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影响下，小说创作是以逐渐渗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这其中，作为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根基深厚的传统乡土小说创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与突破。以陕西地区为代表的西部小说创作，以其特色的乡土历史及民间文化样态的书写，涌现了贾平凹、红柯、陈忠实、路遥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以他们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地突破，使得西部的乡土小说焕起勃勃的生机，获得了瞩目的创作实绩。
　　应当看到，作家林喜乐也是沿着这一传统的路径进行创作的。他的两部短篇小说《三战吕布》、《S形模具》均密切关注市场经济背景下底层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村发展的现实问题。作家能够将农耕文化形态与文化批判的现实关怀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以直面的态度展示了凡俗人生的现实状态，以存在主义式的书写折射出了人性的压抑，表现出了底层人民的困窘、恐惧、挣扎和欲望。
　　一、传承与坚守：民俗艺术视域下的乡土挽歌
　　作家在小说《三战吕布》中所展现的皮影艺术，属于陌生而又熟悉的民间文化范畴。皮影戏始于汉，兴于唐并盛于宋，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的组成部分，皮影戏与渭北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的融合在一起，被作者以敏锐的视角加以捕捉、撷取、淬炼后，成为了其作品《三战吕布》中贯穿始终的线索。作品中所展现的老腔皮影主要流行于陕西渭北地区，其特点便在于演唱声调较其他地区更为豪迈苍劲，且演出曲目大多以三国戏为主。作者通过对镂赤兔马、搭帐子唱“老腔皮影”、包括熨马等或许即将消失的民间艺术的详细刻画，使其在文学创作中被重新书写。正如有学者所言：“一种文化现象的衰落可能会在文学中获得再生，获得在文学镜像中再次被观照的契机”。
　　应当看到，在小说《三战吕布》中，皮影是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作者将老拐子、重生祖孙二人的命运与皮影的制作、演唱等巧妙的进行了结合。在故事本身的起伏回落之中，我们不禁感慨人生如戏，戏亦如人生。老拐子在操控手中皮影的同时，他和家人的生命亦身不由己，充满着意外与巧合，令人唏嘘不已。最终，老拐子的一生同这门古老的艺术一样，在时光飞转的巨轮中默默消逝，却也得到了后辈的无限缅怀与尊敬。在小说中“，演满一百场《三战吕布》”不仅作为祖孙二人的约定，更使得小说就此埋下伏笔、层层递进、推向高潮、引出结局。这一约定使得老拐子始终怀揣着希望，也感受着造化弄人的苍凉与无奈。在小说的结局中，作者将台上表演与台下观众的情绪交叉，强化了结局的突转性与悲剧性。小说最后，在老拐子的墓前，重生虽然“眼里含着泪花，嘴角微微抽搐着”，但是却“长喘一口气，随着二胡声，猛然放开了嗓子”，可见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他最终接纳并认同了祖父的意志。而活着本身，就必须要承受活着或者死亡的痛苦与幸福，无论这过程有多么的艰辛。
　　此外，《三战吕布》中作者对于皮影戏的运用并不限于人物形象的烘托与故事情节的展开。应当看到，作者以一出经典唱段《三战吕布》贯穿小说始终，也表明了作者鮮明的民间立场，即“人不是在政治平面上行走，也不是在文化平面上行走，而是在大地上行走”。这种“援引某种民间传统的人文资源进入当代小说叙事”的方式，将皮影艺术与小说中祖孙二辈的坎坷命运紧紧结合，以隐喻的手法，令读者在皮影戏《三战吕布》的暗示之中观照、感知渭北人民的语言、心理和文化行为。
　　综上，作者一方面通过老拐子与孙子重生的矛盾，展现出传统的民间艺术形态在高速运行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对于商业现代化（诸如进城打工等）的抵制姿态。另一方面，皮影戏因扩展了乡民们的视野、减轻了他们的苦痛、肯定了他们的信念，因此格外受到老一代村民们的喜爱。此外，在《三战吕布》中，作家积极将皮影戏引入文本叙事之中，不仅暗示了小说人物命运的身不由己，亦饱含着作家本人深沉的民间立场。
　　二、撕裂与异化：人性黑暗与生存真相的悲剧
　　在短篇小说《S形模具》中，作者用客观冷静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底层社会中个体所可能遭遇到的生命之苦与命运之悲。故事里，主人公“我”不断地遭遇着失败。其实“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一直在面对失败的境地，但是却在“临离开省城之前，我专门去了第一次吃裤带面的馆子，要了一碗四合一扯面，瞪着老板狠狠地吃起来”。这种以阿Q式的自我解嘲是在面对无法消解的困境时，通过自身的智慧得到慰藉与发泄的方法。这背后隐含着作家本身对小人物个体所遭遇的必然的悲剧命运的同情。
　　与之相对应的，是作家对于大“S”形象的塑造。作者以戏谑的笔触将女星“大小S”的名字与拖着丑陋的“S”型腿的残疾邻居相连，讽刺意味更加凸显。在大街上，大小“S”早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独立人格与尊严价值，无论是于看客还是自身而言，他们早已成为了一具空洞、死寂的肉体，因此就连他们的结合也显得格外原始可怖：“大S这么折腾她，让我有了猪配崽的错觉。小S又叫了，我狠狠踹了两下隔墙，声音立马停止。妈的，就是受刑的犯人也没有小S叫得悲惨”。因此，作家为我们展现的是现代乡镇图景中，底层乞讨者因生存而被异化与扭曲的惊人景观。作者笔下的榆木镇西街充斥着底层失语的人们，大家各自在这里众声喧哗、摸爬滚打、吹牛拉皮、各处混迹，这里既有卑微却坚守底线的“我”，亦有残忍而不健全的大“S”、冷漠无情的无名看客们。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被异化人物的塑造，作家不仅展现的是为求生而变得一具具病态的驱壳，更是一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乡村的非常态的生活与社会景观。
　　此外，作者还借主人公“我”的流动，展现了农村青年由乡入镇可能所遭遇的失败命运。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席卷下，城市以其商品化的程度，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现代化的象征。因此，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已经不再满足于成为城市的“他者”，由乡入城、融入城镇成为了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在那块无法安放自身的异质的地景之中，他们始终面临着受到歧视与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们所信仰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在这个陌生的文明面前摇摇欲坠。因此，重新回到乡村成为了他们受到屈辱与挫败后无可奈何的被动选择。最终，虽然作家并没有明确指明“我”的未来，但他却透过这个人物表达了对于当下底层青年的关怀与对冷峻的现实问题的思考。 　　通过小说《S形模具》可以看到，作家能够在当下浮泛的社会大潮中，以冷静的笔调直面并触及“惨淡的人生”，借审丑的方式揭露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传统道德与文化精神渐渐消逝的危险。而主人公“我”这个角色的塑造，或许以隐藏了作家本身对残忍暴戾行为的愤慨与发指以及对善良个体悲剧命运的同情与无奈。
　　三、借重与超越：不止于乡土书写
　　透过这两部短篇小说可以看出，乡土于作家而言更像是一个舞台或背景。其实，作者真正意在通过对底层人民日常生活庸碌与琐碎的书写，映照出笔下人物内心的孤独、无奈与闭塞。这使他的作品不但遵循着现实主义的笔法，又透露出了些许存在主义的气息。在乡土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作者更加关注的是颇具个人化色彩哲学思考的片羽———关于生存、死亡以及毁坏的探寻。
　　首先，作者着重书写了小说主人公的孤独体验。在对于故事发生的环境的铺垫中，作者虽然以白描的笔调对其进行描摹，但是读者仍能感受到压抑、黯淡的气氛，如“今年入秋后，院墙角的那棵老榆树，被秋风摇落了布满虫洞的颤颤巍巍的叶子，奓几根枯枝，向天诉说不幸似的”（《三战吕布》）“，苫在顶上的芦苇被雨腐蚀了一部分，又被风吹去了一部分，比去年稀疏多了，透过来斑斑驳驳的太阳光”（《S形模具》）。在这些悲观、负面的氛围之中，作者着力于讲述围绕在主人公“我”身边的那些平淡微小、黯然无趣的人与事。正是透过这些平平无奇的叙述，折射了“我”作为主体的卑微边缘的地位、失语的处境以及内心无可奈何的寂寞和孤独。在平淡且节制的书写中，我们仍能感受到萦绕在故事周围的整体意象的无奈与失落感。
　　其次，作者着力聚焦于小说主人公生存的艰辛。毋庸置疑，作者这两部小说笔下的主角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他们在充满了坏毁与死亡威胁的气氛中以坚韧的姿态活着，这是需要生命的信念去支撑才能活下去的。在小说《三战吕布》中，老拐子的生命信念系于演满百场《三战吕布》以召回重生学戏；在《S形模具》中，“我”的生命信念系于攒钱娶老婆及去省城学习修汽车。而作者的老辣之处便在于将笔下的主人公在满怀的希望中一步步推向了絕境，从而熄灭了他们的信念之火。最终，老拐子陷入死亡的漩涡，而“我”却以戏谑的姿态把悲痛的情感淡化，在生命的滚滚洪流中选择继续卑微、隐忍、善良而充满荒诞色彩的活下去。
　　最后，作者笔下透露着小说主人公的死亡意识。作家林喜乐似乎较同类作家更为死亡与坏毁所吸引，也更专注地凝视着死亡与坏毁那巨大的暗影。在小说《三战吕布》中，老拐子、儿子儿媳、孙子重生都经历了死亡与坏毁的威胁及重创，以致于不同程度的被伤废。儿子儿媳的意外死亡，足以让生者（老拐子、重生）一辈子不断深陷于生与死、爱与宽恕这个终极谜题。老拐子企图补偿重生那永远不可能赎回的失落，然而伴随着令人唏嘘的结局，重生又背负起了对爷爷满怀愧疚与悲悯的沉重情感。在小说《S形模具》中，作者以冷静旁观的笔触描述了各类人物不同的坏毁、死亡状态：秃子的婆娘自杀而死、小S因一场大雨而死、一群S腿的人沿街乞讨……因为他们的底层身份，因此他们的非正常死亡显得无足轻重，作者的笔调也颇显凛冽。在这无法摆脱的阴影之中，主人公“我”却在死气沉沉的周围顽强、艰辛而孤独的活着。诚如余华所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作家抛弃了知识分子惯用的启蒙、革命立场，书写了主人公“我”在失去信念、丧失爱情、丢掉工作后仍以戏谑的姿态大喇喇地活在这世间，因此活着本身也由于死亡和苦难的存在而有了最本真意义上的价值。
　　纵观作家林喜乐的两部短篇小说，活着无疑是共同的主旨之所在。由商品经济社会的冲击所导致的生活困窘以及由天意造化所造成的命运无常，导致了其笔下部分人物以死亡告终，而剩下活着的人不得不继续默默承受着来自苦难的考验。总之，作家通过反复地书写现实底层，从而不断地以悲悯的情怀探寻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这一方面可以归功于其对所处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的关注与尊重，也归功于其成熟的叙事技巧与内向的思考能力。作为一名兼具扎实文学功底与深沉哲学思想的作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未来的写作一定会不断为文坛带来亮色。
　　作者简介：魏欣怡（1994—），女，甘肃白银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