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战疫”
　　“我不想显得太温柔。”每次面对摄影师，梁钰都这样说。相比起照片里的笑靥如花，她更喜欢微扬下巴、面无表情的自己，眼神里透着舍我其谁的霸气。
　　2020年，对于这个不想让自己太温柔的25岁女孩来说，是动荡的、饱满的、前所未有的。梁钰甚至觉得，这大概是人生中最浓缩的日子。因为一年前，她还是个普通女孩，元旦还去了趟杭州，过了几天“逛吃逛吃”的悠闲日子，直到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了。
　　疫情刚发生那几天，看到全国医护人员奔赴抗疫前线，梁钰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女性医护人员如果赶上生理期怎么办。“前线医护人员的卫生巾和生理裤还够吗？”她在微博上这样问道，但她没有想到，从问出那句话开始，自己的时间就是以小时来计算了。
　　不断收到的医护私信让梁钰无法停下。原本，她只是想尽自己所能捐赠一些女性卫生用品，可车轮滚动起来后，梁钰才意识到这背后的需求缺口有多大。于是，她在网络上召集了几十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成立“姐妹战疫”志愿组织，为女性医护人员募集生理用品。
　　回应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私信求助，接收医院或科室的需求数据统计，寻求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合作，寻找在湖北省内能往武汉发货的卫生巾商家，安排物流和志愿者车队……每天凌晨工作结束后，她还在不断思索下一步行动。
　　就这样，在一个分工专业、96%都是女性的志愿者团队支持下，梁钰做成了一件大事：3月24日，“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发布项目总结，35天里，共募集到613305条安心裤，320883条一次性内裤，160776条卫生巾，10852支护手霜，送达205家医院或医疗队，覆盖女性医护人员超过84500人。
　　拒绝羞耻
　　对于梁钰来说，“姐妹战疫”是一次激发，因为不断收到的医护求助与感谢让她意识到——女性的呼喊需要被听见。
　　所以，梁钰在“姐妹战疫”的基础上，将分散在各地的女孩组成新的团队，成立“予她同行”公益基金，将越来越多超越地域、阶层的女孩联系起来，关注性侵害、推动职场性别平等，为保护女性发声。
　　2020年8月，“散装卫生巾”引发舆论热议，山区女孩“月经贫困”牵动着梁钰的心。秋天，“予她同行”开始下乡帮扶贫困女孩，去湖北和贵州的山区学校普及生理教育。
　　到了山区，梁钰才发现，贫困女童的卫生巾真的都是三无产品，甚至有很多人还不会使用卫生巾，用草木灰解决生理问题。“卫生巾贫困只是一个表象，卫生巾都贫困了，小女孩还能有什么？”梁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在与山区女孩的交流中，梁钰发现，她们在生活里得到的爱太少了。所以，梁钰特别设立了一个“夸夸环节”，希望让女孩爱自己，表扬自己，觉得自己很棒。
　　所有女孩子被夸的时候都哭得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女孩的故事让梁钰印象深刻。女孩说她很感谢自己的闺蜜，虽然总是打架，总是争执，但回家的山路没有灯，她们两个经常一边走一边唱歌，就不害怕。
　　看见那些女孩刚开始憋着不说话，脸上肌肉在颤抖，到后来慢慢述说、放声大哭，梁钰明白了，那些小女孩很少被肯定，也很少被爱，哪怕是好朋友也不会说出“你很棒”。而“夸夸环节”真正将女孩心底的东西激发出来了。
　　此外，在一位大学女教师的启发下，梁钰还在全国428所学校倡议启动卫生巾互助盒计划，将女生互相借卫生巾变成卫生巾共享，方便忘带卫生巾的女生使用，规则是拿一片放一片，消除月事羞耻。
　　孤独前行
　　很多人问梁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为什么要关注女性议题呢？梁钰说：“我本身是学法律的，其实大家只要学学法律、看看案卷，就知道了。”真正让她开始做这些事情，和专业并无关系，只是单纯地“看不下去了”。
　　梁钰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被性骚扰时，有个姐姐说：“你都已经跟人家出去吃饭了，你就应该意识到你们一定会发生点儿什么。”当时刚刚20岁的梁钰听了之后一头雾水：明明是6个人一起吃饭的，怎么会这样？社会规则应该是这样子吗？我以后一定不让我的妹妹听到这种话。
　　从那以后，梁钰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空间里的独行者，女性权益、月事羞耻、家暴、猥亵……她开始关注一个个沉重的话题，但可惜的是，身边鲜有朋友能和她讨论。
　　如果说曾经的困惑与探索是沉淀、敲定，那“姐妹战疫”志愿组织、卫生巾互助盒计划就是厚积薄发的结果，直到“予她同行”艺术展，梁钰让更多人看到了女性的力量。
　　2020年6月，梁钰在朋友圈看到一张图，以300个金属节育环为原型做成的首饰在北京展出，她触动很大。那些首饰真的非常好看，但梁钰越看越觉得可怕。“几十年里，有多少女性把这份痛苦和耻辱放进了身体里。这种流血、付出虽然不是显现的，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女性会因此害怕、受伤，也会疼痛。”梁钰说。
　　办一个女性当代艺术展的想法由此酝酿。筹办展览过程中，梁钰发现，原来女性艺术家的处境也非常糟糕，她们的作品只占市场份额的2%，她希望将更多的目光能聚焦于女性艺术家。
　　11月1日，“予她同行”艺术展开幕，在将近一个月的展出时间里，艺术家周雯静的《红色系列》将女性长期以往被隐匿的“痛”展示了出来。它将女性的病理、血液与背后冰冷的社会、现象结合在一起，发散出生命与死亡的探讨与思考。参展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通过这个独一无二的空间，看见了女性的力量與苦痛。
　　看过展览，有很多人私信她，其中有一个高二的女生说：“以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女性已经不会上节育环了，结果随口问自己的妈妈，才发现她居然还在身上。”和妈妈商量过后，女孩陪妈妈做了取环手术。
　　每当这种时刻，梁钰仿佛能切实触摸到自己坚持发声的意义。它们不是虚无缥缈的粉丝、点赞、评论数，而是一个个具体可感的、活生生的人。
　　面对质疑
　　做自己、敢发声，梁钰所做的一切与她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梁钰是在一个规训并不太多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从小就被教育“受欺负要打回去”，只要感到不公正，她就会大声抗议，然后据理力争。
　　上小学时，学校有少先队员代表大会，学校本来每年只有一次郊游机会，同学们想去两次，梁钰就去找每个班的班长沟通，说大家要团结，在少代会上提案，大家一起讨论。后来每个班都提出意见，学校就通过了。同学们还觉得校服很丑，梁钰就通过少代会跟学校反映。学校就把校服厂模特请到学校，让每名学生投票，选出自己想要的样式，最后不同年级的校服都不一样。
　　初中时，梁钰所在学校的校长会定期询问学生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如果有，都跟他讲。高中时期的梁钰也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办了个社团，慢慢演变成一个民调社，收集同学们对学校的建议，让学校更好地发展。
　　在这种环境中，梁钰不惧怕任何权威。上大学时，刑法学老师在课堂上讲强奸罪，说出了类似“强奸是因为女生穿得太少”的话，梁钰气得当堂站起来和老师对峙：“为人师表，怎么可以讲这种混账话？”结果，那门课她只拿了70多分，除此之外没有更多影响。时至今日她依旧肯定：“说那样的话就是该骂。”
　　对于梁钰来说，2020年过于忙碌，她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和回望，但毋庸置疑的是，她已经从一个普通“网友”变成一家女性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进入公众视野，引发社会共鸣，收获无数赞誉。
　　赞美总与诋毁相伴随行，她的一言一行，都在被用放大镜检视。有人抨击、讽刺，甚至质疑她是女权主义者在作秀，也有人觉得她是在刻意树立性别对立。但梁钰没有选择沉默，她用行动说话：我不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完成什么“正义之举”，我代表不了任何人、任何群体，我只是在做自己。这世界已被太多女性的温柔和忍让所成全，我们就是要在一个不那么完美并且充满冲突的世界里，为女性权益奔走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