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精华系列”三部书出版，邀我作序。我很喜欢这个刊物，也想写点什么。苦思之下，想起旧时有一句话，叫“童言无忌”。我想改动一个字，叫“民言无忌”，借此写一篇小文，以代序焉。
　　忌者，顾忌、禁忌、忌讳之意。“童言无忌”者，一是不去限制儿童说什么，不说什么；二是对儿童的话，什么都可以听，讲错了也不要紧，不用去打他的屁股。“民言无忌”者，就是老百姓讲话，不必有什么顾忌，什么都可以说；而“在上位者”则尊重老百姓的权利，维护老百姓讲话、议论的自由，讲错了也不要紧，不去琢磨如何打老百姓的屁股。
　　何以这样说？
　　孙中山曾经说过：在共和政体之下，老百姓是皇帝，而各级官吏，“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自然，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而各级官吏只是“公仆”。也自然，主人有自由说话之权，而“公仆”则唯人民之言是听，照人民意志办事。然而，有一段时期的实际情况却是“民言有忌”、“民言多忌”。“公仆”为主人定调调，划框框，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许讲；更有甚者，“公仆”听到不悦耳的话，反而给主人一顶什么“帽子”，从此列入“另册”。在这种情况下，要老百姓敢讲话、讲真话自然很难。前些年，学术界讨论“异化”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现象。其结果是，认为有“异化”现象的学者被视为“精神污染”，受到刺激，自此一病不起，最后呜呼哀哉！其实这就是一种“异化”。主人无权讲话(包括学术争鸣)，而“公仆”颐指气使，随便加主人以“罪名”——不是“异化”是什么？
　　民言“有忌”的结果是：主人不能讲话，万马齐喑；“公仆”敢想敢说，信口开河。于是，先有“大跃进”，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3年“灾荒”，千万人成为饿殍；于是，继之以“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结果是千万人挨斗被批。为什么？难道亿万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看得出这些明摆着的近乎荒唐的错误？非也。中华民族一向不缺聪明智慧之士。但是，“言者有罪”的前车之鉴在那里，老百姓谁敢进言？又到哪里进言？倒是有若干位勇者，如辽宁的张志新等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了，然而，等待着的却是在结束你的生命之前不让你有喊叫一声的可能。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确实，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他们最聪明，看问题最准确、最深刻。只有让人民讲话，七嘴八舌，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发展理论，创新理论；也只有让人民讲话，七嘴八舌，才能找到解决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办法，完善制度、创新制度。这些年，人们不是常常慨叹贪腐严重，不易根除吗？其实，人民的眼睛最亮，“公仆”之中，谁个真正为人民服务，谁个假为人民服务之名，行自利自肥之实，谁个好，谁个劣，人民群众一清二楚。让人民讲话，七嘴八舌，才能选优汰劣，弘扬正气，使赤忱为民者、清廉者、真正有能力为民办事者升迁，使贪腐者、溜须拍马者、平庸无能者无所遁形。也只有让人民讲话，七嘴八舌，才能上下通气，使“公仆”摸准主人的脉搏，了解主人的愿望与需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从而更好地为主人办事。
　　过去有一种说法：“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种说法允许人说话，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流露出一种忧虑：让人说话，有可能捅娄子，出事儿——还是看不到让人说话的必要性。其实，让人说话，利莫大焉。至少，会让“公仆”少犯错误；有了错，也会克服得快一点，不至于一人错则举国皆错。
　　每人都有一张嘴，一用以吃饭，二用以说话。因此，言论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自有宪法始，中外宪法都将言论自由规定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没有言论自由，其他任何权利都难以实现。我们的宪法明明白白地写道：“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试想，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做到“民言无忌”，人民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所以，社会主义除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外，还应最大限度地保障人们自由说话的权利。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马克思，拜言论自由之赐，创造出号召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拥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言论自由度，而不是相反。
　　还是总设计师说得好：“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怎样才能真正听到“人民的声音”，避免“鸦雀无声”的“可怕”局面？或是虽有“声音”，却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呈现另一种“可怕”局面？除了实行“民言无忌”，真正贯彻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外，别无他法。
　　写到这里，有人会担心：有胡说、乱说者，例如恶意诽谤、攻击，怎么办?丝毫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法律管着吗？
　　（作者系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导，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