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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Marchant（英国伦敦马钱特古董行，主要经营明清官窑器——编者注）九十周年。我经营中国古玩已有62年，一直对德化白瓷情有独钟。2014年10月30日，我们的第四个“德化白瓷”特展开幕，将展至今年11月21日。近年，随着中国藏家对德化白瓷的关注持续上升，相关的研究陆续出版，如我的好友刘幼铮先生于2007年出版的《中国德化白瓷研究》，使我们对藏品的认知与断代得以更加精准。
明末以来，这些乳白色的精美雕像与器皿一直倍受推崇，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家以及古董商。由于德化白瓷大多不带年款，难以对其精准地进行断代。在这方面，带有款识的器物以及出土塑像和器皿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历史上最著名的陶人是何朝宗，如今其作品在中国受到高度认可。我们有幸在本次展览中收录了其四件作品（图一至图四）。在编写图录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些款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了一名未见文献记载的陶人孙醇宇（图五）。这尊雕像带有“醇宇”、“茴江山人”两枚印章款识，我们认为“醇宇”即德化陶人孙醇宇的款识。此外，另有两件雕像（图六、图七），带有“茴江山人”印章。另一件塑像（图八）则带有“孙承完制”款。我们认为这儿尊雕像有很人可能均出自孙氏陶人。
有些读者疑惑为什么本次展览中并没收录年代稍晚的精美作品。由于这类作品上常带有“博及渔人”款，我们把它们统称为“渔人作晶”。虽然这类作品十分精美，但是它们和晚明作品还是有很大的差异，釉色偏白，有人认为神态也稍显无神。有研究者把这类作品断代为1900年前后。
我们曾分别于1985年、1994年及2006年办过三次德化白瓷展览。在过去十年间，为了筹备此次展览，我们从世界各地搜集了132件作品，其中28件藏品来自荷兰J.Meuldijk船长的私人收藏（图一、图九）。在编写图录的过程中，我们很重视藏品的来源。我们相信，了解它们的来源是了解藏品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确保其权威性的重要指标。
在搜集藏品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也在不断学习。1985年，在我为第一次展览写图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组十分有趣的藏品（图十、图十一）。这组雕像展示了一些头戴三角帽的欧洲人物形象，他们或坐于腾龙上，或立于仙鹤旁。有趣的是，这些藏品均拥有三个功能：香插、笔架和水滴。当时这类藏品被归为外销瓷，被编排在图录的外销瓷部分。这些年，我一直惦记着这些模制的、胎体较轻的、生产成本低廉的器物。
我一直在思考这些带有中国传统功用的欧洲人物小像的性质。试想一下，有哪位西方人会订制一些对于他们没有任何功用的物件？随着思考的深入，我越来越肯定他们并不是源于西方订制的。当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未经教化”的洋人从木制的、挂有巨帆的庞然大物走下来时会有何感想？用现在的说法，应该就像见到外星人一样。当地的制瓷业看到了商机，就用模具生产一些成本低、效率高、重量轻的产品来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并从中获利。显然，在融入西方元素的同时，他们保留了产品本身的传统功能，比如香插、笔架、水滴等使用功能。
随着时间流逝，潮流、热情、兴趣都会转变而新奇不再。此时，本地商家恰恰需要满足国外巨大的消费需求。西方在1730年前仍无法生产瓷器。因此，在西方，这些成本低、回报高的西洋题材器物十分畅销。那么，在国内潮流消退后，本土商家会将这批模制德化白瓷用来满足国外需求吗？当中国人对洋人不再好奇，这批价廉的模制德化白瓷显然是商人囤积的理想对象。18世纪，当西方商人来到中国购买瓷器时，他们不需要重新下订单，便可以从这些现有的产品中挑选。当然，同时他们也定制了不少瓷器。
如此，来华商人找到了用于满足西方市场急切需求的现货。在运往西方的过程中，这些器物被记录在运输提单中，因此，他们一直被视为外销瓷。有趣的是，在有关出土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器的《中国古陶瓷标本：福建德化窑》一书中，有一头戴三角帽的德化白瓷西方人物像，作者将其断代为1573-1644年。这个发现证明了这类器物曾被中国人使用，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在这本书中还有一对佛狮香插。虽然相似的器物大量地被运往西方，但我不认为这些香插属于西方特殊订制。同样的理论可用于理解那些常常出现在荷兰画派静物作品中的精美德化白瓷犀角杯。很显然，这种器形源于犀牛角杯，完全符合中国审美，但他们也被大量运到西方。
曾有一位来自德化的博物馆馆长在看到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的德化模制塑像时，认为它们是现代制品。但事实上，这批藏品是被记录在18世纪早期的船运提单中的。极有可能，鉴于这批器物全部被运往西方，胎体又不同于明代器物，这位中国专家从未见过这些作品。
关于这批模制塑像，还有另一点十分有趣。一般而言，西方买家不喜欢白色瓷器，当运达西方后，很多器物被上以涂料或加彩复烧（图十二）。值得指出的是，假如这些塑像属于西方订制的外销瓷，为什么不在生产时就完成这一工序呢？
古玩收藏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其他的瓷器，因为我相信，相似的推理对于五彩与粉彩瓷器同样适用。
明末以来，这些乳白色的精美雕像与器皿一直倍受推崇，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家以及古董商。由于德化白瓷大多不带年款，难以对其精准地进行断代。在这方面，带有款识的器物以及出土塑像和器皿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历史上最著名的陶人是何朝宗，如今其作品在中国受到高度认可。我们有幸在本次展览中收录了其四件作品（图一至图四）。在编写图录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些款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了一名未见文献记载的陶人孙醇宇（图五）。这尊雕像带有“醇宇”、“茴江山人”两枚印章款识，我们认为“醇宇”即德化陶人孙醇宇的款识。此外，另有两件雕像（图六、图七），带有“茴江山人”印章。另一件塑像（图八）则带有“孙承完制”款。我们认为这儿尊雕像有很人可能均出自孙氏陶人。
有些读者疑惑为什么本次展览中并没收录年代稍晚的精美作品。由于这类作品上常带有“博及渔人”款，我们把它们统称为“渔人作晶”。虽然这类作品十分精美，但是它们和晚明作品还是有很大的差异，釉色偏白，有人认为神态也稍显无神。有研究者把这类作品断代为1900年前后。
我们曾分别于1985年、1994年及2006年办过三次德化白瓷展览。在过去十年间，为了筹备此次展览，我们从世界各地搜集了132件作品，其中28件藏品来自荷兰J.Meuldijk船长的私人收藏（图一、图九）。在编写图录的过程中，我们很重视藏品的来源。我们相信，了解它们的来源是了解藏品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确保其权威性的重要指标。
在搜集藏品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也在不断学习。1985年，在我为第一次展览写图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组十分有趣的藏品（图十、图十一）。这组雕像展示了一些头戴三角帽的欧洲人物形象，他们或坐于腾龙上，或立于仙鹤旁。有趣的是，这些藏品均拥有三个功能：香插、笔架和水滴。当时这类藏品被归为外销瓷，被编排在图录的外销瓷部分。这些年，我一直惦记着这些模制的、胎体较轻的、生产成本低廉的器物。
我一直在思考这些带有中国传统功用的欧洲人物小像的性质。试想一下，有哪位西方人会订制一些对于他们没有任何功用的物件？随着思考的深入，我越来越肯定他们并不是源于西方订制的。当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未经教化”的洋人从木制的、挂有巨帆的庞然大物走下来时会有何感想？用现在的说法，应该就像见到外星人一样。当地的制瓷业看到了商机，就用模具生产一些成本低、效率高、重量轻的产品来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并从中获利。显然，在融入西方元素的同时，他们保留了产品本身的传统功能，比如香插、笔架、水滴等使用功能。
随着时间流逝，潮流、热情、兴趣都会转变而新奇不再。此时，本地商家恰恰需要满足国外巨大的消费需求。西方在1730年前仍无法生产瓷器。因此，在西方，这些成本低、回报高的西洋题材器物十分畅销。那么，在国内潮流消退后，本土商家会将这批模制德化白瓷用来满足国外需求吗？当中国人对洋人不再好奇，这批价廉的模制德化白瓷显然是商人囤积的理想对象。18世纪，当西方商人来到中国购买瓷器时，他们不需要重新下订单，便可以从这些现有的产品中挑选。当然，同时他们也定制了不少瓷器。
如此，来华商人找到了用于满足西方市场急切需求的现货。在运往西方的过程中，这些器物被记录在运输提单中，因此，他们一直被视为外销瓷。有趣的是，在有关出土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器的《中国古陶瓷标本：福建德化窑》一书中，有一头戴三角帽的德化白瓷西方人物像，作者将其断代为1573-1644年。这个发现证明了这类器物曾被中国人使用，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在这本书中还有一对佛狮香插。虽然相似的器物大量地被运往西方，但我不认为这些香插属于西方特殊订制。同样的理论可用于理解那些常常出现在荷兰画派静物作品中的精美德化白瓷犀角杯。很显然，这种器形源于犀牛角杯，完全符合中国审美，但他们也被大量运到西方。
曾有一位来自德化的博物馆馆长在看到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的德化模制塑像时，认为它们是现代制品。但事实上，这批藏品是被记录在18世纪早期的船运提单中的。极有可能，鉴于这批器物全部被运往西方，胎体又不同于明代器物，这位中国专家从未见过这些作品。
关于这批模制塑像，还有另一点十分有趣。一般而言，西方买家不喜欢白色瓷器，当运达西方后，很多器物被上以涂料或加彩复烧（图十二）。值得指出的是，假如这些塑像属于西方订制的外销瓷，为什么不在生产时就完成这一工序呢？
古玩收藏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其他的瓷器，因为我相信，相似的推理对于五彩与粉彩瓷器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