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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他是北大学子；24年前，作为海归教授，他和林毅夫等联手创办了北大国发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1年前，他“学而优则仕”，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如今，60岁的他成为中国央行新掌门。他，就是易纲。
易纲，作为一名资深“海归”，由他担任央行行长，给世界释放了中国将继续支持全球化的信号。同时，过去20多年，在央行、外管局、中财办等多个岗位历练过的易纲，对于中国与西方经济、金融系统都有着深刻的认识。
梳理易纲的学术经历与仕途旅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学者的思想脉络以及身处经济“中枢”时的决策过程。这是一段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个人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庙堂史”。
从学子到教授
易纲，1958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1977年高考恢复后成功考取北大经济系，1980年公派留美，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毅然回国……
易纲的个人成长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当代史。他日后的诸多经济学思考与实践，触发点往往是他的日常生活经验。
“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四十年后，易纲回忆1977年12月冬天的那场高考时，如是写到。
“我是直到最后时刻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
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定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19岁的易纲告别了下乡生涯，成功考取北京大学。1977级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成为难以复制的一代，那年冬天570多万考生涌入考场，最后录取率仅为4.6%，被淹没了十年的人才集体爆发。易纲北大经济系1977级的同学当中，毕井泉、海闻、刘伟、张小强、石小敏……都成为日后叱咤中国经济界响当当的人物。
1980年，在北大经济系读大三的易纲，因为成绩优秀被选派去美国留学。
后来易纲在谈及这段海外留学的经历时透露，刚到美国时兜里只揣着2美元，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的外币。我去了之后，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开洗碗机流水线，我可以挣一些零花钱。”
他说，“我后来当上助理教授之后，税前一个月是几千美金，我妈妈是一个小学校长，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很多个班级。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只挣99块人民币。而我20多岁，一个月挣几千美元，一周只上两天课。我就在思考，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是分不开的。”
6年留学生涯中，易纲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1992年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华人教授群体中，最早获得美国终身教职的人。
“30岁以前，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曾经在美、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十几篇有关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其实，我真正的研究兴趣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问题，特别关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命题。在我感到生计比较稳定之后，就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
1988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进行惊心动魄的价格闯关改革，而由价格放开引发的抢购潮，成为10年中最大的一次经济波动，通胀率一度达到27.9%，央行紧急叫停“物价闯关”，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
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远在美国的易纲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当时弗里德曼“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观点传入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是通胀高企的根源。
随后易纲发表了8篇英文论文，全部聚焦研究中国通货膨胀、价格波动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他研究发现，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产生大量的由于体制变革造成的货币需求，所谓西方经济学家所言的强迫储蓄和货币悬空并不是主要原因。
1994年，是易纲人生又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一直从事研究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学者，其实易纲的心早已和大洋彼岸连在一起，这一年告别了美国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他只身回国，一边在母校北京大学任教，教授计量经济学，一边继续研究我国金融经济。
“记得有一次易纲老师讲课，有位同学发表了一段独到见解。易纲老师鼓励那位同学说下去，之后提出一个让我们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一位学生曾回忆称，易纲说，从下节课开始直到学期末，我不讲课了，你们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这门经济学原理讲得更好，每次两小时的课都由一位不同的同学上来讲，这位同学要自己备课，并且课堂上回答大家的问题，以后我就坐在台下和你们一起听课，打算报名讲课的同学在每周提前到我这里申请。
后来的局面别开生面，报名者踊跃，常常是大家因为没有争取到讲课的机会而感叹。
从教授到官员
1994年8月初，北大勺园5号楼的106房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易纲成为创办的六君子之一。
国内经济已经走出了1990年整顿的低谷，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带动下，全国都在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经济很快由紧缩变为过热，物价已经开始明显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易纲在199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了这一问题，“央行想尽办法控制基础货币，可是外汇占款却在‘跑冒滴漏’，增加了基础货币释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声音甚嚣尘上。
可能是因为其对相关宏观问题的专业研究引起中央的关注，也就是這一年，易纲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从研究转入仕途。 易纲与央行的“缘分”，就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8年底，一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争论引起世界关注，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刘鹤第一个发言，易纲第二个发言，其他参与讨论的还有宋国青、郑京平、樊纲、王小鲁等。
易纲没有为自己所擅长的货币政策鼓与呼，相反，他认为，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是在给定的体制和结构条件下进行政策调整，熨平经济波动，是经济生活中的“短期问题”。我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来解决中长期发展问题，以保障经济高效可持续地增长。
2002年，易纲开始任职央行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3年，易纲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易纲早年对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储备的研究，成为他在2009年后担任国家外管局局长的有力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他成为人民币汇改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谋划人。
外管局局长的他执掌着两万亿的外汇储备，却面临严峻而复杂的挑战：一方面，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需要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外汇改革停滞多年，资本项的开放也基本停滯，这一切都需要强有力的推动改革。国务院批准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要求“逐步实现资本项可兑换”。这个任务也落在易纲头上。
针对严峻的挑战，易纲打了几场硬仗，虽然有些成败未有定论，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并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有力的改革者。
从2004年7月，易纲出任央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至2007年12月，易纲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并且一直辅佐周小川。在周小川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改革之时，易纲是其得力的助手。他负责了多项央行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
“易纲一直长期从事研究工作，有着深厚的理论积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有方向感、前瞻性。”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谈起他的老领导时说，“他外语好，国际上人脉比较广泛。”
在央行工作的20年间，他不仅参与并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从学者成功转变为央行官员。
直面问题的原则先生
采访过易纲的记者都知道他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无论记者如何追问，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但他有自己的原则。
有记者回忆说，有一次看见易纲独自一人前往酒店，正通过安检时，记者跑上去追问。尽管采访来的有些突然，一连被问到三个关于宏观货币政策的问题，易纲沉着冷静没有一丝回避，而是准确、精炼地回答了提问。
对于中国是否会跟随美联储的脚步加息，易纲说，这还得考虑国内需求为主，具体要看经济、物价等方面。“我觉得还得再看一看。”至于降准，他说，应当综合研究，尽管当下我国外汇占款持续减少，但流动性还是正常、稳定的。
解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时，易纲的回答简短有力：“观察，央行肯定要做到不松不紧。”
记者还要继续追问，他释放了一贯的原则，“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市场，央行官员表态更可能引起市场强烈反响。
而在学术讨论时，易纲又总是展现他学者的风范。讨论遇到焦点问题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易纲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2016年，发展高层论坛上演了一场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激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观点鲜明，担忧我国放缓了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成了“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加快”到“稳步”，一词之差，政策基调大变。
本来不是发言嘉宾、全程在观众席上聆听的易纲在所有嘉宾发言结束后，在台下发言，指出“加快”是“推进”，而“稳步”是“实现”，回应了对改革放缓的质疑，寥寥数言扭转了整场讨论的结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留美多年、并成为同批留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易纲，在国际舞台上也游刃有余，其智者风范为境外媒体所熟悉。
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市场刚刚经历了2015年8月11日新汇改带来的波动，中国央行面临着“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监管抉择，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不绝如缕。
伯南克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难以突破“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限制，陷入了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两难选择。
易纲非但没有回避这一质疑，反而把话题拉回到“三元悖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元悖论”在实际上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不必必须放弃其中“一元”，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个目标上各取一部分，实现最优结合。此次辨论让易纲在国际上的声誉大增。
坚定的改革派
作为货币学派的典型代表，易纲多次在重要场合被周小川介绍为“负责央行的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与国际业务”。而作为周小川的“老搭档”，易纲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身份，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推进并收官利率市场化，再到力促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可以说，我国金融改革的重大事件，处处都有易纲的身影。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是个坚定的改革派。在他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直逼4万亿美元，管理如此庞大的资产规模实现保值增值，他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
易纲在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之初，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还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转变，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这段期间，他主管的货币政策逐步完成了从行政调控到市场调控的转型，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日益丰富和完善。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货币政策》一文中，他讲到，渐进式改革模式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将有一个必然的转轨时期，其间新旧政策工具平行和交叉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孰轻孰重、如何取舍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搭配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妥善处理好新旧政策工具间的关系，不断提高货币调控的艺术。
易纲对于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坚定不移。2015年“8.11汇改”在市场引起广泛关注，质疑声音也很多。易纲在当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改革主要是就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做的一次调整，调整以后，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肯定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更有利。”易纲说。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摒弃渐进式改革的理念。他指出，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既体现了市场的弹性、市场汇率调整的灵活性，同时又在市场波动过大时能对它进行有效管理。
2017年年末易纲曾经写过一篇《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收录于《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他在文中指出，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破各种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实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从而真正将“剩余决定权”赋予市场主体，体现出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末，他撰文指出，我国将在2018年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了市场；另一个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
2018年3月19日，新就任的央行行长易纲再次承诺，将进一步改革并开放金融市场，承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将改革坚决进行到底。
易纲，作为一名资深“海归”，由他担任央行行长，给世界释放了中国将继续支持全球化的信号。同时，过去20多年，在央行、外管局、中财办等多个岗位历练过的易纲，对于中国与西方经济、金融系统都有着深刻的认识。
梳理易纲的学术经历与仕途旅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学者的思想脉络以及身处经济“中枢”时的决策过程。这是一段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个人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庙堂史”。
从学子到教授
易纲，1958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1977年高考恢复后成功考取北大经济系，1980年公派留美，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毅然回国……
易纲的个人成长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当代史。他日后的诸多经济学思考与实践，触发点往往是他的日常生活经验。
“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四十年后，易纲回忆1977年12月冬天的那场高考时，如是写到。
“我是直到最后时刻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
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定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19岁的易纲告别了下乡生涯，成功考取北京大学。1977级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成为难以复制的一代，那年冬天570多万考生涌入考场，最后录取率仅为4.6%，被淹没了十年的人才集体爆发。易纲北大经济系1977级的同学当中，毕井泉、海闻、刘伟、张小强、石小敏……都成为日后叱咤中国经济界响当当的人物。
1980年，在北大经济系读大三的易纲，因为成绩优秀被选派去美国留学。
后来易纲在谈及这段海外留学的经历时透露，刚到美国时兜里只揣着2美元，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的外币。我去了之后，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开洗碗机流水线，我可以挣一些零花钱。”
他说，“我后来当上助理教授之后，税前一个月是几千美金，我妈妈是一个小学校长，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很多个班级。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只挣99块人民币。而我20多岁，一个月挣几千美元，一周只上两天课。我就在思考，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是分不开的。”
6年留学生涯中，易纲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1992年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华人教授群体中，最早获得美国终身教职的人。
“30岁以前，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曾经在美、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十几篇有关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其实，我真正的研究兴趣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问题，特别关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命题。在我感到生计比较稳定之后，就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
1988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进行惊心动魄的价格闯关改革，而由价格放开引发的抢购潮，成为10年中最大的一次经济波动，通胀率一度达到27.9%，央行紧急叫停“物价闯关”，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
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远在美国的易纲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当时弗里德曼“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观点传入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是通胀高企的根源。
随后易纲发表了8篇英文论文，全部聚焦研究中国通货膨胀、价格波动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他研究发现，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产生大量的由于体制变革造成的货币需求，所谓西方经济学家所言的强迫储蓄和货币悬空并不是主要原因。
1994年，是易纲人生又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一直从事研究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学者，其实易纲的心早已和大洋彼岸连在一起，这一年告别了美国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他只身回国，一边在母校北京大学任教，教授计量经济学，一边继续研究我国金融经济。
“记得有一次易纲老师讲课，有位同学发表了一段独到见解。易纲老师鼓励那位同学说下去，之后提出一个让我们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一位学生曾回忆称，易纲说，从下节课开始直到学期末，我不讲课了，你们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这门经济学原理讲得更好，每次两小时的课都由一位不同的同学上来讲，这位同学要自己备课，并且课堂上回答大家的问题，以后我就坐在台下和你们一起听课，打算报名讲课的同学在每周提前到我这里申请。
后来的局面别开生面，报名者踊跃，常常是大家因为没有争取到讲课的机会而感叹。
从教授到官员
1994年8月初，北大勺园5号楼的106房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易纲成为创办的六君子之一。
国内经济已经走出了1990年整顿的低谷，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带动下，全国都在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经济很快由紧缩变为过热，物价已经开始明显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易纲在199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了这一问题，“央行想尽办法控制基础货币，可是外汇占款却在‘跑冒滴漏’，增加了基础货币释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声音甚嚣尘上。
可能是因为其对相关宏观问题的专业研究引起中央的关注，也就是這一年，易纲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从研究转入仕途。 易纲与央行的“缘分”，就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8年底，一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争论引起世界关注，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刘鹤第一个发言，易纲第二个发言，其他参与讨论的还有宋国青、郑京平、樊纲、王小鲁等。
易纲没有为自己所擅长的货币政策鼓与呼，相反，他认为，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是在给定的体制和结构条件下进行政策调整，熨平经济波动，是经济生活中的“短期问题”。我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来解决中长期发展问题，以保障经济高效可持续地增长。
2002年，易纲开始任职央行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3年，易纲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易纲早年对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储备的研究，成为他在2009年后担任国家外管局局长的有力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他成为人民币汇改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谋划人。
外管局局长的他执掌着两万亿的外汇储备，却面临严峻而复杂的挑战：一方面，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需要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外汇改革停滞多年，资本项的开放也基本停滯，这一切都需要强有力的推动改革。国务院批准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要求“逐步实现资本项可兑换”。这个任务也落在易纲头上。
针对严峻的挑战，易纲打了几场硬仗，虽然有些成败未有定论，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并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有力的改革者。
从2004年7月，易纲出任央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至2007年12月，易纲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并且一直辅佐周小川。在周小川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改革之时，易纲是其得力的助手。他负责了多项央行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
“易纲一直长期从事研究工作，有着深厚的理论积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有方向感、前瞻性。”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谈起他的老领导时说，“他外语好，国际上人脉比较广泛。”
在央行工作的20年间，他不仅参与并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从学者成功转变为央行官员。
直面问题的原则先生
采访过易纲的记者都知道他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无论记者如何追问，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但他有自己的原则。
有记者回忆说，有一次看见易纲独自一人前往酒店，正通过安检时，记者跑上去追问。尽管采访来的有些突然，一连被问到三个关于宏观货币政策的问题，易纲沉着冷静没有一丝回避，而是准确、精炼地回答了提问。
对于中国是否会跟随美联储的脚步加息，易纲说，这还得考虑国内需求为主，具体要看经济、物价等方面。“我觉得还得再看一看。”至于降准，他说，应当综合研究，尽管当下我国外汇占款持续减少，但流动性还是正常、稳定的。
解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时，易纲的回答简短有力：“观察，央行肯定要做到不松不紧。”
记者还要继续追问，他释放了一贯的原则，“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市场，央行官员表态更可能引起市场强烈反响。
而在学术讨论时，易纲又总是展现他学者的风范。讨论遇到焦点问题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易纲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2016年，发展高层论坛上演了一场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激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观点鲜明，担忧我国放缓了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成了“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加快”到“稳步”，一词之差，政策基调大变。
本来不是发言嘉宾、全程在观众席上聆听的易纲在所有嘉宾发言结束后，在台下发言，指出“加快”是“推进”，而“稳步”是“实现”，回应了对改革放缓的质疑，寥寥数言扭转了整场讨论的结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留美多年、并成为同批留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易纲，在国际舞台上也游刃有余，其智者风范为境外媒体所熟悉。
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市场刚刚经历了2015年8月11日新汇改带来的波动，中国央行面临着“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监管抉择，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不绝如缕。
伯南克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难以突破“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限制，陷入了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两难选择。
易纲非但没有回避这一质疑，反而把话题拉回到“三元悖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元悖论”在实际上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不必必须放弃其中“一元”，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个目标上各取一部分，实现最优结合。此次辨论让易纲在国际上的声誉大增。
坚定的改革派
作为货币学派的典型代表，易纲多次在重要场合被周小川介绍为“负责央行的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与国际业务”。而作为周小川的“老搭档”，易纲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身份，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推进并收官利率市场化，再到力促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可以说，我国金融改革的重大事件，处处都有易纲的身影。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是个坚定的改革派。在他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直逼4万亿美元，管理如此庞大的资产规模实现保值增值，他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
易纲在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之初，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还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转变，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这段期间，他主管的货币政策逐步完成了从行政调控到市场调控的转型，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日益丰富和完善。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货币政策》一文中，他讲到，渐进式改革模式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将有一个必然的转轨时期，其间新旧政策工具平行和交叉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孰轻孰重、如何取舍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搭配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妥善处理好新旧政策工具间的关系，不断提高货币调控的艺术。
易纲对于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坚定不移。2015年“8.11汇改”在市场引起广泛关注，质疑声音也很多。易纲在当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改革主要是就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做的一次调整，调整以后，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肯定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更有利。”易纲说。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摒弃渐进式改革的理念。他指出，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既体现了市场的弹性、市场汇率调整的灵活性，同时又在市场波动过大时能对它进行有效管理。
2017年年末易纲曾经写过一篇《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收录于《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他在文中指出，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破各种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实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从而真正将“剩余决定权”赋予市场主体，体现出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末，他撰文指出，我国将在2018年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了市场；另一个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
2018年3月19日，新就任的央行行长易纲再次承诺，将进一步改革并开放金融市场，承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将改革坚决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