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算是中国独有的品类，传统的毛笔不但是古人必备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达中华书法、绘画的特殊韵味上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中国的书法和绘画，都是与毛笔的使用分不开的。
　　毛笔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写、画主要工具。从考古发现的资料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从有些陶器绘制的纹饰中，可以看出使用毛笔特有的笔锋。自有文字以来，毛笔更成为不可缺少的书写工具。孔子作《春秋》载：“笔则笔，削则削。”《国语·晋语》记士茁与赵襄子的对话，有“臣以秉笔事君”之语。这都表明毛笔已成为当时的书写工具。商代盛行甲、骨占卜，其占卜记录往往是先用朱和墨书在甲、骨上，然后再契刻。从残留的未契刻的文字笔画看来，当时使用毛笔无疑。先秦时对毛笔加以改进，使之更加精良。可惜由于时代久远，春秋以前的毛笔实物资料迄今还没有发现，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毛笔是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发现的春秋时期的毛笔，该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笔，是上古时代遗存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1983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墓出土的两支毛笔，为秦始皇八年（前239年）下葬，为研究秦时普遍使用毛笔提供了实物资料。
　　春秋、
　　战国时对笔的叫法各地不一，有“笔”“聿”“拂”等多种名称。直到秦实行“书同文，车同轨”，才将笔的各种名称统一称作“笔”。相传秦将蒙恬曾在善琏村取羊毫制笔，在当地被人们奉为笔祖。据说蒙恬的夫人卜香莲也精通制笔技艺，被供为笔娘娘。到了汉代，笔已比较考究，路卮是当时的制笔高手。汉代制笔头的原料除了兔毛之外，还有羊毛、鹿毛、狸毛、狼毛等，硬毫软毫并用。同时，笔管的质地和装饰也丰富起来。据史书记载，我国著名的宣笔就发明于汉代。同时，汉代对毛笔的制作日益讲究起来，汉时有“天子笔管以错宝为附”的规定，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就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可见，此时的毛笔，不仅是书画工具，有的还可以供人们观赏。汉代的毛笔，实物资料出土得比较多，出土于甘肃的也不少，武威也有几次发现。1957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磨嘴子进行考古发掘，在2号汉墓发现一支毛笔（笔头残），笔杆为竹制，落款“史虎
　　作”；1972年又在这里的49号汉墓出土了一支毛笔，和毛笔同时出土的还有长方形扁木匣一件，内装规整的长方形薄石砚一台，说明这是一座汉代武威文职官员的墓葬。出土的这支毛笔是迄今我国所有出土汉笔中保存最完整、制作最精良、最早刻有笔工姓名而闻名国内外的一支。笔上落款为“白马作”。“白马作”毛笔被专家公认为是我国汉代毛笔的代表作，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白马作”毛笔通长23.5厘米，这正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与王充《论衡》所言“一尺之笔”的长度相合。笔杆长21.9厘米，竹质，精细匀正。笔杆中下部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白马”当为制作此笔的工匠名，说明当时仍保存“物勒工名”的手工业传统。笔杆包笔头略有收分，笔头长1.6厘米，外覆较软的黄褐色毛，笔芯及笔锋用较硬的紫黑色毛，刚柔相济，富有弹性，体现了笔头中含长毫、有芯有锋、外披短毛、便于蓄墨的汉笔特点，很适宜于在竹、木质地的简牍上书写。其制作方式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笔一样，杆前端中空以纳笔头，外面扎丝髹漆以加固，笔尾削尖，便于簪发。我国古代有簪笔的习俗，《史记·滑稽列传》载：“西门豹簪笔磬折。”张守节正义：“簪笔，谓以毛装簪头，长五寸，插在冠前，谓之为笔，言插笔备礼也。”在古代，皇帝的近臣掌起居者，把笔插在头上以备记事，所以将毛笔尾削尖，以便簪笔。李峤《皇帝上礼抚事述怀》诗中就有“小臣滥簪笔，无以颂唐风”的诗句。汉代的官员们也常将未蘸过墨的或洗净的毛笔插入发中，以便随时取用，俗称“簪白笔”。此笔之尾端削尖，很显然是为了簪插；而且从发掘情况看来，出土时毛笔的位置又在墓主人头部之右侧，这正可印证汉代文职官吏“簪白笔”之制。
　　武威磨嘴子出土的“白马作”毛笔，是汉代文职官员生前用过和喜爱的一支毛笔，死后又将其带入他的墓穴随葬，经过近两千年的历史，今天重见天日，却保存如此完整，在国内外实属罕见。它的发现对研究我国汉代毛笔的制作水平以及演变过程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武威汉代文化发达的重要标志和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