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大连理工大学是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发祥地，而且一开始就打上了国际化的烙印。早在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即开启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管理教育合作的大门。1980年，中美两国在大连理工大学联合成立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同期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即管理学院前身)配套成立。当时的任务就是培养一些掌握高科技活跃在工业领域的管理人员，几年之内已有2000多-人接受了这种MINI－MBA式的培训。1984年，中美两国在此基础上签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二个五年合作计划：开展MBA教育。1984至1989年间，大连理工大学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合作举办了五期MBA，共培养了216名学生。这之后，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就独立地开展MBA和EMBA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2006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大连理工大学挂牌成立了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主要负责大型央企的高层管理人员培训工作，以满足国家对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
　　
　　商学院经营意识淡薄　管理教育必须创新
　　
　　曹永刚问(以下简称问)：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是中国管理教育的开山鼻祖，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商学院和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
　　苏敬勤管(以下简称答)：商学院就是指开展工商管理教育、授予MBA学位的院校。我国1991年首批MBA培养的院校只有9所，现在已有182所院校开办MBA教育，除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几所独立的商学院外，其它全都是属于各自大学内部的学院，名称或有不同，比如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商学院、国际商学院、MBA教育中心等，这也从某种侧面反应出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发展历程。
　　从1980年算起，中国商学院的发展也仅仅是30年的历史，而实际上就是20年的发展，但由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对工商管理教育有着源源不断的庞大需求，这促使了中国MBA教育的快速发展。现在国内近两百所MBA院校虽然参差不齐，但总体上培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升；另外在发展中也基本分出了层次，少数几所院校正在接近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办学水准。横向比较来看，大家都公认北美的教育体系最好。与国外商学院比较起来，我们在课程体系方面并不差，但是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方式还比较落后，我们主要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学习方式，没有建立起来以学生参与者为中心的互动式学习方式。商学院教育中经典的案例教学法运用得还比较肤浅，甚至本身就缺乏大量的中国本土的管理案例。另外，除几家独立的商学院外，依附于大学的国内商学院大都缺乏现代的经营意识和服务理念，这是中国商学院今后发展的最大瓶颈。而目前中外商学院之间最大的不同也体现在商学院的管理和治理上，国外都是职业化的规范管理，而我们则是非职业化的行政管理，国内商学院的管理水平可以说普遍落后于企业的管理水平，包括商学院内部的考核制度、激励机制以及人事管理等都缺乏活力和效力，这显然有悖于商学院的成立初衷和发展使命。
　　中国管理教育无疑就是三个阶段：全面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前两个阶段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中国人非常擅长的；但是创新却并不容易，而没有自主创新、完全照搬照抄必然寸步难行。今后我们需要从教育模式、教育理念和管理实践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特别是管理实践更要走在前面。虽然MBA教育来自于西方，并且西方的管理的确先进，但是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却很独特，外国的管理方式在中国并非全能奏效，今年Google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这些年中国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本土企业，如海尔、万科、三一重工、华润等，中国的MBA教育最终目的就是解决本土企业的管理问题，这也是中国商学院发展的根本方向。
　　
　　商业环境差强人意　企业家成长任重道远
　　
　　问：如您所言，中国对管理教育的需求非常庞大，而且中国经济一直快速发展，那么是否在中国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世界500强企业和卓越的商业领袖呢?
　　笞：随着中国经济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已不足为怪了，在最新的排行榜中已经有三家中国企业进入前十名。但是，我们不仅仅要看有多少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些企业都是凭什么进入了500强。从500强评定依据的企业年度收入和利润来看，入选的中国企业大多是以行业垄断或资源垄断获取了超额利润，通过技术与管理创新形成国际影响，得到人们公认的管理成果的非常少。
　　所有的商学院都是号称培养商业领袖、精英人才为己任，但是在中国当前现实的商业环境下，我们与这样的培养目标相距甚远，短期内也出不了这样的企业家——像通用的韦尔奇、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公司的乔布斯等。这不仅是商学院教育的问题，而主要是外部商业发展环境的问题，比如企业基础不规范，经营环境无秩序，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等；另外中国人虽然不乏经营头脑和经营才华，但是过分讲究人际关系，骨子里就漠视制度，追求个人成功，而不是更高意义上的成就感。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企业发展的高度和企业家成长的境界，这一、两代企业家只能作为奠基石、铺路人，或许十年、二十年后，陆续回国的“海归”型换代企业家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重任。
　　
　　打造新商业模式　培养创新型人才
　　
　　问：在您看来，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有何大趋势、新动向，企业家应该在哪些方面多做些准备?
　　答：首先要认识到，目前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来说，挑战远远大于机遇。所谓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游戏，他们主导着全球分工，掌控着资源的全球配置，中国企业仅仅成为游戏的参与者，包括中国一些著名企业，实际上也仅仅处在制造加工业的末端甚至就是简单的代工企业。中国制造的产品，举世闻名，大约占世界总量的2／3，但利润却不到10％。研究一下整个“微笑曲线”不难看出端倪，利润率最高的在研发环节、销售和售后环节；而组装、生产环节，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可不幸的恰恰是我们中国的企业主要处于这样个低端。在世界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也开始在终端进行产业布局，使我们企业原有的优势正在被蚕食。另外低碳经济势不可挡，而这也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新的竞争优势，无疑将极大地制约我们中国企业今后的发展。
　　所以，中国企业必须重新寻求真正崛起的路径，需要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变，由粗放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也即从世界制造中心向世界创造中心转变。这种转变的具体路径包括：其一，全球并购。国内现有很多著名的案例，比如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我们一些矿产集团到澳大利亚、加拿大收购矿产资源等，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并购总量还很小，有条件的企业都应该通过全球并购来获取更多的资源、技术和管理，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二，低端扩展。最近台湾富士康集团在大陆颇受针砭，但富士康在低端扩展方面无疑是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并依此全球销售额达到4000亿元，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富士康就是给全球大的企业做代工，规模很大，效率很高，它现在准备进入到终端销售行业，建立自己的连锁经营店铺，如果借此推出自己的品牌，那么它的竞争优势是一般企业比不了的。其三，借力第三方技术源。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合作方式获得非竞争对手的一些技术，特别是国外最先进的技术，这样就能够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提高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的速度。其四，掌握专有技术。中国重汽重型卡车的技术合作案例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路，原先我们的技术合作，就是买设计，它仅给我们提供图纸，但是现在我们不但要求得到图纸，还需要提供全部的技术说明，实际上技术说明和技术诀窍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一旦获得了这个技术说明，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拥有了通向自主知识产权的快车道，这对我们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在价值链向上延伸非常有价值。
　　总之，发达国家已经借助新的商业模式的应用来获取新的竞争优势，虽然我们已经迈出了步伐，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阿里巴巴等企业。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还处于模仿创新的阶段，更多的企业没有很好地运用商业模式的原理来构造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我们今后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创新商业模式，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进而奠定企业的竞争优势，保持可持续发展。
　　
　　大型国企中流砥柱　央企领导人大有可为
　　
　　问：您作为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的副院长，负责参与大型央企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请问您怎么看待大型国企的发展和央企领导人的成长?
　　答：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国企的作用自然不可小觑，而大型央企更是要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包括在劳动就业、社会稳定等许多方面，这一点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更加明显。这些年，常常听到大家对国企、央企在垄断和低效等方面的指责，这很容易理解，但我们应该想想：20年前国企垄断程度更高，那时国企为何没有如此强劲的发展?甚至在当时“国企脱困”竞成为老大难的问题。所以，客观地看，央企成长自有他的道理，这一方面得益于央企的行业整合，抓住了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主脉搏：另一方面得益于央企内部的管理建设，包括全面激励机制的形成等，从而解放和焕发了企业的动力和活力，使得国企、央企干劲十足，取得了超出人们想象的业绩。
　　做企业难，做私企更难，其实做国企也并不容易。这些国企老总、特别是大型央企的负责人，包括中移动、中远集团、宝钢集团、中粮集团等，他们不仅政治素养高，了解中国的国情，而且大都有过海外学习背景，掌握西方先进的经营理论，接受过国际化的训练；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继承了上一代革命家的奋斗精神和优良传统，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完全有理由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商业领袖。相对而言，更多的中小企业家因受社会影响和自身条件所限，存在着精神缺失和方向迷失的问题，这是今后企业家成长和商学院教育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