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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认为，首是人最重要、最醒目的部位，即“首对身，首为尊”（见陶谷：《清异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年）。“首服”指戴于人头部用以保暖、遮蔽、装饰之物的总称。清张英《渊鉴类函》卷三七〇：“首饰，冠也。”
“冠”是古代头上装饰的总称，在《淮南子·修务训》、《荀子·非相》、《论衡·是应》、《墨子·明鬼》等书中均有记载。历代的礼仪制度也对首服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它的使用不仅和官爵等级密切相关，且不同辈分的人所用冠也有差异。冠礼在礼仪制度中被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礼记·周礼》中记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见赵超：《冠、帻、编发、扁髻与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2期）。
《后汉书·舆服志下》：“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见鸟兽有冠角□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冠流行于汉代至明清。起初，发冠只是用以包裹发髻，人们戴发冠只是为了生活方便，同时也有一定的美观装饰作用，至于发冠的样式则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冠在先秦、西汉时本为“倦持发”之具，是一件礼仪性的、固定在髻上的发罩，形体不大，侧面透空。及至东汉，由于衬在冠下的帻和冠结合成一个整体，冠遂变大，将头顶完全遮住和冠结合成一个整体。不过南北朝时，士人往往单独戴“平上帻”（亦名“平巾”），《宋书·五行志》遂称之为“小冠”。束发冠约创始于五代，它也是固定在髻上的发罩，曾被称为“矮冠”或“小冠”。
冠在历代的发展演变中形式各异，主要有冠冕、巾帻、幞头、帽、盔、笠等，其使用者身份可以分为帝王官吏、文人学士、武职将帅、后妃仕女、布衣、道释等几类。
冠的质地，在黄帝以前用皮革制成，之后历代以布帛、金银等材料制作而成。其中金银冠始于唐，兴于朱。
金银器在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金是稀有的贵金属，硬度适中，具有延展性，易锤打成形，又有亮丽的天然色泽，且不易氧化变色，是制作工艺品的良好材料。考古发现，金银制品在商代已出现，器皿则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有较多发现。历代金银器的类别主要有首饰、器具、饰件等。主要的器形有耳环、戒指、手镯、臂钏、簪、钗、而具、冠、盘、碗、壶、碟、杯、盒、罐、勺、瓶、茶托、钵、盏、印章及马饰和其他配饰。
金冠是金器首饰中的一类，关于它的使用者，《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中有三种解释：一是少数民族男女所戴的一种礼冠，在《南史·婆利国传》《洛阳伽蓝记》《辽史·仪卫志》《宋史·吴奎传》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二是贵妇及宫廷女子所戴的一种束发冠，由金丝编制，或用金片锤压而成，制作精细，通常雕刻有各种花纹。宋宋白《宫词》：“去年因戏赐霓裳，权戴金冠奉玉皇。”在元王实甫《西厢记》、清叶梦珠《阅世编》等文中亦有记录。三是舞姬所戴的高冠，以金丝编织成鸾鹤状，上饰珠宝，因重量甚轻，亦称“轻金冠”。《宋史·乐志十七》：“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四曰佳人剪牡丹队，衣红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见周汛等：《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201页）。
四川博物院藏缠枝宝相花伎乐舞蹈纹金冠和缠枝宝相花凤鸟纹金冠（图一），发现于1977年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元通镇窖藏。同时出土的还有4件金手镯、3件金步摇、2件金臂钏和1件金簪，共12件金器。
金冠均由金丝连缀4片舌形薄金片制成，前面两片较短，后面两片较长。冠边内卷，顶部边沿呈波浪形，底边素面包边。冠面用弦纹和乳丁纹的云状边框，将纹饰分隔成上、中、下三区，连珠纹作地。整个金冠纹饰呈对称和回旋式排列。两件金冠的区别在形状大小和纹饰装饰。金冠叶面采用揲、錾刻、高浮雕凸花等工艺。金冠做工精巧，纹饰精美，寓意高贵吉祥。
缠枝宝相花伎乐舞蹈纹金冠，较长金叶高17.3厘米，宽6.7厘米；短片金叶高13厘米，宽6.2厘米。两片较长金叶上端饰缠枝宝相花团凤纹。凤纹钩喙，大眼，菇状冠，下颚有须，颈部较长，做展翅状，腹部饰戳印圆点纹，翅膀由短线刻划，长尾由五六根翎羽组成（图二）。中间饰宝相花间立侍女伎乐舞蹈图，侍女立于宝相花花蕊，从左至右依次为弹琵琶、舞伎、吹笙、奏箜篌、舞伎、吹箫六个侍女。四伎乐侍女，上着大袖衫，样式为对襟、宽袖，斜领；腰有绶带，下着裙；飞天髻。弹琵琶侍女发髻为冠梳，即用漆纱、金银、珠玉等做成两髻垂肩的高冠。侍女左手执琵琶，靠于腰间，右手做弹奏状。吹笙侍女，身体稍右倾，双手执笙吹奏。奏箜篌侍女，身体稍左倾，双手执箜篌弹奏。吹笛侍女，身体呈s形，头微左倾，双手执笛吹奏（图三）。两舞者，梳高发髻，上着贴体短衫，紧袖宽口，下着浑裆裤，短靴。耳、颈部佩戴耳环和项链。舞者手执飘带，右脚离地，做跳跃状，舞者舞姿轻盈飘逸、优美柔婉。从舞者的服饰和动作判断所跳舞蹈应是胡舞（图四）。两短片金叶饰缠枝宝相花凤鸟纹。冠底部饰一周卷云纹。短片金叶下部宝相花蕊上各有一圆孔，孔径0.4厘米，应为簪孔，左右向（图五）。另外，较长金叶连缀、底边卷云纹处有一半圆形残孔，孔径与短片金叶簪孔似，而短片金叶连缀近底处残缺，笔者认为此冠应有4个簪孔，前后、左右向均有，可惜前后向簪孔仅存1/4。
缠枝宝相花凤鸟纹金冠，较长金叶高14.2厘米，宽7.3厘米；短片金叶高10.8厘米，宽7.2厘米。较长两片金叶上端为凤穿缠枝宝相花纹，凤纹与上一金冠同。中间六只展翅鸟立于缠枝宝相花的花枝上，两只喜鹊，四只凤鸟。喜鹊落于较长金叶左右两边，左边喜鹊头向右倾，右边喜鹊头向左倾，嘴较短，圆眼，有三瓣冠，短尾；凤鸟喙较短，火形冠，燕身，短尾。四只风鸟两两互望（图六）。两短片金叶上端饰缠枝宝相花，中部饰缠枝宝相花和两只对望凤鸟纹，凤鸟纹形态与较长金叶同（图七）。冠底部饰一圈蕉叶纹。短片金叶相连近底边处有两个圆形孔，孔径0.6厘米，应为簪孔，前后向（图八）。 张孜江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批辽宋金器》一文中考证缠枝宝相花凤鸟纹金冠上的是两只鹦鹉（见张孜江：《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批辽宋金器》，《文物》，2012年第1期）。笔者找了两张唐代鹦鹉图与其作对比（图九：1、2），发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嘴部和尾巴。鹦鹉的嘴巴作回钩状，尾巴较长。而这与缠枝宝相花凤鸟纹金冠上鸟（图九：3）的形态不同，故笔者认为此鸟非鹦鹉，而是喜鹊。
从以上两冠的纹饰可见，两冠所有者应为女性。冠不是男性的专属品，在冠服制度的影响下，女性头饰也分等级、贵贱。女性特别是社会中较有地位的女性往往按照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佩戴不同的头饰。《周礼·天宫·追师》中的记载对此即有所反映：“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对于女子戴冠，《二仪实录》中有记：“爰自黄帝制为冠冕，而妇人者之首饰服无文，至周始有，不过副笄而已。汉宫掖承恩者，始赐碧或绯芙蓉冠子。则其物自汉始矣。”女性戴冠，唐以前并不盛行，虽然头顶莲花冠的北魏皇后曾经出现在龙门石窟雕刻的礼佛图中，不过究竟未能成为风气。唐五代戴冠的女性大致有两类，其一女冠，其一女乐，所戴多为碧罗莲冠。五代至北宋初年，女性戴冠的风气似已渐渐流行于民间，敦煌画作中，女性着冠的形象不止一例。冠饰发展至宋，样式已经相当丰富。宋时女性冠饰高而不宽，易使佩戴者显得身材更加苗条纤瘦，从而体现出一种不同于气势磅礴的纤丽可人的美感来。女性冠多为花冠，主要有莲花冠、玉兰花苞冠、花冠和凤冠等。这些花冠均为美饰装扮需要，唯有凤冠才被作为礼服的标志，表明后妃命妇的身份。徐珂《清稗类钞·服饰》：“凤冠为古时妇人至尊贵之首饰，汉代惟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之首服饰以凤凰，其后代有沿革，或九龙四凤，或九犟四凤。”
可见，缠枝宝相花伎乐舞蹈纹金冠、缠枝宝相花凤鸟纹金冠所有者身份高贵。
制作如此精美的金冠，其原料从何而来？制作工艺有哪些？接下来，笔者将一一分析。
除崇州金器窖藏外，近年在四川彭州、绵阳、平武、德阳、双流等地发现多处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500余件。可见，四川出土金银器数量颇多。制作数量如此众多的金银器，其原料从何而来？
原来古代的四川属西南地区金矿区，在彭州（治今彭州市）、利州（治今广元市）、资州（治今资中市）、简州（治今简阳）、雅州（治今雅安市）、龙府（治今江油市北）、眉州（治今眉山市）、嘉州（冶今峨眉山市）等地均有金矿出产。《三国志蜀志》记载刘备占领成都后，“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可见，四川金银矿资源丰富。西汉至唐宋时期，成都还是重要的金银器制作中心（见廖望春：《宋代金银器物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两件院藏金冠的制作原料极有可能产自四川本地。
有了原料，便可制作。金银器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包括器形和纹饰两种制作工艺。据文献记载，在中国金银器最繁荣的唐代，关于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多达14种，到了宋代又所增加。主要工艺有铸造、切削、抛光、锤揲、焊接、焊缀、铆接、掐丝、錾刻、鎏金、镶嵌、平脱等。两件院藏金冠的主要工艺有锤揲、抛光、錾刻等技法。
崇州出土金冠发现于窖藏。考古学中的窖藏，有时是当时人们有意识的储藏，具有仓库的性质；有时指突发事件埋藏的遗迹，后因种种缘故，被人们所遗忘。前者在金银器窖藏中多为寺院塔基地宫，后者在金银器窖藏中则较为多见，四川地区发现的窖藏性质亦属于后者，崇州元通镇窖藏也不例外。考古学中年代的判定依据地层关系，而窖藏无地层关系可言，故无法确定年代。再者窖藏文物的年代是其埋藏年代而非制作年代，其年代判定可以依据储存器和同出文物。崇州金器出土时存放于陶罐，本可依据陶罐判定年代，可惜陶罐遗失。要考证两件金冠的制作年代只能从其自身的制作工艺、纹饰特征等方面人手。
从金冠制作工艺来看，金冠使用了高浮雕凸花技法，参考周卫星《宋代金银器高浮雕凸花和立体装饰》一文：“高浮雕凸花的制作时先锤揲出纹样，然后再焊接到器物相应部位，在盘类器皿上，凸花有时甚至会高出盘沿。它们一般作为主纹，并多和浅浮雕以及錾刻地纹结合使用，以达到多层次的装饰效果……这种装饰技法和唐代锤揲纹样多为单纯的浅浮雕明显不同，应该是宋人的创造”（见周卫星：《宋代金银器高浮雕凸花和立体装饰》，《装饰》，2009年第5期）。据此可推断金冠的制作年代为宋代。
就纹饰而言，张孜江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批辽宋金器》一文中考证其年代为辽代（见张孜江：《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批辽宋金器》）。而朱天舒在《辽代金银器上的凤纹》中指出辽代凤纹的特征是：凤头较大，头上有灵芝状凤冠，大眼，钩喙如鹰；S形长颈与僵直的身体呈强烈的对比，展翅，翅羽简单整齐，全身羽毛往往用碎线纹装饰，不及唐宋风纹那么华丽；长翎羽，由三或四根极为简捷的细长翎羽组成。……宋式风纹头部较小，尖喙，小眼温和，羽尾华丽，装饰方法多种多样（见朱天舒：《辽代金银器上的凤纹》，《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10期）。参考以上，再集合其他时代、器物上的凤纹，笔者认为两件院藏金冠上凤纹的特征与辽代风纹特征不符，故金冠年代亦非辽代（图十）。另外，用小碎点纹作地的形式在宋代被大量使用，而这种小碎点纹在唐代晚期就已出现，但用于金银器装饰上却极少（见谢涛：《四川地区宋代金银器研究》，《成都考古研究（一）》，2009年）。谢涛所说的小碎点纹应与连珠纹纹饰相似或相同，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故金冠制作年代应为宋代。
与金冠同出的凸弦纹金手镯、缠枝宝相花金手镯和金臂钏（图十一），其制作工艺和纹饰特征与金冠同。在浙江、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均有类似工艺和纹饰的镯、臂钏出土：浙江绍兴市桐梧村南宋墓葬出土金指镯（见蒋明明：《浙江绍兴市桐梧村南宋墓葬》，《考古》，2006年第4期）、浙江建德南宋墓出土有金指镯（见扬之水：《南方宋基出土金银首饰的类型与样式》，《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湖南临湘陆城1号南宋墓出土有银钏（见周世荣：《湖南临湘陆城宋元墓清理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江西彭泽北宋易夫人墓出土有银钏（见扬之水：《隋唐五代金银首饰的名称与样式（下）》，《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2期）等。故推断，崇州出土金器的年代为宋代。
另外，两件院藏金冠质地轻薄，冠饰较高且不宽，这两个特征也符合宋代女性冠饰的特征。再结合四川地区出土窖藏多为宋代，出土器物多为金银器的特征，可确认崇州出土金器窖藏时代为宋代。
综上所述，四川博物院藏崇州窖藏出土的两件金冠，是宋代贵妇所戴的一种束发冠。
（责任编辑：李珍萍）
“冠”是古代头上装饰的总称，在《淮南子·修务训》、《荀子·非相》、《论衡·是应》、《墨子·明鬼》等书中均有记载。历代的礼仪制度也对首服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它的使用不仅和官爵等级密切相关，且不同辈分的人所用冠也有差异。冠礼在礼仪制度中被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礼记·周礼》中记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见赵超：《冠、帻、编发、扁髻与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2期）。
《后汉书·舆服志下》：“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见鸟兽有冠角□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冠流行于汉代至明清。起初，发冠只是用以包裹发髻，人们戴发冠只是为了生活方便，同时也有一定的美观装饰作用，至于发冠的样式则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冠在先秦、西汉时本为“倦持发”之具，是一件礼仪性的、固定在髻上的发罩，形体不大，侧面透空。及至东汉，由于衬在冠下的帻和冠结合成一个整体，冠遂变大，将头顶完全遮住和冠结合成一个整体。不过南北朝时，士人往往单独戴“平上帻”（亦名“平巾”），《宋书·五行志》遂称之为“小冠”。束发冠约创始于五代，它也是固定在髻上的发罩，曾被称为“矮冠”或“小冠”。
冠在历代的发展演变中形式各异，主要有冠冕、巾帻、幞头、帽、盔、笠等，其使用者身份可以分为帝王官吏、文人学士、武职将帅、后妃仕女、布衣、道释等几类。
冠的质地，在黄帝以前用皮革制成，之后历代以布帛、金银等材料制作而成。其中金银冠始于唐，兴于朱。
金银器在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金是稀有的贵金属，硬度适中，具有延展性，易锤打成形，又有亮丽的天然色泽，且不易氧化变色，是制作工艺品的良好材料。考古发现，金银制品在商代已出现，器皿则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有较多发现。历代金银器的类别主要有首饰、器具、饰件等。主要的器形有耳环、戒指、手镯、臂钏、簪、钗、而具、冠、盘、碗、壶、碟、杯、盒、罐、勺、瓶、茶托、钵、盏、印章及马饰和其他配饰。
金冠是金器首饰中的一类，关于它的使用者，《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中有三种解释：一是少数民族男女所戴的一种礼冠，在《南史·婆利国传》《洛阳伽蓝记》《辽史·仪卫志》《宋史·吴奎传》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二是贵妇及宫廷女子所戴的一种束发冠，由金丝编制，或用金片锤压而成，制作精细，通常雕刻有各种花纹。宋宋白《宫词》：“去年因戏赐霓裳，权戴金冠奉玉皇。”在元王实甫《西厢记》、清叶梦珠《阅世编》等文中亦有记录。三是舞姬所戴的高冠，以金丝编织成鸾鹤状，上饰珠宝，因重量甚轻，亦称“轻金冠”。《宋史·乐志十七》：“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四曰佳人剪牡丹队，衣红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见周汛等：《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201页）。
四川博物院藏缠枝宝相花伎乐舞蹈纹金冠和缠枝宝相花凤鸟纹金冠（图一），发现于1977年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元通镇窖藏。同时出土的还有4件金手镯、3件金步摇、2件金臂钏和1件金簪，共12件金器。
金冠均由金丝连缀4片舌形薄金片制成，前面两片较短，后面两片较长。冠边内卷，顶部边沿呈波浪形，底边素面包边。冠面用弦纹和乳丁纹的云状边框，将纹饰分隔成上、中、下三区，连珠纹作地。整个金冠纹饰呈对称和回旋式排列。两件金冠的区别在形状大小和纹饰装饰。金冠叶面采用揲、錾刻、高浮雕凸花等工艺。金冠做工精巧，纹饰精美，寓意高贵吉祥。
缠枝宝相花伎乐舞蹈纹金冠，较长金叶高17.3厘米，宽6.7厘米；短片金叶高13厘米，宽6.2厘米。两片较长金叶上端饰缠枝宝相花团凤纹。凤纹钩喙，大眼，菇状冠，下颚有须，颈部较长，做展翅状，腹部饰戳印圆点纹，翅膀由短线刻划，长尾由五六根翎羽组成（图二）。中间饰宝相花间立侍女伎乐舞蹈图，侍女立于宝相花花蕊，从左至右依次为弹琵琶、舞伎、吹笙、奏箜篌、舞伎、吹箫六个侍女。四伎乐侍女，上着大袖衫，样式为对襟、宽袖，斜领；腰有绶带，下着裙；飞天髻。弹琵琶侍女发髻为冠梳，即用漆纱、金银、珠玉等做成两髻垂肩的高冠。侍女左手执琵琶，靠于腰间，右手做弹奏状。吹笙侍女，身体稍右倾，双手执笙吹奏。奏箜篌侍女，身体稍左倾，双手执箜篌弹奏。吹笛侍女，身体呈s形，头微左倾，双手执笛吹奏（图三）。两舞者，梳高发髻，上着贴体短衫，紧袖宽口，下着浑裆裤，短靴。耳、颈部佩戴耳环和项链。舞者手执飘带，右脚离地，做跳跃状，舞者舞姿轻盈飘逸、优美柔婉。从舞者的服饰和动作判断所跳舞蹈应是胡舞（图四）。两短片金叶饰缠枝宝相花凤鸟纹。冠底部饰一周卷云纹。短片金叶下部宝相花蕊上各有一圆孔，孔径0.4厘米，应为簪孔，左右向（图五）。另外，较长金叶连缀、底边卷云纹处有一半圆形残孔，孔径与短片金叶簪孔似，而短片金叶连缀近底处残缺，笔者认为此冠应有4个簪孔，前后、左右向均有，可惜前后向簪孔仅存1/4。
缠枝宝相花凤鸟纹金冠，较长金叶高14.2厘米，宽7.3厘米；短片金叶高10.8厘米，宽7.2厘米。较长两片金叶上端为凤穿缠枝宝相花纹，凤纹与上一金冠同。中间六只展翅鸟立于缠枝宝相花的花枝上，两只喜鹊，四只凤鸟。喜鹊落于较长金叶左右两边，左边喜鹊头向右倾，右边喜鹊头向左倾，嘴较短，圆眼，有三瓣冠，短尾；凤鸟喙较短，火形冠，燕身，短尾。四只风鸟两两互望（图六）。两短片金叶上端饰缠枝宝相花，中部饰缠枝宝相花和两只对望凤鸟纹，凤鸟纹形态与较长金叶同（图七）。冠底部饰一圈蕉叶纹。短片金叶相连近底边处有两个圆形孔，孔径0.6厘米，应为簪孔，前后向（图八）。 张孜江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批辽宋金器》一文中考证缠枝宝相花凤鸟纹金冠上的是两只鹦鹉（见张孜江：《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批辽宋金器》，《文物》，2012年第1期）。笔者找了两张唐代鹦鹉图与其作对比（图九：1、2），发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嘴部和尾巴。鹦鹉的嘴巴作回钩状，尾巴较长。而这与缠枝宝相花凤鸟纹金冠上鸟（图九：3）的形态不同，故笔者认为此鸟非鹦鹉，而是喜鹊。
从以上两冠的纹饰可见，两冠所有者应为女性。冠不是男性的专属品，在冠服制度的影响下，女性头饰也分等级、贵贱。女性特别是社会中较有地位的女性往往按照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佩戴不同的头饰。《周礼·天宫·追师》中的记载对此即有所反映：“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对于女子戴冠，《二仪实录》中有记：“爰自黄帝制为冠冕，而妇人者之首饰服无文，至周始有，不过副笄而已。汉宫掖承恩者，始赐碧或绯芙蓉冠子。则其物自汉始矣。”女性戴冠，唐以前并不盛行，虽然头顶莲花冠的北魏皇后曾经出现在龙门石窟雕刻的礼佛图中，不过究竟未能成为风气。唐五代戴冠的女性大致有两类，其一女冠，其一女乐，所戴多为碧罗莲冠。五代至北宋初年，女性戴冠的风气似已渐渐流行于民间，敦煌画作中，女性着冠的形象不止一例。冠饰发展至宋，样式已经相当丰富。宋时女性冠饰高而不宽，易使佩戴者显得身材更加苗条纤瘦，从而体现出一种不同于气势磅礴的纤丽可人的美感来。女性冠多为花冠，主要有莲花冠、玉兰花苞冠、花冠和凤冠等。这些花冠均为美饰装扮需要，唯有凤冠才被作为礼服的标志，表明后妃命妇的身份。徐珂《清稗类钞·服饰》：“凤冠为古时妇人至尊贵之首饰，汉代惟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之首服饰以凤凰，其后代有沿革，或九龙四凤，或九犟四凤。”
可见，缠枝宝相花伎乐舞蹈纹金冠、缠枝宝相花凤鸟纹金冠所有者身份高贵。
制作如此精美的金冠，其原料从何而来？制作工艺有哪些？接下来，笔者将一一分析。
除崇州金器窖藏外，近年在四川彭州、绵阳、平武、德阳、双流等地发现多处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500余件。可见，四川出土金银器数量颇多。制作数量如此众多的金银器，其原料从何而来？
原来古代的四川属西南地区金矿区，在彭州（治今彭州市）、利州（治今广元市）、资州（治今资中市）、简州（治今简阳）、雅州（治今雅安市）、龙府（治今江油市北）、眉州（治今眉山市）、嘉州（冶今峨眉山市）等地均有金矿出产。《三国志蜀志》记载刘备占领成都后，“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可见，四川金银矿资源丰富。西汉至唐宋时期，成都还是重要的金银器制作中心（见廖望春：《宋代金银器物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两件院藏金冠的制作原料极有可能产自四川本地。
有了原料，便可制作。金银器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包括器形和纹饰两种制作工艺。据文献记载，在中国金银器最繁荣的唐代，关于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多达14种，到了宋代又所增加。主要工艺有铸造、切削、抛光、锤揲、焊接、焊缀、铆接、掐丝、錾刻、鎏金、镶嵌、平脱等。两件院藏金冠的主要工艺有锤揲、抛光、錾刻等技法。
崇州出土金冠发现于窖藏。考古学中的窖藏，有时是当时人们有意识的储藏，具有仓库的性质；有时指突发事件埋藏的遗迹，后因种种缘故，被人们所遗忘。前者在金银器窖藏中多为寺院塔基地宫，后者在金银器窖藏中则较为多见，四川地区发现的窖藏性质亦属于后者，崇州元通镇窖藏也不例外。考古学中年代的判定依据地层关系，而窖藏无地层关系可言，故无法确定年代。再者窖藏文物的年代是其埋藏年代而非制作年代，其年代判定可以依据储存器和同出文物。崇州金器出土时存放于陶罐，本可依据陶罐判定年代，可惜陶罐遗失。要考证两件金冠的制作年代只能从其自身的制作工艺、纹饰特征等方面人手。
从金冠制作工艺来看，金冠使用了高浮雕凸花技法，参考周卫星《宋代金银器高浮雕凸花和立体装饰》一文：“高浮雕凸花的制作时先锤揲出纹样，然后再焊接到器物相应部位，在盘类器皿上，凸花有时甚至会高出盘沿。它们一般作为主纹，并多和浅浮雕以及錾刻地纹结合使用，以达到多层次的装饰效果……这种装饰技法和唐代锤揲纹样多为单纯的浅浮雕明显不同，应该是宋人的创造”（见周卫星：《宋代金银器高浮雕凸花和立体装饰》，《装饰》，2009年第5期）。据此可推断金冠的制作年代为宋代。
就纹饰而言，张孜江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批辽宋金器》一文中考证其年代为辽代（见张孜江：《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批辽宋金器》）。而朱天舒在《辽代金银器上的凤纹》中指出辽代凤纹的特征是：凤头较大，头上有灵芝状凤冠，大眼，钩喙如鹰；S形长颈与僵直的身体呈强烈的对比，展翅，翅羽简单整齐，全身羽毛往往用碎线纹装饰，不及唐宋风纹那么华丽；长翎羽，由三或四根极为简捷的细长翎羽组成。……宋式风纹头部较小，尖喙，小眼温和，羽尾华丽，装饰方法多种多样（见朱天舒：《辽代金银器上的凤纹》，《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10期）。参考以上，再集合其他时代、器物上的凤纹，笔者认为两件院藏金冠上凤纹的特征与辽代风纹特征不符，故金冠年代亦非辽代（图十）。另外，用小碎点纹作地的形式在宋代被大量使用，而这种小碎点纹在唐代晚期就已出现，但用于金银器装饰上却极少（见谢涛：《四川地区宋代金银器研究》，《成都考古研究（一）》，2009年）。谢涛所说的小碎点纹应与连珠纹纹饰相似或相同，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故金冠制作年代应为宋代。
与金冠同出的凸弦纹金手镯、缠枝宝相花金手镯和金臂钏（图十一），其制作工艺和纹饰特征与金冠同。在浙江、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均有类似工艺和纹饰的镯、臂钏出土：浙江绍兴市桐梧村南宋墓葬出土金指镯（见蒋明明：《浙江绍兴市桐梧村南宋墓葬》，《考古》，2006年第4期）、浙江建德南宋墓出土有金指镯（见扬之水：《南方宋基出土金银首饰的类型与样式》，《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湖南临湘陆城1号南宋墓出土有银钏（见周世荣：《湖南临湘陆城宋元墓清理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江西彭泽北宋易夫人墓出土有银钏（见扬之水：《隋唐五代金银首饰的名称与样式（下）》，《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2期）等。故推断，崇州出土金器的年代为宋代。
另外，两件院藏金冠质地轻薄，冠饰较高且不宽，这两个特征也符合宋代女性冠饰的特征。再结合四川地区出土窖藏多为宋代，出土器物多为金银器的特征，可确认崇州出土金器窖藏时代为宋代。
综上所述，四川博物院藏崇州窖藏出土的两件金冠，是宋代贵妇所戴的一种束发冠。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