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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的桂州是岭南地区的重镇，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古人“不骛远”的旅游偏好及桂州城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给其城郊旅游开发提供了良好契机。唐代为桂州城建城之始。因此，唐代桂州城的营建对城郊旅游开发产生影响，一方面，唐代桂州城沿西、南、北三向的扩建促使西、南、北郊的旅游景点得到初步开发；另一方面，唐代桂州城始终沿漓江西岸的扩建原则使漓江东岸原有的旅游胜地得到较好的保护与开发。
关键词：唐代；桂州城；城建；城郊旅游
唐代的桂州“南临天池，东枕沧溟，西驰，北走洞庭。”是岭南地区的经济军事重镇。此外，桂州“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岂乏人。”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由于交通不便及旅游资源开发不足，古人产生了“不骛远”的旅游偏好。桂州得天独厚的城郊旅游资源因为迎合了这种旅游偏好而得以开发。唐代是桂州城建城之始，也是其周边旅游资源初步开发之时。因此，桂州城在唐代的建设对其城郊旅游开发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唐代桂州城单纯地向西、南、北三个方向扩建的建城方式促使了原本荒芜的城市西、南和北郊的旅游景点得到初步开发；另一方面，唐代桂州城始终沿漓江西岸的扩建方向使漓江东岸原有的旅游景点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开发。
关于唐代桂州城的城市与旅游景点的建设，许多学者已做了部分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单独研究桂林旅游景点的建设与发展，如张家瑶教授的《唐宋时期桂林的风景建设与旅游》；二是单独对桂林城市结构及形态发展的研究，如邓春风的《桂林城市结构与演化研究》；三是从文学的角度解读唐宋时期的桂林城市风貌，如张晶教授和上官云所写的《唐诗中城市意象的空间意义一以桂林为例》。这些研究都仅着眼于唐代桂林城市发展或旅游开发的其中一点，没有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当今，我国岭南诸省旅游新城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研究分析桂林这个岭南地区典型旅游名城的城建对城郊旅游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借鉴意义。
一，“视于一方”，古人旅游偏好与桂州城郊旅游资源
古来皆不乏揽异求美者。然而，在古代社会由于交通不便及旅游景点开发不足等原因，古人大多养成“不骛远”，就近游览的旅游偏好。唐代柳宗元在《桂州訾家洲亭记》中道：“大凡以观游名于代者，不过视于一方，其或傍达左右，则以为特异。”宋代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古人这种旅游偏好的突出表现是他们大多选择早游晚归的旅游行程。在桂州城周边岩洞刻下的大量题名对此多有提及。（桂州城西郊隐山有题名曰：“……分韵赋诗，薄暮而返。”“……清兴有余，盃行无算，竟夕乃还。”又有“……感概赋诗，近暮乃还。”东郊龙隐洞有题名曰：“……泊龙隐岩，行觞啸咏，日薄西渡。”“鲁郡尹温叔挈家来游，日暮乃归……。”等皆为早游晚归之例。）曾丞相子宣风洞诗有云：“何如咫尺邻风穴，杖履时时一往还。”正是对这种旅游偏好的直接表述。古人这种旅游偏好给桂州城郊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机遇。
桂州城四周环绕着许多奇山异水，许多文人墨客撰文赞叹。柳宗元赞曰：“桂州多灵山，发地峭坚，林立四野。”周利《龙隐岩寺记》言：“桂林四郊多奇山，山多岩穴，韬奇竞秀，随处可喜。”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称：“绵延为桂林之山，群峰拔地，森立四野，亦皆其枝柯也。”这些奇山异水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距城很近，利于近距离游玩。《岭外代答》云：“（桂林岩洞）去城不过七八里，近二三里，几杖间可以遍览。”宋人祝穆叹日：“盖桂山率去城密迩，真杖履间物，天下所稀也。”宋人方信孺《题云崖轩》诗道：“不用穷探费杖藜，隐然成林壑挟城。”北宋诗人黄庭坚亦有诗赞云：“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嵯峨。”宋范成大帅桂，著《桂海虞衡志》（下称《虞衡志》）罗列桂林四周奇洞26处，称其“皆附郭，可日涉者。”又载：“佛子岩，亦名钟隐岩，去城十里，号最远。”可见诸景点与城之距离皆在十里之内，一日可以来回。《黄氏日抄》收录《虞衡志》佚文称：池之九华，歙之黄山，括之仙都，温之雁荡，夔之巫峡，皆数峰尔，又在荒绝僻远。惟桂之绕城，玉笋瑶簪，森列无际，其怪且多，诚当天下第一。
诸山“荒绝僻远”与“桂之绕城”的对比更突显桂州城郊旅游资源的这种巨大优势。这种优势正好迎合了古人以城为中心，“不骛远”的旅游偏好，给城郊旅游开发提供了良好契机。因而，也客观地将桂州城的扩建与其城郊旅游的开发联系在了一起。范成大等人所提的“桂州城”是以唐代桂州城为主体。因此，唐时桂州城的修建对其城郊旅游开发的影响尤为巨大。
二、“巍然州府”，西、南、北三向扩建与三郊旅游开发
隋以前桂州治所不定。隋始建为州，但隋短未有建城。至唐则“自是皆兼督府之名”成为州治。所以说，唐为桂州城建城之始。
唐代的桂州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修建。高祖武德四年（621）李靖主持修筑子城，开始了唐代桂州城的修建。唐人莫休符著《桂林风土记》（下称《风土记》）载：“桂州子城，自卫国公所制，号日始安郡城。”（原文无“城”字，据《丛书集成新编》第94册收录本《桂林风土记》增补。）据载子城“在漓江西，周三里十八步，高一丈二尺。”（原文为“周三十里十八步”，明嘉靖本《广西通志》卷39及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7《广西二·桂林府》皆为“周三里十八步”，据以校正。）子城的修建不仅奠定桂州城的基础，同时其“在漓江西”，并向西、南、北三向延伸的城池形态，也为后来扩建定下这三个方向的扩建原则。此后多年间虽无大建，但仍时有修筑。《新唐书》《王睃传》载：景龙末（710），授桂州都督。州有兵，旧常仰饷衡、永，睃始筑罗郭，能戍卒。
清人汪森辑《粤西丛载》卷16《疆理杂志》中《宋中兴帅藩》条也称“王唆为都督，筑城务农。”可见，其时桂州城已有所扩建。唐宣宗大中年间，蔡袭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建。嘉庆《广西通志》载：“外城，唐大中间蔡袭筑。周三十里，高三丈二尺。”所筑即为古外城。从以后夹城“抵子城逍遥楼”来看，王晙、蔡袭等人扩建应主要为西扩和南扩。关于唐代桂州城西扩与南扩，皆有实证。1996年，考古工作者尚在今桂林市中山中路与中山北路相接的趾祥巷北端发现了数米长的唐代城墙西垣残段。足证确有西扩。（据载此遗址与子城东城楼“逍遥楼”的距离大于三十里，由子城“周三里十八步”的记载来看，此城墙当不是子城西城墙，应为西扩后的西城墙。）另外，龚柴著《广西考略》载：“榕树门，即府治南门。唐筑时植榕一株。”此即为唐桂州城南扩时修筑的外城南门，此门至今尚存，可证当时确有南扩。唐末僖宗年间，桂州城又进行第三次大规模扩建。《风土记》载：夹城，从子城西北角二百步北上，抵伏波山，缘江南下，抵子城逍遥楼，迥翅六七里。光启年中，前政陈太保可环剏造。 不难看出，此次修筑实为北扩。从唐后期与北宋初期史料记载的对比中亦可推知唐末桂州城确有北扩。（唐元和年间（806-820）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中称灵川县“西南至州六十里”。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记载“灵川县，东六十里”。相较之下，可知宋初之桂州城较唐中期已向北扩。史载五代桂州城无大建，宋之大建始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所以城之北扩应在唐末。）
唐代这几次扩建都遵循了“东临漓水”，向西、南、北三个方向扩建的原则。（唐末扩建后，桂州城外城东门“则子城之东江门也。”其余西、南、北三向皆筑新门，可见并未东扩。）由上文知，古人“不骛远”的旅游偏好对城市与周边旅游景点的距离提出了要求。唐代桂州城的西、南、北三向扩建缩短了城市与西、南、北三郊的距离，从而促使这“至者少”的三郊景点得到了初步开发。
随着桂州城西、南、北三向扩建的深入，西郊和南郊首先得到开发。《新唐书》《李渤传》称：“帝谓渤有党，出为桂管观察使。”李渤到桂州后，发现并开发了以隐山为代表的西郊和以南溪山为代表的南郊旅游资源，使之名扬四海。《太平寰宇记》（下称《寰宇记》）记载了李渤对隐山的开发：隐山，在州之西郊。先是榛莽翳荟，古莫知者。唐宝历初，李渤出镇，遂寻其源，见石门大开，有水渊澈，乃夷剃芜秽，疏通岩穴，石林蹬道，若天造灵府，不可根本，因号隐山。
经此开发，西郊“胜览甲于一郡”。李渤兄李涉随其入桂，目睹李渤开发隐山、南溪山的经过，作《南溪元岩铭并序》刻于南溪山元岩，序中有“宝历初，自给事中出藩于桂，一之年治乡野之病，二之载搜郛郭之遗，得隐山。”之说，又清秀山与隐山同在西郊，但因距城远而未得开发。（《唐铎开岩小记》载：“（清秀山）斯洞以远，尤不获葺。”）可知，李渤发现并开发隐山与它临近桂州城池有关。隐山本处偏远，与城临近便是桂州城西扩的结果。随后，南郊也得到开发。唐时漓江常在城南一带泛滥，城池南扩使发展农业和巩固城防的需求增大，唐人便在南郊筑堤护水。《读史方舆纪要》载“回涛堤，在府城东南，唐贞元十四年筑以捍桂水。”堤坝的修筑改变了城南“动辄泽国”的惨状。随后，李渤开发了南溪山等景点。李渤《南溪诗并序》记载其发现和开发南溪山的经过：“桂水过漓山，右汇阳江。又里余，得南溪口……余获之……遂命发潜敞深，瞪危宅胜，既翼之以亭榭，又韵之以松竹。”
城北的叠彩、宝积等山原乃荒僻之所，桂州城北扩后，北郊得到初步开发。柳宗元《桂州北望秦驿，手开竹径至钓矶，留待徐容州》诗曰：“幽径为谁开，美人城北来。”可见当时北郊已有所开发。此后，元晦开发了城北的叠彩、宝积等山。《风土记》载：“越亭，在府城北……会昌初，前使元常侍名晦……建大八角亭写其真，院砌台、钓榭、石室莲枕、流杯亭、花药院。”又载“岩光亭，在北罗门外……亦是元常侍新置。”越亭、岩光亭即为两山绝景。另外，他还作《叠彩山记》《四望山记》《于越山记》刻于石壁，说明几山取名的原由。
除此之外，唐人还在这三郊增建了大量佛寺、塔宇。其中，多为官府出资建造。《显庆四年舍利函记》载：“大唐显庆二年……于桂州城南善兴寺开发建立此妙塔。”为官府造塔事例。官府修庙宇之例则更为频繁。（《风土记》《漓山》条载：“（南郊漓山）近岁于此置温灵庙。”《欧阳都护冢》载：“城北郭松径尽处，有国初安南都护名普赞冢墓……其宅今为圣寿寺。”《碧浔亭》载：“亭馆，大中初前韦舍人瓘创造。在子城东北隅十余步。”皆为官府于三郊修庙宇之例。）《风土记》《菩提寺道林和尚》条载“（薛公元）买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养。”为私人造寺之例。这些寺宇，塔亭给三郊旅游增添人文魅力，也给“不骛远”的古代游者提供休憩之所。
唐朝在岭南地区徭役采用的是政府下令，百姓自给粮用并分担消耗的政策。唐末，统治者还曾因为这种政策被滥用导致扰民而下诏抚恤。（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中提到“访闻五岭诸郡，修補廨舍城池，材石人工，并配百姓，至于粮用，皆自赍持，即不折税钱，又全无忧恤，永言凋瘵，实可悯伤。”）此政策对施工地点与居民点的距离提出要求。不论是“日役万人”的造寺、塔，还是以工匠为主的置亭、植花木、刻碑记石，皆要求临近百姓聚居之地，否则百姓难以自给粮用。唐代开发西、南、北三郊景点，主要使用的人力就是桂州城居民，而几乎每次开发都是“俄而既成”，且没有引起民怨。可见，三郊开发的地点距桂州城都较近。而正是桂州城西、南、北三向的扩建缩短了城市与这三郊的距离，从而促使三郊旅游得到初步开发。
三、“癸水绕东城”，沿西岸扩建与东岸景点保护开发
唐人在遵循桂州城沿漓江西岸向西、南、北三向扩建原则的同时，并未忽视对漓江东岸旅游景点的保护与开发，而是充分利用城在西岸的布局对东岸进行保护性开发。
这种保护开发，首先，表现在对东岸旅游景点进行命名，而非大刀阔斧的开山造蹬。据载，唐以前七星山仅山有名，山中洞穴皆无名，人皆游而不知谓，唐人以其为中心对其山下、四周以及更远的山穴进行命名。明人张鸣凤《桂胜》称：“唐祀元玄于此，故名‘玄元’‘栖霞’洞。”可知玄元、栖霞等名穴之名皆起自唐代。元风洞是栖霞洞旁的一个无名洞穴。《临桂县志》提到唐人对此洞的命名：“有洞名玄（元）风……神工斧出，宛肖人间世所有，又踞老君像甚古，唐人因号为仙李洞。”（栖霞之名至今尤存，仙李洞至宋改为玄（元）丰洞。张鸣凤《桂胜》称宋人改唐栖霞洞为仙李洞，实为误传。）唐人这种持续向外延伸的开发式命名，延伸甚至达城十里以外。《寰宇记》称：“驳鹿山，一名福禄山，在州东北十五里。”唐人这种命名式开发，不但使东岸许多山穴因得名而开始闻名天下，而且未对其造成实质性的破坏，实乃高明。
其次，表现在建设东岸景点十分注意因地制宜。宋人范成大游七星山龙隐岩描述道：“岩在洞侧，山半有小寺，即岩为佛堂，不复屋。”此小寺即为唐人所建，由岩而为佛堂，不坏岩之构理，而又达成所愿，天人合一，别有情趣。宋人祝穆感叹：“宦游者与之相安，而登临之胜又如此。”足见唐人对东岸景致的保护开发之有力。
最后，表现在于西岸或东岸之西建设制高瞭望点，提升人们对东岸景致的兴趣。其中之一是开发漓江中的訾家洲。《风土记》称：“訾家洲，在子城东南百余步长河中。”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御史中丞裴公发现訾家洲的胜景，“观望悠长，悼前之遗。”于是“厚货居氓，移民于闲壤。伐恶木，刜奥草，前指后画，心舒目行。”訾家洲从此成名。史载洲上之亭“苞漓山，涵龙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登亭四望，漓江及漓江东岸之景色尽在一目。另外，唐人还将子城东城楼修建得高大雄伟，喻名“逍遥楼”。《寰宇记》载：“逍遥楼，在州城东角上。轩楹重叠，俯视山川。”唐人宋之问有《逍遥楼诗》曰：“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宋考功《陪王都督登楼赋》亦云：“晦日登楼望，江山一半天。”登上逍遥楼，城东山川尽收眼底，东岸景致更是若隐若现，引人神往。大多游人不禁东渡，游览东岸胜景。漓江东岸的雉山崖壁，有题名记日：元佑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自逍遥楼出桂江，泛舟至雉山观岩洞。微雨不可登绝顶，泝流过寿宁，复还逍遥楼置酒。
可见，逍遥楼确为漓江东岸旅游发展提供了帮助。因此，唐人对訾家洲、逍遥楼的开发修建是一种没有直接将市井楼阁建于东岸，破坏东岸景点原貌却促进东岸旅游发展的开发建设。
桂州东岸诸山之所以盛名，全在其景其情有如天上，不沾染市井之风。《唐从事卢顺之于东观席上赠张侍郎》诗：“白云郊外无尘事，黄菊筵中尽醉容。”描述了漓江东岸胜景没有被市井俗气玷污的状况。可见，唐人建城于西岸，始终沿西岸扩建城市的建城方式，以及对东岸景致采取的保护开发措施的确有效地保护并开发了东岸旅游景点，使之不染市井俗气，胜景长存。
四、结语
唐人因地制宜，修建桂州城在遵循沿西岸向西、南、北三向扩展的原则，使扩建后的桂州城与西、南、北三郊的距离缩短。有效地促进了三郊旅游景点的开发，迎合了古人“不骛远”的旅游偏好，从而大大促进了桂州城郊区的旅游发展。同时，还利用东岸胜景较之西岸城区相对独立的特点，对东岸景区采取维持旧景点的古朴韵味和自然风光的天然风味的保护性开发措施，为桂林旅游长盛不衰奠定坚实基础。唐代扩建桂州城与开发城郊旅游资源的这种超前意识和科学实践，值得我们现今旅游新城开发所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唐代；桂州城；城建；城郊旅游
唐代的桂州“南临天池，东枕沧溟，西驰，北走洞庭。”是岭南地区的经济军事重镇。此外，桂州“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岂乏人。”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由于交通不便及旅游资源开发不足，古人产生了“不骛远”的旅游偏好。桂州得天独厚的城郊旅游资源因为迎合了这种旅游偏好而得以开发。唐代是桂州城建城之始，也是其周边旅游资源初步开发之时。因此，桂州城在唐代的建设对其城郊旅游开发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唐代桂州城单纯地向西、南、北三个方向扩建的建城方式促使了原本荒芜的城市西、南和北郊的旅游景点得到初步开发；另一方面，唐代桂州城始终沿漓江西岸的扩建方向使漓江东岸原有的旅游景点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开发。
关于唐代桂州城的城市与旅游景点的建设，许多学者已做了部分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单独研究桂林旅游景点的建设与发展，如张家瑶教授的《唐宋时期桂林的风景建设与旅游》；二是单独对桂林城市结构及形态发展的研究，如邓春风的《桂林城市结构与演化研究》；三是从文学的角度解读唐宋时期的桂林城市风貌，如张晶教授和上官云所写的《唐诗中城市意象的空间意义一以桂林为例》。这些研究都仅着眼于唐代桂林城市发展或旅游开发的其中一点，没有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当今，我国岭南诸省旅游新城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研究分析桂林这个岭南地区典型旅游名城的城建对城郊旅游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借鉴意义。
一，“视于一方”，古人旅游偏好与桂州城郊旅游资源
古来皆不乏揽异求美者。然而，在古代社会由于交通不便及旅游景点开发不足等原因，古人大多养成“不骛远”，就近游览的旅游偏好。唐代柳宗元在《桂州訾家洲亭记》中道：“大凡以观游名于代者，不过视于一方，其或傍达左右，则以为特异。”宋代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古人这种旅游偏好的突出表现是他们大多选择早游晚归的旅游行程。在桂州城周边岩洞刻下的大量题名对此多有提及。（桂州城西郊隐山有题名曰：“……分韵赋诗，薄暮而返。”“……清兴有余，盃行无算，竟夕乃还。”又有“……感概赋诗，近暮乃还。”东郊龙隐洞有题名曰：“……泊龙隐岩，行觞啸咏，日薄西渡。”“鲁郡尹温叔挈家来游，日暮乃归……。”等皆为早游晚归之例。）曾丞相子宣风洞诗有云：“何如咫尺邻风穴，杖履时时一往还。”正是对这种旅游偏好的直接表述。古人这种旅游偏好给桂州城郊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机遇。
桂州城四周环绕着许多奇山异水，许多文人墨客撰文赞叹。柳宗元赞曰：“桂州多灵山，发地峭坚，林立四野。”周利《龙隐岩寺记》言：“桂林四郊多奇山，山多岩穴，韬奇竞秀，随处可喜。”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称：“绵延为桂林之山，群峰拔地，森立四野，亦皆其枝柯也。”这些奇山异水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距城很近，利于近距离游玩。《岭外代答》云：“（桂林岩洞）去城不过七八里，近二三里，几杖间可以遍览。”宋人祝穆叹日：“盖桂山率去城密迩，真杖履间物，天下所稀也。”宋人方信孺《题云崖轩》诗道：“不用穷探费杖藜，隐然成林壑挟城。”北宋诗人黄庭坚亦有诗赞云：“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嵯峨。”宋范成大帅桂，著《桂海虞衡志》（下称《虞衡志》）罗列桂林四周奇洞26处，称其“皆附郭，可日涉者。”又载：“佛子岩，亦名钟隐岩，去城十里，号最远。”可见诸景点与城之距离皆在十里之内，一日可以来回。《黄氏日抄》收录《虞衡志》佚文称：池之九华，歙之黄山，括之仙都，温之雁荡，夔之巫峡，皆数峰尔，又在荒绝僻远。惟桂之绕城，玉笋瑶簪，森列无际，其怪且多，诚当天下第一。
诸山“荒绝僻远”与“桂之绕城”的对比更突显桂州城郊旅游资源的这种巨大优势。这种优势正好迎合了古人以城为中心，“不骛远”的旅游偏好，给城郊旅游开发提供了良好契机。因而，也客观地将桂州城的扩建与其城郊旅游的开发联系在了一起。范成大等人所提的“桂州城”是以唐代桂州城为主体。因此，唐时桂州城的修建对其城郊旅游开发的影响尤为巨大。
二、“巍然州府”，西、南、北三向扩建与三郊旅游开发
隋以前桂州治所不定。隋始建为州，但隋短未有建城。至唐则“自是皆兼督府之名”成为州治。所以说，唐为桂州城建城之始。
唐代的桂州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修建。高祖武德四年（621）李靖主持修筑子城，开始了唐代桂州城的修建。唐人莫休符著《桂林风土记》（下称《风土记》）载：“桂州子城，自卫国公所制，号日始安郡城。”（原文无“城”字，据《丛书集成新编》第94册收录本《桂林风土记》增补。）据载子城“在漓江西，周三里十八步，高一丈二尺。”（原文为“周三十里十八步”，明嘉靖本《广西通志》卷39及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7《广西二·桂林府》皆为“周三里十八步”，据以校正。）子城的修建不仅奠定桂州城的基础，同时其“在漓江西”，并向西、南、北三向延伸的城池形态，也为后来扩建定下这三个方向的扩建原则。此后多年间虽无大建，但仍时有修筑。《新唐书》《王睃传》载：景龙末（710），授桂州都督。州有兵，旧常仰饷衡、永，睃始筑罗郭，能戍卒。
清人汪森辑《粤西丛载》卷16《疆理杂志》中《宋中兴帅藩》条也称“王唆为都督，筑城务农。”可见，其时桂州城已有所扩建。唐宣宗大中年间，蔡袭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建。嘉庆《广西通志》载：“外城，唐大中间蔡袭筑。周三十里，高三丈二尺。”所筑即为古外城。从以后夹城“抵子城逍遥楼”来看，王晙、蔡袭等人扩建应主要为西扩和南扩。关于唐代桂州城西扩与南扩，皆有实证。1996年，考古工作者尚在今桂林市中山中路与中山北路相接的趾祥巷北端发现了数米长的唐代城墙西垣残段。足证确有西扩。（据载此遗址与子城东城楼“逍遥楼”的距离大于三十里，由子城“周三里十八步”的记载来看，此城墙当不是子城西城墙，应为西扩后的西城墙。）另外，龚柴著《广西考略》载：“榕树门，即府治南门。唐筑时植榕一株。”此即为唐桂州城南扩时修筑的外城南门，此门至今尚存，可证当时确有南扩。唐末僖宗年间，桂州城又进行第三次大规模扩建。《风土记》载：夹城，从子城西北角二百步北上，抵伏波山，缘江南下，抵子城逍遥楼，迥翅六七里。光启年中，前政陈太保可环剏造。 不难看出，此次修筑实为北扩。从唐后期与北宋初期史料记载的对比中亦可推知唐末桂州城确有北扩。（唐元和年间（806-820）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中称灵川县“西南至州六十里”。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记载“灵川县，东六十里”。相较之下，可知宋初之桂州城较唐中期已向北扩。史载五代桂州城无大建，宋之大建始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所以城之北扩应在唐末。）
唐代这几次扩建都遵循了“东临漓水”，向西、南、北三个方向扩建的原则。（唐末扩建后，桂州城外城东门“则子城之东江门也。”其余西、南、北三向皆筑新门，可见并未东扩。）由上文知，古人“不骛远”的旅游偏好对城市与周边旅游景点的距离提出了要求。唐代桂州城的西、南、北三向扩建缩短了城市与西、南、北三郊的距离，从而促使这“至者少”的三郊景点得到了初步开发。
随着桂州城西、南、北三向扩建的深入，西郊和南郊首先得到开发。《新唐书》《李渤传》称：“帝谓渤有党，出为桂管观察使。”李渤到桂州后，发现并开发了以隐山为代表的西郊和以南溪山为代表的南郊旅游资源，使之名扬四海。《太平寰宇记》（下称《寰宇记》）记载了李渤对隐山的开发：隐山，在州之西郊。先是榛莽翳荟，古莫知者。唐宝历初，李渤出镇，遂寻其源，见石门大开，有水渊澈，乃夷剃芜秽，疏通岩穴，石林蹬道，若天造灵府，不可根本，因号隐山。
经此开发，西郊“胜览甲于一郡”。李渤兄李涉随其入桂，目睹李渤开发隐山、南溪山的经过，作《南溪元岩铭并序》刻于南溪山元岩，序中有“宝历初，自给事中出藩于桂，一之年治乡野之病，二之载搜郛郭之遗，得隐山。”之说，又清秀山与隐山同在西郊，但因距城远而未得开发。（《唐铎开岩小记》载：“（清秀山）斯洞以远，尤不获葺。”）可知，李渤发现并开发隐山与它临近桂州城池有关。隐山本处偏远，与城临近便是桂州城西扩的结果。随后，南郊也得到开发。唐时漓江常在城南一带泛滥，城池南扩使发展农业和巩固城防的需求增大，唐人便在南郊筑堤护水。《读史方舆纪要》载“回涛堤，在府城东南，唐贞元十四年筑以捍桂水。”堤坝的修筑改变了城南“动辄泽国”的惨状。随后，李渤开发了南溪山等景点。李渤《南溪诗并序》记载其发现和开发南溪山的经过：“桂水过漓山，右汇阳江。又里余，得南溪口……余获之……遂命发潜敞深，瞪危宅胜，既翼之以亭榭，又韵之以松竹。”
城北的叠彩、宝积等山原乃荒僻之所，桂州城北扩后，北郊得到初步开发。柳宗元《桂州北望秦驿，手开竹径至钓矶，留待徐容州》诗曰：“幽径为谁开，美人城北来。”可见当时北郊已有所开发。此后，元晦开发了城北的叠彩、宝积等山。《风土记》载：“越亭，在府城北……会昌初，前使元常侍名晦……建大八角亭写其真，院砌台、钓榭、石室莲枕、流杯亭、花药院。”又载“岩光亭，在北罗门外……亦是元常侍新置。”越亭、岩光亭即为两山绝景。另外，他还作《叠彩山记》《四望山记》《于越山记》刻于石壁，说明几山取名的原由。
除此之外，唐人还在这三郊增建了大量佛寺、塔宇。其中，多为官府出资建造。《显庆四年舍利函记》载：“大唐显庆二年……于桂州城南善兴寺开发建立此妙塔。”为官府造塔事例。官府修庙宇之例则更为频繁。（《风土记》《漓山》条载：“（南郊漓山）近岁于此置温灵庙。”《欧阳都护冢》载：“城北郭松径尽处，有国初安南都护名普赞冢墓……其宅今为圣寿寺。”《碧浔亭》载：“亭馆，大中初前韦舍人瓘创造。在子城东北隅十余步。”皆为官府于三郊修庙宇之例。）《风土记》《菩提寺道林和尚》条载“（薛公元）买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养。”为私人造寺之例。这些寺宇，塔亭给三郊旅游增添人文魅力，也给“不骛远”的古代游者提供休憩之所。
唐朝在岭南地区徭役采用的是政府下令，百姓自给粮用并分担消耗的政策。唐末，统治者还曾因为这种政策被滥用导致扰民而下诏抚恤。（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中提到“访闻五岭诸郡，修補廨舍城池，材石人工，并配百姓，至于粮用，皆自赍持，即不折税钱，又全无忧恤，永言凋瘵，实可悯伤。”）此政策对施工地点与居民点的距离提出要求。不论是“日役万人”的造寺、塔，还是以工匠为主的置亭、植花木、刻碑记石，皆要求临近百姓聚居之地，否则百姓难以自给粮用。唐代开发西、南、北三郊景点，主要使用的人力就是桂州城居民，而几乎每次开发都是“俄而既成”，且没有引起民怨。可见，三郊开发的地点距桂州城都较近。而正是桂州城西、南、北三向的扩建缩短了城市与这三郊的距离，从而促使三郊旅游得到初步开发。
三、“癸水绕东城”，沿西岸扩建与东岸景点保护开发
唐人在遵循桂州城沿漓江西岸向西、南、北三向扩建原则的同时，并未忽视对漓江东岸旅游景点的保护与开发，而是充分利用城在西岸的布局对东岸进行保护性开发。
这种保护开发，首先，表现在对东岸旅游景点进行命名，而非大刀阔斧的开山造蹬。据载，唐以前七星山仅山有名，山中洞穴皆无名，人皆游而不知谓，唐人以其为中心对其山下、四周以及更远的山穴进行命名。明人张鸣凤《桂胜》称：“唐祀元玄于此，故名‘玄元’‘栖霞’洞。”可知玄元、栖霞等名穴之名皆起自唐代。元风洞是栖霞洞旁的一个无名洞穴。《临桂县志》提到唐人对此洞的命名：“有洞名玄（元）风……神工斧出，宛肖人间世所有，又踞老君像甚古，唐人因号为仙李洞。”（栖霞之名至今尤存，仙李洞至宋改为玄（元）丰洞。张鸣凤《桂胜》称宋人改唐栖霞洞为仙李洞，实为误传。）唐人这种持续向外延伸的开发式命名，延伸甚至达城十里以外。《寰宇记》称：“驳鹿山，一名福禄山，在州东北十五里。”唐人这种命名式开发，不但使东岸许多山穴因得名而开始闻名天下，而且未对其造成实质性的破坏，实乃高明。
其次，表现在建设东岸景点十分注意因地制宜。宋人范成大游七星山龙隐岩描述道：“岩在洞侧，山半有小寺，即岩为佛堂，不复屋。”此小寺即为唐人所建，由岩而为佛堂，不坏岩之构理，而又达成所愿，天人合一，别有情趣。宋人祝穆感叹：“宦游者与之相安，而登临之胜又如此。”足见唐人对东岸景致的保护开发之有力。
最后，表现在于西岸或东岸之西建设制高瞭望点，提升人们对东岸景致的兴趣。其中之一是开发漓江中的訾家洲。《风土记》称：“訾家洲，在子城东南百余步长河中。”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御史中丞裴公发现訾家洲的胜景，“观望悠长，悼前之遗。”于是“厚货居氓，移民于闲壤。伐恶木，刜奥草，前指后画，心舒目行。”訾家洲从此成名。史载洲上之亭“苞漓山，涵龙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登亭四望，漓江及漓江东岸之景色尽在一目。另外，唐人还将子城东城楼修建得高大雄伟，喻名“逍遥楼”。《寰宇记》载：“逍遥楼，在州城东角上。轩楹重叠，俯视山川。”唐人宋之问有《逍遥楼诗》曰：“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宋考功《陪王都督登楼赋》亦云：“晦日登楼望，江山一半天。”登上逍遥楼，城东山川尽收眼底，东岸景致更是若隐若现，引人神往。大多游人不禁东渡，游览东岸胜景。漓江东岸的雉山崖壁，有题名记日：元佑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自逍遥楼出桂江，泛舟至雉山观岩洞。微雨不可登绝顶，泝流过寿宁，复还逍遥楼置酒。
可见，逍遥楼确为漓江东岸旅游发展提供了帮助。因此，唐人对訾家洲、逍遥楼的开发修建是一种没有直接将市井楼阁建于东岸，破坏东岸景点原貌却促进东岸旅游发展的开发建设。
桂州东岸诸山之所以盛名，全在其景其情有如天上，不沾染市井之风。《唐从事卢顺之于东观席上赠张侍郎》诗：“白云郊外无尘事，黄菊筵中尽醉容。”描述了漓江东岸胜景没有被市井俗气玷污的状况。可见，唐人建城于西岸，始终沿西岸扩建城市的建城方式，以及对东岸景致采取的保护开发措施的确有效地保护并开发了东岸旅游景点，使之不染市井俗气，胜景长存。
四、结语
唐人因地制宜，修建桂州城在遵循沿西岸向西、南、北三向扩展的原则，使扩建后的桂州城与西、南、北三郊的距离缩短。有效地促进了三郊旅游景点的开发，迎合了古人“不骛远”的旅游偏好，从而大大促进了桂州城郊区的旅游发展。同时，还利用东岸胜景较之西岸城区相对独立的特点，对东岸景区采取维持旧景点的古朴韵味和自然风光的天然风味的保护性开发措施，为桂林旅游长盛不衰奠定坚实基础。唐代扩建桂州城与开发城郊旅游资源的这种超前意识和科学实践，值得我们现今旅游新城开发所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