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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完全不學习现代派小说，就会使我们的中学生孤陋寡闻，闭目塞听，落后于时代。所以我们应该主动打开心胸，去接纳现代派小说，以扩展审美视察，增长审美经验。”[1]面对激情的呼唤，现代派小说自2000年大张旗鼓地进入了高中语文教学平台，可一直面临的却是尴尬的处境：“老师不教，学生不学，高考不考”[2]。
没有人会否认包括现代派小说在内的现代派文学在语文学习中的重要价值，但同时也没有人会否认其在学习实践中的巨大障碍，特别是其光怪陆离、朦胧晦涩的艺术图式和大众审美视野相去甚远，委实难以调动学生（包括部分教师）的阅读兴趣——不好读和由此导致的不爱读正是导致诸多师生对现代派小说望而生畏甚至生厌的主要原因。具体到一线教学实践，许多教师依然尚未真正脱离“聊聊时代背景，讲讲作者出身，谈谈人生感想”或“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等传统手段的套路，在现代派作品面前明显水土不服。
引导学生的读解行为，帮助学生突破读解障碍、调动其阅读兴趣才是缓解当下高中语文现代派小说遭受冷遇的当务之急。本文将以一线师生比较熟悉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例，从扩充学生审美视野出发，尝试构建一种既不背离现代派小说特色又符合新课标三维目标精神并充分兼顾到师生实际的作品读解策略。
一、体验：突破陌生化的语言障碍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如果没有相关阅读经验，这样的语言呈现确实让人不知所措甚至心生厌恶。在现代派作品里，诸如此类无厘头的语言组合和行文风格比比皆是，和传统文学对文辞优美、句法考究的语言追求形成强烈反差。推究溯源，此种语言来自于作家“内心真实”表达的强劲追求——“为了表达的真实，语言只能冲破常识，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呈现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几个层面，并且在语法上能够并置、错位、颠倒、不受语法固有序列束缚的表达方式。”[3]如此怪诞的表达方式在满足作者抒写独特感受的同时，也确实对读者尤其是中学生的阅读期待形成一种强大的摧残和颠覆。
但这种摧残和颠覆给读者所带来的挫败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必然是新奇和震撼——“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4]现代派作家希望依靠陌生化的语言形式打破人们对待事物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麻木态度，极大程度调动起读者的积极性，重新以一种“只如初见”般仔细注视、铭心领会的目光和视野对待“文中之物”。也就是说，现代派作品并不是要拒读者于千里之外，相反，它是以增加感觉难度、延长接受时间的独特方式邀约读者置身其中和对象亲密接触——“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比如当我们置身于“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中时，感受到的是晃晃悠悠、飘忽不定的梦幻色彩（而这正奠定了全文的风格基调），“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则是“我”对自己已经长大这一事实的坚定确认和无比珍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则把“我”伤势严重后心有不甘却又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却又不忍放弃的困惑、悲哀、痛苦、压抑传达的淋漓尽致。这些陌生化的语言组合就像海面上漂浮的冰山，用心体验，才会捕捉到海面下体积巨大的绚丽世界。
伽达默尔曾经把文学比作节庆，而“节庆的特征就在于，它只是对那些实际参与到节庆中的人来说才是充满意义的。”[5]深入细致的体验既是读者参与文本读解和重建的过程，也是文本参与读者心灵滋润和生命成长的过程。而现代派小说更是把陌生化技巧覆盖于从文辞语言、段落篇章到整体的一切层面，希图充分调动起读者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一起踏上发现“内心世界”的旅途。如果读者只是站在作品的外围，自然不能化“文本事件”为“心灵事件”，知识与能力无所归依，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更无从谈起。所以，就现代派小说的读解而言，读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放弃对原先作品成规的坚守和期待，以一颗空静之心进入作品内部，默许和跟踪语言组合的陌生化状态，聆听并感受其丰富复杂的隐秘世界。
二、揣摩：留心象征化的意象组合
塑造具体可感的文学形象是一切文学种类的中心环节。和现实主义小说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推崇不同，现代派小说更倾向于使用象征性的人物、事件和场景来建构自己的形象体系。此类形象理论界称之为“意象”（亦即“表意之象”），它的设立往往不考虑现实逻辑上的真实性或合理性，而更多是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存在或者“意义”之载体。读者在体验文本、穿越语言丛林的同时，需要对核心意象（决定故事走向和性质的人、物或场景）和密集意象（多次出现）做一定的注目和留意，揣摩其所暗示映射的意义所指，为更深入解读文本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篇赢得“朴素”美誉的现代派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诸多意象自然没有卡夫卡的“大甲虫”、“骑桶者”那样扭曲变形、怪诞夸张，但也颇为耐人寻味甚至触目惊心。首先是“人”的意象：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和“司机”是一对亲密接触的意象组合，“我”凭借未出门时已建构起来的规则（礼尚往来、善良正义）行走江湖却处处受挫直至遍体鳞伤，“我”之受伤、“我”之茫然、“我”之收获自然就具有了超出文本之“我”更多的指代；“司机”作为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则行为多变貌似不可理喻，但在其善变背后却是对现实的清醒和选择。一个可以看做至善规则的坚守者，类似于“超我”；一个则是现实原则的选择者，类似于“自我”。当然还有群体面目呼啸而至的抢劫者——“本我”，来势汹汹横扫一切。三者之间的冲突既隐喻了人类个体也暗示着人类群体绵绵不绝的纠葛和纷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其实是一部心理剧，展示的是自己内心的痛苦、撕裂和最终的成长。其次是“物”：“公路”“旅店”“汽车”和“红背包”等密集或核心意象。高低起伏漫无尽头的“公路”意义显豁——没有人能代替“我”去经历，就像没有人能代替我吃饭一样，个中酸甜苦辣我只能独自吞咽；“旅店”是人在征途的必要支撑，对其孜孜不倦的寻找既是来自身体也是来自灵魂的渴求，其匮乏和缺失将导致身心的不堪重负和远行的草草结束；“汽车”是“我”到达“旅店”的最便利工具，然而自身也是不堪一击的，它在给我提供可能便利的同时却给我造成了最大伤害，暗示着现代文明本身并不能解决人的存在之惑；“红书包”来自父亲的馈赠，里面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原来的生存系统所赋予“我”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产，它的被抢标志着原来之“我”的彻底沦陷。 总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代派小说中的意象是作家为表意而精心设计的“提线木偶”，它无视生活逻辑上的“真实”与“合理”，而优先服务于作家的哲理思考和情感寄托。只要洞悉了作家“立象以尽意”的基本创作方法，我们将不再对“大甲虫”真实与否或“司机”合理与否耿耿于怀，而是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揣摩其身上寄寓的意义奥秘。在诸多怪诞离奇的意向背后，必然留下“意义”活动的蛛丝马迹。尽管在实际读解活动中确实会因为意象的隐晦模糊而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但只要把握住从意象自身特质出发和兼顾全文语境这两条底线，我们的揣摩就会有令人满意的收获。
三、整合：梳理荒诞化的故事设置
表面看来现代主义小说尤其是意识流等派别并不太重视故事讲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摒弃的只是首尾一致、因果相连、前后相继等秩序井然的传统故事讲述方法，转而对飘忽不定、逻辑混乱、晦涩无常等架构故事的方式青睐有加。这种重建叙事规则的雄心在彰显其独特审美追求的同時，把故事本身也变得迷离模糊甚至是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原来清晰明畅的故事现在则显得荒诞难解不可理喻——也正因为如此原来“人物、故事、情节”三要素的解读方式变得寸步难行。
但如果能够精心梳理这些浮在表层的故事成分并对之进行适当整合，我们当可以在许多现代主义经典文学文本的叙事表层下发掘出被作家有意隐藏的深层结构模式，从而为相关小说文本的解读开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例，尽管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各具特色，但只要我们认真审视、梳理和整合这些故事情节，却可以比较轻易的发现其中的相似或共同之处：我挥手拦车——汽车根本不停，我让了烟——司机让我滚，我想打一架——司机接受了我，我问老乡附近有没有旅店——老乡问我车上装的是什么，我阻拦他们抢苹果——他们狠狠的揍我，我帮助司机——司机无动于衷并抢了我的红书包，把这些故事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基本单位，我们发现它们设置的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即“想象”和“见到”的深层对立——而《十八岁出门远行》也正是以此来营造情节和建构文本的。在二者的强烈对比和错位中，“见到”的真实境遇一次次构成了对源自常识常理的“想象”的嘲弄和碾压：“我”基于原有生活经验而来的价值体系轰然倒塌，真实的世界呼啸而至，不可理喻又残酷无比；但也正因如此，每次的“见到”都在颠覆了“我”原有经验视野的同时，也无比撕裂却更加震撼的充盈着“我”的生命体验，从而使“我”的“出门远行”具有了受虐之旅和收获之旅的复合形态。而“我”置身半途却在遍体鳞伤的汽车中找到了心心念念的旅店这一旅途中最后的“想象”与“见到”的张力事件则把全文推向了高潮，从而使自己的远行之旅获得了精神本质意义上的升华。
一旦发现了这种“想象”和“见到”的对立模式，其实我们就已经从注重文本事件的平面阅读进入到了梳理和整合情节之后的垂直阅读，并挖掘出了构成小说深层结构精髓的“二元对立”样态。由其出发，《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事匠心和深层意蕴也开始变得显豁起来。
四、求解：哲理化的意蕴迷局
其实在体验陌生化的语言、揣摩象征化的意象组合尤其是整合荒诞化的故事设置过程中，《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主题意蕴已经慢慢浮现出来：人的成长注定是一场孤独的心灵冒险，所有的纠结、厮杀和蜕变都将发生在个体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外人无从介入也无法扶持；而构成“触目”现实的身体遭遇无论多么血腥残酷和不可理喻都不过是为其成长提供了最良好的冒险契机。人的成长又注定是一个阵痛煎熬乃至撕裂的过程，旧有的世界和价值观不断被打破和颠覆，陌生世界猝不及防又蛮横专断的攻破自己的舒适区，除了直面和经历人们没有别的选择。而最终来看，人的成长又注定是一个自我选择、自我建构的过程，无论陌生的世界多么蛮横强大，其间自己又多么遍体鳞伤，而“是懦夫把自己变成了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了英雄”（萨特语）式的“人就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的成长命题依然成立，就像无限悲伤的“我”在遍体鳞伤的汽车上寻找到了温暖的“旅店”——这是一个劫后余生的成长主题，历经劫难依然热爱这个世界的最好表达。所以，《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主旨意蕴绝不是灰色悲观的，也不是仅仅是对成人世界的控诉，这不过是它的表面伪装，而骨子里面，余华的这部小说写出的是对成长的最虔诚信仰——只有敢于直面和经历了残酷的真相而依然对人生满怀热爱和珍惜的“我”们才最有资格获得宝贵的成长馈赠。
由此可以看出，当人们更多的指责现代派作品往往散发着阴郁感伤、荒诞迷惘的衰败气息因而不太适合以积极进取为主流的青少年价值观时，这一结论无疑过于简单化了。我们承认其类文本倾向于对人类异化状态和“现代人的困惑”的发现与表达：荒诞大于合理，残酷淹没了温情，但总体而言，不少经典作品依然展示出了人们面对荒诞的勇气、突破绝望的努力之骄傲姿态——这些深层正能量的主旨意蕴一旦能够捕获，就能够在扩充学生生命体验的同时，激发其直面困境、突破束缚的勇气，丰富其多维度的生命情感，同时自然也打消了我们对其类文本是否适合青少年学生的疑虑。
当然，和传统小说多以坚定而鲜明的姿态来弘扬真善美抨击假丑恶不同，现代派小说则把自己的触角更尖锐的探向社会和人生的底层真实，在玩世不恭、荒诞滑稽的掩护下力图展示更形而上意义层面的人生境遇，从而往往具有了哲理小说的风韵和特质——破解其意蕴的迷局也就自然成了解读这类小说的当务之急和价值依归，而破解的唯一途径就隐藏在组成文本的从语言、意象到故事架构的字里行间。
注释：
[1]杨爱国.高中语文现代派文学教学初探.[D].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2006：2
[2]高树新.高中语文不应忽视现代派作品教学.[J].教研天地.2008（10）：13
[3]余华.虚伪的作品.见《上海文艺》.1989年第5期.第284页。
[4]转引自《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45页。
[5]转引自《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李建盛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108页。
没有人会否认包括现代派小说在内的现代派文学在语文学习中的重要价值，但同时也没有人会否认其在学习实践中的巨大障碍，特别是其光怪陆离、朦胧晦涩的艺术图式和大众审美视野相去甚远，委实难以调动学生（包括部分教师）的阅读兴趣——不好读和由此导致的不爱读正是导致诸多师生对现代派小说望而生畏甚至生厌的主要原因。具体到一线教学实践，许多教师依然尚未真正脱离“聊聊时代背景，讲讲作者出身，谈谈人生感想”或“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等传统手段的套路，在现代派作品面前明显水土不服。
引导学生的读解行为，帮助学生突破读解障碍、调动其阅读兴趣才是缓解当下高中语文现代派小说遭受冷遇的当务之急。本文将以一线师生比较熟悉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例，从扩充学生审美视野出发，尝试构建一种既不背离现代派小说特色又符合新课标三维目标精神并充分兼顾到师生实际的作品读解策略。
一、体验：突破陌生化的语言障碍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如果没有相关阅读经验，这样的语言呈现确实让人不知所措甚至心生厌恶。在现代派作品里，诸如此类无厘头的语言组合和行文风格比比皆是，和传统文学对文辞优美、句法考究的语言追求形成强烈反差。推究溯源，此种语言来自于作家“内心真实”表达的强劲追求——“为了表达的真实，语言只能冲破常识，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呈现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几个层面，并且在语法上能够并置、错位、颠倒、不受语法固有序列束缚的表达方式。”[3]如此怪诞的表达方式在满足作者抒写独特感受的同时，也确实对读者尤其是中学生的阅读期待形成一种强大的摧残和颠覆。
但这种摧残和颠覆给读者所带来的挫败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必然是新奇和震撼——“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4]现代派作家希望依靠陌生化的语言形式打破人们对待事物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麻木态度，极大程度调动起读者的积极性，重新以一种“只如初见”般仔细注视、铭心领会的目光和视野对待“文中之物”。也就是说，现代派作品并不是要拒读者于千里之外，相反，它是以增加感觉难度、延长接受时间的独特方式邀约读者置身其中和对象亲密接触——“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比如当我们置身于“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中时，感受到的是晃晃悠悠、飘忽不定的梦幻色彩（而这正奠定了全文的风格基调），“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则是“我”对自己已经长大这一事实的坚定确认和无比珍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则把“我”伤势严重后心有不甘却又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却又不忍放弃的困惑、悲哀、痛苦、压抑传达的淋漓尽致。这些陌生化的语言组合就像海面上漂浮的冰山，用心体验，才会捕捉到海面下体积巨大的绚丽世界。
伽达默尔曾经把文学比作节庆，而“节庆的特征就在于，它只是对那些实际参与到节庆中的人来说才是充满意义的。”[5]深入细致的体验既是读者参与文本读解和重建的过程，也是文本参与读者心灵滋润和生命成长的过程。而现代派小说更是把陌生化技巧覆盖于从文辞语言、段落篇章到整体的一切层面，希图充分调动起读者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一起踏上发现“内心世界”的旅途。如果读者只是站在作品的外围，自然不能化“文本事件”为“心灵事件”，知识与能力无所归依，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更无从谈起。所以，就现代派小说的读解而言，读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放弃对原先作品成规的坚守和期待，以一颗空静之心进入作品内部，默许和跟踪语言组合的陌生化状态，聆听并感受其丰富复杂的隐秘世界。
二、揣摩：留心象征化的意象组合
塑造具体可感的文学形象是一切文学种类的中心环节。和现实主义小说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推崇不同，现代派小说更倾向于使用象征性的人物、事件和场景来建构自己的形象体系。此类形象理论界称之为“意象”（亦即“表意之象”），它的设立往往不考虑现实逻辑上的真实性或合理性，而更多是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存在或者“意义”之载体。读者在体验文本、穿越语言丛林的同时，需要对核心意象（决定故事走向和性质的人、物或场景）和密集意象（多次出现）做一定的注目和留意，揣摩其所暗示映射的意义所指，为更深入解读文本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篇赢得“朴素”美誉的现代派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诸多意象自然没有卡夫卡的“大甲虫”、“骑桶者”那样扭曲变形、怪诞夸张，但也颇为耐人寻味甚至触目惊心。首先是“人”的意象：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和“司机”是一对亲密接触的意象组合，“我”凭借未出门时已建构起来的规则（礼尚往来、善良正义）行走江湖却处处受挫直至遍体鳞伤，“我”之受伤、“我”之茫然、“我”之收获自然就具有了超出文本之“我”更多的指代；“司机”作为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则行为多变貌似不可理喻，但在其善变背后却是对现实的清醒和选择。一个可以看做至善规则的坚守者，类似于“超我”；一个则是现实原则的选择者，类似于“自我”。当然还有群体面目呼啸而至的抢劫者——“本我”，来势汹汹横扫一切。三者之间的冲突既隐喻了人类个体也暗示着人类群体绵绵不绝的纠葛和纷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其实是一部心理剧，展示的是自己内心的痛苦、撕裂和最终的成长。其次是“物”：“公路”“旅店”“汽车”和“红背包”等密集或核心意象。高低起伏漫无尽头的“公路”意义显豁——没有人能代替“我”去经历，就像没有人能代替我吃饭一样，个中酸甜苦辣我只能独自吞咽；“旅店”是人在征途的必要支撑，对其孜孜不倦的寻找既是来自身体也是来自灵魂的渴求，其匮乏和缺失将导致身心的不堪重负和远行的草草结束；“汽车”是“我”到达“旅店”的最便利工具，然而自身也是不堪一击的，它在给我提供可能便利的同时却给我造成了最大伤害，暗示着现代文明本身并不能解决人的存在之惑；“红书包”来自父亲的馈赠，里面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原来的生存系统所赋予“我”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产，它的被抢标志着原来之“我”的彻底沦陷。 总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代派小说中的意象是作家为表意而精心设计的“提线木偶”，它无视生活逻辑上的“真实”与“合理”，而优先服务于作家的哲理思考和情感寄托。只要洞悉了作家“立象以尽意”的基本创作方法，我们将不再对“大甲虫”真实与否或“司机”合理与否耿耿于怀，而是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揣摩其身上寄寓的意义奥秘。在诸多怪诞离奇的意向背后，必然留下“意义”活动的蛛丝马迹。尽管在实际读解活动中确实会因为意象的隐晦模糊而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但只要把握住从意象自身特质出发和兼顾全文语境这两条底线，我们的揣摩就会有令人满意的收获。
三、整合：梳理荒诞化的故事设置
表面看来现代主义小说尤其是意识流等派别并不太重视故事讲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摒弃的只是首尾一致、因果相连、前后相继等秩序井然的传统故事讲述方法，转而对飘忽不定、逻辑混乱、晦涩无常等架构故事的方式青睐有加。这种重建叙事规则的雄心在彰显其独特审美追求的同時，把故事本身也变得迷离模糊甚至是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原来清晰明畅的故事现在则显得荒诞难解不可理喻——也正因为如此原来“人物、故事、情节”三要素的解读方式变得寸步难行。
但如果能够精心梳理这些浮在表层的故事成分并对之进行适当整合，我们当可以在许多现代主义经典文学文本的叙事表层下发掘出被作家有意隐藏的深层结构模式，从而为相关小说文本的解读开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例，尽管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各具特色，但只要我们认真审视、梳理和整合这些故事情节，却可以比较轻易的发现其中的相似或共同之处：我挥手拦车——汽车根本不停，我让了烟——司机让我滚，我想打一架——司机接受了我，我问老乡附近有没有旅店——老乡问我车上装的是什么，我阻拦他们抢苹果——他们狠狠的揍我，我帮助司机——司机无动于衷并抢了我的红书包，把这些故事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基本单位，我们发现它们设置的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即“想象”和“见到”的深层对立——而《十八岁出门远行》也正是以此来营造情节和建构文本的。在二者的强烈对比和错位中，“见到”的真实境遇一次次构成了对源自常识常理的“想象”的嘲弄和碾压：“我”基于原有生活经验而来的价值体系轰然倒塌，真实的世界呼啸而至，不可理喻又残酷无比；但也正因如此，每次的“见到”都在颠覆了“我”原有经验视野的同时，也无比撕裂却更加震撼的充盈着“我”的生命体验，从而使“我”的“出门远行”具有了受虐之旅和收获之旅的复合形态。而“我”置身半途却在遍体鳞伤的汽车中找到了心心念念的旅店这一旅途中最后的“想象”与“见到”的张力事件则把全文推向了高潮，从而使自己的远行之旅获得了精神本质意义上的升华。
一旦发现了这种“想象”和“见到”的对立模式，其实我们就已经从注重文本事件的平面阅读进入到了梳理和整合情节之后的垂直阅读，并挖掘出了构成小说深层结构精髓的“二元对立”样态。由其出发，《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事匠心和深层意蕴也开始变得显豁起来。
四、求解：哲理化的意蕴迷局
其实在体验陌生化的语言、揣摩象征化的意象组合尤其是整合荒诞化的故事设置过程中，《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主题意蕴已经慢慢浮现出来：人的成长注定是一场孤独的心灵冒险，所有的纠结、厮杀和蜕变都将发生在个体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外人无从介入也无法扶持；而构成“触目”现实的身体遭遇无论多么血腥残酷和不可理喻都不过是为其成长提供了最良好的冒险契机。人的成长又注定是一个阵痛煎熬乃至撕裂的过程，旧有的世界和价值观不断被打破和颠覆，陌生世界猝不及防又蛮横专断的攻破自己的舒适区，除了直面和经历人们没有别的选择。而最终来看，人的成长又注定是一个自我选择、自我建构的过程，无论陌生的世界多么蛮横强大，其间自己又多么遍体鳞伤，而“是懦夫把自己变成了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了英雄”（萨特语）式的“人就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的成长命题依然成立，就像无限悲伤的“我”在遍体鳞伤的汽车上寻找到了温暖的“旅店”——这是一个劫后余生的成长主题，历经劫难依然热爱这个世界的最好表达。所以，《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主旨意蕴绝不是灰色悲观的，也不是仅仅是对成人世界的控诉，这不过是它的表面伪装，而骨子里面，余华的这部小说写出的是对成长的最虔诚信仰——只有敢于直面和经历了残酷的真相而依然对人生满怀热爱和珍惜的“我”们才最有资格获得宝贵的成长馈赠。
由此可以看出，当人们更多的指责现代派作品往往散发着阴郁感伤、荒诞迷惘的衰败气息因而不太适合以积极进取为主流的青少年价值观时，这一结论无疑过于简单化了。我们承认其类文本倾向于对人类异化状态和“现代人的困惑”的发现与表达：荒诞大于合理，残酷淹没了温情，但总体而言，不少经典作品依然展示出了人们面对荒诞的勇气、突破绝望的努力之骄傲姿态——这些深层正能量的主旨意蕴一旦能够捕获，就能够在扩充学生生命体验的同时，激发其直面困境、突破束缚的勇气，丰富其多维度的生命情感，同时自然也打消了我们对其类文本是否适合青少年学生的疑虑。
当然，和传统小说多以坚定而鲜明的姿态来弘扬真善美抨击假丑恶不同，现代派小说则把自己的触角更尖锐的探向社会和人生的底层真实，在玩世不恭、荒诞滑稽的掩护下力图展示更形而上意义层面的人生境遇，从而往往具有了哲理小说的风韵和特质——破解其意蕴的迷局也就自然成了解读这类小说的当务之急和价值依归，而破解的唯一途径就隐藏在组成文本的从语言、意象到故事架构的字里行间。
注释：
[1]杨爱国.高中语文现代派文学教学初探.[D].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2006：2
[2]高树新.高中语文不应忽视现代派作品教学.[J].教研天地.2008（10）：13
[3]余华.虚伪的作品.见《上海文艺》.1989年第5期.第284页。
[4]转引自《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45页。
[5]转引自《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李建盛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