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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在各种批评、质疑甚至于谩骂诋毁声中前进的。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尽管这种证明不是一劳永逸的,还要持续证明。但是仅此还不够,我们还要在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上,因国有企业的做强做大和创新力、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使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使“中国发展模式”比其他发展模式具有更加强大的竞争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为达此目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就应将以下一些对“国进民退”的各种批评之声、质疑之论,当作自我警醒、自我约束、自我改革、自我发展、自我完美的动力。
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总体上带来的冲击从表面上看不是很大,但是在结构上打击非常大,最大的打击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得出错误结论的机会,这个结论就是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系,加上严格的政府管制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反而有利于中国规避金融风险的冲击。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强化国有经济的比重,强化“国进民退”的趋势。我担心这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一些倒退。
中国经济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抗打击能力,证明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必须继续坚持。国有企业的比重既不是越大越好,这有传统计划经济为证,也不是越低越好,这有前苏联的“非国有化”的深刻教训为证。国进也好,国退也好,民进也好,民退也好,进退均需有度——不能削弱而应巩固我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不能削弱而应增强“中国发展模式”的整体活力与竞争优势。“市场+法治”的西方经济的好东西必须认真汲取。国有企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必须要坚持,并继续推进。我们要牢记小平同志的教导,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不坚持改革开放,都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说市场+法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也许,“市场+计划+法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除了钢铁行业,大型国有企业也开始进军一般性竞争领域。“国进民退”不是个好情况。如果竞争性行业发生“国进民退”,而这种“国进民退”又是基于不同等竞争条件——我可以贷到款,你贷不到款,或者说我有政府补贴,你没有政府补贴;我利润不用上交,你利润要上交——接下来,如果这个趋势不变,并不断扩大,那么我就很担心市场竞争范围会越来越收缩,这种垄断的范围会变得越来越大。而且,由于制度滞后带来的不透明,管理体制不透明带来的幕后交易、黑箱交易的空间就会越大。未来中国走到哪一个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官商勾结的、垄断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值得担心的。
国企除了在传统领域发挥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外,其做强做大要有利于在战略性竞争行业、战略性高科技行业、战略性资源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产业竞争力,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应坚持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产业集中,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向各自的主业集中,以提高其竞争力、控制力、带动力、影响力,坚定地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对管制性垄断行业,也应逐步打破管制垄断,增强这些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以减少社会福利损失。在自然垄断领域,也可尝试适度引入民营企业及其机制,以推动其效率提高。因制度滞后带来的不透明、管理体制不透明带来的幕后交易、黑箱交易,必须坚决反对并依法制止。无论是在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发生的官商勾结,都应反对和防止。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是调整结构,改变现在国家贷款和财政资金单纯向国有企业倾斜的现状,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信贷支持。
根据财政部与国资委制定的管理办法,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分三种类型: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钢铁、运输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3年内暂不上缴。2009年两会上有人曾建议政府收回大型国企利润的一半,用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与法国国企税后利润上缴国家50%,瑞典、丹麦、韩国等国国企利润需上缴1/3甚至2/3相比,中国国企最高上缴10%的比例是不是太低了?根据2008年的数据,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10%的比例不仅太低,而且毫无根据,这是一种妥协。
按照有关专家的分析,我国目前处于竞争性行业、较强垄断性行业和高度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分别有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兼顾利润和社会目标、以社会目标为主要目标三种类型。显然,这三种类型的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是不能也不应一刀切的。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简单地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比例作标准来要求中国国有企业未必适宜。究竟上缴多少比例的红利为宜,既要考虑政府财政收入,又要兼顾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如果竭泽而渔,损害或者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使国有企业失去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则可能得不偿失。但是,各类国企绝不能对此质疑和批评置之不理,而应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升竞争力,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同类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对标,以对本企业、本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以及有利于我国对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和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持续增强,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不可替代性、必要性 和重要性。如是,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国有企业真正搞好了。
央企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内外扩张,进入央企的无边界扩张时代。更重要的是,今日的央企集中体现着“中国模式”政府主导、举国体制的特点,由此成为“中国模式”最有代表性的符号。央企的强势,挑战着“国退民进”的市场经济理论,亦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央企为何如此迅速地膨胀?它将带来什么影响、会不会抑制民间力量的生长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改革的彼岸究竟是什么样?
如果央企的强势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特点和优点,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央企的扩张应是有边界的,至少,一般性竞争领域应退出而不是进入,管制性垄断也应逐步退至既不削弱我国在国际上的产业竞争力,又能使该领域因有民营企业的进入而更具活力和竞争力。在一切可以不由国有企业绝对控股的领域或行业,都可以引入民营资本,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从而使社会总资本的活力(不是单纯的国企活力或单纯的民企活力)得到系统有效的迸发。把“国退民进”等同于市场经济理论,是片面的有害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民”共进的经济,不是单向的“国退民进”,也不是单向的“国进民退”。中国改革的彼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称之为“中国化的市场经济理论”,而非所谓“经典市场经济理论”。
山东钢铁兼并日照钢铁,这是政策优势企业兼并案的标本,也是劣质管理基因兼并案的标本,起码从效益上看是如此。2009年上半年,山东钢铁旗下济南钢铁和莱芜钢铁共亏损13.62亿元,而日照钢铁凭借临港优势却实现净利润约18亿元。“并购”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汇。而最近两年钢铁业掀起的并购潮,却越来越因为“国进民退”而受到质疑。虽然不能一概而论说“国进民退”是个“坏孩子”,问题是在怎么个并购法的谈判桌上,一旦发生争执,效率、利润率等因素往往首先为行政力量让了路。更具活力的经济部门,被一些效率偏低的部门收购,这无疑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逻辑。
兼并已经发生,是成功兼并还是失败兼并要由实践检验。现在要做的如何使之产生1+1>2的效果。为此,山东钢铁就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强管理、理顺关系、融合文化、优化机制,使山东省内的钢铁资源真正做到优化配置、充分利用,在结构、机制、效率、效益上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使政策优势转化为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显著增强山东省钢铁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不然的话,一旦真的成为“政策优势企业兼并案的标本和劣质管理基因兼并案的标本”,也就成了瞎折腾、拉郎配的标本,成了国企、民企、政府多输的标本,成了国退、民退全面倒退的标本。要全力避免这种标本出现。
从长远看,这次危机中拿钱越容易的国有企业,越容易破产。按过去的经验,过几年,这些国有企业的呆坏账就会增加,银行就会进行债务重组。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有企业要钱就找银行,积累了大量呆坏账,最后只能卖掉。已经重组过一次了,中国这次没有大危机,是因为几年前已经花了几万亿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国家许诺的福利越来越高,未来正常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支撑,解决经费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变卖国企股份。但由于过去30年的改革成果,市场化改革的大势已不会改变。现在活得好的国有企业,基本是靠垄断赚钱,效率很低;国企占据着社会三分之二的金融资源,但创造的价值只是三分之一,他们都民营化后,可以想象中国经济会焕发出怎样的潜力。警惕“国进民退”,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归根到底还是靠改革开放。未来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取决于是不是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地方分权化、开放和全球化。中国的改革不是精心设计或深思熟虑得来的,好多是被逼出来的。日子好过的时候没人想改革,日子过不下去才想到改革。不要忘了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拿钱越容易的国有企业越容易破产,这的确值得高度警惕。
国企创造的价值不能仅仅从其直接利润上衡量,其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进步打基础、搭平台的价值,其直接或间接为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创造的价值,其在关键时期为国家救急、解难、安全、稳定所创造的经济社会价值,也许就不是几分之几所能衡量。这有如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就不能仅仅从其占用资源所直接创造的经济价值去衡量。
但是,负责任的国有企业不能靠躺在政府的“父爱主义”怀抱过日子,不能靠垄断利润尤其是管制垄断利润过日子,而应居安思危、居危思进,主动深化改革,努力创新,改善机制,优化结构,使占用的每一分资源的配置都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防止成为大而不强的泥足巨人。
目前,国有企业的人才素质确实比民营企业高,但是在现在这个体制之下,他的人才素质发挥的作用有限。冗员太多,层层报批导致效率太低。冗员太多无法减退,这并不意味着国企就比民营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民营企业解决了75%的社会就业人口,现在国有企业全部员工也就3 000多万,就占了那么多的资源。
这里,对国企社会责任与就业贡献的质疑有些似是而非。如联通公司自身职工48万人,却带动了上千家供应商;东风汽车公司仅在湖北的配套企业就有345万人就业;中国铁建有职工25万人,却带动了160多万农民工就业。100多家中央企业不仅解决了1 000多万人的直接就业,而且创造了数千万计的间接就业平台与机会。当然对上述批评,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革除其束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种种弊端,增强其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必须认识到,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政府被迫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平台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当前为了解决生产过剩,又以“消灭落后产能”为逻辑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这些措施和做法虽然是出自宏观调控的需要,并非是主观上向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但是却真正引起了社会上的讨论,认为是一种“保增长”旗号下的体制倒退。这并非改革发展的常态。对此,国有企业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没有这种特殊政策的关照,我们是否具有有效应对这场危机的能力,能否有效地化解这场危机对企业的挑战?
总之,我们的国有企业要把各种批评声、质疑声当作自我约束、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警钟和鞭策。
(责任编辑:罗志荣)
为达此目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就应将以下一些对“国进民退”的各种批评之声、质疑之论,当作自我警醒、自我约束、自我改革、自我发展、自我完美的动力。
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总体上带来的冲击从表面上看不是很大,但是在结构上打击非常大,最大的打击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得出错误结论的机会,这个结论就是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系,加上严格的政府管制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反而有利于中国规避金融风险的冲击。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强化国有经济的比重,强化“国进民退”的趋势。我担心这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一些倒退。
中国经济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抗打击能力,证明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必须继续坚持。国有企业的比重既不是越大越好,这有传统计划经济为证,也不是越低越好,这有前苏联的“非国有化”的深刻教训为证。国进也好,国退也好,民进也好,民退也好,进退均需有度——不能削弱而应巩固我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不能削弱而应增强“中国发展模式”的整体活力与竞争优势。“市场+法治”的西方经济的好东西必须认真汲取。国有企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必须要坚持,并继续推进。我们要牢记小平同志的教导,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不坚持改革开放,都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说市场+法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也许,“市场+计划+法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除了钢铁行业,大型国有企业也开始进军一般性竞争领域。“国进民退”不是个好情况。如果竞争性行业发生“国进民退”,而这种“国进民退”又是基于不同等竞争条件——我可以贷到款,你贷不到款,或者说我有政府补贴,你没有政府补贴;我利润不用上交,你利润要上交——接下来,如果这个趋势不变,并不断扩大,那么我就很担心市场竞争范围会越来越收缩,这种垄断的范围会变得越来越大。而且,由于制度滞后带来的不透明,管理体制不透明带来的幕后交易、黑箱交易的空间就会越大。未来中国走到哪一个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官商勾结的、垄断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值得担心的。
国企除了在传统领域发挥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外,其做强做大要有利于在战略性竞争行业、战略性高科技行业、战略性资源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产业竞争力,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应坚持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产业集中,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向各自的主业集中,以提高其竞争力、控制力、带动力、影响力,坚定地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对管制性垄断行业,也应逐步打破管制垄断,增强这些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以减少社会福利损失。在自然垄断领域,也可尝试适度引入民营企业及其机制,以推动其效率提高。因制度滞后带来的不透明、管理体制不透明带来的幕后交易、黑箱交易,必须坚决反对并依法制止。无论是在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发生的官商勾结,都应反对和防止。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是调整结构,改变现在国家贷款和财政资金单纯向国有企业倾斜的现状,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信贷支持。
根据财政部与国资委制定的管理办法,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分三种类型: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钢铁、运输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3年内暂不上缴。2009年两会上有人曾建议政府收回大型国企利润的一半,用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与法国国企税后利润上缴国家50%,瑞典、丹麦、韩国等国国企利润需上缴1/3甚至2/3相比,中国国企最高上缴10%的比例是不是太低了?根据2008年的数据,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10%的比例不仅太低,而且毫无根据,这是一种妥协。
按照有关专家的分析,我国目前处于竞争性行业、较强垄断性行业和高度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分别有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兼顾利润和社会目标、以社会目标为主要目标三种类型。显然,这三种类型的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是不能也不应一刀切的。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简单地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比例作标准来要求中国国有企业未必适宜。究竟上缴多少比例的红利为宜,既要考虑政府财政收入,又要兼顾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如果竭泽而渔,损害或者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使国有企业失去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则可能得不偿失。但是,各类国企绝不能对此质疑和批评置之不理,而应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升竞争力,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同类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对标,以对本企业、本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以及有利于我国对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和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持续增强,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不可替代性、必要性 和重要性。如是,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国有企业真正搞好了。
央企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内外扩张,进入央企的无边界扩张时代。更重要的是,今日的央企集中体现着“中国模式”政府主导、举国体制的特点,由此成为“中国模式”最有代表性的符号。央企的强势,挑战着“国退民进”的市场经济理论,亦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央企为何如此迅速地膨胀?它将带来什么影响、会不会抑制民间力量的生长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改革的彼岸究竟是什么样?
如果央企的强势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特点和优点,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央企的扩张应是有边界的,至少,一般性竞争领域应退出而不是进入,管制性垄断也应逐步退至既不削弱我国在国际上的产业竞争力,又能使该领域因有民营企业的进入而更具活力和竞争力。在一切可以不由国有企业绝对控股的领域或行业,都可以引入民营资本,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从而使社会总资本的活力(不是单纯的国企活力或单纯的民企活力)得到系统有效的迸发。把“国退民进”等同于市场经济理论,是片面的有害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民”共进的经济,不是单向的“国退民进”,也不是单向的“国进民退”。中国改革的彼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称之为“中国化的市场经济理论”,而非所谓“经典市场经济理论”。
山东钢铁兼并日照钢铁,这是政策优势企业兼并案的标本,也是劣质管理基因兼并案的标本,起码从效益上看是如此。2009年上半年,山东钢铁旗下济南钢铁和莱芜钢铁共亏损13.62亿元,而日照钢铁凭借临港优势却实现净利润约18亿元。“并购”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汇。而最近两年钢铁业掀起的并购潮,却越来越因为“国进民退”而受到质疑。虽然不能一概而论说“国进民退”是个“坏孩子”,问题是在怎么个并购法的谈判桌上,一旦发生争执,效率、利润率等因素往往首先为行政力量让了路。更具活力的经济部门,被一些效率偏低的部门收购,这无疑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逻辑。
兼并已经发生,是成功兼并还是失败兼并要由实践检验。现在要做的如何使之产生1+1>2的效果。为此,山东钢铁就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强管理、理顺关系、融合文化、优化机制,使山东省内的钢铁资源真正做到优化配置、充分利用,在结构、机制、效率、效益上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使政策优势转化为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显著增强山东省钢铁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不然的话,一旦真的成为“政策优势企业兼并案的标本和劣质管理基因兼并案的标本”,也就成了瞎折腾、拉郎配的标本,成了国企、民企、政府多输的标本,成了国退、民退全面倒退的标本。要全力避免这种标本出现。
从长远看,这次危机中拿钱越容易的国有企业,越容易破产。按过去的经验,过几年,这些国有企业的呆坏账就会增加,银行就会进行债务重组。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有企业要钱就找银行,积累了大量呆坏账,最后只能卖掉。已经重组过一次了,中国这次没有大危机,是因为几年前已经花了几万亿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国家许诺的福利越来越高,未来正常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支撑,解决经费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变卖国企股份。但由于过去30年的改革成果,市场化改革的大势已不会改变。现在活得好的国有企业,基本是靠垄断赚钱,效率很低;国企占据着社会三分之二的金融资源,但创造的价值只是三分之一,他们都民营化后,可以想象中国经济会焕发出怎样的潜力。警惕“国进民退”,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归根到底还是靠改革开放。未来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取决于是不是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地方分权化、开放和全球化。中国的改革不是精心设计或深思熟虑得来的,好多是被逼出来的。日子好过的时候没人想改革,日子过不下去才想到改革。不要忘了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拿钱越容易的国有企业越容易破产,这的确值得高度警惕。
国企创造的价值不能仅仅从其直接利润上衡量,其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进步打基础、搭平台的价值,其直接或间接为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创造的价值,其在关键时期为国家救急、解难、安全、稳定所创造的经济社会价值,也许就不是几分之几所能衡量。这有如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就不能仅仅从其占用资源所直接创造的经济价值去衡量。
但是,负责任的国有企业不能靠躺在政府的“父爱主义”怀抱过日子,不能靠垄断利润尤其是管制垄断利润过日子,而应居安思危、居危思进,主动深化改革,努力创新,改善机制,优化结构,使占用的每一分资源的配置都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防止成为大而不强的泥足巨人。
目前,国有企业的人才素质确实比民营企业高,但是在现在这个体制之下,他的人才素质发挥的作用有限。冗员太多,层层报批导致效率太低。冗员太多无法减退,这并不意味着国企就比民营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民营企业解决了75%的社会就业人口,现在国有企业全部员工也就3 000多万,就占了那么多的资源。
这里,对国企社会责任与就业贡献的质疑有些似是而非。如联通公司自身职工48万人,却带动了上千家供应商;东风汽车公司仅在湖北的配套企业就有345万人就业;中国铁建有职工25万人,却带动了160多万农民工就业。100多家中央企业不仅解决了1 000多万人的直接就业,而且创造了数千万计的间接就业平台与机会。当然对上述批评,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革除其束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种种弊端,增强其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必须认识到,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政府被迫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平台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当前为了解决生产过剩,又以“消灭落后产能”为逻辑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这些措施和做法虽然是出自宏观调控的需要,并非是主观上向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但是却真正引起了社会上的讨论,认为是一种“保增长”旗号下的体制倒退。这并非改革发展的常态。对此,国有企业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没有这种特殊政策的关照,我们是否具有有效应对这场危机的能力,能否有效地化解这场危机对企业的挑战?
总之,我们的国有企业要把各种批评声、质疑声当作自我约束、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警钟和鞭策。
(责任编辑:罗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