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以下简称《于》）是法国十九世纪后半期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范进中举》（以下简称《范》）则是我国十八世纪的最负盛名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一个精彩故事。这两篇小说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都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塑造上对后世文学的发展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范》和《于》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各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情节安排不同。写法虽然在情节上都有一个鲜明的转折点，但在情节的具体安排上还是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于》文采取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手法安排故事情节，看起来平铺直叙，实则波澜起伏。在于勒出场前作者着力渲染于勒在菲利普一家中的地位，说他是“全家唯一的希望”，但是当贫困潦倒的于勒真正出现在他们眼前时，“全家唯一的希望”霎时破灭。情节大开大合，场景的气氛，人物的情感一落千丈，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范》文则是按事情的发展，以中举为界，把范进中举前的生活情景，地位抓住细节浓笔重彩的，加以渲染。中举后则对胡屠户的转变，张乡绅送银送房，邻居的热情相助作了细致描绘，它采取的大落大起的手法，比《于》在对比上则更鲜明，人物形象更富有戏剧性。
　　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二者有显著不同。它们虽然都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细节等对比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但是在具体的描写上又有很大区别。
　　在语言上，《于》的语言特点简洁明快，而富于个性化，朴素自然而又极其富有生活气息。“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盼望于勒归来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而对于勒称呼的不断变化则更是把人物的心灵完全彻底地揭露出来。年青时被人称作“坏蛋”“流氓”“无赖”的于勒，由于在美洲发了财，被菲利普夫妇称作“好心的于勒”，“一个有办法的人”，而当贫困潦倒的于勒真的出现在面前时，母亲又开口大骂这个“贼”，这个“流氓”。和《于》文相比，《范》文的语言则更有地方特色，更富个性化。中举前，胡屠户喝叱范进“不知我积了什么德，才让你考中个秀才”。范进向他提出考举人的时候，他把范进骂了个狗血喷头：“不要失了你的时了！……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可是当范进中举后，他当着众邻居的面夸耀：“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这些闪烁着浓厚地方特色的语言，前后相互矛盾的话语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胡屠户嫌贫爱富，前倨后恭的市侩形象。这些幽默诙谐极富讽刺意味的语言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戏剧色彩，使小说的对比艺术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在动作、神态描写方面。《范进中举》全文是通过中举前后的动作细节变化来刻画人物形象，尤其是中举后的几处描写：“屠户见女婿衣裳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为他扯了几十回”。离开范家时则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最精彩的莫过于篇末对胡屠户接受范进赠银的描写，胡屠户一边“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一边假意推辞道：“你且收着”，不等范进说完，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千恩万谢之后，低着头笑眯眯地去了。“攥”“舒”“缩”“揣”四个字，把胡屠户见钱眼开，虚伪做作的小丑形象，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
　　《于》文在动作描写上虽然没有过多的用墨。但是，它却重视通过神态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当“我们”一家在船上遇到了期盼已久的于勒时“父亲好像不安起来”“他的脸色十分苍白”，而母亲是“那么张皇”，接下来“父亲很狼狈”，母亲则“突然暴怒起来”。“苍白”、“煞白”、“呆直”、“张皇”、“狼狈”、“莫名其妙”、“吞吞吐吐”、“哆嗦”、“暴怒”，这些词把菲利普夫妇的心理变化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出来。
　　第三，虽然二者都有对周围环境的对比描写，但是《范》文对次要人物的描写更是详尽。《于》文主要通过菲利普夫妇及“我”的言行、动作、神态、心理来表现主题，对周围其他人物的描写则一笔带过，对女婿、对船长的描述是点到为止。《范》文则对周围的人物着墨较多，中举前，进学回来，“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考举人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无人问津。中举后，“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提两只鸡来的。”好像这些人物一下子从地底下冒了出来，为治范进的疯，众乡邻共同出谋划策，范进醒来后有着“万贯家私”的张乡绅也来送银赠房。通过对周围人物的描绘，文章有了更好的讽刺效果。
　　另外，《范》文在运用对比手法时，还把对比手法和夸张手法结合在一起使用，使小说更有讽刺意味，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效果。《于》文则比较单一地使用对比手法，使小说情节更真实，如果说《范》文诙谐风趣，那么《于》文则显得比较朴质低沉。
　　总之，《于》和《范》之所以被广泛流传，长期受到人们的关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运用对比手法为我们塑造了栩栩如生、富有个性、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于勒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奋斗的失败者和范进作为科举制度下心灵扭曲的怪胎，都给了读者挥之不去的印象，他们作为典型的文学形象，就是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