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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加索作为西方现代派大师享誉世界，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深造诣往往让我们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另一重身份——共产党员。他以画笔为武器，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事业而不懈奋斗。在战争背景下，其作品体现出鲜明的党性和人道主义情怀。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为理论指导，旨在探索政治立场和美学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毕加索作品《和平鸽》系列为新时代背景下文艺工作者们坚持主流价值体系和正确的创作方向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意义和创作范式。
关键词：毕加索;和平鸽;艺术创作;马克思主义美学
不管毕加索本身存在多少争议，我们始终无法否认他是西方现代艺术中一座绕不开的丰碑。无论是立体主义的开山之作《亚威农少女》，还是控诉残酷战争的巨幅油画《格尔尼卡》，我们都能看到现实生活对毕加索创作产生的影响。康德的“審美无功利”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艺坛的审美趋向，纯粹形式和艺术符号的分解重构固然打破了陈旧的艺术规律。但这是否意味着抽象的传播媒介符号才是艺术的本真表达呢？毕加索之后创作的《和平鸽》系列回答了这个问题：艺术洗尽铅华，并非是向“纯粹”和“无目的”转变，相反它站在了人民立场上更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马克思指出，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与动物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角度来看，艺术创作同样是实践活动，因此要做到审美无功利是相当困难的。
一、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价值体现
进入20世纪之后，现代派艺术家高举“艺术不做自然的奴仆”的大旗，倡导艺术的非功利性，而事实却与其相反：同一时间维度下，西方世界的文化产业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冉冉兴起，画廊、艺术拍卖行使得艺术与资本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审美主体原本纯粹的观感体验也将被物化和异化。马克思很早就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活动的本质关系，之后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
奥利耶·阿苏利通过《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进一步阐述了这样的事实：“自从审美品味因其是享乐的关键而被当反复用作诱导消费的催化剂，审美资本主义的博弈就超出了纯粹享乐的领域。审美，绝不再仅仅是若干艺术爱好者投机倒把的活动，也不是只触动消费者的那种无形的说服力，品味的问题涉及到整个工业文明的前途和命运。”[2]很明显，阿苏利敏锐地察觉到艺术正在被资本不断蚕食异化，进而沦为谋利的工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阿多诺提及此也谈道：“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之所以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脱尽了艺术之批判锐气的手段”[3]。换言之，这句口号其实顺应了资本发展的需要，实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当艺术家和拍卖行存在经济利益的直接联系，艺术品可以作为擢取资本的手段时，创作将失去自由而开始沦为纯粹的劳动。这是西方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与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相去甚远。然而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毕加索是位商业价值巨大的艺术家，其作品在拍卖行上“全球十大最贵艺术品”中占了四席。那么在探索毕加索的政治立场与资本异化的关系上，是否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悖论呢？
笔者认为：判断艺术是否被资本异化，一方面要看在资本逻辑的背景主导下的艺术生产是否以资本增值为目的，并且在艺术传达的过程中溶解了艺术的本真内涵。仅以《和平鸽》为例，毕加索显然不是为了实现经济价值而被动创作，事实上是为了宣传反战思想，他为保卫和平大会创作了多幅《和平鸽》的作品，并且整个系列鲜明地展现了鸽子振翅欲飞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要看艺术作品中是否渗透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主动通过艺术创作发挥意识同化的功能，进而掩盖了资本增值的本质关系。如此说来毕加索是不在此列的。从创作时间来看，《和平鸽》是在1950年世界和平大会召开期间完成的，这时距离毕加索公开宣布加入共产党已有六年时间。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从作品内容来看这幅作品与资本主义思想，都存在本质的区别，不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划分问题上模糊与混淆。
其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意识形态的理论，并且进一步明确了艺术在政治立场中所表现的具体范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指出：“为了结社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同盟或者分手。”[4]这里说明结社自由的同时，意在强调作为某个团体的成员，应当自觉的维护该团体的根本利益，所谓表现“文艺的党性”实际上有身份的限定，必须是加入共产党的艺术爱好者。苏联学者伊祖耶托夫也对此做出解释：“党性是指公开的，自觉地同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相联系，并且在思想上表现这些利益。”[5]毕加索的共产党员的身份符合列宁的范围定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共产国际在“七大”上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由于毕加索本人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暴乱，他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通过《和平鸽》表现盼望世界和平的心愿。
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以劳动为基础，以审美为媒介中枢，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为目标，将三者有机统一，通过对特定群体的指定使得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党性”。
二、毕加索的《和平鸽》彰显的政治立场
我们应当首要明确的是政治和艺术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6]上层建筑是相对于经济结构而存在的，而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却不能画等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将艺术当作政治的附庸，主张把艺术作品与历史、思想深度有机统一起来，他们看到了两者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
1944年人道报用整版报道公开宣布了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消息，当时毕加索已经是誉满世界的艺术家了，这个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震动。1945年，《解放日报》第四版头条专门刊登了庆祝毕加索加入共产党的文章，并在中国延安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举办了毕加索画展以示纪念。与康德所提出的“非功利性”不同，马克思主义美学绝不以艺术来谋取实际的好处，而是将其看作对抗资本的武器，为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目标而不断斗争。 毕加索在《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中做出说明：“我从来认为作画并不只是给人乐趣的艺术，或一种消遣。素描和色彩是我的武器，我要用它们来不断进一步洞察世界和人们的意识，以这种洞察所得每天都可以进一步解放我们……”“参加共产党是我全部生活、全部事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我可以自豪的说，我从来没有把绘画看作是单纯的供人玩赏和消遣的艺术，而是有意识地要通过绘画与色彩——既然它们是我手中的武器，不断加深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并驱使此一认知为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自由。”毕加索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才毅然决然地加入法国共产党。
在这里，笔者重点对《和平鸽》系列中的一幅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从形式上看，和平鸽（如图1）的构图相当简洁，毕加索作为立体主义大师，这张画与以往任何时期的画风都有所区别，形式分解和不同视角下重构组合的艺术手法都被暂时抛弃。整幅画没有绚丽的色彩，黑色的幽暗房间，与画面主体洁白的鸽子形成鲜明反差。禁锢与伤害、苍白与柔弱在明暗对比下显得愈发强烈，光影变化拿捏的恰到好处，线条果敢流畅，整幅画营造出肃穆庄重的气氛。若仅从形式上对毕加索的《和平鸽》进行分析，这幅画的价值反而没有这么突出，正是其内容使这幅作品成为不朽之作。
图1 毕加索 《和平鸽》系列
《和平鸽》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悲伤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攻占了法国首都巴黎，并向毕加索当时所住的小镇发起了攻击。毕加索住所的隔壁住着一位叫米石的老人和他的孙子留辛，儿子与儿媳都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在前线阵亡。留辛非常愤怒，将自己养的鸽子挂上了红色的布条，后来红布条被德军看见了，他们硬说留辛挂的是红旗，并向驻扎在外的游击队报告。留辛和无辜的鸽子都遭到无情的射杀，老人米石捧着最后一只流血的鸽子，请求毕加索画出来，毕加索一挥而就：在硝烟弥漫的黑暗世界里，一只洁白纯净的鸽子展翅欲飞。饱受苦难的人民在呐喊，希望寻到一处宁静与和平的角落。
1949年是反法西斯胜利四周年，毕加索将另一幅白鸽作品献给了巴黎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这次，鸽子的形象被化简成几根疏朗的线条，嘴边衔着橄榄枝，依旧充满动感，从此鸽子成为了和平的象征;1950年在华沙举行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时，毕加索再次行动起来，这次笔下的鸽子（如图3）不再以静立的姿势出现，它的翅膀打开弧度更大，仿佛要向更加辽阔的天空飞去;1952年毕加索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上献出了他的第三幅作品（如图4），姿态更加自由，周身点缀了鲜亮的色彩，仿佛战后重新焕发的生命气息，正如诗人聂达鲁所说：“毕加索的和平鸽在飞翔，飞在世界的各个地方”。
《和平鸽》系列作品鲜明地表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毕加索把自己看作为人类的自由、解放与幸福而进行斗争的战士。这与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而不懈奋斗。
图2 1940年作品 图3 1950年作品 图4 1952年作品
和平鸽系列
三、“和平鸽”的影响与当代启发
1951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了纪念邮票《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如图5）。随后中国主流报刊《人民日报》也行动起来，刊登了“庆祝和平会议开幕和国庆节中央邮电部将发行纪念邮票”的专栏，提道：“邮票图案有两种，一种是印着法国名画毕加索所画的振翅高飞的和平鸽，在亞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上空翱翔;另一种印着和平鸽飞向亚洲和太平洋区域。这两种邮票的图案都象征东方人民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进行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7]我们可以看出鸽子表达的和平内涵已经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并且深深植根于人民心中。
经过这次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世界各国都发行了以和平鸽为主题的系列邮票：罗马尼亚的地球鸽子与和平（如图6），保加利亚的和平之鸽（如图7），罗马尼亚的不同种族与和平鸽（如图8）……作为东方反法西斯主战场，我们饱受鼓舞，并将不断进行抗争，这是文艺作品带来的精神力量。
图5 《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
图6 罗马尼亚的地球鸽子与和平
图7 保加利亚的和平之鸽
图8 罗马尼亚的不同种族与和平鸽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大家重点探讨了五个问题，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阐述了这样三个方面：“第一是人民需要文艺;第二是文艺需要人民;第三是文艺要热爱人民。”核心思想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把握文艺创作与人民的关系。毕加索的和平鸽之所以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与震动，绝不仅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创作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深刻表现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愿望，充分发挥了人道主义关怀的精神。
艺术虽然不是政治的附庸，但是两者都是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因此不能将艺术完全看作独立的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明确要求我们“准确的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指出当下文艺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方向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8]艺术创作不该以资本增值为根本目的，不应打着“创作自由”的旗号在意识形态领域模糊立场。
在当今的文化视域下，我们绝不能以错误的价值理念进行文化输出，这就又回到了本文探讨的中心。毕加索虽然是一位享誉国际的现代派大师，其作品无论从创作手法还是艺术形式都表现了一位创作者不羁的风格，但是毕加索从正确的政治立场出发，以人民的眼光观察生活，敏锐地洞察群众的需求。作品中体现的党性原则和当代主流价值体系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因此至今仍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对当下艺术创作起到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四、结语
如果孤立地看待艺术，容易割裂艺术创作与人民群众、文艺作品与实践生活的联系，进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困境。纵观中外艺术作品的发展脉络，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不断加强，并且和其他相关因素交织起来：创作题材的真实性与时代性，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以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效果和主观感情，使得作品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更趋紧密。如此一来，对于艺术中所蕴含的时代性和人民性、世界性与民族性、霸权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等，则应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实际上审美和艺术在现实中仍然发挥着政治偏向性与意识形态功能。
毕加索在艺坛上的光辉太过耀眼，让我们容易忽略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出的种种贡献。毕加索自从公开宣布加入法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不懈地用画笔表现人类解放的美好愿望。除了《和平鸽》系列，毕加索还为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创作了两幅著名的作品，即《朝鲜大屠杀》和《斯大林画作》。他的作品鲜明地表现了人民性与时代性，为我们探索政治立场与创作自由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7.
[2]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M].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
[3]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22.
[4]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70.
[5]伊祖耶托夫.列宁论文学的党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89.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0.
[7]沈庆达.纪18上邮票上的“和平鸽”出自毕加索[N].中国集邮报，2015-8-28（005）.
[8]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C].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20.
作者简介：赵欣，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毕加索;和平鸽;艺术创作;马克思主义美学
不管毕加索本身存在多少争议，我们始终无法否认他是西方现代艺术中一座绕不开的丰碑。无论是立体主义的开山之作《亚威农少女》，还是控诉残酷战争的巨幅油画《格尔尼卡》，我们都能看到现实生活对毕加索创作产生的影响。康德的“審美无功利”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艺坛的审美趋向，纯粹形式和艺术符号的分解重构固然打破了陈旧的艺术规律。但这是否意味着抽象的传播媒介符号才是艺术的本真表达呢？毕加索之后创作的《和平鸽》系列回答了这个问题：艺术洗尽铅华，并非是向“纯粹”和“无目的”转变，相反它站在了人民立场上更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马克思指出，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与动物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角度来看，艺术创作同样是实践活动，因此要做到审美无功利是相当困难的。
一、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价值体现
进入20世纪之后，现代派艺术家高举“艺术不做自然的奴仆”的大旗，倡导艺术的非功利性，而事实却与其相反：同一时间维度下，西方世界的文化产业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冉冉兴起，画廊、艺术拍卖行使得艺术与资本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审美主体原本纯粹的观感体验也将被物化和异化。马克思很早就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活动的本质关系，之后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
奥利耶·阿苏利通过《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进一步阐述了这样的事实：“自从审美品味因其是享乐的关键而被当反复用作诱导消费的催化剂，审美资本主义的博弈就超出了纯粹享乐的领域。审美，绝不再仅仅是若干艺术爱好者投机倒把的活动，也不是只触动消费者的那种无形的说服力，品味的问题涉及到整个工业文明的前途和命运。”[2]很明显，阿苏利敏锐地察觉到艺术正在被资本不断蚕食异化，进而沦为谋利的工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阿多诺提及此也谈道：“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之所以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脱尽了艺术之批判锐气的手段”[3]。换言之，这句口号其实顺应了资本发展的需要，实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当艺术家和拍卖行存在经济利益的直接联系，艺术品可以作为擢取资本的手段时，创作将失去自由而开始沦为纯粹的劳动。这是西方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与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相去甚远。然而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毕加索是位商业价值巨大的艺术家，其作品在拍卖行上“全球十大最贵艺术品”中占了四席。那么在探索毕加索的政治立场与资本异化的关系上，是否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悖论呢？
笔者认为：判断艺术是否被资本异化，一方面要看在资本逻辑的背景主导下的艺术生产是否以资本增值为目的，并且在艺术传达的过程中溶解了艺术的本真内涵。仅以《和平鸽》为例，毕加索显然不是为了实现经济价值而被动创作，事实上是为了宣传反战思想，他为保卫和平大会创作了多幅《和平鸽》的作品，并且整个系列鲜明地展现了鸽子振翅欲飞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要看艺术作品中是否渗透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主动通过艺术创作发挥意识同化的功能，进而掩盖了资本增值的本质关系。如此说来毕加索是不在此列的。从创作时间来看，《和平鸽》是在1950年世界和平大会召开期间完成的，这时距离毕加索公开宣布加入共产党已有六年时间。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从作品内容来看这幅作品与资本主义思想，都存在本质的区别，不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划分问题上模糊与混淆。
其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意识形态的理论，并且进一步明确了艺术在政治立场中所表现的具体范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指出：“为了结社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同盟或者分手。”[4]这里说明结社自由的同时，意在强调作为某个团体的成员，应当自觉的维护该团体的根本利益，所谓表现“文艺的党性”实际上有身份的限定，必须是加入共产党的艺术爱好者。苏联学者伊祖耶托夫也对此做出解释：“党性是指公开的，自觉地同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相联系，并且在思想上表现这些利益。”[5]毕加索的共产党员的身份符合列宁的范围定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共产国际在“七大”上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由于毕加索本人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暴乱，他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通过《和平鸽》表现盼望世界和平的心愿。
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以劳动为基础，以审美为媒介中枢，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为目标，将三者有机统一，通过对特定群体的指定使得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党性”。
二、毕加索的《和平鸽》彰显的政治立场
我们应当首要明确的是政治和艺术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6]上层建筑是相对于经济结构而存在的，而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却不能画等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将艺术当作政治的附庸，主张把艺术作品与历史、思想深度有机统一起来，他们看到了两者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
1944年人道报用整版报道公开宣布了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消息，当时毕加索已经是誉满世界的艺术家了，这个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震动。1945年，《解放日报》第四版头条专门刊登了庆祝毕加索加入共产党的文章，并在中国延安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举办了毕加索画展以示纪念。与康德所提出的“非功利性”不同，马克思主义美学绝不以艺术来谋取实际的好处，而是将其看作对抗资本的武器，为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目标而不断斗争。 毕加索在《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中做出说明：“我从来认为作画并不只是给人乐趣的艺术，或一种消遣。素描和色彩是我的武器，我要用它们来不断进一步洞察世界和人们的意识，以这种洞察所得每天都可以进一步解放我们……”“参加共产党是我全部生活、全部事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我可以自豪的说，我从来没有把绘画看作是单纯的供人玩赏和消遣的艺术，而是有意识地要通过绘画与色彩——既然它们是我手中的武器，不断加深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并驱使此一认知为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自由。”毕加索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才毅然决然地加入法国共产党。
在这里，笔者重点对《和平鸽》系列中的一幅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从形式上看，和平鸽（如图1）的构图相当简洁，毕加索作为立体主义大师，这张画与以往任何时期的画风都有所区别，形式分解和不同视角下重构组合的艺术手法都被暂时抛弃。整幅画没有绚丽的色彩，黑色的幽暗房间，与画面主体洁白的鸽子形成鲜明反差。禁锢与伤害、苍白与柔弱在明暗对比下显得愈发强烈，光影变化拿捏的恰到好处，线条果敢流畅，整幅画营造出肃穆庄重的气氛。若仅从形式上对毕加索的《和平鸽》进行分析，这幅画的价值反而没有这么突出，正是其内容使这幅作品成为不朽之作。
图1 毕加索 《和平鸽》系列
《和平鸽》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悲伤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攻占了法国首都巴黎，并向毕加索当时所住的小镇发起了攻击。毕加索住所的隔壁住着一位叫米石的老人和他的孙子留辛，儿子与儿媳都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在前线阵亡。留辛非常愤怒，将自己养的鸽子挂上了红色的布条，后来红布条被德军看见了，他们硬说留辛挂的是红旗，并向驻扎在外的游击队报告。留辛和无辜的鸽子都遭到无情的射杀，老人米石捧着最后一只流血的鸽子，请求毕加索画出来，毕加索一挥而就：在硝烟弥漫的黑暗世界里，一只洁白纯净的鸽子展翅欲飞。饱受苦难的人民在呐喊，希望寻到一处宁静与和平的角落。
1949年是反法西斯胜利四周年，毕加索将另一幅白鸽作品献给了巴黎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这次，鸽子的形象被化简成几根疏朗的线条，嘴边衔着橄榄枝，依旧充满动感，从此鸽子成为了和平的象征;1950年在华沙举行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时，毕加索再次行动起来，这次笔下的鸽子（如图3）不再以静立的姿势出现，它的翅膀打开弧度更大，仿佛要向更加辽阔的天空飞去;1952年毕加索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上献出了他的第三幅作品（如图4），姿态更加自由，周身点缀了鲜亮的色彩，仿佛战后重新焕发的生命气息，正如诗人聂达鲁所说：“毕加索的和平鸽在飞翔，飞在世界的各个地方”。
《和平鸽》系列作品鲜明地表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毕加索把自己看作为人类的自由、解放与幸福而进行斗争的战士。这与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而不懈奋斗。
图2 1940年作品 图3 1950年作品 图4 1952年作品
和平鸽系列
三、“和平鸽”的影响与当代启发
1951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了纪念邮票《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如图5）。随后中国主流报刊《人民日报》也行动起来，刊登了“庆祝和平会议开幕和国庆节中央邮电部将发行纪念邮票”的专栏，提道：“邮票图案有两种，一种是印着法国名画毕加索所画的振翅高飞的和平鸽，在亞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上空翱翔;另一种印着和平鸽飞向亚洲和太平洋区域。这两种邮票的图案都象征东方人民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进行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7]我们可以看出鸽子表达的和平内涵已经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并且深深植根于人民心中。
经过这次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世界各国都发行了以和平鸽为主题的系列邮票：罗马尼亚的地球鸽子与和平（如图6），保加利亚的和平之鸽（如图7），罗马尼亚的不同种族与和平鸽（如图8）……作为东方反法西斯主战场，我们饱受鼓舞，并将不断进行抗争，这是文艺作品带来的精神力量。
图5 《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
图6 罗马尼亚的地球鸽子与和平
图7 保加利亚的和平之鸽
图8 罗马尼亚的不同种族与和平鸽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大家重点探讨了五个问题，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阐述了这样三个方面：“第一是人民需要文艺;第二是文艺需要人民;第三是文艺要热爱人民。”核心思想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把握文艺创作与人民的关系。毕加索的和平鸽之所以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与震动，绝不仅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创作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深刻表现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愿望，充分发挥了人道主义关怀的精神。
艺术虽然不是政治的附庸，但是两者都是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因此不能将艺术完全看作独立的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明确要求我们“准确的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指出当下文艺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方向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8]艺术创作不该以资本增值为根本目的，不应打着“创作自由”的旗号在意识形态领域模糊立场。
在当今的文化视域下，我们绝不能以错误的价值理念进行文化输出，这就又回到了本文探讨的中心。毕加索虽然是一位享誉国际的现代派大师，其作品无论从创作手法还是艺术形式都表现了一位创作者不羁的风格，但是毕加索从正确的政治立场出发，以人民的眼光观察生活，敏锐地洞察群众的需求。作品中体现的党性原则和当代主流价值体系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因此至今仍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对当下艺术创作起到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四、结语
如果孤立地看待艺术，容易割裂艺术创作与人民群众、文艺作品与实践生活的联系，进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困境。纵观中外艺术作品的发展脉络，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不断加强，并且和其他相关因素交织起来：创作题材的真实性与时代性，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以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效果和主观感情，使得作品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更趋紧密。如此一来，对于艺术中所蕴含的时代性和人民性、世界性与民族性、霸权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等，则应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实际上审美和艺术在现实中仍然发挥着政治偏向性与意识形态功能。
毕加索在艺坛上的光辉太过耀眼，让我们容易忽略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出的种种贡献。毕加索自从公开宣布加入法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不懈地用画笔表现人类解放的美好愿望。除了《和平鸽》系列，毕加索还为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创作了两幅著名的作品，即《朝鲜大屠杀》和《斯大林画作》。他的作品鲜明地表现了人民性与时代性，为我们探索政治立场与创作自由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7.
[2]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M].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
[3]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22.
[4]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70.
[5]伊祖耶托夫.列宁论文学的党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89.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0.
[7]沈庆达.纪18上邮票上的“和平鸽”出自毕加索[N].中国集邮报，2015-8-28（005）.
[8]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C].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20.
作者简介：赵欣，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