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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他们热爱都市生活，当他们努力向城市生活靠拢的时候，总有无法逾越的距离感。和大学生、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
打死也不想回农村
在新疆人才市场熙攘的求职人群中，一些穿着入时的年轻身影往来穿梭。人口处的一长排招工广告牌，引来不少年轻的农民工驻足观望，张军和陈耀就是其中的两位。
“我刚到乌鲁木齐几天，因为父母之前就在这里打工，我就跟过来了。”来自山东济宁的陈耀说：“今天才开始找工作，还没有眉目，但凭我的经验和技术，在这儿找个月工资2000多元的工作应该不难。”
1989年出生的陈耀虽然还不到21周岁，但他已经有了5年的工作经验。初中刚毕业，陈耀就同村里几位稍长的年轻人到深圳打工，此后的4年时间里，他一直在深圳一家私企做技术工人。
对于自己在深圳的4年打工生活，陈耀显得很无奈。“我当然也想要和城里人平等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待遇，更想成为城里人，但外出打工不僅工作不稳定，也很难完全融人城市，光一个户籍问题就已经把我们排除市民范畴了。”
不光是户籍问题，住房问题也让陈耀头疼不已。为了省钱，陈耀和父母在乌市南湖租了一间平房，一家三口“蜗居”在10多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一个月租金是320元。
“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大城市房价太高了，很多城里人和大学毕业生都买不起房，对我来说简直想都不敢想。要是找到工作后能住上集体宿舍就好了!”
明知道自己只是大城市的过客，但陈耀还是表示不愿回乡务农。“我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了，基本上不会干农活，真要是回去种地，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的确，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关系来讲，他们对农事一窍不通，做不了农活，也不熟悉农村的文化，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像金融危机发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返乡后，觉得在农村都呆不下去。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声称“打死也不回农村去”，都想留在大城市，实在留不住就去中等城市或小城市，回到农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当前条件下，他们几乎不可能真正在大城市里扎根。
是农民更想当市民
忙着跳槽的小唐们怀揣扎根城市的梦想，停留在意识领域。可对于已经结婚成家的80后农民工来说，扑面而来的结婚彩礼、户口、房子、孩子问题，让他们感到无比困惑。
今年年初结婚后29岁的小韩总琢磨：“说我们是农民吧，可我不会种地；说我是市民吧，我又没有城市户口。我是谁?是农民还是工人，是农民还是市民?”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十分模糊。对土地缺乏依恋和对城市生活的认同，让新生代农民工不甘心回老家种地；想做城里人的他们，却缺乏充分的经济支撑，并且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并享受和城里人同等待遇。既无法退回农村，也没能融人城市这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他们常常会觉得无助。
小韩和妻子小闰的婚房是租来的自建房小单间，仅20平方米，墙壁上全贴着超市的促销海报．因为小闰是超市的促销员。婚礼的费用和给小闫家的彩礼花光了小韩打工8年的积蓄。“结完婚，我们又要从零开始了，先得有一间房子吧，不管多远多小，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小闫说。
小韩夫妻算了一笔账，他俩一个月能赚将近4000元钱，除去花费，一个月能攒3000元钱，“可现在房价高得吓人，政府的福利房都针对有本地户口的人，我们一边攒，房价一边涨，啥时是个头?”小韩情绪有些低落。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老家，像小韩这个年龄的人早该有孩子了，可两人迟迟不敢作出要孩子的决定。“我当年就是留守儿童，最知道那种被父母疏远的滋味，所以我坚决不会和我的孩子分开。但如果现在要孩子，孩子就得送回老家带，而且生孩子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问及原因，小闫说。
小韩告诉记者，身边有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夫妻，为了将来，他们忍受着比父辈更强烈的负罪感，将孩子送回老家。可孩子渐渐大了，房子、户口的事还是遥遥无期。“迷茫的时候，就看看那些霓虹灯，我们离不开这里，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当个真正的城市人。也深深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小韩充满自信地说。
希望在城里安个家
何远林是从四川南充来疆的打工者，早在2007年，他就来到乌市打工，初中未毕业的他，在建筑工地上当过小工、大工，还开过货车。
“掐指算算，到今年为止，我已在乌鲁木齐度过了3年的时光。”何远林对记者说。虽然去年的收入没有往年多，目前仍需要租房子住，除去家庭日常开支、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口袋中已所剩无几，但自己早已习惯了新疆的气候，也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如果盲目地去沿海城市．一切又要从头开始，没准搭了路费不说，还找不着工作。
刚来新疆打工时，何远林还很年轻也没什么负担，每到过春节时都会回老家，赚的辛苦钱没少花在路上。后来，为了省钱他不再年年回家，再后来，就索性邀请家里的亲戚来新疆打工。
“乌鲁木齐已相当于我的第二个家了，如果有可能，希望以后也能在这里买套房，在城里安个家。”何远林说，“我也认定了自己无论挣多挣少都要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
其实，与何远林想法一样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尤其是建筑行业、装修行业。
“现在建筑行业的内地农民工，年龄在四五十岁的有很多，这部分农民工在新疆打工的多数都有一二十年，有的子女从出生到上学就一直在新疆，许多子女毕业后就跟着父母打工同学、朋友也都在新疆，更希望留在城里成为他们共同的梦想。”四川省广元市人民政府驻新疆办事处副主任、四川省苍溪县建筑安装公司新疆分公司总经理邓国志如是说。
新生代农民工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大多数，在全国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成，大约1个亿。在庞大数字的背后，这批青年人已经成为城市浪潮中的生力军。
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人员杨富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多，个体诉求比较复杂，就目前来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和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较为彻底的方式之一，而我国城乡二元体制、户籍政策很难在短时间内有较大的变化。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从教育、社保、医保和住房等领域入手，采取具体措施，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以后该问题的彻底解决做铺垫。
打死也不想回农村
在新疆人才市场熙攘的求职人群中，一些穿着入时的年轻身影往来穿梭。人口处的一长排招工广告牌，引来不少年轻的农民工驻足观望，张军和陈耀就是其中的两位。
“我刚到乌鲁木齐几天，因为父母之前就在这里打工，我就跟过来了。”来自山东济宁的陈耀说：“今天才开始找工作，还没有眉目，但凭我的经验和技术，在这儿找个月工资2000多元的工作应该不难。”
1989年出生的陈耀虽然还不到21周岁，但他已经有了5年的工作经验。初中刚毕业，陈耀就同村里几位稍长的年轻人到深圳打工，此后的4年时间里，他一直在深圳一家私企做技术工人。
对于自己在深圳的4年打工生活，陈耀显得很无奈。“我当然也想要和城里人平等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待遇，更想成为城里人，但外出打工不僅工作不稳定，也很难完全融人城市，光一个户籍问题就已经把我们排除市民范畴了。”
不光是户籍问题，住房问题也让陈耀头疼不已。为了省钱，陈耀和父母在乌市南湖租了一间平房，一家三口“蜗居”在10多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一个月租金是320元。
“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大城市房价太高了，很多城里人和大学毕业生都买不起房，对我来说简直想都不敢想。要是找到工作后能住上集体宿舍就好了!”
明知道自己只是大城市的过客，但陈耀还是表示不愿回乡务农。“我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了，基本上不会干农活，真要是回去种地，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的确，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关系来讲，他们对农事一窍不通，做不了农活，也不熟悉农村的文化，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像金融危机发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返乡后，觉得在农村都呆不下去。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声称“打死也不回农村去”，都想留在大城市，实在留不住就去中等城市或小城市，回到农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当前条件下，他们几乎不可能真正在大城市里扎根。
是农民更想当市民
忙着跳槽的小唐们怀揣扎根城市的梦想，停留在意识领域。可对于已经结婚成家的80后农民工来说，扑面而来的结婚彩礼、户口、房子、孩子问题，让他们感到无比困惑。
今年年初结婚后29岁的小韩总琢磨：“说我们是农民吧，可我不会种地；说我是市民吧，我又没有城市户口。我是谁?是农民还是工人，是农民还是市民?”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十分模糊。对土地缺乏依恋和对城市生活的认同，让新生代农民工不甘心回老家种地；想做城里人的他们，却缺乏充分的经济支撑，并且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并享受和城里人同等待遇。既无法退回农村，也没能融人城市这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他们常常会觉得无助。
小韩和妻子小闰的婚房是租来的自建房小单间，仅20平方米，墙壁上全贴着超市的促销海报．因为小闰是超市的促销员。婚礼的费用和给小闫家的彩礼花光了小韩打工8年的积蓄。“结完婚，我们又要从零开始了，先得有一间房子吧，不管多远多小，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小闫说。
小韩夫妻算了一笔账，他俩一个月能赚将近4000元钱，除去花费，一个月能攒3000元钱，“可现在房价高得吓人，政府的福利房都针对有本地户口的人，我们一边攒，房价一边涨，啥时是个头?”小韩情绪有些低落。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老家，像小韩这个年龄的人早该有孩子了，可两人迟迟不敢作出要孩子的决定。“我当年就是留守儿童，最知道那种被父母疏远的滋味，所以我坚决不会和我的孩子分开。但如果现在要孩子，孩子就得送回老家带，而且生孩子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问及原因，小闫说。
小韩告诉记者，身边有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夫妻，为了将来，他们忍受着比父辈更强烈的负罪感，将孩子送回老家。可孩子渐渐大了，房子、户口的事还是遥遥无期。“迷茫的时候，就看看那些霓虹灯，我们离不开这里，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当个真正的城市人。也深深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小韩充满自信地说。
希望在城里安个家
何远林是从四川南充来疆的打工者，早在2007年，他就来到乌市打工，初中未毕业的他，在建筑工地上当过小工、大工，还开过货车。
“掐指算算，到今年为止，我已在乌鲁木齐度过了3年的时光。”何远林对记者说。虽然去年的收入没有往年多，目前仍需要租房子住，除去家庭日常开支、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口袋中已所剩无几，但自己早已习惯了新疆的气候，也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如果盲目地去沿海城市．一切又要从头开始，没准搭了路费不说，还找不着工作。
刚来新疆打工时，何远林还很年轻也没什么负担，每到过春节时都会回老家，赚的辛苦钱没少花在路上。后来，为了省钱他不再年年回家，再后来，就索性邀请家里的亲戚来新疆打工。
“乌鲁木齐已相当于我的第二个家了，如果有可能，希望以后也能在这里买套房，在城里安个家。”何远林说，“我也认定了自己无论挣多挣少都要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
其实，与何远林想法一样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尤其是建筑行业、装修行业。
“现在建筑行业的内地农民工，年龄在四五十岁的有很多，这部分农民工在新疆打工的多数都有一二十年，有的子女从出生到上学就一直在新疆，许多子女毕业后就跟着父母打工同学、朋友也都在新疆，更希望留在城里成为他们共同的梦想。”四川省广元市人民政府驻新疆办事处副主任、四川省苍溪县建筑安装公司新疆分公司总经理邓国志如是说。
新生代农民工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大多数，在全国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成，大约1个亿。在庞大数字的背后，这批青年人已经成为城市浪潮中的生力军。
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人员杨富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多，个体诉求比较复杂，就目前来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和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较为彻底的方式之一，而我国城乡二元体制、户籍政策很难在短时间内有较大的变化。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从教育、社保、医保和住房等领域入手，采取具体措施，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以后该问题的彻底解决做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