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史学，新趋势，个案，自上而下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7－0010－06
任何一门现代学科，都非常重视自身学科发展史的整理和追溯。作为历史学这样一门专门研究过去的学问，对它自身学科的发展历程当然应该给予特别多的关注，也应该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探讨。因此不论是一个学历史，或是教历史的人，都应该对历史学这门学问自身的发展史有所了解。在今天的讲课中，我将集中以西方史学为对象，就它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里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做一些简要的介绍，重点将聚焦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也就是这种新趋势、新变化最初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张广智教授说到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的“五次转折”。在我个人看来，西方史学发展到了七八十年代又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变。是否可以把这一次算作是“第六次转折”，学界尚没有定论，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但从目前来看，这一次转变的意义和影响是相当重大的，这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异议。
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乔治·伊格尔斯长期从事史学史的研究，他在1975年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欧洲史学新方向》，重点讨论的就是20世纪的西方新史学，尤其是五十年代发生转折后的新的史学潮流，他对这一时期的史学风气做了这样的归纳：“历史学家基本上已放弃了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概念，放弃了对叙述和事件的强调，而寻求建立一种有关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历史社会科学’。”在这里，他所说的欧洲史学新方向，实际上指的就是当时风行欧洲的三股主要的史学思潮——法国年鉴史学、德国社会政治史学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1985年，在《欧洲史学新方向》第一版问世十年后，伊格尔斯又重新做了修订，在第二版中特别补充了从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的变化。在这个时候，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新的动向，说道：“10年来，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意义重大的重新定向。”具体而言，“出现了一种从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向更为明显地关心难以捉摸的文化和意识因素的转变”。不过在当时，对这一新的转变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说得也不是很确切，对其走势和前途也并不十分清楚。
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十年，在20世纪即将谢幕之际，伊格尔斯于1997年又写了一本新著，书名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对整个20世纪的历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这一次，他对发生在七八十年代的史学潮流的变换给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答案，认为：“尽管有许多旧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形式还在继续着，然而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的重新定向。”这场重新定向的方向所指，乃是新兴的一个史学类别，我们一般称作为——新文化史，这也将是稍后我要结合几个具体的研究案例所谈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的具体内容。
有了以上张老师所论述的大背景，以及我刚才说到的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变化，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接下来所要介绍的这一时期的一些具体的研究案例做出更好的理解。对于这几个研究个案，我想以两个故事的形式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我把这两个故事分别命名为《真假马丁》和《学徒屠猫》。
第一个“真假马丁”的故事，发生在16世纪中叶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地区的一个小村庄，一个名叫马丁·盖尔的年轻农民抛下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舍下了颇为殷实的家业，离家出走，从此杏无音信，隔了七八年之后，他又突然回到家乡(至少大多数人都把“他”认作是马丁)，虽然他的外貌和性情都发生了一些改变，但不论是妻子、姐妹，还是其他亲友都没有怀疑他的身份，而热情地欢迎他的回来。回家后的马丁重新担当起了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一方面与妻子相亲相爱，一方面也与其他的村民相处融洽。如此这般又过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这个马丁却因为跟叔父之间发生的财产纠纷，双方闹上了法庭，恼羞成怒的叔父甚至指责他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亲侄子，而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于是乎，一件普通的家庭财产纠纷案件一下子升格成了一桩冒名顶替他人身份的公案。法庭在取证的过程中，多方听取了村民的证言，但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支持两边意见的人都有，而作为关键人物的妻子贝特朗在审判之初的表现略有些暖昧和摇摆，但很快便坚定地站到了马丁的一边。虽然案子里这个马丁的身份有着许多的疑点，但法官们经过长时间的审问和讨论，仍然无法找到确实的证据来判定马丁的真假，因此不得不准备作出其无罪的判决。然而，就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一个装着一条木头假肢的瘸腿男子突然出现在了法庭上，并且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马丁·盖尔。在场的亲友、村民在惊讶之余，一边倒地作证认定他才是真的，而自称马丁三年的人原来竟是个冒牌货。最后的判决于是就非常简单了，假马丁被送上了绞刑架。
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对辨别真真假假的事情充满兴趣，历史上许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和传说都会涉及这样的主题。因此，当这个颇为离奇的案件发生以后，当时参与审讯的一名名叫让·德科拉斯的法官便饶有兴趣地把它全部记录下来，经过印刷出版后成为当时很畅销的一本小书，流传非常广泛。即便是在400年后的今天，在事件的发生地——位于比利牛斯山区的阿尔蒂加村，经过几代人的口耳相传，当地人对马丁·盖尔的故事仍然耳熟能详。到现代以后，先后有一部话剧、两部小说、一出百老汇歌舞剧和两部电影改编自这个故事。20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凑巧获得了这本书，真假马丁的故事激起她强烈的兴趣。1982年，由她担任历史顾问，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公映，一时好评如潮，在普通公众和历史学家中间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电影以视觉的语言代替传统的历史编纂形式，也就是文字和文本，而用更加直接的方式来叙述历史，同时也把它的受众从受过一定专门训练或对历史有一定兴趣的读者，转向更加广泛的人群。在电影《马丁·盖尔归来》中，导演用比较严谨的态度对待和处理这样一个历史题材，尽可能地重现了16世纪法国农村的种种生活场景，再现了几个普通农民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而且电影为扩大历史学的影响，增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起到了很大的普及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电影的编排和演员的表演始终是一种虚构的形式，同时为了追求票房和市场，电影在创作中势必还不能做到完全忠于事实，电影的表现手法也在叙述历史当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戴维斯在电影完成之后，还是决定要用更加传统的方式重新分析和讨论了一下“真假马丁”这个故事，作为对电影的补充和完善。
作为历史学家，戴维斯在研究和写作中做得非常严谨。她对资料的可靠性尤为重视，不仅对主要资料来源细加考查，严格考证流传版本和文字的异同，对不同记录的真实性相互验证，而且搜集和整理了大量间接的历史证据，如对法国南部山区进行的实地考察和访谈，对当地 相关档案资料的收集，从而在总体上去理解作为历史背景的16世纪法国南部农村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以及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
在我们熟悉的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诸如马丁·盖尔这样寂寂无闻的小人物的历史往往是被彻底忽视的，不光是缺乏相关的原始资料，而且传统历史学家视线中所关注的一般也多是帝王将相等上层精英人物，对于小人物、普通人的历史通常都是不屑一顾的。20世纪后兴起的新史学，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盛行的经济社会史，开始出现了所谓“自下而上看”的趋势，但那个时代历史研究中所体现出的普通人的历史，一般是作为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出现的，如下层手工业者群体、黑人奴隶等等，抓取的是他们具有普遍性的一些特质，而对他们身上一些个性的、独立的问题并未加留意。但是在“真假马丁”的故事中，戴维斯从一个微小的案例出发，通过对几个主要人物的关系及其命运的分析，将读者带到了16世纪的法国乡村社会。在这一独特而微小的事件背后，是16世纪法国乃至西欧社会的大背景——宗教改革的风起云涌、新教和异端信仰与天主教正统的对抗、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冲突、年青一代与保守势力的矛盾、经济生活与土地制度的变革、属于农民的大众文化中的诸多仪式和习俗，等等。尽管作者没有对这些问题逐一展开，但在她的书里其实已经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普通人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因此，犹如抽丝剥茧一般，戴维斯为我们再现了16世纪法国底层社会的面貌，婚姻、继承的惯例及其社会意义，当时的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则等等，特别是她所提到的当事人以及审判法官的新教背景对人们内心冲突的影响，更让读者了解到了当时法国社会所潜伏的宗教激流。
在当代的史学史研究当中，学者们一般把《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同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的《乳酪和蛆虫》放在一起，并列为“微观史学”的三大经典名著。所谓微观史学，是指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方法。打个比方，就像是使用显微镜一样，历史学家将研究范围缩小并聚焦到某个细微的对象上，比如一个村庄、一个家庭、甚至是个人的身上；然后用“显微镜”把这些微小的对象放大，通过大量、琐碎的资料来还原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性格命运等等。这种研究方法，非常类似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观察的方法，人类学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历史学家们最多借鉴和吸收的一个学科。
在戴维斯这里，她所做的正是将历史的显微镜投向了16世纪的这个小山村，投向了真假马丁·盖尔及其周围的普通村民。尽管作为具体的人和事件，马丁·盖尔这一案例非常特殊和偶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作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分析，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特征，如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活动、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当时的司法体系和审判制度。在这种历史中，居于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被放到了历史学家叙述的中心，历史不再是王侯将相的传记、文人僧侣的感悟，而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生活；也真正地、彻底地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历史主张，把有关下层群众的记载从一个个枯燥的统计数字中解放出来，而成为鲜活的历史经验。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学徒屠猫”，这也是一桩发生在法国的事情，只是这一次的地点从农村转移到法国的首都巴黎，发生的时间也更近，大约是在18世纪的三十年代前后。故事的主角是巴黎一家印刷作坊里的两个小学徒，名字分别叫做杰尔姆和雷维耶。
作为两个在近代早期手工工场里身处最底层的学徒工，他们的生活和境遇是非常糟糕的。根据记载，杰尔姆和雷维耶一起住在工场里一间最为肮脏阴冷的小房间里，每天几乎天不亮就要起床，然后一刻不停地跑腿打杂，做各种脏活累活，而且还要受到其他工人的侮辱和作坊主的虐待，伙食更是差到了极点，只能在厨房吃一些残羹冷炙。有时甚至更糟糕，厨子时常会偷偷地把剩饭剩菜卖掉，而让学徒们吃猫食，那些腐烂变质的食物即使连猫都不吃。
这种强烈对比使我们把话题转到了猫的身上。与学徒的命运形成强烈的反差，猫在印刷工场里反而有着非常特殊的优越地位，作坊女主人尤其喜欢猫，对其中一只灰猫更是宠爱有加。而跟这些娇贵的宠物相比，学徒的生活显得更加悲惨了，晚上还常常有猫在学徒们的屋顶上打闹、号叫，吵得他们没办法休息，而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他们就要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作坊主却可以睡到很晚，也不必跟工人们一起工作，自有工头负责工场的日常管理。
不堪忍受的学徒们开始自己想办法。一天晚上，杰尔姆和雷维耶决定试着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善于模仿各种声音的雷维耶趁着夜色偷偷爬上屋顶，躲在作坊主的卧室旁学起了猫叫，尖锐刺耳的声音让主人夫妇这天晚上一刻也不能安睡。接下来连着几个晚上，小学徒们又如法炮制，吵得主人不得安生，还以为家里和四邻的猫都中了邪，不得不令学徒们去想办法把猫赶走或是除掉，这当然是小学徒们求之不得的结果。于是，在其他工人的帮助下，印刷工场上下开始了一场对猫的大搜捕、大屠杀。
尽管女主人特意关照过不要伤害她最心爱的宠物灰猫，但学徒们还是首先就把那只灰猫给结果了。然后房顶墙头、屋里屋外，把能够发现的家猫野猫都扫荡一清。更为热闹的是，他们还把抓到的猫放进袋子集中到院子里，整个工场的工人都聚集在一起，举行了一场对猫的模拟审判，每个人各司其职，分别担任法官、律师、警卫、忏悔牧师，以及刽子手。在宣布了猫的种种罪状之后，这些有罪的猫都被处以了极刑，吊死在临时搭设起来的“绞刑架”上。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时是怎样一幅情景。目睹了这一血腥场面的作坊主夫妇，虽然心里免不了抱怨，但也无可奈何，毕竟是他们自己下命令让抓猫杀猫的，而学徒和工人们则因此而兴高采烈、一片狂欢。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感到困惑不解：屠猫这样一件残忍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令这些工人们那么兴奋?屠猫之后，还要像小孩子一样举行这样滑稽可笑的仪式，又究竟有怎样的特殊意义?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个工场里的主人已经无法理解属于另一阶层的普通工人的精神世界了，对于我们来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更增加了理解前工业化时代欧洲手工业者们的难度。但是，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却另辟蹊径地找到了一条可以穿越时空，去探寻他们精神世界的途径。那就是借鉴人类学的做法，因为人类学家认为有时候往往是那些最为晦涩难懂的问题，却是深入了解一种异域文化最好的突破口，当你意识到在外人看来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比如一个笑话、一句俗语，或者一个仪式，对土著人而言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时，你就已经开始一步步接近谜底了。那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同样如此，达恩顿认为“通过理解大屠猫的笑话，也许有可能‘认识’到在旧制度下的手工业者文化中的某种基本因素”。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就要来看故事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对象——猫。为什么猫会被选择作为一种报复和发泄的对象?为什么屠猫的行动能够给工人们带来快感和满足?达恩顿借助符号学中解读象征意义的方法，引领我们去认识猫在近代早期欧洲文化中的特殊含义，从而一步步寻找答案。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狂欢节，或是嘉年华，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狂欢活动中，人们可以暂时抛开通行的社会准则，在仪式中不顾贵贱、等级的束缚，甚至在狂欢中将规则颠倒过来。比如，年轻人可以在狂欢节期间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不论是性生活、打闹、或是恶作剧……完全不受任何约束，事后也不会受到追究。
而在许多狂欢节仪式上，猫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在勃艮底，狂欢节的人群通常在粗犷的音乐声中对猫大肆虐待，撕扯皮毛让猫发出凄厉的惨叫，是节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再比如，每年6月24日为纪念施洗者约翰举行的狂欢节，人们会围绕篝火又唱又跳，然后把一些被认为具有魔力的东西扔进火中，以求消灾祈福。而最常被用来投入火中的东西，就是猫，有时候是被装进袋子里，有时候是用绳子吊着，有时候是直接绑在柱子上烧。而在巴黎，人们一般把猫塞在布袋里直到烧成灰烬；在圣夏蒙，人们则更喜欢在猫身上点上火追着它满街跑；在勃艮底和洛林的部分地区，有围着绑在火刑柱上燃烧的猫跳舞的风俗；在梅斯地区，十几只猫常常被同时放在柴堆上一起活活烧死。参加这些仪式的，一般包括社会各个等级和阶层的人，几乎是一项全民的活动。
除此之外，各个行业也有一些自己的节日和仪式。以印刷业为例，印刷工人们每年都要在他们的守护圣徒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纪念日里举行游行和宴会，或在自己的行业工会里进行庆祝。每年11月11日的圣马丁节，他们也会在聚餐后举行一场模拟的审判。行业工会就像是一个微型的“共和国”，有着自己的法律和规则，任何人一旦违规，都要接受处罚，通常是交少量的罚款，然后到过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吃上一顿，闹到很晚方才罢休。而一个工人从踏进工场当学徒开始，一直到他满师、离开作坊，甚至结婚生子，工会都会有相应的仪式，之后一般也都以凑份子聚餐而结束。因此我们看到，工人们的世界尽管平凡而普通，有时甚至无礼放肆，但仍然严格地坚持着一定的秩序和规则，这些仪式活动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构成了一种属于工人自己的独特亚文化，并与资产阶级的作坊主形成鲜明的对立。
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猫的象征意义。达恩顿指出，在各种文化中，不同的动物都会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和内涵，具有不同的仪式价值。而虐待动物，尤其是猫，几乎是一种遍及近代早期欧洲的非常流行的“娱乐”活动。因此，学徒和印刷工人们的这场大屠猫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直接反映，这种文化赋予了猫和屠猫某种特殊的意义。
达恩顿依据民俗学对动物象征体系的研究，认为猫在18世纪法国人的心态中主要有四种基本的文化象征意义。第一，“猫”象征了女巫，“屠猫”也就象征了对女巫的迫害。在许多民间迷信中常常认为女巫会假借猫的样子来实施魔法，蛊惑人心，而破解这种巫术的办法就是通过残害猫令其丧失魔力，比如割尾巴、剪耳朵、打断腿、扯掉或烧掉皮毛，尽管听来有些残忍，但在当时这的确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第二，猫和主人(尤其是女主人)常常被看做二位一体，也就是说，“猫”象征了主人，杀死一只猫可以给它的主人及其全家带来不幸和灾难。因此，工人屠猫的行为，尤其是对女主人最爱的宠物灰猫先除之而后快，也表露出他们对作坊主及其妻子的仇恨；他们自己则在屠猫仪式这种象征性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平衡与快感。第三，“猫”又象征了“性”和淫荡，在这里暗指作坊女主人的淫荡和不忠。通过猫的象征意义，工人们将女主人与猫的淫荡画上了等号，并借以暗指作坊主的愚笨和被戴绿帽，从中也弥补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第四，也就是最后一点，“猫”还象征了在狂欢节仪式中经常出现的“审判”和“行刑”。工人们对猫的模拟审判和处决，实际上就是以猫为象征对作坊主进行了一场缺席审判，猫的有罪代表了作坊主的罪恶，对猫的处决也就是作坊主应受到的惩罚，工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借此希望恢复公平、秩序和过去的传统。
由此达恩顿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屠猫的事件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更不是两个小学徒心血来潮的恶作剧，它的背后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民间文化，是城市手工业者(这里指的是印刷工人)独特的文化和信仰，这赋予了这一事件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对于这种意义，非但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即便是另一阶层的作坊主也几乎完全不明白，它是仅属于一小部分人的象征体系。工人们借此来发泄不满，获得快感，在精神上暂时地改变现实，实现某种平衡。
从单纯的文本人手，大胆地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解读和诠释文本，通过仪式和象征去分析其中的隐含意义。这种新颖的历史研究的确称得上是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也令我们大开眼界。因此，这一研究出版问世后，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引起了许多的争议和讨论。从批评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学徒屠猫”的研究远非尽善尽美。作者使用的史料确实新颖大胆，但并不全面而且也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它并不能作为反映18世纪法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及其文化的根本的证据，它们只是一些特例和个案，从这样单一的文本出发，最终只能得出单一的答案，而不是总体性的结论。但是，它带给我们的启发，却是无比巨大的，尤其是同之前时代的研究潮流相比，它指示了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途径和方向。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以“文化转向”为标志的当代西方思潮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也影响到了历史学领域，它大大拓展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在这一风气之下，文化与文化史的研究和写作大为盛行，它们几乎无所不包地囊括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重视。在历史学领域，上述娜塔莉·戴维斯和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开风气之先，引领了这一潮流。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当代史学新潮来势迅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以文化为方法和取向、以文化为内容和对象的研究著作的出版问世，这些新文化史著作一方面将许多传统的研究领域吸纳和包容其中，另一方面也开拓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其中既有艰深专业、学术性极强的理论著作和专题研究，更有无数通俗易懂的文化史作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坊间广为流传。忽如一夜春风来，在文化转向的风潮下，所有事物似乎都带上了某种文化的特性，都可以被冠以某种文化的名义，也都有了必要去考察它们作为文化的历史进程，并探究其中的奥妙深意。对于我们来说，通过阅读这些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著作的中译本，不仅从中了解国外史学发展的动向，而且也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增长见识，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做好本职的历史教学工作。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7－0010－06
任何一门现代学科，都非常重视自身学科发展史的整理和追溯。作为历史学这样一门专门研究过去的学问，对它自身学科的发展历程当然应该给予特别多的关注，也应该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探讨。因此不论是一个学历史，或是教历史的人，都应该对历史学这门学问自身的发展史有所了解。在今天的讲课中，我将集中以西方史学为对象，就它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里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做一些简要的介绍，重点将聚焦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也就是这种新趋势、新变化最初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张广智教授说到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的“五次转折”。在我个人看来，西方史学发展到了七八十年代又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变。是否可以把这一次算作是“第六次转折”，学界尚没有定论，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但从目前来看，这一次转变的意义和影响是相当重大的，这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异议。
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乔治·伊格尔斯长期从事史学史的研究，他在1975年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欧洲史学新方向》，重点讨论的就是20世纪的西方新史学，尤其是五十年代发生转折后的新的史学潮流，他对这一时期的史学风气做了这样的归纳：“历史学家基本上已放弃了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概念，放弃了对叙述和事件的强调，而寻求建立一种有关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历史社会科学’。”在这里，他所说的欧洲史学新方向，实际上指的就是当时风行欧洲的三股主要的史学思潮——法国年鉴史学、德国社会政治史学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1985年，在《欧洲史学新方向》第一版问世十年后，伊格尔斯又重新做了修订，在第二版中特别补充了从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的变化。在这个时候，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新的动向，说道：“10年来，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意义重大的重新定向。”具体而言，“出现了一种从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向更为明显地关心难以捉摸的文化和意识因素的转变”。不过在当时，对这一新的转变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说得也不是很确切，对其走势和前途也并不十分清楚。
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十年，在20世纪即将谢幕之际，伊格尔斯于1997年又写了一本新著，书名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对整个20世纪的历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这一次，他对发生在七八十年代的史学潮流的变换给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答案，认为：“尽管有许多旧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形式还在继续着，然而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的重新定向。”这场重新定向的方向所指，乃是新兴的一个史学类别，我们一般称作为——新文化史，这也将是稍后我要结合几个具体的研究案例所谈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的具体内容。
有了以上张老师所论述的大背景，以及我刚才说到的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变化，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接下来所要介绍的这一时期的一些具体的研究案例做出更好的理解。对于这几个研究个案，我想以两个故事的形式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我把这两个故事分别命名为《真假马丁》和《学徒屠猫》。
第一个“真假马丁”的故事，发生在16世纪中叶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地区的一个小村庄，一个名叫马丁·盖尔的年轻农民抛下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舍下了颇为殷实的家业，离家出走，从此杏无音信，隔了七八年之后，他又突然回到家乡(至少大多数人都把“他”认作是马丁)，虽然他的外貌和性情都发生了一些改变，但不论是妻子、姐妹，还是其他亲友都没有怀疑他的身份，而热情地欢迎他的回来。回家后的马丁重新担当起了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一方面与妻子相亲相爱，一方面也与其他的村民相处融洽。如此这般又过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这个马丁却因为跟叔父之间发生的财产纠纷，双方闹上了法庭，恼羞成怒的叔父甚至指责他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亲侄子，而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于是乎，一件普通的家庭财产纠纷案件一下子升格成了一桩冒名顶替他人身份的公案。法庭在取证的过程中，多方听取了村民的证言，但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支持两边意见的人都有，而作为关键人物的妻子贝特朗在审判之初的表现略有些暖昧和摇摆，但很快便坚定地站到了马丁的一边。虽然案子里这个马丁的身份有着许多的疑点，但法官们经过长时间的审问和讨论，仍然无法找到确实的证据来判定马丁的真假，因此不得不准备作出其无罪的判决。然而，就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一个装着一条木头假肢的瘸腿男子突然出现在了法庭上，并且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马丁·盖尔。在场的亲友、村民在惊讶之余，一边倒地作证认定他才是真的，而自称马丁三年的人原来竟是个冒牌货。最后的判决于是就非常简单了，假马丁被送上了绞刑架。
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对辨别真真假假的事情充满兴趣，历史上许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和传说都会涉及这样的主题。因此，当这个颇为离奇的案件发生以后，当时参与审讯的一名名叫让·德科拉斯的法官便饶有兴趣地把它全部记录下来，经过印刷出版后成为当时很畅销的一本小书，流传非常广泛。即便是在400年后的今天，在事件的发生地——位于比利牛斯山区的阿尔蒂加村，经过几代人的口耳相传，当地人对马丁·盖尔的故事仍然耳熟能详。到现代以后，先后有一部话剧、两部小说、一出百老汇歌舞剧和两部电影改编自这个故事。20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凑巧获得了这本书，真假马丁的故事激起她强烈的兴趣。1982年，由她担任历史顾问，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公映，一时好评如潮，在普通公众和历史学家中间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电影以视觉的语言代替传统的历史编纂形式，也就是文字和文本，而用更加直接的方式来叙述历史，同时也把它的受众从受过一定专门训练或对历史有一定兴趣的读者，转向更加广泛的人群。在电影《马丁·盖尔归来》中，导演用比较严谨的态度对待和处理这样一个历史题材，尽可能地重现了16世纪法国农村的种种生活场景，再现了几个普通农民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而且电影为扩大历史学的影响，增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起到了很大的普及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电影的编排和演员的表演始终是一种虚构的形式，同时为了追求票房和市场，电影在创作中势必还不能做到完全忠于事实，电影的表现手法也在叙述历史当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戴维斯在电影完成之后，还是决定要用更加传统的方式重新分析和讨论了一下“真假马丁”这个故事，作为对电影的补充和完善。
作为历史学家，戴维斯在研究和写作中做得非常严谨。她对资料的可靠性尤为重视，不仅对主要资料来源细加考查，严格考证流传版本和文字的异同，对不同记录的真实性相互验证，而且搜集和整理了大量间接的历史证据，如对法国南部山区进行的实地考察和访谈，对当地 相关档案资料的收集，从而在总体上去理解作为历史背景的16世纪法国南部农村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以及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
在我们熟悉的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诸如马丁·盖尔这样寂寂无闻的小人物的历史往往是被彻底忽视的，不光是缺乏相关的原始资料，而且传统历史学家视线中所关注的一般也多是帝王将相等上层精英人物，对于小人物、普通人的历史通常都是不屑一顾的。20世纪后兴起的新史学，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盛行的经济社会史，开始出现了所谓“自下而上看”的趋势，但那个时代历史研究中所体现出的普通人的历史，一般是作为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出现的，如下层手工业者群体、黑人奴隶等等，抓取的是他们具有普遍性的一些特质，而对他们身上一些个性的、独立的问题并未加留意。但是在“真假马丁”的故事中，戴维斯从一个微小的案例出发，通过对几个主要人物的关系及其命运的分析，将读者带到了16世纪的法国乡村社会。在这一独特而微小的事件背后，是16世纪法国乃至西欧社会的大背景——宗教改革的风起云涌、新教和异端信仰与天主教正统的对抗、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冲突、年青一代与保守势力的矛盾、经济生活与土地制度的变革、属于农民的大众文化中的诸多仪式和习俗，等等。尽管作者没有对这些问题逐一展开，但在她的书里其实已经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普通人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因此，犹如抽丝剥茧一般，戴维斯为我们再现了16世纪法国底层社会的面貌，婚姻、继承的惯例及其社会意义，当时的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则等等，特别是她所提到的当事人以及审判法官的新教背景对人们内心冲突的影响，更让读者了解到了当时法国社会所潜伏的宗教激流。
在当代的史学史研究当中，学者们一般把《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同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的《乳酪和蛆虫》放在一起，并列为“微观史学”的三大经典名著。所谓微观史学，是指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方法。打个比方，就像是使用显微镜一样，历史学家将研究范围缩小并聚焦到某个细微的对象上，比如一个村庄、一个家庭、甚至是个人的身上；然后用“显微镜”把这些微小的对象放大，通过大量、琐碎的资料来还原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性格命运等等。这种研究方法，非常类似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观察的方法，人类学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历史学家们最多借鉴和吸收的一个学科。
在戴维斯这里，她所做的正是将历史的显微镜投向了16世纪的这个小山村，投向了真假马丁·盖尔及其周围的普通村民。尽管作为具体的人和事件，马丁·盖尔这一案例非常特殊和偶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作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分析，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特征，如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活动、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当时的司法体系和审判制度。在这种历史中，居于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被放到了历史学家叙述的中心，历史不再是王侯将相的传记、文人僧侣的感悟，而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生活；也真正地、彻底地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历史主张，把有关下层群众的记载从一个个枯燥的统计数字中解放出来，而成为鲜活的历史经验。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学徒屠猫”，这也是一桩发生在法国的事情，只是这一次的地点从农村转移到法国的首都巴黎，发生的时间也更近，大约是在18世纪的三十年代前后。故事的主角是巴黎一家印刷作坊里的两个小学徒，名字分别叫做杰尔姆和雷维耶。
作为两个在近代早期手工工场里身处最底层的学徒工，他们的生活和境遇是非常糟糕的。根据记载，杰尔姆和雷维耶一起住在工场里一间最为肮脏阴冷的小房间里，每天几乎天不亮就要起床，然后一刻不停地跑腿打杂，做各种脏活累活，而且还要受到其他工人的侮辱和作坊主的虐待，伙食更是差到了极点，只能在厨房吃一些残羹冷炙。有时甚至更糟糕，厨子时常会偷偷地把剩饭剩菜卖掉，而让学徒们吃猫食，那些腐烂变质的食物即使连猫都不吃。
这种强烈对比使我们把话题转到了猫的身上。与学徒的命运形成强烈的反差，猫在印刷工场里反而有着非常特殊的优越地位，作坊女主人尤其喜欢猫，对其中一只灰猫更是宠爱有加。而跟这些娇贵的宠物相比，学徒的生活显得更加悲惨了，晚上还常常有猫在学徒们的屋顶上打闹、号叫，吵得他们没办法休息，而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他们就要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作坊主却可以睡到很晚，也不必跟工人们一起工作，自有工头负责工场的日常管理。
不堪忍受的学徒们开始自己想办法。一天晚上，杰尔姆和雷维耶决定试着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善于模仿各种声音的雷维耶趁着夜色偷偷爬上屋顶，躲在作坊主的卧室旁学起了猫叫，尖锐刺耳的声音让主人夫妇这天晚上一刻也不能安睡。接下来连着几个晚上，小学徒们又如法炮制，吵得主人不得安生，还以为家里和四邻的猫都中了邪，不得不令学徒们去想办法把猫赶走或是除掉，这当然是小学徒们求之不得的结果。于是，在其他工人的帮助下，印刷工场上下开始了一场对猫的大搜捕、大屠杀。
尽管女主人特意关照过不要伤害她最心爱的宠物灰猫，但学徒们还是首先就把那只灰猫给结果了。然后房顶墙头、屋里屋外，把能够发现的家猫野猫都扫荡一清。更为热闹的是，他们还把抓到的猫放进袋子集中到院子里，整个工场的工人都聚集在一起，举行了一场对猫的模拟审判，每个人各司其职，分别担任法官、律师、警卫、忏悔牧师，以及刽子手。在宣布了猫的种种罪状之后，这些有罪的猫都被处以了极刑，吊死在临时搭设起来的“绞刑架”上。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时是怎样一幅情景。目睹了这一血腥场面的作坊主夫妇，虽然心里免不了抱怨，但也无可奈何，毕竟是他们自己下命令让抓猫杀猫的，而学徒和工人们则因此而兴高采烈、一片狂欢。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感到困惑不解：屠猫这样一件残忍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令这些工人们那么兴奋?屠猫之后，还要像小孩子一样举行这样滑稽可笑的仪式，又究竟有怎样的特殊意义?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个工场里的主人已经无法理解属于另一阶层的普通工人的精神世界了，对于我们来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更增加了理解前工业化时代欧洲手工业者们的难度。但是，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却另辟蹊径地找到了一条可以穿越时空，去探寻他们精神世界的途径。那就是借鉴人类学的做法，因为人类学家认为有时候往往是那些最为晦涩难懂的问题，却是深入了解一种异域文化最好的突破口，当你意识到在外人看来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比如一个笑话、一句俗语，或者一个仪式，对土著人而言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时，你就已经开始一步步接近谜底了。那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同样如此，达恩顿认为“通过理解大屠猫的笑话，也许有可能‘认识’到在旧制度下的手工业者文化中的某种基本因素”。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就要来看故事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对象——猫。为什么猫会被选择作为一种报复和发泄的对象?为什么屠猫的行动能够给工人们带来快感和满足?达恩顿借助符号学中解读象征意义的方法，引领我们去认识猫在近代早期欧洲文化中的特殊含义，从而一步步寻找答案。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狂欢节，或是嘉年华，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狂欢活动中，人们可以暂时抛开通行的社会准则，在仪式中不顾贵贱、等级的束缚，甚至在狂欢中将规则颠倒过来。比如，年轻人可以在狂欢节期间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不论是性生活、打闹、或是恶作剧……完全不受任何约束，事后也不会受到追究。
而在许多狂欢节仪式上，猫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在勃艮底，狂欢节的人群通常在粗犷的音乐声中对猫大肆虐待，撕扯皮毛让猫发出凄厉的惨叫，是节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再比如，每年6月24日为纪念施洗者约翰举行的狂欢节，人们会围绕篝火又唱又跳，然后把一些被认为具有魔力的东西扔进火中，以求消灾祈福。而最常被用来投入火中的东西，就是猫，有时候是被装进袋子里，有时候是用绳子吊着，有时候是直接绑在柱子上烧。而在巴黎，人们一般把猫塞在布袋里直到烧成灰烬；在圣夏蒙，人们则更喜欢在猫身上点上火追着它满街跑；在勃艮底和洛林的部分地区，有围着绑在火刑柱上燃烧的猫跳舞的风俗；在梅斯地区，十几只猫常常被同时放在柴堆上一起活活烧死。参加这些仪式的，一般包括社会各个等级和阶层的人，几乎是一项全民的活动。
除此之外，各个行业也有一些自己的节日和仪式。以印刷业为例，印刷工人们每年都要在他们的守护圣徒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纪念日里举行游行和宴会，或在自己的行业工会里进行庆祝。每年11月11日的圣马丁节，他们也会在聚餐后举行一场模拟的审判。行业工会就像是一个微型的“共和国”，有着自己的法律和规则，任何人一旦违规，都要接受处罚，通常是交少量的罚款，然后到过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吃上一顿，闹到很晚方才罢休。而一个工人从踏进工场当学徒开始，一直到他满师、离开作坊，甚至结婚生子，工会都会有相应的仪式，之后一般也都以凑份子聚餐而结束。因此我们看到，工人们的世界尽管平凡而普通，有时甚至无礼放肆，但仍然严格地坚持着一定的秩序和规则，这些仪式活动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构成了一种属于工人自己的独特亚文化，并与资产阶级的作坊主形成鲜明的对立。
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猫的象征意义。达恩顿指出，在各种文化中，不同的动物都会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和内涵，具有不同的仪式价值。而虐待动物，尤其是猫，几乎是一种遍及近代早期欧洲的非常流行的“娱乐”活动。因此，学徒和印刷工人们的这场大屠猫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直接反映，这种文化赋予了猫和屠猫某种特殊的意义。
达恩顿依据民俗学对动物象征体系的研究，认为猫在18世纪法国人的心态中主要有四种基本的文化象征意义。第一，“猫”象征了女巫，“屠猫”也就象征了对女巫的迫害。在许多民间迷信中常常认为女巫会假借猫的样子来实施魔法，蛊惑人心，而破解这种巫术的办法就是通过残害猫令其丧失魔力，比如割尾巴、剪耳朵、打断腿、扯掉或烧掉皮毛，尽管听来有些残忍，但在当时这的确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第二，猫和主人(尤其是女主人)常常被看做二位一体，也就是说，“猫”象征了主人，杀死一只猫可以给它的主人及其全家带来不幸和灾难。因此，工人屠猫的行为，尤其是对女主人最爱的宠物灰猫先除之而后快，也表露出他们对作坊主及其妻子的仇恨；他们自己则在屠猫仪式这种象征性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平衡与快感。第三，“猫”又象征了“性”和淫荡，在这里暗指作坊女主人的淫荡和不忠。通过猫的象征意义，工人们将女主人与猫的淫荡画上了等号，并借以暗指作坊主的愚笨和被戴绿帽，从中也弥补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第四，也就是最后一点，“猫”还象征了在狂欢节仪式中经常出现的“审判”和“行刑”。工人们对猫的模拟审判和处决，实际上就是以猫为象征对作坊主进行了一场缺席审判，猫的有罪代表了作坊主的罪恶，对猫的处决也就是作坊主应受到的惩罚，工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借此希望恢复公平、秩序和过去的传统。
由此达恩顿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屠猫的事件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更不是两个小学徒心血来潮的恶作剧，它的背后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民间文化，是城市手工业者(这里指的是印刷工人)独特的文化和信仰，这赋予了这一事件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对于这种意义，非但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即便是另一阶层的作坊主也几乎完全不明白，它是仅属于一小部分人的象征体系。工人们借此来发泄不满，获得快感，在精神上暂时地改变现实，实现某种平衡。
从单纯的文本人手，大胆地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解读和诠释文本，通过仪式和象征去分析其中的隐含意义。这种新颖的历史研究的确称得上是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也令我们大开眼界。因此，这一研究出版问世后，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引起了许多的争议和讨论。从批评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学徒屠猫”的研究远非尽善尽美。作者使用的史料确实新颖大胆，但并不全面而且也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它并不能作为反映18世纪法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及其文化的根本的证据，它们只是一些特例和个案，从这样单一的文本出发，最终只能得出单一的答案，而不是总体性的结论。但是，它带给我们的启发，却是无比巨大的，尤其是同之前时代的研究潮流相比，它指示了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途径和方向。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以“文化转向”为标志的当代西方思潮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也影响到了历史学领域，它大大拓展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在这一风气之下，文化与文化史的研究和写作大为盛行，它们几乎无所不包地囊括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重视。在历史学领域，上述娜塔莉·戴维斯和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开风气之先，引领了这一潮流。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当代史学新潮来势迅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以文化为方法和取向、以文化为内容和对象的研究著作的出版问世，这些新文化史著作一方面将许多传统的研究领域吸纳和包容其中，另一方面也开拓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其中既有艰深专业、学术性极强的理论著作和专题研究，更有无数通俗易懂的文化史作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坊间广为流传。忽如一夜春风来，在文化转向的风潮下，所有事物似乎都带上了某种文化的特性，都可以被冠以某种文化的名义，也都有了必要去考察它们作为文化的历史进程，并探究其中的奥妙深意。对于我们来说，通过阅读这些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著作的中译本，不仅从中了解国外史学发展的动向，而且也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增长见识，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做好本职的历史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