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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李亚彪在全国两会上，许许多多代表委员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回顾“黄金五年”的经济成就时，都少不了由衷赞叹本届政府“务实亲民”的努力，并用“一以贯之”，评价这５年来中央政府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至诚与毅力。
３月１１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再迈新步。５年来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的理论创新，对民生的关注，都将更具体地凝聚在“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上来。两会代表委员和有关专家指出，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切入点，以提高政府效能为突破口，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将成为新一届政府，乃至更长时间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
从生存型社会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
任何一场改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将中国当前的转型特色，概括为“从生存型社会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
他分析，在这个阶段，全社会面临的生存性压力在逐步减弱，而发展性压力在全面增强。这包括：资源环境压力、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以及公共治理、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等。
这样的转型压力，首先体现在对政府职能的新标准、对干部素质的高要求上。
去年到今年，一系列事件引发了社会关注，如辽宁西丰拘传记者事件、湖北天门城管打死人事件、陕西绥德校长追签被拘事件，等等。专家分析，此类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体现出明显的双重“治理脱节”：干部素质与群众的需求脱节、与群众的愿望脱节；治理手段与现代化进程脱节、与时代的发展脱节。
这种对政府职能的高要求，也在今年初的抗击雪灾中有所体现。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委员指出，雪灾损坏了输电线路与交通运输，进而引起种种社会困难，是社会现代化后特有的“联动型”灾害，对此我们准备不足。九三学社在调研后对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极端天气事件的研究，制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标准时应当更多地考虑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加强对防灾抗灾的技术服务和科技支撑，加强对全社会进行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教育等五项建议。
新的发展阶段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要求。对此，中央指出，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２月２３日进行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主题。有关专家普遍表示，此举正是中央决策层统一思想，在两会前向代表委员和新一届政府表明政府改革主导方向与改革决心之举。
把“服务”体现在每个环节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把“服务”的概念贯彻到政府运行的每个环节上。
首先，服务型政府要体现在“服务型财政”上。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代表认为，今年中央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机遇。
他认为，当前财政分配存在一定不和谐因素，表现在预算管理透明度不足；中央与地方存在财政矛盾；税费关系不协调；支出低效与社会贫困并存，一些制度性浪费大，“三公”问题突出等。他估计，去年公车、公楼、公务接待花费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如果改革，可能会减少３０％～４０％。如果将这部分财政支出优化，可以将钱用在更好地改善民生上。
其次，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体系。汪玉凯教授说，各地领导层换届后，即将履新的政府的领导干部有追求政绩的强烈冲动，这个时候，干部必须坚定为人民服务理念，并专注于体现服务型政府理念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他指出，绩效评估体系是执政成果的风向标，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作为考核标准，必将利于修补“短板”，用“民心工程”取代“政绩工程”。
再有，特别注意研究“公共服务机构”的改革。这些公共服务机构指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汪玉凯教授说，这些机构体系的自身效率、人员结构、服务导向，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质量。因此，改革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是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公共服务质量提高的路径。
此外，赵成根教授表示，在政府的决策、管理和服务过程中，政府应与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各阶层普通公众在内的政策的相关主体进行充分协商，在充分了解他们的意愿、呼声，甚至不满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进行管理，才能提供令百姓满意的服务，社会才能够真正达到和谐。
以“民生”为本凸显服务理念
“教育、就业、分配、社保、医疗、安定”，是老百姓当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六大民生问题。这其中几乎所有都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有着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建设服务型政府，民生问题既是切入点，也最能够体现政府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终极价值理念。
政府职能转变是全面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四大职能，广义上说都是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内容。比如在经济调节上，政府可以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市场监管上，也要通过推进公平准入，规范市场执法，加强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领域的监管。这些都在总体上反映着政府的宗旨、理念和价值。
但同时，当前更需要弥补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两块“短板”。汪玉凯教授用六句话来概括服务型政府的功能：行使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公共责任，其中都有“公共”两个字。因此，强调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就是更加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
当前，民生问题作为社会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宁波市市长毛光烈代表提出，基层政府强化公共服务，需要特别注意贴近群众，改革创新。
一是围绕尽可能满足群众需求来进行。他举例说，宁波近两年送戏下乡、在城区推广大众化排舞，相较而言花钱不多，却很受欢迎。我们调研发现，主要是活动中给了农民自己对文化团组的选择权、文化消费需求内容的选择权；而排舞在城区的广泛推开，满足了城区群众求乐、保健两大需求。可见加强公共服务，政府不能包办代替，要尽可能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事情做起。
二是必须注意统筹，抓好制度落实。宁波连续两年，以刚性指标约束新增财力的６０％以上用于改善民生，强化了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同时，在服务重点上，又向农村倾斜，向山区海岛和薄弱环节倾斜，向低收入群众和困难群众倾斜，以保证公共财政的公正性。
三是必须创新方式，与社会力量建立良好合作。比如宁波明确政策补贴和考核办法，开展的“８１８９０”电话服务，发展加盟服务企业７００多家，去年处理居民公共求助事项５３万件，政府花钱少，为群众办事多。同时，完善社会评价机制，培育让群众满意的品牌。这几年，宁波社区服务“８１８９０”、汽车南站“３５６１”服务班、外贸服务“八达通”等，都成为当地“服务名牌”，让群众得到更多的稳定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提高“效能”成为突破口
有关专家认为，目前，影响政府效能发挥的主要障碍有二。
一是权责不明。一些部门权责配置不合理，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权责不匹配。权力和责任过于集中和过于分散现象同时并存，决策、执行、监督职能配置不科学，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绩效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二是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根据彭真怀教授的分析，目前我国有副部级以上的部门１７５个。政府职能分工过细，必然造成职能交叉，增加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
此外，一些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素质不高，纪律松弛、作风粗暴，办事拖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弄虚作假、奢侈浪费和腐败现象比较严重，也是影响政府效能提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正是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总体要求下，建设以民生为本的效能政府的迫切要求。
历次机构改革提供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为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先后进行了５次机构改革，每一次机构改革均是围绕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进行的。
比如１９８８年，为适应党政职能分开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强化政府的人事管理职能，当年４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决定撤销劳动人事部，分设人事部和劳动部。
１９９８年，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后大批下岗分流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集中出现，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任务艰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应运而生，并被赋予综合管理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职能，我国劳动保障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另如，随着食品药品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为应对这一新出现的社会职能需求，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１９９８年医药监管职能从卫生部门中拆分出来，组建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２００３年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此外，一些部门因为传统习惯、职能定位等原因一直未能整合。比如交通部和民航总局虽然同属交通运输领域，但新中国建国以来由于航空管制等原因，民航系统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半军事化色彩，与交通运输部门形成了传统上的分立格局，在机构设置上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
可以说，每次机构改革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而调整的。彭真怀教授说，今天当我们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来反观这些部门的分与合，不难发现这样的设置已经不再适应当下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我们再不能因为社会出现了某项新的职能需求，就成立某个部委，承担附带而来的编制、经费、管理权限等负担，这不符合行政管理科学的要求，也带来了政府机构职能交叉重复的严重弊端。
彭真怀教授表示，回顾５次机构改革的成败得失，机构设置中的权责不一致，政府职能的交叉严重、权力缺乏制衡和监督等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这对于下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
决定改革方向
浙江省台州市市长陈铁雄代表说，现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仍然包揽社会事务，动辄动用行政权力调整市场利益格局，有的充当企业“诚信担保”，有的充当市场“风险先知”，有的充当社会事务的“全职管理者”，这都是典型的“万能政府”表现，在干扰市场规则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与建设的低效率。政府应该把公共服务的职能扩大，把自身缩小，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把自己的触角向社会延伸，延伸到百姓身边。
彭真怀教授说，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提出的核心要求。只有政府从既当“导演”又当“演员”还当“评委”的窠臼中跳出来，才能够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真正让给市场，也才能弥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短腿，真正管好政府该管的事情。
首先，随着人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迅速提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要求更加迫切。此时，计划经济时代和转轨时期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控制的管理办法与人民的需求相对照，更加格格不入，政府的职能和运行机制必须重新定位，从“管理”的思维模式向着提供“服务”的价值取向转变。
其次，随着社会管理的难度增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不断提高。与以往相比，股市、房市、物价、经济过热等难度较大的调控课题对执政能力提出了高标准，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能力亟待提高。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要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这是对十七大提出的“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的具体阐述。
应该看到的是，大部门体制改革是适应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而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环，其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汪玉凯教授指出，由于涉及面广，较为复杂、敏感，在缺乏成熟经验的情况下，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地进行探索和试验，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同时，彭真怀教授指出，大部门体制改革在缓解政府职能交叉和协调困难等问题的同时，尤其要注意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同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行政权力监督，确保权力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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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涌动民生热流
○亦 菲
３月１８日，一个亿众期待的日子。
３月１８日上午，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的邀请，在人民大会堂与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问题。中央级主流媒体均现场直播实况。笔者点击新华网，至３月１７日晚上止，已标出新华网民、新华手机用户提出问题累计超５０．４３万多条，累计吸引上亿人次参与；而另一个主流网站，在《２００８全国两会我有问题问总理》栏目下，最新留言高达１４．２８万条。此举成为“两会”又一道壮丽景观。
“问总理”为何会牵动亿众，成为网上火爆的栏目？
“问总理”之所以牵动亿众，在于所问事关民生。笔者点击一个主流网站，“问总理”的１０多万留言中，有基层兽医对猪价上涨问题的对策；有普通百姓对英语作为中国学生必考科的危害分析；有公众对青少年学业负担和压力过重的呼吁；有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的建议；对提高某些较大产能和某些优势产业进入标准的呼声；对公众安居乐业的具体要求；有对全国社保联网的呼唤；对新劳动法实施情况的反映等等。不言而喻，“问总理”实际上是向总理反映民生中存在的问题，希祈中央、国务院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
“问总理”之所以牵动人心，又在于所问的很多问题人们似曾相识，引发共鸣。在“问总理”当中，常常是一人提问，众人呼应。问者真切，点击者当然关切。比如，在“问总理”中有关注“房价不降，囤积和炒房就不绝，稳定房价只是空谈”，“中央政府应从政治高度来看待房价问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允许能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经济实体和团体存在，才是治国之道”这么一个长篇宏论，其点击量高达数以千计。可见，房价问题已引发了公众的相当关注，解决房价问题已成了公众的祈盼。人们通过“问总理”形式，就是希祈中央、国务院进一步采取措施，彻底解决这个顽疾。
可以说，“问总理”承载着亿万公众的期待！
李亚彪在全国两会上，许许多多代表委员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回顾“黄金五年”的经济成就时，都少不了由衷赞叹本届政府“务实亲民”的努力，并用“一以贯之”，评价这５年来中央政府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至诚与毅力。
３月１１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再迈新步。５年来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的理论创新，对民生的关注，都将更具体地凝聚在“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上来。两会代表委员和有关专家指出，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切入点，以提高政府效能为突破口，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将成为新一届政府，乃至更长时间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
从生存型社会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
任何一场改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将中国当前的转型特色，概括为“从生存型社会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
他分析，在这个阶段，全社会面临的生存性压力在逐步减弱，而发展性压力在全面增强。这包括：资源环境压力、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以及公共治理、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等。
这样的转型压力，首先体现在对政府职能的新标准、对干部素质的高要求上。
去年到今年，一系列事件引发了社会关注，如辽宁西丰拘传记者事件、湖北天门城管打死人事件、陕西绥德校长追签被拘事件，等等。专家分析，此类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体现出明显的双重“治理脱节”：干部素质与群众的需求脱节、与群众的愿望脱节；治理手段与现代化进程脱节、与时代的发展脱节。
这种对政府职能的高要求，也在今年初的抗击雪灾中有所体现。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委员指出，雪灾损坏了输电线路与交通运输，进而引起种种社会困难，是社会现代化后特有的“联动型”灾害，对此我们准备不足。九三学社在调研后对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极端天气事件的研究，制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标准时应当更多地考虑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加强对防灾抗灾的技术服务和科技支撑，加强对全社会进行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教育等五项建议。
新的发展阶段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要求。对此，中央指出，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２月２３日进行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主题。有关专家普遍表示，此举正是中央决策层统一思想，在两会前向代表委员和新一届政府表明政府改革主导方向与改革决心之举。
把“服务”体现在每个环节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把“服务”的概念贯彻到政府运行的每个环节上。
首先，服务型政府要体现在“服务型财政”上。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代表认为，今年中央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机遇。
他认为，当前财政分配存在一定不和谐因素，表现在预算管理透明度不足；中央与地方存在财政矛盾；税费关系不协调；支出低效与社会贫困并存，一些制度性浪费大，“三公”问题突出等。他估计，去年公车、公楼、公务接待花费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如果改革，可能会减少３０％～４０％。如果将这部分财政支出优化，可以将钱用在更好地改善民生上。
其次，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体系。汪玉凯教授说，各地领导层换届后，即将履新的政府的领导干部有追求政绩的强烈冲动，这个时候，干部必须坚定为人民服务理念，并专注于体现服务型政府理念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他指出，绩效评估体系是执政成果的风向标，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作为考核标准，必将利于修补“短板”，用“民心工程”取代“政绩工程”。
再有，特别注意研究“公共服务机构”的改革。这些公共服务机构指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汪玉凯教授说，这些机构体系的自身效率、人员结构、服务导向，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质量。因此，改革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是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公共服务质量提高的路径。
此外，赵成根教授表示，在政府的决策、管理和服务过程中，政府应与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各阶层普通公众在内的政策的相关主体进行充分协商，在充分了解他们的意愿、呼声，甚至不满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进行管理，才能提供令百姓满意的服务，社会才能够真正达到和谐。
以“民生”为本凸显服务理念
“教育、就业、分配、社保、医疗、安定”，是老百姓当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六大民生问题。这其中几乎所有都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有着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建设服务型政府，民生问题既是切入点，也最能够体现政府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终极价值理念。
政府职能转变是全面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四大职能，广义上说都是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内容。比如在经济调节上，政府可以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市场监管上，也要通过推进公平准入，规范市场执法，加强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领域的监管。这些都在总体上反映着政府的宗旨、理念和价值。
但同时，当前更需要弥补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两块“短板”。汪玉凯教授用六句话来概括服务型政府的功能：行使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公共责任，其中都有“公共”两个字。因此，强调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就是更加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
当前，民生问题作为社会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宁波市市长毛光烈代表提出，基层政府强化公共服务，需要特别注意贴近群众，改革创新。
一是围绕尽可能满足群众需求来进行。他举例说，宁波近两年送戏下乡、在城区推广大众化排舞，相较而言花钱不多，却很受欢迎。我们调研发现，主要是活动中给了农民自己对文化团组的选择权、文化消费需求内容的选择权；而排舞在城区的广泛推开，满足了城区群众求乐、保健两大需求。可见加强公共服务，政府不能包办代替，要尽可能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事情做起。
二是必须注意统筹，抓好制度落实。宁波连续两年，以刚性指标约束新增财力的６０％以上用于改善民生，强化了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同时，在服务重点上，又向农村倾斜，向山区海岛和薄弱环节倾斜，向低收入群众和困难群众倾斜，以保证公共财政的公正性。
三是必须创新方式，与社会力量建立良好合作。比如宁波明确政策补贴和考核办法，开展的“８１８９０”电话服务，发展加盟服务企业７００多家，去年处理居民公共求助事项５３万件，政府花钱少，为群众办事多。同时，完善社会评价机制，培育让群众满意的品牌。这几年，宁波社区服务“８１８９０”、汽车南站“３５６１”服务班、外贸服务“八达通”等，都成为当地“服务名牌”，让群众得到更多的稳定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提高“效能”成为突破口
有关专家认为，目前，影响政府效能发挥的主要障碍有二。
一是权责不明。一些部门权责配置不合理，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权责不匹配。权力和责任过于集中和过于分散现象同时并存，决策、执行、监督职能配置不科学，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绩效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二是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根据彭真怀教授的分析，目前我国有副部级以上的部门１７５个。政府职能分工过细，必然造成职能交叉，增加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
此外，一些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素质不高，纪律松弛、作风粗暴，办事拖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弄虚作假、奢侈浪费和腐败现象比较严重，也是影响政府效能提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正是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总体要求下，建设以民生为本的效能政府的迫切要求。
历次机构改革提供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为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先后进行了５次机构改革，每一次机构改革均是围绕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进行的。
比如１９８８年，为适应党政职能分开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强化政府的人事管理职能，当年４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决定撤销劳动人事部，分设人事部和劳动部。
１９９８年，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后大批下岗分流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集中出现，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任务艰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应运而生，并被赋予综合管理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职能，我国劳动保障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另如，随着食品药品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为应对这一新出现的社会职能需求，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１９９８年医药监管职能从卫生部门中拆分出来，组建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２００３年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此外，一些部门因为传统习惯、职能定位等原因一直未能整合。比如交通部和民航总局虽然同属交通运输领域，但新中国建国以来由于航空管制等原因，民航系统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半军事化色彩，与交通运输部门形成了传统上的分立格局，在机构设置上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
可以说，每次机构改革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而调整的。彭真怀教授说，今天当我们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来反观这些部门的分与合，不难发现这样的设置已经不再适应当下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我们再不能因为社会出现了某项新的职能需求，就成立某个部委，承担附带而来的编制、经费、管理权限等负担，这不符合行政管理科学的要求，也带来了政府机构职能交叉重复的严重弊端。
彭真怀教授表示，回顾５次机构改革的成败得失，机构设置中的权责不一致，政府职能的交叉严重、权力缺乏制衡和监督等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这对于下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
决定改革方向
浙江省台州市市长陈铁雄代表说，现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仍然包揽社会事务，动辄动用行政权力调整市场利益格局，有的充当企业“诚信担保”，有的充当市场“风险先知”，有的充当社会事务的“全职管理者”，这都是典型的“万能政府”表现，在干扰市场规则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与建设的低效率。政府应该把公共服务的职能扩大，把自身缩小，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把自己的触角向社会延伸，延伸到百姓身边。
彭真怀教授说，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提出的核心要求。只有政府从既当“导演”又当“演员”还当“评委”的窠臼中跳出来，才能够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真正让给市场，也才能弥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短腿，真正管好政府该管的事情。
首先，随着人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迅速提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要求更加迫切。此时，计划经济时代和转轨时期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控制的管理办法与人民的需求相对照，更加格格不入，政府的职能和运行机制必须重新定位，从“管理”的思维模式向着提供“服务”的价值取向转变。
其次，随着社会管理的难度增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不断提高。与以往相比，股市、房市、物价、经济过热等难度较大的调控课题对执政能力提出了高标准，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能力亟待提高。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要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这是对十七大提出的“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的具体阐述。
应该看到的是，大部门体制改革是适应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而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环，其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汪玉凯教授指出，由于涉及面广，较为复杂、敏感，在缺乏成熟经验的情况下，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地进行探索和试验，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同时，彭真怀教授指出，大部门体制改革在缓解政府职能交叉和协调困难等问题的同时，尤其要注意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同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行政权力监督，确保权力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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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菲
３月１８日，一个亿众期待的日子。
３月１８日上午，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的邀请，在人民大会堂与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问题。中央级主流媒体均现场直播实况。笔者点击新华网，至３月１７日晚上止，已标出新华网民、新华手机用户提出问题累计超５０．４３万多条，累计吸引上亿人次参与；而另一个主流网站，在《２００８全国两会我有问题问总理》栏目下，最新留言高达１４．２８万条。此举成为“两会”又一道壮丽景观。
“问总理”为何会牵动亿众，成为网上火爆的栏目？
“问总理”之所以牵动亿众，在于所问事关民生。笔者点击一个主流网站，“问总理”的１０多万留言中，有基层兽医对猪价上涨问题的对策；有普通百姓对英语作为中国学生必考科的危害分析；有公众对青少年学业负担和压力过重的呼吁；有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的建议；对提高某些较大产能和某些优势产业进入标准的呼声；对公众安居乐业的具体要求；有对全国社保联网的呼唤；对新劳动法实施情况的反映等等。不言而喻，“问总理”实际上是向总理反映民生中存在的问题，希祈中央、国务院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
“问总理”之所以牵动人心，又在于所问的很多问题人们似曾相识，引发共鸣。在“问总理”当中，常常是一人提问，众人呼应。问者真切，点击者当然关切。比如，在“问总理”中有关注“房价不降，囤积和炒房就不绝，稳定房价只是空谈”，“中央政府应从政治高度来看待房价问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允许能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经济实体和团体存在，才是治国之道”这么一个长篇宏论，其点击量高达数以千计。可见，房价问题已引发了公众的相当关注，解决房价问题已成了公众的祈盼。人们通过“问总理”形式，就是希祈中央、国务院进一步采取措施，彻底解决这个顽疾。
可以说，“问总理”承载着亿万公众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