系。）
2002年的译本为：上帝的活动隐蔽，司繁育的女神用面纱遮起……
同样，对于该句的翻译。第一个译本采取的仍是归化的策略，而最新的译本则具有异化的倾向。第一种翻译在遣词方面给人一种行云流水之感，注重了诗文音韵美的传达，但美中不足的是似乎与原文差距较大。后一译文更加注重了原文异质因素的传达，给人一种不同的审美感受。“上帝”、“司繁育女神”等为译文增添了西式韵味。
3.I do not know.（P.80）
1985年的译文：对于上面的两个问题，我回答不出。
2002年的译文：我不知道。
该句是《法》最为评论家关注的第十三章的章首，是与第十二章作者设问相衔接的。前一个译本翻译翻译进行了增补，补充了“回答不出”所指对象的内容，更多的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的，担心读者阅读时会不理解。其实，对任何有耐心阅读该小说的读者来说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新译本采取则是异化处理，而且简洁明了，也不致让读者产生误解，故而是比较得当的翻译。
4.“You’re a very handsome gentleman.”
“You’re a pretty girl.”
“You like us wicked girls?”
1985年的译文为：“你真是位漂亮的绅士。”
“你是个标致的姑娘啊。”
“您喜欢俺这种下贱的姑娘吗？”
2002年的译文为：“您真帅。”
“你真美。”
“你喜欢我们这些邪恶的女人吗？”
纵观全书，对此处的翻译处理尤其能体现汉语在现代所受西方的影响，即汉语与欧式语言的引进，也就是汉语的异化。旧译相对较生硬，而新译则采用的是现代的语言。富有节奏感。但是，由于对话是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采用特别现在的处理似乎会给读者造成时空上错位，还是应该注意异化的“度”。
当然，新译本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比如下面的一个例子：
This is a basic definition of Homo Saiens.（P.82）
1985年的译本译为：这是现代人类的基本特点。
2002年的译本译为：这就是人的基本定义。
据现代英汉词典：Homo Sapiens的意思为：智人；人类。美国的传统词典（双解）解释为：智人、人类的现代种类，是人类灵长目动物唯一现存的种类，因此，1985年的译本译为“现代人类”有一定偏颇，而2002年的译本“人”是比较合理的。
再看《法》结尾一句的翻译：
And again，upon the unplumbed，salt，est ranging sea.（P.366）
先一个译本为：再说一遍，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奔向那深不可测的、苦涩的、奥妙无穷的大海。
后一译本译为：总有一天，生活之河会重新奔流，最终注入深不可测的、带有咸味的、遥远的大海。 很明显，两个译本存在有较大的差别。笔者认为先前的译本在理解上有失偏颇，例如将“And again”译为“再说一遍”，当属理解上的偏差。因为纵观全段，“again”所指的应当是“生活之河”而非作者再次提出。比较而言，后者的翻译更为妥当。陈安全在译序中为自己确定的翻译目标是：准确、流畅、传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一些细节的处理上，该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过以上对《法》两个译本在一些细节上翻译的对比分析看出，最新的译本异化倾向较为明显。尽管是一个文本的个案分析，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翻译界的一大趋势。《法》的翻译告诉我们，翻译过程不仅是理解与表达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其中的文化介入。可以说，《法》中译本的删节在整个翻译界不是个例，如傅东华在《飘》的译序中称：“对原文的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分析，觉得它和情节发展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要使读者厌倦的，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11］概括起来。有诸如政治等因素造成的翻译不忠的现象，绝不是因为译者不解或是误解原文，而是译者既定的客观环境对译介过程的干扰使然。
综上，通过对《法》在中国译介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文学翻译采取的策略受制于诸多因素。适度异化的译文不仅会得到翻译界的好评，还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纵观翻译史，因为翻译涉及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读者的层次及要求等因素等，故而没有一种译文完全是异化抑或归化的。异化、归化并不矛盾，更不存在优劣之分。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可适当采用异化手段作为归化的补充，尽量避免让两者对峙，尽量在翻译中发挥两者的长处，使之相得益彰。卞之琳的《断章》这样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翻译则正如诗中所要传达的意境一样，就像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千世界。作为翻译的策略，异化、归化将会永远并存。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1.
［2］朱安博.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