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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乃至文学创作的先河。其极高艺术成就，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它开创性地运用了许多艺术手法来丰富语言的表现力，在叙事、状物、抒情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和极高的成就。四言为主的语言，丰富而多样的变化，双声叠韵的词语，重章叠句的形式，赋、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等都成了《诗经》的极大特色，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诗经 语言 声韵 赋比兴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着极高的地位。《诗经》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语言的运用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乃至文学创作的先河。研究《诗经》的语言艺术对于认识我国诗歌语言艺术的渊源以及后代诗歌语言艺术的发展都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诗经》是在语言运用上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的一部经典诗集，它开创性地运用了许多艺术手法来丰富语言的表现力，在叙事、状物、抒情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和极高的成就。《诗经》主要以四言为主；词语丰富而具体化；大量地使用双声叠韵的词语，而且叠音词的使用数量非常之大，同时还善于运用模拟声音的词语；在行文之中长于运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咏唱；《诗经》的用韵也很有特色，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诗经》在修辞上也有许多特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对于提高其语言的艺术水平也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诗经》在语言运用上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下面就分而论之。
一、 四言为主的诗句
《诗经》语言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四言诗的特征。翻开《诗经》，它给我们的最大印象就是它的诗大都是四言的，这也是它与后代诗歌最大的区别之一。
如《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全诗三章，每章八句，每句四言。这在《诗经》中是非常典型的。实际上不只《硕鼠》，在《诗经》305篇中，绝大部分诗歌都是四言诗。
作为一个现代人或一个初涉文学的人，他所受到的文学启蒙教育大概基本上都是唐诗宋词、千家诗之类的。所接触到的诗大概也都是“朝辞白帝彩云间，……”或“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等。而这些诗都是七言的或五言的。或许只有旧时代的人少入师塾，才能接触子曰诗云之类的内容，才能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的句子。
实际上，翻开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我们不难看到，中国诗歌是以七言和五言为正例的。《诗经》的四言诗只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开端。随后出现的楚辞就是以七言为主的了。中国诗歌历经几千年的演变，逐渐产生了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以至于后来还有的八言诗、九言诗。经过千百年来历代先人的创作实践，最终形成了以五言、七言为正例的诗歌形式，这也反映了诗歌形式美的最为稳定、最为成熟的诗歌形式。
那么，《诗经》中的诗，为什么以四言为主呢？这与《诗经》产生的时代是分不开的。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起点，产生于二千多年前的周代。与其它一切事物一样，文学及其语言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繁荣成熟的过程。《诗经》中的语言是产生于我国文学的初始阶段，还处于文学语言的开端初创时期，远没有后代文学语言的丰富与成熟，自然照比后代的五言和七言，四言的表现力，尤其是韵律上还大有距离。但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四言已经是那个时代表现力最为强大的语言了，是当时诗歌创作所能选择的最好的语言形式了。比之于二言、三言，其表现力已十分强大了。
如《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⑴
这就是一首在《诗经》之前的原始诗歌形态的东西，比之于《诗经》自然是简单、幼稚得多了。
可见《诗经》中的四言诗虽然不及后世的五言诗甚至于七言诗表现力那么丰富，形式那么完美，但在当时，应当是十分完美的语言样式了。
当然，《诗经》中也有二言、三言、五言直至九言的。然而，杂言在诗中仅占少数句子，且有杂言的诗，比例也很小，而以杂言为主的诗只是个别的。
如《王风·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
此诗中，杂言只是个别句子，而像这样有杂言的诗，在《诗经》中也只占少数。在《诗经》中绝大部分诗歌以四言为主的情况下，杂言就只是个别现象。诗人在表达感情时，一时没有恰当的四言句子，就只好以生活语言入诗了。
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
像这样全篇杂言的诗，在《诗经》中只是极少数。但其句式也是长短有致，音韵和谐，读起来错落有致，琅琅上口，很有节奏感。
因此，这仅是个个例，《诗经》中的诗还是以四言为主的。这除了上文所说它产生于文学之初，尚未完善的原因之外，它的不以二言、杂言以至于五言、七言为主而以四言为主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诗经》诗歌的是二节拍的，四言一句，二字一拍，韵律和谐，十分上口。这是因为这些诗大都产生于劳动、生活，直接来源于实践，是唱出来的，而非后代诗歌出于诗人的“推敲”苦吟，因而节奏鲜明。而二节拍的节奏十分便于歌唱，便于记诵。因此《诗经》中的诗也就以四言为主了。 如《周南·夭桃》：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此诗即是直接源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吟唱上口，清朗悦耳，四言二拍，音韵和谐。再如《小雅·伐木》：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独求友声。
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
此诗即是劳动生活的直接反映，是对劳动生活的直接吟咏。也是四言二拍，琅琅上口的。
如此，《诗经》中的诗的四言现象既是当时文学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当时诗歌形式的特点所决定的。
后代诗歌的创作，随着诗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和诗歌音韵形式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诗歌由口头传唱转为文人创作，四言诗也就逐渐被五言诗进而被七言诗所取代了。
二、 词语的丰富和具体化
《诗经》语言的另一个艺术特色是词语的丰富性和具体化。
尽管作为诗句的形式，《诗经》中的句子尚处于初始阶段，但作为诗句中的词语，《诗经》中的词语却已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作为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文字形态的甲骨文实际上已经是十分成熟的文学了，当时自然、社会中的许多事物都可以表述。及至发展到了周代以后，词语就更加丰富了。表示自然、社会中各种事物、现象的词语在《诗经》中都大量地出现了。
现代汉语的常用字是三千左右，这些字足以满足一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而据有关学者统计，《诗经》中使用的单字就接近三千个⑵，可表达约四千个左右的意义，尽管这些字还都以单音节形式出现而不能像现代汉语那样组成双音节词汇，但其表现力的强大也已经十分惊人了。专家统计，表示各种草木、鸟类、兽类、昆虫和鱼类的词语就各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之多。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其丰富了。这也说明了《诗经》时代的人对于客观事物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同样，表示人物各种动作的词语也相当丰富。仅表示手的动作的动词就有按、攘、抱、携、指、掺、挟、挹、握、提、拊、拾等五十多个⑶。表明了《诗经》时代的人对于事物的辩认能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之高。这方面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
如《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撷之。
此诗全面描写了采芣苡的整个过程，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且多半是重复之句，但其动词的运用非常丰富，仅表示采摘的动作就有六个，《诗经》中词语之丰富，表现力之强大可见一斑。
不唯此例，其它诗亦然。如前文所举的《魏风.硕鼠》，文章中分别用了“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表现了农作物在不同生长时期的名称。再如《魏风.伐檀》中，分别用了“坎坎伐檀兮”，“坎坎伐轮兮”，“坎坎伐辐兮”，表示伐木造车的不同过程；用“胡取禾三百廛兮”，“胡取禾三百亿兮”，“胡取禾三百囷兮”来表现不同的数量，用“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胡瞻尔庭有是特兮”，“胡瞻尔庭有是鹑兮”表示不同的动物。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足见《诗经》时代，人们已经能够注意到自然、人类社会中多个不同的方面，并能运用丰富的词汇加以表现。不仅反映出人们对于事物及其相互间关系的辨识能力，而且反映出当时诗歌语言的丰富性。
与词语的丰富性相联系，《诗经》中的词语还具体化的特点。当时的人们虽然对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许多现象都有所认识，也能够用语言加以表现，但是对于事物的抽象概括还远未达到后代文学语言的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达到的程度。这也是当时语言的一个特征，是语言尚不成熟的一个标志。即对一类事物有许多关于其多种具体形态的表现，而缺乏一个抽象的概括。
如《郑风·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此诗三章，每章十句，叙写了大叔骑马的样子。但三章中分别用了“乘乘马”、“乘乘黄”、“乘乘鸨”，并用了“两骖”，“两服”等词语，当然也有一处用到了“马”字。当时虽然已有了“马”字，但似乎“马”字并没有发展到足以概括各种马的抽象程度，还有表现各种不同形态的“马”的词语并存着；或许当时的构词法还不足以完善到表示同类事物都可以用“皮毛黄白相间的马”，“皮毛黑白相间的马”的方式去构词。因此在表示同类事物的时候就有了许多表示不同形态的具体化的词语存在。这使我们联想到今天的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中没有“雪”这样一个能抽象各种形态雪的词语，而只有“飘舞的雪”，“地上的雪”等具体形态的词语。这与我国《诗经》时代的某些语言现象有相似之外。而这样的方式恰恰表明了《诗经》语言的丰富性和形象性。使诗文更加形象鲜明，生动活泼，增强了文学的可读性和艺术的感染力。
后代文学，尽管也在不断地选词炼字，以求增强诗文的生动形象性，但是已不再采用《诗经》中的方式了。因为后代文学的语言已经发展成了一种相当成熟的语言，遣词造句完全可以采用另外的方式了。
三、 双声叠韵的特点
《诗经》语言艺术的第三个特征是双声叠韵。在《诗经》中双声叠韵的使用是相当广泛的，大部分诗中都有这种现象。
如《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经》的第一首诗，其中“参差”、“辗转”是双声词，“窈窕”是叠韵词。
双声叠韵词语的运用，是《诗经》时代诗歌的一大特色。它来自古时劳动人民对于客观事物的细致观察和辨识以及口语表达的自然。如《周南.关雎》中的“参差”，表现了河边荇菜繁茂葱茏的样子，似乎也暗衬出青年男女朦胧初动的情愫，形象生动；“窈窕”一词则表现了青年心目中的“淑女”的美好形象，充分地表现出女子文静姣好，娴淑优美的形象；“辗转”一词则表现了青年男子思念青年女子夜不成寐的样子。这些词语的运用不仅朴素、自然、亲切、清新，而且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既生动形象地表现客观事物，又很好地表达出了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同时还增加了诗的音乐美，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此外，《诗经》中其它诗中也有大量的双声叠韵词语的运用。双声的如“玄黄”、“踟躇”等，叠韵的如“崔嵬”、“逍遥”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双声叠韵词语被广泛运用，也是由古人遣词造句的一种方式决定的。大概是双声叠韵的词语易造而且更易于吟唱的缘故。因为有双声叠韵的词语大量入诗，读起来确实悦耳动听。这也是双声叠韵词语在《诗经》中被大量使用的另一个原因。
双声叠韵对于汉代五言诗也有一定的影响。汉代是五言诗正式登上文坛的时代，尽管五言诗在《诗经》就已萌芽产生，但做为一种独立的诗体还是在汉代才产生的。其实在五言诗之前的汉赋就可见双声叠韵的影响。
如司马相如所写：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崭巖嵾嵳。
……
到了汉代的五言诗，仍可见双声叠韵的影子。
如《赠妇诗》：
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
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
又如《古诗十九首》中：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
可见双声叠韵不唯在《诗经》中，在后代诗歌中也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力。
在大量地运用双声叠韵的词语的同时，《诗经》中还大量地使用了叠音词。
如《小雅·采微》中的句子：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此诗中“依依”、“霏霏”、“迟迟”都是叠音词，这样的词语的使用，很好地表现了客观事物的状态，也很好地表达了作者的心情。情真意切，形态逼真，感人至深。
《诗经》中类似的词还有“夭夭”，“肃肃”、“翼翼”等等。
关于这一点，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物色》当中有很好的解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刘勰对于叠音词在诗句中的作用可以说是说到了关键之处。
另外，《诗经》中还善于运用摹声拟音的词语。如《关睢》中以“关关”形容鸟的叫声，就十分形象地将关睢这种水鸟清脆响亮的叫声表现出来了。又如《伐檀》里多次用“坎坎”二字摹写砍伐檀木的声音，也十分生动。再如前文所写，刘勰译说《诗经》以“喈喈”状写黄鸟的叫声，以“喓喓”写草虫的叫声。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模拟声音的词语的运用，不仅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事物的状态，为描写增加了新的手段，使之更加鲜明，而且也十分便于吟唱，更加上口悦耳。
双声叠韵、叠音词，拟音词的大量使用，都是《诗经》运用词语的特色。
四、 重章声句的特点
《诗经》在语言艺术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重章叠句。即相同的章句在不同的段落中反复出现，造成重叠复唱的形式。虽说这有似于篇章的问题，但它却是语言的反复与重叠。
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此诗全篇三章，每章三句，共三十六字。每章仅更换两个字，相同的章节反复咏唱，以表达人物的思念之情。
重章叠句的形式原于远古时期口头文学。远古时期的口头文学是口头传唱的，也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重章复唱是它的基本形式。《诗经》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尤其是《诗经》中的诗也是可以唱的，据说《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墨子·公孟篇》也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可见《诗经》是可以唱的。咏唱中的重章复唱，在文字上就是重章叠句。
除上文所举之例外，《诗经》中大部分篇章都有重章叠句的特点，尤以《国风》和《小雅》的部分篇章为突出。足见重章叠句是当时诗歌也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重章叠句在《诗经》各篇中也有不同的表现。有的通篇重叠，如《王风·采葛》及前文所举的《周南·芣苡》，各章只换几个字；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叠，如《周南.汉广》；有的隔章重叠，重首重尾，如前文所举《周南·关睢》。
重章叠句及在咏唱中的重章复唱反映了诗歌的音乐特点，便于记意，易于歌唱。其一唱三叠，回环往复的特点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而且有利于思想感情的表达，增强了抒情的效果和艺术感染力。既是一种语言运用的技巧，也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因此这一方法在《诗经》中被广泛使用。
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此诗三章，每章八句。其中重章叠句
显而易见。这种重叠方式不仅易于吟诵，便于歌唱，使较长篇幅亦能琅琅上口，而且在回环往复的咏唱之中层层递进，曲折委婉又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作者思慕心中伊人的思想感情。
此外，像《关睢》、《伐檀》、《君子于役》、等许多篇目都有这种情况，从而形成了诗歌创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后世诗歌虽然失去了随口传唱的音乐性特征，而使重章叠句的手法不再像《诗经》中的诗歌那样被广泛应用，然而在诗歌创作中仍然作为一种方法被经常使用，成为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方法和一条基本规律。
五、《诗经》的用韵
中国的诗歌创作是最讲求韵律的，一首音韵和谐的诗歌读起来琅琅上口，节奏分明；听起来也高低错落，清新悦耳。这些都使诗歌具有一种音乐美。而汉语的词语构成的独特方式也形成了一些在诗歌用韵方面的特殊规律。
汉语诗歌经过一个漫长时期的过程，历秦汉，经魏晋乃至于隋唐时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严格的形式。《诗经》时代虽然未如六朝、隋唐时期那么完善，但也有十分独到的地方，尤其是《诗经》的诗篇是适于传唱的，其韵律的特点就更加突出。
但是由于《诗经》距今年代久远，尤其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不重视音乐艺术，将其视为“百工”之行，只有盲人才做这些工作，及至后代则更是等而下之，流落到“黎园市井”之中，正统的文人学士皆不齿之。“六经”，“六艺”之中都有“乐”，但后来“乐”还是丢了，“六经”成了“五经”了，就连后世的《三字经》也告诉小孩子“乐经亡，不可求”，自汉以后，文人的诗歌创作基本上就是脱离了音乐的传文学创作，用韵也就成了一种纯文学技巧。虽然汉乐府也可唱，但已是“强弩之末”了；虽然宋词也可唱，但也只是“诗庄词媚”，正统的诗歌创作是不属于“乐”了。
因此，现代人探究《诗经》的用韵有着比较大的困难。
好在清代学者顾炎武对《诗经》的用韵（韵例）做了精深的研究，使我们对于《诗经》用韵的学习可以有所遵循。因此顾炎武先生被称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祖”。他的《日知录》和《音学五书》为《诗经》音韵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顾炎武的研究，《诗经》的用韵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首名，次句连用韵，第三句不用韵，而第四句用韵。如《关睢》的首章：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二） 隔句用韵。如《卷耳》的首章：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三）自首至来，句句用韵。如《卫风·考槃》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
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
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
以上三种用韵的例子是《诗经》用韵的常例，也是正例。类似的篇章不待胜举。
当然，《诗经》中的用韵也有变例，如转韵，如《采微》的首章等；如重韵等。其情况复杂，不再一一赘述。
从以上所举之例可以看出《诗经》的用韵已经十分完善，很好地表现了诗歌的持点，突出了诗歌的形式美，尤其表现出了音节之间的节拍，句与句之间的节奏，使其音韵和谐，产生了一种音乐美。特别是《诗经》的用韵不拘泥于某种形式，而是常常富于变化，充分体现了《诗经》时代诗歌创作的自由灵活，鲜活生动，挥洒自如的特点。
六、《诗经》中修辞格的运用
诗是语言的艺术，《诗经》亦如此。修辞作为锤炼语言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诗经》中也被广泛地使用着，而且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在此仅简要论之。
比喻，是《诗经》中常用之法。如《硕鼠》中以硕鼠来比喻好吃懒作，贫婪成性的奴隶主，十分形象。
反复，《诗经》中的重章叠句，实际上就是修辞学上的反复，反复咏唱，层层递进，思想感情逐渐升华，以求达到极好的表达目的。类似篇章比比皆是，如前“四”所论及举例，恕不重论。
比拟，比如《小雅·采微》之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描绘了杨柳啊娜多姿，情意绵绵，对人依依不舍之情态。
夸张，是文学创作中尤其是诗歌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手法。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没有夸张就没有艺术，同样也就没有诗歌。如前文所举之例《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就是夸张，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思念之苦。
排比，这种修辞方法可以造成一种层层迭加，步步递进，急急直上的效果，有利于作者感情、情绪的表达。其实，《诗经》中的重章叠句就是一种排比。不论是句的排比还是段的排比，都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诗经》的修辞格的运用是多方面的，使诗中的思想感情的表达更加生动形象，鲜明突出，艺术效果相当好，在此就不详加论述了。
七、《诗经》中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严格地说，赋、比、兴是作文之法而非用语之法。但由于此三法在作诗为文中的作用又不可避免地对语言的运用产生了影响，这里姑且论之。
前人研究《诗经》常提及“六义”，即以风、雅、颂并赋、比、兴合称也。据宋儒朱熹之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所谓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诗经》中的雅、颂常用此法。国风中虽不多见，但也有。如《豳风.七月》，就有大量铺叙。用语言铺陈，这是叙事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应用。叙事手法用于诗歌是很困难的，比之写景抒情更难于驾驭，同时诗的内容含量也增加了。可以说是诗歌创作手法的丰富和进步。
比就是比喻，在前文谈及修辞时已有所论述，在此不再重述。
兴，就是借助其它事物开头，以引起所欲吟咏之事物。而这一事物与诗中所要写的内容多半无直接关系。如《关睢》一诗，本写男女爱慕之事，而开头却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起首，它与诗的内容并无直接关系。但据说关睢之鸟雌雄相恋，永不分离，被称为贞鸟，故此以之兴事，扣住诗旨。当然，也有一些没有任何联系的。
修辞也好，赋、比、兴也好，都是《诗经》中锤炼语言，以表情达意的手段，对于思想感情的表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着良好的艺术效果，值得我们很好的借鉴学习。这些方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诗经》做为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在语言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四言诗的写作，词汇的运用，章法的选择以及修辞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就像一座丰碑矗立于中国文学史的源头，供后人仰望。它开创了诗歌创作的先河，为中国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汉以后的诗歌，尤其是唐代及其以后的诗歌创作中的许多形式及方法都源于此。《诗经》中的许多佳句名篇更是千古流传，历久不衰，具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因此，《诗经》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选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2]选自《〈诗经〉与楚辞》
[3]选自《〈诗经〉与楚辞》
[4]《文心雕龙》
[5]《日知录》
[6]《音学五书》
关键词： 诗经 语言 声韵 赋比兴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着极高的地位。《诗经》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语言的运用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乃至文学创作的先河。研究《诗经》的语言艺术对于认识我国诗歌语言艺术的渊源以及后代诗歌语言艺术的发展都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诗经》是在语言运用上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的一部经典诗集，它开创性地运用了许多艺术手法来丰富语言的表现力，在叙事、状物、抒情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和极高的成就。《诗经》主要以四言为主；词语丰富而具体化；大量地使用双声叠韵的词语，而且叠音词的使用数量非常之大，同时还善于运用模拟声音的词语；在行文之中长于运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咏唱；《诗经》的用韵也很有特色，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诗经》在修辞上也有许多特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对于提高其语言的艺术水平也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诗经》在语言运用上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下面就分而论之。
一、 四言为主的诗句
《诗经》语言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四言诗的特征。翻开《诗经》，它给我们的最大印象就是它的诗大都是四言的，这也是它与后代诗歌最大的区别之一。
如《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全诗三章，每章八句，每句四言。这在《诗经》中是非常典型的。实际上不只《硕鼠》，在《诗经》305篇中，绝大部分诗歌都是四言诗。
作为一个现代人或一个初涉文学的人，他所受到的文学启蒙教育大概基本上都是唐诗宋词、千家诗之类的。所接触到的诗大概也都是“朝辞白帝彩云间，……”或“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等。而这些诗都是七言的或五言的。或许只有旧时代的人少入师塾，才能接触子曰诗云之类的内容，才能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的句子。
实际上，翻开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我们不难看到，中国诗歌是以七言和五言为正例的。《诗经》的四言诗只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开端。随后出现的楚辞就是以七言为主的了。中国诗歌历经几千年的演变，逐渐产生了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以至于后来还有的八言诗、九言诗。经过千百年来历代先人的创作实践，最终形成了以五言、七言为正例的诗歌形式，这也反映了诗歌形式美的最为稳定、最为成熟的诗歌形式。
那么，《诗经》中的诗，为什么以四言为主呢？这与《诗经》产生的时代是分不开的。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起点，产生于二千多年前的周代。与其它一切事物一样，文学及其语言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繁荣成熟的过程。《诗经》中的语言是产生于我国文学的初始阶段，还处于文学语言的开端初创时期，远没有后代文学语言的丰富与成熟，自然照比后代的五言和七言，四言的表现力，尤其是韵律上还大有距离。但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四言已经是那个时代表现力最为强大的语言了，是当时诗歌创作所能选择的最好的语言形式了。比之于二言、三言，其表现力已十分强大了。
如《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⑴
这就是一首在《诗经》之前的原始诗歌形态的东西，比之于《诗经》自然是简单、幼稚得多了。
可见《诗经》中的四言诗虽然不及后世的五言诗甚至于七言诗表现力那么丰富，形式那么完美，但在当时，应当是十分完美的语言样式了。
当然，《诗经》中也有二言、三言、五言直至九言的。然而，杂言在诗中仅占少数句子，且有杂言的诗，比例也很小，而以杂言为主的诗只是个别的。
如《王风·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
此诗中，杂言只是个别句子，而像这样有杂言的诗，在《诗经》中也只占少数。在《诗经》中绝大部分诗歌以四言为主的情况下，杂言就只是个别现象。诗人在表达感情时，一时没有恰当的四言句子，就只好以生活语言入诗了。
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
像这样全篇杂言的诗，在《诗经》中只是极少数。但其句式也是长短有致，音韵和谐，读起来错落有致，琅琅上口，很有节奏感。
因此，这仅是个个例，《诗经》中的诗还是以四言为主的。这除了上文所说它产生于文学之初，尚未完善的原因之外，它的不以二言、杂言以至于五言、七言为主而以四言为主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诗经》诗歌的是二节拍的，四言一句，二字一拍，韵律和谐，十分上口。这是因为这些诗大都产生于劳动、生活，直接来源于实践，是唱出来的，而非后代诗歌出于诗人的“推敲”苦吟，因而节奏鲜明。而二节拍的节奏十分便于歌唱，便于记诵。因此《诗经》中的诗也就以四言为主了。 如《周南·夭桃》：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此诗即是直接源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吟唱上口，清朗悦耳，四言二拍，音韵和谐。再如《小雅·伐木》：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独求友声。
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
此诗即是劳动生活的直接反映，是对劳动生活的直接吟咏。也是四言二拍，琅琅上口的。
如此，《诗经》中的诗的四言现象既是当时文学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当时诗歌形式的特点所决定的。
后代诗歌的创作，随着诗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和诗歌音韵形式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诗歌由口头传唱转为文人创作，四言诗也就逐渐被五言诗进而被七言诗所取代了。
二、 词语的丰富和具体化
《诗经》语言的另一个艺术特色是词语的丰富性和具体化。
尽管作为诗句的形式，《诗经》中的句子尚处于初始阶段，但作为诗句中的词语，《诗经》中的词语却已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作为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文字形态的甲骨文实际上已经是十分成熟的文学了，当时自然、社会中的许多事物都可以表述。及至发展到了周代以后，词语就更加丰富了。表示自然、社会中各种事物、现象的词语在《诗经》中都大量地出现了。
现代汉语的常用字是三千左右，这些字足以满足一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而据有关学者统计，《诗经》中使用的单字就接近三千个⑵，可表达约四千个左右的意义，尽管这些字还都以单音节形式出现而不能像现代汉语那样组成双音节词汇，但其表现力的强大也已经十分惊人了。专家统计，表示各种草木、鸟类、兽类、昆虫和鱼类的词语就各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之多。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其丰富了。这也说明了《诗经》时代的人对于客观事物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同样，表示人物各种动作的词语也相当丰富。仅表示手的动作的动词就有按、攘、抱、携、指、掺、挟、挹、握、提、拊、拾等五十多个⑶。表明了《诗经》时代的人对于事物的辩认能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之高。这方面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
如《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撷之。
此诗全面描写了采芣苡的整个过程，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且多半是重复之句，但其动词的运用非常丰富，仅表示采摘的动作就有六个，《诗经》中词语之丰富，表现力之强大可见一斑。
不唯此例，其它诗亦然。如前文所举的《魏风.硕鼠》，文章中分别用了“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表现了农作物在不同生长时期的名称。再如《魏风.伐檀》中，分别用了“坎坎伐檀兮”，“坎坎伐轮兮”，“坎坎伐辐兮”，表示伐木造车的不同过程；用“胡取禾三百廛兮”，“胡取禾三百亿兮”，“胡取禾三百囷兮”来表现不同的数量，用“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胡瞻尔庭有是特兮”，“胡瞻尔庭有是鹑兮”表示不同的动物。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足见《诗经》时代，人们已经能够注意到自然、人类社会中多个不同的方面，并能运用丰富的词汇加以表现。不仅反映出人们对于事物及其相互间关系的辨识能力，而且反映出当时诗歌语言的丰富性。
与词语的丰富性相联系，《诗经》中的词语还具体化的特点。当时的人们虽然对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许多现象都有所认识，也能够用语言加以表现，但是对于事物的抽象概括还远未达到后代文学语言的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达到的程度。这也是当时语言的一个特征，是语言尚不成熟的一个标志。即对一类事物有许多关于其多种具体形态的表现，而缺乏一个抽象的概括。
如《郑风·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此诗三章，每章十句，叙写了大叔骑马的样子。但三章中分别用了“乘乘马”、“乘乘黄”、“乘乘鸨”，并用了“两骖”，“两服”等词语，当然也有一处用到了“马”字。当时虽然已有了“马”字，但似乎“马”字并没有发展到足以概括各种马的抽象程度，还有表现各种不同形态的“马”的词语并存着；或许当时的构词法还不足以完善到表示同类事物都可以用“皮毛黄白相间的马”，“皮毛黑白相间的马”的方式去构词。因此在表示同类事物的时候就有了许多表示不同形态的具体化的词语存在。这使我们联想到今天的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中没有“雪”这样一个能抽象各种形态雪的词语，而只有“飘舞的雪”，“地上的雪”等具体形态的词语。这与我国《诗经》时代的某些语言现象有相似之外。而这样的方式恰恰表明了《诗经》语言的丰富性和形象性。使诗文更加形象鲜明，生动活泼，增强了文学的可读性和艺术的感染力。
后代文学，尽管也在不断地选词炼字，以求增强诗文的生动形象性，但是已不再采用《诗经》中的方式了。因为后代文学的语言已经发展成了一种相当成熟的语言，遣词造句完全可以采用另外的方式了。
三、 双声叠韵的特点
《诗经》语言艺术的第三个特征是双声叠韵。在《诗经》中双声叠韵的使用是相当广泛的，大部分诗中都有这种现象。
如《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经》的第一首诗，其中“参差”、“辗转”是双声词，“窈窕”是叠韵词。
双声叠韵词语的运用，是《诗经》时代诗歌的一大特色。它来自古时劳动人民对于客观事物的细致观察和辨识以及口语表达的自然。如《周南.关雎》中的“参差”，表现了河边荇菜繁茂葱茏的样子，似乎也暗衬出青年男女朦胧初动的情愫，形象生动；“窈窕”一词则表现了青年心目中的“淑女”的美好形象，充分地表现出女子文静姣好，娴淑优美的形象；“辗转”一词则表现了青年男子思念青年女子夜不成寐的样子。这些词语的运用不仅朴素、自然、亲切、清新，而且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既生动形象地表现客观事物，又很好地表达出了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同时还增加了诗的音乐美，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此外，《诗经》中其它诗中也有大量的双声叠韵词语的运用。双声的如“玄黄”、“踟躇”等，叠韵的如“崔嵬”、“逍遥”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双声叠韵词语被广泛运用，也是由古人遣词造句的一种方式决定的。大概是双声叠韵的词语易造而且更易于吟唱的缘故。因为有双声叠韵的词语大量入诗，读起来确实悦耳动听。这也是双声叠韵词语在《诗经》中被大量使用的另一个原因。
双声叠韵对于汉代五言诗也有一定的影响。汉代是五言诗正式登上文坛的时代，尽管五言诗在《诗经》就已萌芽产生，但做为一种独立的诗体还是在汉代才产生的。其实在五言诗之前的汉赋就可见双声叠韵的影响。
如司马相如所写：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崭巖嵾嵳。
……
到了汉代的五言诗，仍可见双声叠韵的影子。
如《赠妇诗》：
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
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
又如《古诗十九首》中：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
可见双声叠韵不唯在《诗经》中，在后代诗歌中也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力。
在大量地运用双声叠韵的词语的同时，《诗经》中还大量地使用了叠音词。
如《小雅·采微》中的句子：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此诗中“依依”、“霏霏”、“迟迟”都是叠音词，这样的词语的使用，很好地表现了客观事物的状态，也很好地表达了作者的心情。情真意切，形态逼真，感人至深。
《诗经》中类似的词还有“夭夭”，“肃肃”、“翼翼”等等。
关于这一点，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物色》当中有很好的解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刘勰对于叠音词在诗句中的作用可以说是说到了关键之处。
另外，《诗经》中还善于运用摹声拟音的词语。如《关睢》中以“关关”形容鸟的叫声，就十分形象地将关睢这种水鸟清脆响亮的叫声表现出来了。又如《伐檀》里多次用“坎坎”二字摹写砍伐檀木的声音，也十分生动。再如前文所写，刘勰译说《诗经》以“喈喈”状写黄鸟的叫声，以“喓喓”写草虫的叫声。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模拟声音的词语的运用，不仅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事物的状态，为描写增加了新的手段，使之更加鲜明，而且也十分便于吟唱，更加上口悦耳。
双声叠韵、叠音词，拟音词的大量使用，都是《诗经》运用词语的特色。
四、 重章声句的特点
《诗经》在语言艺术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重章叠句。即相同的章句在不同的段落中反复出现，造成重叠复唱的形式。虽说这有似于篇章的问题，但它却是语言的反复与重叠。
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此诗全篇三章，每章三句，共三十六字。每章仅更换两个字，相同的章节反复咏唱，以表达人物的思念之情。
重章叠句的形式原于远古时期口头文学。远古时期的口头文学是口头传唱的，也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重章复唱是它的基本形式。《诗经》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尤其是《诗经》中的诗也是可以唱的，据说《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墨子·公孟篇》也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可见《诗经》是可以唱的。咏唱中的重章复唱，在文字上就是重章叠句。
除上文所举之例外，《诗经》中大部分篇章都有重章叠句的特点，尤以《国风》和《小雅》的部分篇章为突出。足见重章叠句是当时诗歌也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重章叠句在《诗经》各篇中也有不同的表现。有的通篇重叠，如《王风·采葛》及前文所举的《周南·芣苡》，各章只换几个字；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叠，如《周南.汉广》；有的隔章重叠，重首重尾，如前文所举《周南·关睢》。
重章叠句及在咏唱中的重章复唱反映了诗歌的音乐特点，便于记意，易于歌唱。其一唱三叠，回环往复的特点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而且有利于思想感情的表达，增强了抒情的效果和艺术感染力。既是一种语言运用的技巧，也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因此这一方法在《诗经》中被广泛使用。
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此诗三章，每章八句。其中重章叠句
显而易见。这种重叠方式不仅易于吟诵，便于歌唱，使较长篇幅亦能琅琅上口，而且在回环往复的咏唱之中层层递进，曲折委婉又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作者思慕心中伊人的思想感情。
此外，像《关睢》、《伐檀》、《君子于役》、等许多篇目都有这种情况，从而形成了诗歌创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后世诗歌虽然失去了随口传唱的音乐性特征，而使重章叠句的手法不再像《诗经》中的诗歌那样被广泛应用，然而在诗歌创作中仍然作为一种方法被经常使用，成为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方法和一条基本规律。
五、《诗经》的用韵
中国的诗歌创作是最讲求韵律的，一首音韵和谐的诗歌读起来琅琅上口，节奏分明；听起来也高低错落，清新悦耳。这些都使诗歌具有一种音乐美。而汉语的词语构成的独特方式也形成了一些在诗歌用韵方面的特殊规律。
汉语诗歌经过一个漫长时期的过程，历秦汉，经魏晋乃至于隋唐时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严格的形式。《诗经》时代虽然未如六朝、隋唐时期那么完善，但也有十分独到的地方，尤其是《诗经》的诗篇是适于传唱的，其韵律的特点就更加突出。
但是由于《诗经》距今年代久远，尤其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不重视音乐艺术，将其视为“百工”之行，只有盲人才做这些工作，及至后代则更是等而下之，流落到“黎园市井”之中，正统的文人学士皆不齿之。“六经”，“六艺”之中都有“乐”，但后来“乐”还是丢了，“六经”成了“五经”了，就连后世的《三字经》也告诉小孩子“乐经亡，不可求”，自汉以后，文人的诗歌创作基本上就是脱离了音乐的传文学创作，用韵也就成了一种纯文学技巧。虽然汉乐府也可唱，但已是“强弩之末”了；虽然宋词也可唱，但也只是“诗庄词媚”，正统的诗歌创作是不属于“乐”了。
因此，现代人探究《诗经》的用韵有着比较大的困难。
好在清代学者顾炎武对《诗经》的用韵（韵例）做了精深的研究，使我们对于《诗经》用韵的学习可以有所遵循。因此顾炎武先生被称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祖”。他的《日知录》和《音学五书》为《诗经》音韵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顾炎武的研究，《诗经》的用韵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首名，次句连用韵，第三句不用韵，而第四句用韵。如《关睢》的首章：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二） 隔句用韵。如《卷耳》的首章：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三）自首至来，句句用韵。如《卫风·考槃》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
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
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
以上三种用韵的例子是《诗经》用韵的常例，也是正例。类似的篇章不待胜举。
当然，《诗经》中的用韵也有变例，如转韵，如《采微》的首章等；如重韵等。其情况复杂，不再一一赘述。
从以上所举之例可以看出《诗经》的用韵已经十分完善，很好地表现了诗歌的持点，突出了诗歌的形式美，尤其表现出了音节之间的节拍，句与句之间的节奏，使其音韵和谐，产生了一种音乐美。特别是《诗经》的用韵不拘泥于某种形式，而是常常富于变化，充分体现了《诗经》时代诗歌创作的自由灵活，鲜活生动，挥洒自如的特点。
六、《诗经》中修辞格的运用
诗是语言的艺术，《诗经》亦如此。修辞作为锤炼语言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诗经》中也被广泛地使用着，而且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在此仅简要论之。
比喻，是《诗经》中常用之法。如《硕鼠》中以硕鼠来比喻好吃懒作，贫婪成性的奴隶主，十分形象。
反复，《诗经》中的重章叠句，实际上就是修辞学上的反复，反复咏唱，层层递进，思想感情逐渐升华，以求达到极好的表达目的。类似篇章比比皆是，如前“四”所论及举例，恕不重论。
比拟，比如《小雅·采微》之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描绘了杨柳啊娜多姿，情意绵绵，对人依依不舍之情态。
夸张，是文学创作中尤其是诗歌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手法。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没有夸张就没有艺术，同样也就没有诗歌。如前文所举之例《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就是夸张，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思念之苦。
排比，这种修辞方法可以造成一种层层迭加，步步递进，急急直上的效果，有利于作者感情、情绪的表达。其实，《诗经》中的重章叠句就是一种排比。不论是句的排比还是段的排比，都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诗经》的修辞格的运用是多方面的，使诗中的思想感情的表达更加生动形象，鲜明突出，艺术效果相当好，在此就不详加论述了。
七、《诗经》中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严格地说，赋、比、兴是作文之法而非用语之法。但由于此三法在作诗为文中的作用又不可避免地对语言的运用产生了影响，这里姑且论之。
前人研究《诗经》常提及“六义”，即以风、雅、颂并赋、比、兴合称也。据宋儒朱熹之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所谓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诗经》中的雅、颂常用此法。国风中虽不多见，但也有。如《豳风.七月》，就有大量铺叙。用语言铺陈，这是叙事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应用。叙事手法用于诗歌是很困难的，比之写景抒情更难于驾驭，同时诗的内容含量也增加了。可以说是诗歌创作手法的丰富和进步。
比就是比喻，在前文谈及修辞时已有所论述，在此不再重述。
兴，就是借助其它事物开头，以引起所欲吟咏之事物。而这一事物与诗中所要写的内容多半无直接关系。如《关睢》一诗，本写男女爱慕之事，而开头却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起首，它与诗的内容并无直接关系。但据说关睢之鸟雌雄相恋，永不分离，被称为贞鸟，故此以之兴事，扣住诗旨。当然，也有一些没有任何联系的。
修辞也好，赋、比、兴也好，都是《诗经》中锤炼语言，以表情达意的手段，对于思想感情的表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着良好的艺术效果，值得我们很好的借鉴学习。这些方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诗经》做为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在语言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四言诗的写作，词汇的运用，章法的选择以及修辞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就像一座丰碑矗立于中国文学史的源头，供后人仰望。它开创了诗歌创作的先河，为中国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汉以后的诗歌，尤其是唐代及其以后的诗歌创作中的许多形式及方法都源于此。《诗经》中的许多佳句名篇更是千古流传，历久不衰，具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因此，《诗经》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选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2]选自《〈诗经〉与楚辞》
[3]选自《〈诗经〉与楚辞》
[4]《文心雕龙》
[5]《日知录》
[6]《音学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