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3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76年10月8日深夜，上海巨鹿路845弄1号，一座花园洋房的2楼仍有人在挑灯夜战。这座洋房的经历颇不平凡——解放前它是荣毅仁家族的房产；1960年代初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在地；“文革”中该单位被解散，全体人员被赶到农村劳动改造，整栋房子被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霸占，同仅有一墙之隔的“空四军招待所”打通，成为他的住所和策划政变的据点。林立果的卧室就在2楼，著名的“571工程纪要”就在这里拟定。这栋洋房的照片还因此上了中央文件。林彪集团覆灭后，当时的上海“市革会”把它收回后交给一个叫做“国际组”的单位——这是1972年为因应尼克松访华恢复部分国际问题研究而成立的小单位，属上海“市革会”外事组领导。
　　
　　【外电传来石破天惊的消息】
　　那天晚上，组里的几位工作人员正从外电紧张地收听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四人帮”在北京被抓了。
　　在“文革”及之前的数十年内，民众是不允许收听外国电台广播的，否则将以“收听敌台”的反革命罪论处，送监判刑。但“国际组”属于特例，在当时的“市革会”指示下配置了一台国产军用收信机和几台日本“索尼”短波收音机，安排专人值班，每天全天候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的新闻，录音后翻译整理，次日凌晨印成《外电消息》，送交当时的上海市委、“市革会”领导和各组、办负责人参阅，以便他们了解一天内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份《外电消息》不仅比《参考消息》等报刊快一两天，而且有闻必报，没有“禁忌”，因为它的发行范围很小。
　　当时我担任“国际组”（“文革”后又恢复成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综合组副组长，负责外电消息的编辑和审核。一天下午，值班员突然告诉我，从外电中听到江青等人在北京被抓。我立即向“国际组”领导陈启懋报告。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事先没有一点预兆，不知是真是假，是否要马上上报市里的领导人，我们很犹豫。万一这是谣言，我们都将受到严厉处分。我亲自来到机房反复收听、比对，发现“美国之音”、BBC、日本的NHK等台都有报道，不像是捏造。接着听到了更多细节，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等人在北京被解放军带走隔离审查。外电还说，在京的外国记者到外交部查询，回答是耐人寻味的“No Comment”（无可奉告）。还有一位外交部官员说：“我将记下你的问题，向上司报告。”同时，我和同事们查阅了那两天国内的报纸，发现没有四人帮露面的报道——至此，消息的准确性被间接证实了。我们立即作为绝密情况向上汇报。领导们见到送上去的简报也感到如雷轰顶，反复来电要求继续监听，以便了解更多详情并随时上报。
　　由于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严加保密，相当一段时间内全国人民并不知晓。我们成为上海除“四人帮”余党外最早获悉这一消息的人。后来得知，“四人帮”是1976年10月6日在北京被逮捕的。他们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当天被召到北京，其他成员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上海市委常委已如热锅上的蚂蚁，只知北京出事但不知具体情况。直到10月8日，他们通过在北京的一个亲信才得知实情。在北京的外国记者神通广大，不知从哪里探听到消息并于10月8日播出。
　　
　　【“黑云压城”】
　　上海是四人帮的老窝，所谓“一月革命”的发源地。1967年1月5日，上海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策划和江青的支持下，夺取了市委、市政府的权力，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所谓的“一月风暴”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各省、市、自治区及以下的政权组织全部瘫痪，由造反派执掌大权。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上海的绝大多数老革命、老干部被残酷批斗、打倒，知识分子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劳动改造。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先后分别被发配到各地农村（最远的到黑龙江）、矿山、大小三线去，研究工作完全停顿。更令人悲愤的是，研究所老所长、德高望重的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四人帮”统治上海的一个特点是，他们除了控制全市的报刊、广播、出版等舆论阵地外，还成立一个“写作组”，直接由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朱永嘉等人指挥，发动多次理论战线上的“大批判”运动，抛出大量极左文章，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作理论上的准备。这些文章流传全国，影响极坏。当然，“四人帮”也意识到，虽然他们权倾一时，但国家的很多重要权力并不完全在他们手里，特别是两个要害部门，他们还没有掌握——分别由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掌管的外交系统和军事系统。于是，他们以上海为基地，精心策划，培养亲信，一旦时机成熟就派这些亲信到北京夺权。当时我有幸见证了其中一些事件。
　　先说说“工人大使”事件。这是“四人帮”企图夺取外交大权的尝试，是上海“文革”中一场小小的闹剧。1970年代初期，我们就听北京来的同行说，周总理主持的外事工作经常受到“四人帮”的干扰，曾发生多起事件，矛头都是针对周总理的。张春桥对上海的亲信发布指示说，要参照1920年代苏俄从工人中培养大使和外交人员的经验，在上海产业工人中挑选一批人突击学外语和有关的国际知识，将来派到北京外交部去“掺砂子”，伺机夺取外交大权。于是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在1975年从工厂选拔了一批工人，送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培训半年。令他们深感意外的是，这批人结业后准备分配到北京时，外交部竟然拒绝接受，一个也不要，于是他们只能“转内销”，统统就地分配到上海外事部门担任中级领导。我们这个外事组下辖的小单位也派来四人，分别担任支部副书记和各组正组长。
　　“四人帮”深知他们在军队中没有根基，就在上海组建“第二武装”，成立了民兵指挥部，总部就设在南京西路原市政府外事处大楼。“文革”后期，局势复杂多变，“四人帮”抓紧扩大上海的民兵队伍，并配备包括重武器在内的各种最新式装备。后来的揭发说明，当上海的“四人帮”余党获知“四人帮”于10月6日被捕后，曾策划动用民兵进行武装叛乱，并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向中央紧急报告】
　　在“四人帮”的高压黑暗统治下，上海人民中的大多数对极左路线深感厌恶，用各种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期盼黎明早日到来。
　　我们这个“国际组”有四五十位研究人员，除少数所谓“工人大使”外，绝大多数都是非分明，痛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周总理逝世后，在单位负责人陈启懋的倡导下我们曾自发举行追思会，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少有的。此外，由于我们在工作上和北京联系较多，经常会在私下传播和议论一些不利于“四人帮”的小道消息。市里有关部门得知后当即震怒，下令追查所谓的“政治谣言”，幸好同志们用各种办法搪塞了过去。
　　对于“四人帮”余党暗中抵抗中央并伺机反扑的消息，我们单位的研究人员十分忧心，考虑如何尽自己微薄的努力促使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及早垮台。就在这时又传出消息，上海的余党准备策动民兵进行武装叛乱，而且我们单位的一个“工人大使”（支部副书记）竟然表示要支持和参与。事态越发严重了。同事小王敢作敢为，立即拿起电话，要我帮忙接通中央办公厅，报告这一紧急情况。电话很快接通，中办的工作人员非常重视，首先问我们用的是否普通电话，为防“四人帮”的上海爪牙窃听，对方要求我们立即换用“红机子”（保密电话）。但办公室里没有“红机子”，最后只能通过长途电话局的普通线路。中办的同志在电话中把我们汇报的内容逐字记下，表示这一情况极为重要，并说中央即将派工作组来上海，要我们保管好单位的财产和各种文件档案，防止被破坏。
　　此时的上海充满了火药味，武装叛乱一触即发。后来了解到，苏振华同志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说：“‘四人帮’虽然已被拘捕，但他们的影响还在，他们的思想还蒙蔽着很多人，特别是上海这个地方，他们经营了十年之久，现在党政大权还掌握在他们的余党手里。据可靠的情报，这伙人在上海目前正蠢蠢欲动，妄图进行武装对抗。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十分紧迫，所以中央决定立即派工作组去上海，迅速从‘四人帮’余党手中将党政大权夺回来。”这里所说的“可靠的情报”，我想，大概包括我们向中央办公厅报告的情况。
　　这时，尽管报纸仍未公开报道，上海市民已从不同渠道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大家欢呼雀跃，数百万人自发走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游行庆祝持续了好几天，10年的压抑、屈辱、绝望为之一扫。人们脸上露出真诚的舒畅和喜悦之情，这不仅是“文革”以来，也可能是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一幕使我终生难忘。
　　穿越时光隧道，回首这段往事，一方面，我为能参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中的小小插曲而感到荣幸；另一方面，又有无限感慨：30多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但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究竟改善了多少？当年人民群众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激情，如今安在？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原主任，现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