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从周公的《诫伯禽书》开始，家训在我国历史上一直绵延不断，但是编写家训真正成为一种风潮则从宋朝开始。司马光的《家范》正是这种风气下的代表著作之一，该书共十卷，分别选取古代名人事迹，为家庭内各种关系以及家庭治理提供借鉴，是一部极为系统的家训著作。本文在梳理《家范》诸多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时代风尚的影响及司马光本人品性、思想、学术等方面来探究《家范》的成书原因。
关键词：司马光《家范》版本 成书
一、版本考
《家范》初次刊刻于何时已不得而知，但历代官私书目有不少记载。《郡斋读书志》卷十云：“《家范》十卷。右皇朝司马光君实纂，取经史所载贤圣修身齐家之法，分十九门，编类以训子孙。”《文献通考》载：“《家范》十卷。晁氏曰：皇朝司马光君实纂。取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法，凡十九门，编类训子孙。”《宋史》也說：“司马光集《家范》十卷。”《四库全书总目》云：“《家范》十卷。宋司马光撰。光有《易说》，已著录。是书见于《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者，卷目俱与此相合，盖犹原本。”《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家范》十卷，宋司马光撰。天启丙寅，夏县裔孙露刊本。《高安十三种》本。”
《家范》现存的版本均为明清本，笔者现对所见明清本及其源流进行梳理。
明万历七年陈世宝刻本《宋司马温国文正公家范》十卷，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白口十行二十字，正文前依次为丁丙手写跋，万历七年莫与齐序，正文后为马峦、马化龙后序，司马晰跋。丁丙跋云：“宋司马温国文正公家范，十卷，明万历刊本。《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著录均合。……明万历间陈侍御世宝巡视东南河道，复为锓梓，都东昌府莫与齐、马峦、马化龙并为序。跋温公十六世孙祉，十七世孙晰皆序。”并莫与齐在序中提到 “陈世宝起初在夏县时搜集遗编并付梓刻印，后奉命巡视东南河道，闲暇之余常捧读此书。”根据丁丙跋及莫与齐序即可知，陈世宝刻印此书两次。
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七年莫与齐刻本。框高21.1厘米，宽15.7厘米，正文十行二十字，四周双边，字体为瘦俏欧体，版心中间有卷数、页码，版心下有刻工姓名及字数。如卷一刻工有王崇高，卷二有淳，卷三有许高、敏、李元春三百八十五、李元春四百零五、郭淳、吴计秋，卷四有“用”、吴计秋、郭淳，卷五有郭淳、付、吴计秋，卷六刻工有王崇高 、李元春四百零五字 、用。前有莫与齐序，司马祉《刻温公家范序》，卷十末有“嘉靖甲寅孟春朔日涑水后学希迂生马峦子端甫识”但没有序文。其后有马化龙《司马温国文正公家范后序》，司马晰《温公家范跋》。陈世宝为钜鹿人，《山西通志》：“陈世宝，钜鹿县人，隆庆五年以举人知夏县……后升监察御史。①”《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云：万历七年七月，巡漕御史陈世宝议凿瓜州屯坞，通浙直运船。据《柳州市志》：“莫与齐，字道望，号绍亭，马平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历官山东布政使……万历七年（1579年），曾刊刻《宋司马温文正公家范》十卷。②”又莫与齐序提到“（侍御公）复属余取梓而锓之。”可知，在万历七年，陈世宝已经成为巡按各地的巡漕御史，并在巡视河道时，与时任东昌知府的莫与齐结识，并嘱托他刻印《家范》一书，即莫与齐刻本是据陈世宝刻本刻印。
明方岳贡《惠迪丛书》本，封面页上有宋司马温公著《家范》，啬斋藏板。啬斋疑为孙榖，熊元开《孙少司马传略》云：“孙公讳谷，字子啬，号啬斋。先世家于豫章。正统初入楚，居岳之华容……万历庚子领乡荐，丁未成进士。”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为当时流行单个线鱼尾，长方体字，板框高30.8厘米，宽21.6厘米。每卷卷首下有“宋洛阳司马光著，明襄西方岳贡定，华亭冯明玠、施沛仝校。”此书没有序。冯明玠与施沛均为华亭，即今上海松江人，冯明玠为天启二年壬戌科进士，崇祯五年为巡按御史，施沛由贡生任通判。方岳贡为天启二年进士，谷城人，谷城在襄阳西部，故称襄西。据《藏书家》： “方岳贡曾辑刻《惠迪丛书》十七种，注明未完者六种。系汇辑宋明两代伦理、家教之书。③”
天启六年夏县司马露本。四周双边，九行二十字，单黑鱼尾，白口，板框长29厘米，宽20.4厘米。正文前有吴时亮序，第十卷末有“夏县梓匠卫守刊刻”。这个本子有许多朱批圈点。吴时亮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曾任山西布政使，序中提到他在平水做官时经过夏县，专门去瞻谒温公的祠堂。并从司马露处得以目睹温公的遗编，其中就包括《家范》。文后有司马露跋，曰：“先大父（祖父）邵武公刻之于闽，板毁无存，未得传世……”又据《闽台古城堡 》：邵武府县古城堡条下有：“万历十三年，知府司马祉重修。④”邵武府属于福建，可见司马祉在福建刊刻过一版《家范》。
康熙朱轼本。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白口，半页九行二十一字。前有朱轼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后学朱轼序。卷首下有“宋司马温公著，后学朱轼评点”。此书正文和小注都有刻印的标点，且有眉批。高安即今江西高安市，朱轼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并刊刻许多书籍，后辑为《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刊印。
夔州李氏本。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白口，半页九行二十一字，板框长28厘米，宽18.4厘米，标准方体字。封面页有“光绪元年正月夔州李氏校刊”，后有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后学朱轼序。此书没有标点，但有眉批。
朱文端公藏书。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半页9行21字，方体字，板框长28.8厘米，宽17.9厘米。封面有“光绪二十三年镌温公家范”，后有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后学朱轼序，此序与夔州李氏本全同。卷首下有“司马温公著，后学朱轼注”。此书正文和小注都有标点，有眉批。此版本应为光绪二十三年刊刻之《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中的一种。
解梁书院本。四周双边，粗黑口，单黑鱼尾，半页9行22字，板框长27.4厘米，宽20.8厘米，字体为扁宽方体字，版心下方有“解梁书院”字样，封面有“光绪庚辰冬解梁书院刊”，后有康熙五十八年冬高安朱轼序。此书没有标点，也没有眉批。第十卷末有“临晋李钧、朝邑阎迺林校勘，澄城刘云冈刻”。 据2009年李晋杰主编《运城市教育志》第一卷载，解梁书院在今运城盐湖区。 民国十一年《留余草堂丛书》本。左右双边，黑口，双黑鱼尾，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版心下方有“留余草堂”字样，板框长27.4厘米，宽18.2厘米。封面有“庚申孟秋朱汝珍题《司马温公家范》”“吴兴刘氏留余草堂校刊”，封面后有吴时亮序，这篇序与天启六年司马露本的序相同。每卷卷首有“宋涑水司马光辑，吴兴刘承干校”字样。此书没有标点，也没有眉批。书末有“天启丙寅端阳日十八世孙司马露跋”及“壬戌中元节吴兴刘承干跋”。刘承干跋叙述了刘承干刻书的缘由：
“今兹横流荡决，人饮狂泉。语及旧家庭制度，闻者皆掩耳却避，詈为不详，必欲举古经典《内则》《曲礼》诸篇刈斫根株，率天下之人恣情纵欲沦为异类而后快。诚为吾国数千年来学术之大厄。余既获是编于燹烬之余，亟为锓布，存一缕曙曦于三光雺雾之际，使读者憬然于在昔先民对于家族戚属，一孚以敬爱之挚意，庶或于世道人心不无小裨云尔。”
可见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遭到了极大的批判，许多儒家经典受到质疑，在这种氛围中，传统的家族制度也常常和封建礼教联系在一起，被视作青年人的桎梏而加以铲除。刘承干刻此书即是要说明修身齐家之道的社会意义。
根据以上版本内的线索，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现存最早版本的刊刻过程。即司马伋为温公从曾孙，高宗南渡之后伋迁往山阴，其后子孙亦定居山阴。司马氏家族中司马恂为第十二世孙，司马恂及其子垔均以甲第起家，并时常到夏县修举祀事。司马祉之父司马相为温公十五世孙，嘉靖时做刑部主事路过夏县省视坟墓，并卜筑于此地，最终因为解官无果。他的长兄司马初为嘉靖癸丑进士，但刚就任就去世，所以也没有完成迁家的心愿。隆庆元年，司马祉才带着司马初的儿子司马晰回到夏县定居。因为从绍兴到夏县路途漫长，许多书都已遗失，除了《传家集》之外，只有《稽古录》《潜虚》《微言录》等数卷。夏县马峦好藏书，自幼企慕司马温公，只要是温公著作，必定珍藏，后进入太学，得以结识晁瑮。晁瑮是当时的大藏书家，其远祖晁说之是温公的学生，故得到此书。温公去世之后，元祐党人遭到党禁，因而此书不得刊刻流传，只得在家族内收藏。马峦看到此书，遂请人摹写。马峦从晁瑮处抄录此书后收藏在自家家塾，但财力不逮，因此没有得以刻印。马氏与司马氏世代修好，遂出示所藏的《温公家范》，司马祉才得以看到这部书并且抄录下来。其后陈世宝在夏县任官，对温公十分仰慕，离官时即索此书付梓。陈氏在任巡漕御史时又将此书再次刻印，又有东昌知府莫与齐据此印过一版。
二、成书考
（一）庶族知识分子之崛起
在宋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许多平民知识分子通过科举一跃而上，形成一种新的气象。南朝氏族许多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制衡皇权的强大力量，东晋“王与马共天下”便是一例。但宋代的大家族往往都是通过数代人读书做官振兴家族，他们没有像地方豪强一样的强有力的话语权。“于是，追求政治权利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便成了他们最基本的心理需求。⑤”再加上宋在与其他民族的对峙中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宋代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极强的家国情怀，并乐于在家庭和社会上贯彻国家意志，正如葛兆光所说：“促进着国家的法律制度、道德伦理、文明观念的扩张。⑥”而撰写家训、传授家学、编修家谱、树立家风、确立家法即是他们扩张国家意志的重要表现，同时在这些行为中也无不展现出对国家意志的尊崇与追随。
（二）司马光之品性
司马光编写《家范》与其品性有极大关系。他幼年即以聪敏闻名，除了记载砸缸救人的故事，《宋史》及《养蒙金鉴》均提到司马光少时就如成人，敏学好问，听到有人讲论《左传》，非常喜爱，听完以后就可以向家里人讲述，并且已经了解其大旨。《夜航船》也有“圆木警枕”条，说他常常以圆木当做枕头，只要稍微打一个瞌睡，这种圆木枕头就会转动，司马光就会立马起来继续读书，以至最后博学无所不通。他为人刚正不阿，诚朴谦恭。范仲淹建议立储君，上了十九道奏折，被关入狱中百余天，一夜之间头发尽数变白。司马光与范仲淹生平交好，见此情状，说我与范仲淹实在是异姓兄弟。《广阳杂记》卷二记载温公曾说：“如果有一个字是可以终身实践的，那么这个字是‘诚’吧？”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学生，有一次他向温公请教有关道的问题，温公回答说：“我从不对别人妄加评论。”
除此之外，司马光虽官至尚书左仆射，但为人廉洁自律，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养蒙金鉴》又说：“司马光在凤翔府做官的时候，年纪还小，家人总是看见他在书房里，突然坐起来穿上朝服，拿着笏板，一坐就是半天，大家都不解他在干吗。后来范纯甫问他缘由，他才说：‘我是在考虑国家大事，不敢不恭敬。’”《北窗炙輠录》说司马光每到夜里，就焚香向天祷告：我今天没有做任何亏心事。有人说君子所行，但求自合于道，何必让天地知道呢？其实他这样做，是自我警示，以天地道义时时鞭策自己。
温公之品性从他的交游中也可窥得一二。除闲居洛阳期间与二程等政治同道的酬唱赠答之外，司马光也有刘恕、吕晦等僚友，并且都是正直之士。王安石变法时，朝廷各项政策一由己意，只要有人提出反對，立马就会遭到贬黜。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虽然争相议论，但是无力改变决策，只能阳奉阴违，但刘恕却经常在公众场合直刺变法之弊，无所顾忌。刘恕不仅是司马光政治上的同道，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中也出力甚多。吕晦也与司马光交往甚密，《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志铭》中讲他“平日谦逊和善，但是遇到国家大事时，就义不容辞。身为谏官，直指时病，即使对方是宰相权臣，权倾朝野，他也一定要极力争辩。”
（三）司马光之思想学术
儒学到了宋代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朔学正是宋学繁荣阶段的代表，这一派除了领袖司马光之外，还有司马康、刘安世、晁说之、范祖禹。温公的学术与思想总体来说是切于实用，并坚守儒家知识分子修身治国的理想。上文已经提及司马光为人不妄语、无虚词，这一点表现在学术思想上就是讲求实用。《文献通考》《司马文正公传家集》条下晁氏曰：“好学，如饥之嗜食。于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犹好礼。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⑦”司马光在《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中说：“光性愚鲁，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从之。⑧”《易说》解系辞曰：“此言圣人上观于天，下观于地，中观于万物而作易也。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司马光说王弼以老庄解《易》，使《易》学流入幽僻艰涩。但是，他认为《易》来源于天地，但不止言天道，而更应该对人有指导作用，他所做的就是要将《易》与社会、与生活相贯通。这种讲求实用的思想也体现在对其他思想的态度上，总体来说，他是反对老、释的，但又说：“老释亦有所取，老取其无为自然，释取其空，空取其无利欲之心，无为取其因任。⑨”总之，要回归到有所用于世道人心。他的修身论包括三部分。一，治心。他十分重视治心，并且说，治心高于治学。他认为学习是为了修炼自己的内心，如果学习只是掌握了知识，那么学习就失去了意义。具体来说，他认为一个人首先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治好自己的心，就要在为人处世时按照“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二，义利观。他认为，小人有才华，一定要追求为社会所用，要用利益来激励他，他才会发挥他的才华。君子发挥自己的才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需要用利益来鼓励，他的行为也不需要法律来约束，而皆由于自己心中的道。因此，明君在选贤用人时，应当选用心中有“道”，也即有理想信念之人，而非好富贵之人。三，“致知在格物”。“格”即“捍”“御”，“格物”也就是摒弃外在的物质的利益和欲望，这样才能认识到真理至道。司马光认为人人都好善恶恶，然而许多人不能实践这种善、摒弃这种恶的原因就是不能战胜他们的利欲之心。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算他们认识到颜回的贤良，也可能会做出大恶的事情，因为他们对欲望的追求蒙蔽了内心。但是，对于好学的君子来说，没有外在诱惑，他们是按照至高的道德标准行事的。因此以他们的眼光来看，世间万物就如日出普照，这样才可以达到“致知”的境界。
注释：
①觉罗石麟，储大文 ：《山西通志》，清雍正12年。
②柳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柳州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③宫晓卫：《藏书家》第十五辑，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17页。
④陈名实：《闽台古城堡》，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⑤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
⑦《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36第1879页。
⑧四库本《传家集》，卷63第11页。
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卷74第913页。
参考文献：
[1]方岳贡，编.惠迪丛书[M].国家图书馆藏，1368年.
[2]莫与齐刻.家范[M].上海图书馆藏，1579年.
[3]司马晰，辑.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M].国家图书馆藏.
[4]司马露，刊.温公家范[M].国家图书馆藏，1626年.
[5]李维祯，修.山西通志[M].1629年.
[6]陈士性，修，马淑援，纂.解州志[M].国家图书馆藏.
[7]解梁书院，刊.家范[M].国家图书馆藏，1880年.
[8]夔州李氏，刊.家范[M].国家图书馆藏，1875年.
[9]朱轼，校辑.朱文端公藏书[M].国家图书馆藏，
1911年.
[10]刘承幹.留余草堂丛书[M].国家图书馆藏，1922年.
（作者简介：张芝芳，女，硕士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司马光《家范》版本 成书
一、版本考
《家范》初次刊刻于何时已不得而知，但历代官私书目有不少记载。《郡斋读书志》卷十云：“《家范》十卷。右皇朝司马光君实纂，取经史所载贤圣修身齐家之法，分十九门，编类以训子孙。”《文献通考》载：“《家范》十卷。晁氏曰：皇朝司马光君实纂。取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法，凡十九门，编类训子孙。”《宋史》也說：“司马光集《家范》十卷。”《四库全书总目》云：“《家范》十卷。宋司马光撰。光有《易说》，已著录。是书见于《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者，卷目俱与此相合，盖犹原本。”《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家范》十卷，宋司马光撰。天启丙寅，夏县裔孙露刊本。《高安十三种》本。”
《家范》现存的版本均为明清本，笔者现对所见明清本及其源流进行梳理。
明万历七年陈世宝刻本《宋司马温国文正公家范》十卷，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白口十行二十字，正文前依次为丁丙手写跋，万历七年莫与齐序，正文后为马峦、马化龙后序，司马晰跋。丁丙跋云：“宋司马温国文正公家范，十卷，明万历刊本。《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著录均合。……明万历间陈侍御世宝巡视东南河道，复为锓梓，都东昌府莫与齐、马峦、马化龙并为序。跋温公十六世孙祉，十七世孙晰皆序。”并莫与齐在序中提到 “陈世宝起初在夏县时搜集遗编并付梓刻印，后奉命巡视东南河道，闲暇之余常捧读此书。”根据丁丙跋及莫与齐序即可知，陈世宝刻印此书两次。
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七年莫与齐刻本。框高21.1厘米，宽15.7厘米，正文十行二十字，四周双边，字体为瘦俏欧体，版心中间有卷数、页码，版心下有刻工姓名及字数。如卷一刻工有王崇高，卷二有淳，卷三有许高、敏、李元春三百八十五、李元春四百零五、郭淳、吴计秋，卷四有“用”、吴计秋、郭淳，卷五有郭淳、付、吴计秋，卷六刻工有王崇高 、李元春四百零五字 、用。前有莫与齐序，司马祉《刻温公家范序》，卷十末有“嘉靖甲寅孟春朔日涑水后学希迂生马峦子端甫识”但没有序文。其后有马化龙《司马温国文正公家范后序》，司马晰《温公家范跋》。陈世宝为钜鹿人，《山西通志》：“陈世宝，钜鹿县人，隆庆五年以举人知夏县……后升监察御史。①”《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云：万历七年七月，巡漕御史陈世宝议凿瓜州屯坞，通浙直运船。据《柳州市志》：“莫与齐，字道望，号绍亭，马平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历官山东布政使……万历七年（1579年），曾刊刻《宋司马温文正公家范》十卷。②”又莫与齐序提到“（侍御公）复属余取梓而锓之。”可知，在万历七年，陈世宝已经成为巡按各地的巡漕御史，并在巡视河道时，与时任东昌知府的莫与齐结识，并嘱托他刻印《家范》一书，即莫与齐刻本是据陈世宝刻本刻印。
明方岳贡《惠迪丛书》本，封面页上有宋司马温公著《家范》，啬斋藏板。啬斋疑为孙榖，熊元开《孙少司马传略》云：“孙公讳谷，字子啬，号啬斋。先世家于豫章。正统初入楚，居岳之华容……万历庚子领乡荐，丁未成进士。”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为当时流行单个线鱼尾，长方体字，板框高30.8厘米，宽21.6厘米。每卷卷首下有“宋洛阳司马光著，明襄西方岳贡定，华亭冯明玠、施沛仝校。”此书没有序。冯明玠与施沛均为华亭，即今上海松江人，冯明玠为天启二年壬戌科进士，崇祯五年为巡按御史，施沛由贡生任通判。方岳贡为天启二年进士，谷城人，谷城在襄阳西部，故称襄西。据《藏书家》： “方岳贡曾辑刻《惠迪丛书》十七种，注明未完者六种。系汇辑宋明两代伦理、家教之书。③”
天启六年夏县司马露本。四周双边，九行二十字，单黑鱼尾，白口，板框长29厘米，宽20.4厘米。正文前有吴时亮序，第十卷末有“夏县梓匠卫守刊刻”。这个本子有许多朱批圈点。吴时亮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曾任山西布政使，序中提到他在平水做官时经过夏县，专门去瞻谒温公的祠堂。并从司马露处得以目睹温公的遗编，其中就包括《家范》。文后有司马露跋，曰：“先大父（祖父）邵武公刻之于闽，板毁无存，未得传世……”又据《闽台古城堡 》：邵武府县古城堡条下有：“万历十三年，知府司马祉重修。④”邵武府属于福建，可见司马祉在福建刊刻过一版《家范》。
康熙朱轼本。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白口，半页九行二十一字。前有朱轼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后学朱轼序。卷首下有“宋司马温公著，后学朱轼评点”。此书正文和小注都有刻印的标点，且有眉批。高安即今江西高安市，朱轼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并刊刻许多书籍，后辑为《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刊印。
夔州李氏本。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白口，半页九行二十一字，板框长28厘米，宽18.4厘米，标准方体字。封面页有“光绪元年正月夔州李氏校刊”，后有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后学朱轼序。此书没有标点，但有眉批。
朱文端公藏书。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半页9行21字，方体字，板框长28.8厘米，宽17.9厘米。封面有“光绪二十三年镌温公家范”，后有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后学朱轼序，此序与夔州李氏本全同。卷首下有“司马温公著，后学朱轼注”。此书正文和小注都有标点，有眉批。此版本应为光绪二十三年刊刻之《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中的一种。
解梁书院本。四周双边，粗黑口，单黑鱼尾，半页9行22字，板框长27.4厘米，宽20.8厘米，字体为扁宽方体字，版心下方有“解梁书院”字样，封面有“光绪庚辰冬解梁书院刊”，后有康熙五十八年冬高安朱轼序。此书没有标点，也没有眉批。第十卷末有“临晋李钧、朝邑阎迺林校勘，澄城刘云冈刻”。 据2009年李晋杰主编《运城市教育志》第一卷载，解梁书院在今运城盐湖区。 民国十一年《留余草堂丛书》本。左右双边，黑口，双黑鱼尾，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版心下方有“留余草堂”字样，板框长27.4厘米，宽18.2厘米。封面有“庚申孟秋朱汝珍题《司马温公家范》”“吴兴刘氏留余草堂校刊”，封面后有吴时亮序，这篇序与天启六年司马露本的序相同。每卷卷首有“宋涑水司马光辑，吴兴刘承干校”字样。此书没有标点，也没有眉批。书末有“天启丙寅端阳日十八世孙司马露跋”及“壬戌中元节吴兴刘承干跋”。刘承干跋叙述了刘承干刻书的缘由：
“今兹横流荡决，人饮狂泉。语及旧家庭制度，闻者皆掩耳却避，詈为不详，必欲举古经典《内则》《曲礼》诸篇刈斫根株，率天下之人恣情纵欲沦为异类而后快。诚为吾国数千年来学术之大厄。余既获是编于燹烬之余，亟为锓布，存一缕曙曦于三光雺雾之际，使读者憬然于在昔先民对于家族戚属，一孚以敬爱之挚意，庶或于世道人心不无小裨云尔。”
可见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遭到了极大的批判，许多儒家经典受到质疑，在这种氛围中，传统的家族制度也常常和封建礼教联系在一起，被视作青年人的桎梏而加以铲除。刘承干刻此书即是要说明修身齐家之道的社会意义。
根据以上版本内的线索，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现存最早版本的刊刻过程。即司马伋为温公从曾孙，高宗南渡之后伋迁往山阴，其后子孙亦定居山阴。司马氏家族中司马恂为第十二世孙，司马恂及其子垔均以甲第起家，并时常到夏县修举祀事。司马祉之父司马相为温公十五世孙，嘉靖时做刑部主事路过夏县省视坟墓，并卜筑于此地，最终因为解官无果。他的长兄司马初为嘉靖癸丑进士，但刚就任就去世，所以也没有完成迁家的心愿。隆庆元年，司马祉才带着司马初的儿子司马晰回到夏县定居。因为从绍兴到夏县路途漫长，许多书都已遗失，除了《传家集》之外，只有《稽古录》《潜虚》《微言录》等数卷。夏县马峦好藏书，自幼企慕司马温公，只要是温公著作，必定珍藏，后进入太学，得以结识晁瑮。晁瑮是当时的大藏书家，其远祖晁说之是温公的学生，故得到此书。温公去世之后，元祐党人遭到党禁，因而此书不得刊刻流传，只得在家族内收藏。马峦看到此书，遂请人摹写。马峦从晁瑮处抄录此书后收藏在自家家塾，但财力不逮，因此没有得以刻印。马氏与司马氏世代修好，遂出示所藏的《温公家范》，司马祉才得以看到这部书并且抄录下来。其后陈世宝在夏县任官，对温公十分仰慕，离官时即索此书付梓。陈氏在任巡漕御史时又将此书再次刻印，又有东昌知府莫与齐据此印过一版。
二、成书考
（一）庶族知识分子之崛起
在宋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许多平民知识分子通过科举一跃而上，形成一种新的气象。南朝氏族许多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制衡皇权的强大力量，东晋“王与马共天下”便是一例。但宋代的大家族往往都是通过数代人读书做官振兴家族，他们没有像地方豪强一样的强有力的话语权。“于是，追求政治权利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便成了他们最基本的心理需求。⑤”再加上宋在与其他民族的对峙中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宋代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极强的家国情怀，并乐于在家庭和社会上贯彻国家意志，正如葛兆光所说：“促进着国家的法律制度、道德伦理、文明观念的扩张。⑥”而撰写家训、传授家学、编修家谱、树立家风、确立家法即是他们扩张国家意志的重要表现，同时在这些行为中也无不展现出对国家意志的尊崇与追随。
（二）司马光之品性
司马光编写《家范》与其品性有极大关系。他幼年即以聪敏闻名，除了记载砸缸救人的故事，《宋史》及《养蒙金鉴》均提到司马光少时就如成人，敏学好问，听到有人讲论《左传》，非常喜爱，听完以后就可以向家里人讲述，并且已经了解其大旨。《夜航船》也有“圆木警枕”条，说他常常以圆木当做枕头，只要稍微打一个瞌睡，这种圆木枕头就会转动，司马光就会立马起来继续读书，以至最后博学无所不通。他为人刚正不阿，诚朴谦恭。范仲淹建议立储君，上了十九道奏折，被关入狱中百余天，一夜之间头发尽数变白。司马光与范仲淹生平交好，见此情状，说我与范仲淹实在是异姓兄弟。《广阳杂记》卷二记载温公曾说：“如果有一个字是可以终身实践的，那么这个字是‘诚’吧？”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学生，有一次他向温公请教有关道的问题，温公回答说：“我从不对别人妄加评论。”
除此之外，司马光虽官至尚书左仆射，但为人廉洁自律，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养蒙金鉴》又说：“司马光在凤翔府做官的时候，年纪还小，家人总是看见他在书房里，突然坐起来穿上朝服，拿着笏板，一坐就是半天，大家都不解他在干吗。后来范纯甫问他缘由，他才说：‘我是在考虑国家大事，不敢不恭敬。’”《北窗炙輠录》说司马光每到夜里，就焚香向天祷告：我今天没有做任何亏心事。有人说君子所行，但求自合于道，何必让天地知道呢？其实他这样做，是自我警示，以天地道义时时鞭策自己。
温公之品性从他的交游中也可窥得一二。除闲居洛阳期间与二程等政治同道的酬唱赠答之外，司马光也有刘恕、吕晦等僚友，并且都是正直之士。王安石变法时，朝廷各项政策一由己意，只要有人提出反對，立马就会遭到贬黜。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虽然争相议论，但是无力改变决策，只能阳奉阴违，但刘恕却经常在公众场合直刺变法之弊，无所顾忌。刘恕不仅是司马光政治上的同道，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中也出力甚多。吕晦也与司马光交往甚密，《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志铭》中讲他“平日谦逊和善，但是遇到国家大事时，就义不容辞。身为谏官，直指时病，即使对方是宰相权臣，权倾朝野，他也一定要极力争辩。”
（三）司马光之思想学术
儒学到了宋代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朔学正是宋学繁荣阶段的代表，这一派除了领袖司马光之外，还有司马康、刘安世、晁说之、范祖禹。温公的学术与思想总体来说是切于实用，并坚守儒家知识分子修身治国的理想。上文已经提及司马光为人不妄语、无虚词，这一点表现在学术思想上就是讲求实用。《文献通考》《司马文正公传家集》条下晁氏曰：“好学，如饥之嗜食。于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犹好礼。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⑦”司马光在《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中说：“光性愚鲁，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从之。⑧”《易说》解系辞曰：“此言圣人上观于天，下观于地，中观于万物而作易也。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司马光说王弼以老庄解《易》，使《易》学流入幽僻艰涩。但是，他认为《易》来源于天地，但不止言天道，而更应该对人有指导作用，他所做的就是要将《易》与社会、与生活相贯通。这种讲求实用的思想也体现在对其他思想的态度上，总体来说，他是反对老、释的，但又说：“老释亦有所取，老取其无为自然，释取其空，空取其无利欲之心，无为取其因任。⑨”总之，要回归到有所用于世道人心。他的修身论包括三部分。一，治心。他十分重视治心，并且说，治心高于治学。他认为学习是为了修炼自己的内心，如果学习只是掌握了知识，那么学习就失去了意义。具体来说，他认为一个人首先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治好自己的心，就要在为人处世时按照“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二，义利观。他认为，小人有才华，一定要追求为社会所用，要用利益来激励他，他才会发挥他的才华。君子发挥自己的才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需要用利益来鼓励，他的行为也不需要法律来约束，而皆由于自己心中的道。因此，明君在选贤用人时，应当选用心中有“道”，也即有理想信念之人，而非好富贵之人。三，“致知在格物”。“格”即“捍”“御”，“格物”也就是摒弃外在的物质的利益和欲望，这样才能认识到真理至道。司马光认为人人都好善恶恶，然而许多人不能实践这种善、摒弃这种恶的原因就是不能战胜他们的利欲之心。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算他们认识到颜回的贤良，也可能会做出大恶的事情，因为他们对欲望的追求蒙蔽了内心。但是，对于好学的君子来说，没有外在诱惑，他们是按照至高的道德标准行事的。因此以他们的眼光来看，世间万物就如日出普照，这样才可以达到“致知”的境界。
注释：
①觉罗石麟，储大文 ：《山西通志》，清雍正12年。
②柳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柳州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③宫晓卫：《藏书家》第十五辑，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17页。
④陈名实：《闽台古城堡》，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⑤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
⑦《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36第1879页。
⑧四库本《传家集》，卷63第11页。
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卷74第913页。
参考文献：
[1]方岳贡，编.惠迪丛书[M].国家图书馆藏，1368年.
[2]莫与齐刻.家范[M].上海图书馆藏，1579年.
[3]司马晰，辑.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M].国家图书馆藏.
[4]司马露，刊.温公家范[M].国家图书馆藏，1626年.
[5]李维祯，修.山西通志[M].1629年.
[6]陈士性，修，马淑援，纂.解州志[M].国家图书馆藏.
[7]解梁书院，刊.家范[M].国家图书馆藏，1880年.
[8]夔州李氏，刊.家范[M].国家图书馆藏，1875年.
[9]朱轼，校辑.朱文端公藏书[M].国家图书馆藏，
1911年.
[10]刘承幹.留余草堂丛书[M].国家图书馆藏，1922年.
（作者简介：张芝芳，女，硕士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