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正越来越受关注。有学者提出，能否将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00美元提升到1万美元，使中国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应当是下一个30年中国的一项历史任务。
　　“二战”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之列，但也有一部分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转换滞后。如拉美一些国家由于错失发展模式转换良机、未能有效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的公平性重视不够、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偏差、经济大幅波动、改革受到利益集团阻碍难以有效推进等原因，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眼下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减速趋势。中国需要摆脱以往得以成功的发展模式，找到新的发展支撑，否则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经济社会停滞徘徊。
　　回顾30年历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是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较少、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起飞”。这首先是因为上一波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契合，使得全球资本和技术转移与中国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完美结合”，加之“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重视基础教育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型。
　　此一转型也得益于中国自身的许多特有条件和特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制度红利”，如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革命”，大规模工业化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城镇化带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有效地参与发展进程等。
　　但如今，这些有利的外部和内在条件与基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从中国内部看，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生育率下降引起的总抚养率在2010年处于最低点，之后会逐步提高。人均ＧＤＰ还比较低，“未富先老”特征却在显现。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总体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办法解决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才会面对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倾向变化，将导致储蓄率下降；人口红利已接近峰值，其转折点可能会于2013年之前来临，这意味着以往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开始式微；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调，这意味着技术进口带来的技术外溢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放缓和体制改革的边际效应在下降。
　　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减缓、全球经济结构再平衡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气候变化以及节能减排，对以往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约束会有明显的强化。
　　因此，中国能否抓住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将结构转型放到国家战略调整的重要位置上，是促进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关键。
　　首先，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改变对投资、出口及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都需要通过转型来实现。
　　要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高度依赖。要将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到培育以自主创新和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型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转变。
　　其次，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迫在眉睫。以前讲结构调整，更多是着眼于供给层面，即强调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需求层面的调整，即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它涉及既有的利益格局的调整，难度比纯粹供给方面的调整要大。
　　但惟有迎难而上，加大此一调整力度，着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农民的消费能力，持续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才能将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的高度依赖转变为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增长。
　　第三，体制改革要有战略性突破，从而为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条件。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已提出经年却效果不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配套的体制改革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令相关转型和调整的“主语”一直处于付之阙如的状态，从而使得改革陷入由改革的对象来主导的悖论。
　　欲打破此悖论，需要扎实稳妥地推进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寻找外生动力，将改革的“主语”落到实处，从而稳步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为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铺就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