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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文化独立于黄河文明，借厚厚的积淀向今人娓娓道来。河姆渡人懂得用火和渔猎，懂得生存和创造。这浓缩过的风貌与故事，历经沧海桑田，露出苍颜。
1973年夏天，浙江余姚罗江农民在渡头村建排涝站，锄头所至，一批夹炭黑陶片、建筑木构件、大量古动物的骨与角，以及人工栽培稻谷遗物，裸露在现代文明的阳光下。如此，又一处中华文明摇篮被发现，成为独立文化景观遥对黄河文明。
遥远的历史绝响
之前，考古界的两次发现，即1934年钱山漾遗址和1936年良渚遗址的发掘，被考古先驱纳入两个误区：一是把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作为龙山文化遗存;二是认定江南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
1973年河姆渡原始稻作的发现，令世界愕然。作为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7000～5000年，早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对这两种文化面貌作了甄别，发现两者竟然完全不同，认为是中国原始文化的另一个中心，中国史前文明的另一个源头。而龙山文化则更是河姆渡后3000年的事。
人類一直在探寻着来路，但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几千年。生命与世界固然是一种存在，但在人类的集体意识里，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似乎是不存在的，即便充分发挥的想象力，把久远的历史所创立的宗教与神话看成是一种史前记忆的恢复，这也已是绝美的赞叹了。
除了看得见的遗迹、遗物以外，我们对中国史前的精神文化所知不多。图符是文化传承方式之一，陶罐上勾勒民族图腾，八千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刻符，七千多年前的蚌埠双墩刻符，六千年前的半坡刻符，被称为“汉字来源”。
河姆渡陶器上，所刻简单的记事刻画符号，描摹了生活的场景，这种符号是原始文字的萌芽，从中可以感知先人会种植水稻，饲养猪、狗、牛、羊等牲畜;会打猎和捕鱼;会建造房屋，过着定居的生活。而出土的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的生产工具、装饰品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更证明了这一点。到了良渚文化的浙江省庄桥坟遗址刻符，有的更已连字成句了。
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诞生河姆渡文化，引领南方文明的早春。观察河姆渡遗址立体造景，可发现自然景观与裴李岗、磁山及半坡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说明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4万平方米的河姆渡遗址，叠压着7000～5000年前的四个文化层：稻谷堆积;陶器、骨器、石器、木器;骨器中体量最大的是绑柄骨耜，代表稻作农耕的兴盛;还有可以证明水上交通的不少木桨，有的桨叶上还雕刻装饰花纹。这些都是宁绍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稻谷和木建筑遗迹，是河姆渡遗址的惊世发现，动物骨骸和植物果实及墓葬遗存，构筑了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的粗略框架。遗址附近水源丰富，河湖泥沙沉积，土壤肥沃，其稻作遗存，当时被认为是世界稻作史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记录。
一般说来，寻觅民族文化之源，从农业开始，由居住收尾。河姆渡杆栏式建筑，是文明的初恋，是深藏不露的经历岁月磨励依然饱含信仰之物。河姆渡人散布于茫茫湖沼和草木丛生的丘陵，他们由游荡走向定居，辟草木丛生的荒野为农田。水稻种植讲究株行距，所以他们懂得原始耕种和人工灌溉。河姆渡人的生活经验，借助时光的力量，渗透到了土地的内脏。
中国、西亚、美洲是世界三个农业起源中心。河姆渡的稻谷，是一个类粳、类籼等各种粒型的亚洲栽培稻属杂合群体。它刚出土时色泽金黄，少数稻谷连外壳的隆脉、稃毛及芸尖仍清晰可辨，在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纠正了我国栽培水稻来自印度阿萨姆的说法，意味着河姆渡人熟知天象、气候、季节、年周期的分割。
宁绍大地，一年多熟的水稻文明，这正如后来司马迁所描述：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是人类早期的和谐社会。
醒世的东方物语
地层在铺设中叠加，看到历史偶尔的停顿，让人类看清来路。残坦薄暮中读七千年人间道场，凸现一种看不见的神圣气。这正如时光的挂历，展示出沧桑之美。
河姆渡文化独立于黄河文明，借厚厚的积淀向今人娓娓道来。河姆渡人懂得用火和渔猎，懂得生存和创造。这浓缩过的风貌与故事，历经沧海桑田，露出苍颜。
遗址表明，这里一直就有自己的农耕文明，古吴、古越、古淮扬文化，塑造了作为长江流域所特有的刚柔相济的潜质和海纳百川的亲和力。
宁绍平原的古地理环境有低山森林、河流港汊，草木茂盛、水源清洌，野果累累、鱼虾洄游，是古人类和动物生活的天堂。这里有属于河姆渡文化遗址49处。留有稻谷、陶片、纺轮等六七千年前的文化遗物，水陆山川连成一片，古人类居留于此，无忧无虑。
河姆渡社会经济是稻作农业，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有制陶、纺织、骨器制作、竹木器加工等原始手工业，烧制的黑陶，是它的特色。且陶器烧成温度较高，达1000℃左右。出土的骨器有3000多件，有骨耜、骨箭头、骨凿、骨锥、骨镰、骨鱼镖、管状针等，相伴陶纺轮、石纺轮、骨针及动物遗骨，表明当时的农耕、饲养家畜的规模。
耒耜是代表性农具，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是河姆渡先民的重要生产工具，出土骨耜达170件之多，与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物相对应，说明农业已从采集进入到耜耕生产阶段。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像是精美绝伦的工艺品。
密布如织的沼泽，须借舟楫之便，船和柄叶连体木桨，用于交通和渔猎。先民们或能编排水筏，从事渔猎，能驾船出海。
河姆渡出土了300多件木器，说明纺织工具和木器被广泛运用。出土的纺轮、卷布棍、梭形器和机刀等原始织布机附件，由手工编织到发明了原始的机械，河姆渡先民脱离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进入初具文明的历史阶段。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数量大，题材广，造型独特，表现在象牙雕刻、陶器纹饰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线条流畅，造型美观，令人叹为观止。
在第二文化层发现了迄今最早的水井遗迹。木桩围成方形井壁，井口套上木框作为围护。水坑四周设有圆形栅栏，作护岸之用。河姆渡文化时期，居址周围河沼遍布，但水体与海水相通，不堪饮用。水井的出现，是先民追求生活品质使然。
一种来自远古灵魂的语言，给了我们解读的空间，这里肯定潜伏一些条件，相形之下，那秦时月，汉时雨，唐时风，若昨日故事、眼前风景，伸手可以触摸。
生活给了这个区域特有的身心，不能肯定个中浇灌着耕耘收藏的农业情感，但土地、时序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真切，在干栏式建筑的遗迹上显现着，告诉后人那些闪烁智慧的吉光片羽。
细部的绝代风华
宗教不能运用巨大神力，把人类对于久远的疑问铭刻于木质之上，倒是朽木袒裸胸襟，向人类展示史前记忆，依赖土层中的证实，人类逐步建立起关于缺少文字生命的文化起源。
混沌时光里，木材支撐中国古代文明大厦。今天，最早的木质建筑已灰飞烟灭，河姆渡用它出土的木质建筑构件，验证先民们的生存智慧。干栏式建筑架空于地面，史书称“巢居”，可以防潮防水，通风透气，显示“南巢居、北穴居”的南北之别。巢居即干栏式建筑，后来修筑城池，形态各异的亭、台、阁、楼、榭、廊，均为干栏式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留有深深的印痕。
遗址中带榫卯的干栏式建筑，是现今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最早的匠人技术。潮湿的气候，让江南人模仿飞鸟在树上搭屋、筑巢，以遮风避雨，防水防潮。而在黄河流域，先民们是半地穴式居址，半坡遗址就有半地穴遗存。
作为某种原始物证，引出历史的真切，干栏式建筑的气息，令中国建筑文化空气从不稀薄。宁绍人对于生活质地的追求一开始就不在虚无，河姆渡引人入胜的文化现象，蕴含了极丰富的历史信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另一条主线。
河姆渡木构建筑遗迹是沿小山坡呈扇形分形，很有规律。两次考古发掘，每个文化层都有木构建筑遗迹，尤以第四文化层最为密集和壮观。它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大小梁承托地板，架空基座，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而使用的榫卯结构技术，把中国榫卯技术的时间从金属时代前推了3000多年。
河姆渡建筑遗址面山临湖，居民临水而居。地板在地面上通风凉爽，防潮防湿，也可防止大雨过后的泛滥，及不洁的霉气和低飞的昆虫聚集。
遗址中的这栋房子可能是一个家族的住宅，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冬天能够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的作用。自从“家”接近了他们，才知那是文明的早春，正在寻找天空太阳的消息。
七千年前，河姆渡房屋中的榫卯结构，是我国古建筑技术的起源，木构件横竖咬合，接口部位严丝合缝;板与板之间用企口技术连接等，是中国传统木质家具之魂，一榫一卯之间，一转一折之际，凸显了古之匠人非凡的智慧。
古人云：“榫卯万年牢。”榫卯，这种美感给人以天然，蕴含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以制为衡的智慧。今天的宁波保国寺，山西恒山悬空寺、应县木塔等是其代表性建筑，结构皆采用了斗拱的衔接和精确的榫卯技术。
秀丽的山川与有着强大气场的沃土，使江南成为鱼米之乡。在这片原始而荒芜的土地上，先民聚居，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既上山狩猎也下湖捕捞，这相较于中原先民，更增了一种生存智慧，一种生存哲学，一种生存自觉。
体悟人类远古时期的生命状态肯定在今人的常识之外，生命的延续没有固定的脚本，大自然导演着多种可能，但人类懵懂的童年时期的生活法则，在古人类那里被原始地演绎。作为文化遗产被安放上了文明祭台，留下来作供。
我们今天被先民们早年的创新片断萦绕，去探访另一个曲终人散的奥秘。
人类史上，文化突变的唯一解释是社会与自然的突变。距今4000年左右，自然环境的剧变，连续二三百年的洪水，肆虐天下，持续的严寒，生态严重失衡。河姆渡，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发祥地，稻作文明的诞生地，本该延续繁荣的古老文明，却在5000年前又神秘消失了。人们北迁，把江南那饭稻羹鱼、丝帛麻纺的日子，留在历史深处。
宁绍人雄浑的内力不显山露水，农居的动作意味深长。大禹治水以前，这里繁花似锦。
在宁绍平原上的重读祖宗的印记，可让岁月熏出造化，重启人类童年模式，从容地看破放下，品尘土与岁月，读爱和遗忘。
（本文部分图片由CFP提供）
The discovery of the first Hemudu ruins in 1973 provided adequate evidence to alter scholars’ view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Hemudu is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Prior to the discovery of Hemudu， two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namely the Qianshanyang Ruins in 1934 and the Liangzhu Ruins in 1936， somehow misled archaeologists to two conclusions： first， the representative ancient culture unearthed in Hangzhou Bay was part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second， the primitive culture in Jiangnan region was far behind that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Hemudu voided the two misunderstandings. The Hemudu Culture， a Neolithic-Age site of about 7，000-5，000 years ago， is older than and overwhelmingly different from the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in the north. The Longshan Culture is 3，000 years younger.
The 40，000-square-meter ruins of Hemudu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four distinct aspects of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Hemudu Culture： a big amount of rice grains， everyday life artifacts made of stone， bone， pottery and wood， farming， hunting and fishing tools and devices， and oars.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grains， when just unearthed， looked brightly golden and came from a rice subspecie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in India which had been mistakenly considered as the source of rice cultivation in China.
These discoveries paint a relatively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life so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 people of Hemudu built stilt houses by using mortise-tenon structures to connect wood pieces， they cultivated rice， they made pottery， they made artifacts and tools， they produced textile， they sailed， hunted and fished， they made art， they practiced a religion. Hemudu says that rice agriculture in China didn’t come from India and that the people of Hemudu had working knowledge of climate and weather and had the concepts of year and season. Hemudu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material aspects of Hemudu speak abundantly of the wisdom， aesthetics， culture， art， and experience of the people of that time. The excavated artifacts highlight the climax of a primitive society which had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and had evolved remarkably into an advanced material culture.
The Hemudu Culture is composed of 49 sites spread in eastern Zhejiang where there were forests， rivers and wildlife， an ideal habitat for human beings. And nearly 7，000 artifacts and remains of plants and animals were excavated. .
Artistically， sculpted images and patterns on ivory and pottery pieces are amazing. Moreover， symbols on pottery pieces present a simple language and portray the essentials of the Hemudu life.
One outstanding material aspect of Hemudu is the brilliant woodwork. The people of Hemudu lived in stilt houses and they sank wells bolstered with a wood structure inside， suggesting a well-maintained and well organized community. The stilt houses they first invented and constructed were copied by architects in subsequent dynasties. Pavilions above water and on platform， multiple-storied houses popular in ancient China in subsequent dynasties are all variations on the prototypical stilt houses of Hemudu. Stilt houses above water in Hemudu suggest that the culture was distinct from its counterpart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in the north where the ancient people mostly lived in semi-subterranean dwellings known as pit houses.
The mortise-tenon joints invented by the people of Hemudu have been used widely and improved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The Baoguo Temple in Ningbo （first built about 2，000 years ago and restored in 880AD）， the Hanging Temple in Datong （erected about 1，400 years ago）， and the Wooden Pagoda in Yingxian County （first built in 1056AD） are extant perfect wooden structure examples tha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ototypical woodwork of Hemudu.
Although the Hemudu people disappeared into history， what they invented， fortunately， have been carried on and improved on in following generations up to today.
1973年夏天，浙江余姚罗江农民在渡头村建排涝站，锄头所至，一批夹炭黑陶片、建筑木构件、大量古动物的骨与角，以及人工栽培稻谷遗物，裸露在现代文明的阳光下。如此，又一处中华文明摇篮被发现，成为独立文化景观遥对黄河文明。
遥远的历史绝响
之前，考古界的两次发现，即1934年钱山漾遗址和1936年良渚遗址的发掘，被考古先驱纳入两个误区：一是把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作为龙山文化遗存;二是认定江南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
1973年河姆渡原始稻作的发现，令世界愕然。作为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7000～5000年，早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对这两种文化面貌作了甄别，发现两者竟然完全不同，认为是中国原始文化的另一个中心，中国史前文明的另一个源头。而龙山文化则更是河姆渡后3000年的事。
人類一直在探寻着来路，但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几千年。生命与世界固然是一种存在，但在人类的集体意识里，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似乎是不存在的，即便充分发挥的想象力，把久远的历史所创立的宗教与神话看成是一种史前记忆的恢复，这也已是绝美的赞叹了。
除了看得见的遗迹、遗物以外，我们对中国史前的精神文化所知不多。图符是文化传承方式之一，陶罐上勾勒民族图腾，八千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刻符，七千多年前的蚌埠双墩刻符，六千年前的半坡刻符，被称为“汉字来源”。
河姆渡陶器上，所刻简单的记事刻画符号，描摹了生活的场景，这种符号是原始文字的萌芽，从中可以感知先人会种植水稻，饲养猪、狗、牛、羊等牲畜;会打猎和捕鱼;会建造房屋，过着定居的生活。而出土的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的生产工具、装饰品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更证明了这一点。到了良渚文化的浙江省庄桥坟遗址刻符，有的更已连字成句了。
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诞生河姆渡文化，引领南方文明的早春。观察河姆渡遗址立体造景，可发现自然景观与裴李岗、磁山及半坡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说明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4万平方米的河姆渡遗址，叠压着7000～5000年前的四个文化层：稻谷堆积;陶器、骨器、石器、木器;骨器中体量最大的是绑柄骨耜，代表稻作农耕的兴盛;还有可以证明水上交通的不少木桨，有的桨叶上还雕刻装饰花纹。这些都是宁绍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稻谷和木建筑遗迹，是河姆渡遗址的惊世发现，动物骨骸和植物果实及墓葬遗存，构筑了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的粗略框架。遗址附近水源丰富，河湖泥沙沉积，土壤肥沃，其稻作遗存，当时被认为是世界稻作史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记录。
一般说来，寻觅民族文化之源，从农业开始，由居住收尾。河姆渡杆栏式建筑，是文明的初恋，是深藏不露的经历岁月磨励依然饱含信仰之物。河姆渡人散布于茫茫湖沼和草木丛生的丘陵，他们由游荡走向定居，辟草木丛生的荒野为农田。水稻种植讲究株行距，所以他们懂得原始耕种和人工灌溉。河姆渡人的生活经验，借助时光的力量，渗透到了土地的内脏。
中国、西亚、美洲是世界三个农业起源中心。河姆渡的稻谷，是一个类粳、类籼等各种粒型的亚洲栽培稻属杂合群体。它刚出土时色泽金黄，少数稻谷连外壳的隆脉、稃毛及芸尖仍清晰可辨，在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纠正了我国栽培水稻来自印度阿萨姆的说法，意味着河姆渡人熟知天象、气候、季节、年周期的分割。
宁绍大地，一年多熟的水稻文明，这正如后来司马迁所描述：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是人类早期的和谐社会。
醒世的东方物语
地层在铺设中叠加，看到历史偶尔的停顿，让人类看清来路。残坦薄暮中读七千年人间道场，凸现一种看不见的神圣气。这正如时光的挂历，展示出沧桑之美。
河姆渡文化独立于黄河文明，借厚厚的积淀向今人娓娓道来。河姆渡人懂得用火和渔猎，懂得生存和创造。这浓缩过的风貌与故事，历经沧海桑田，露出苍颜。
遗址表明，这里一直就有自己的农耕文明，古吴、古越、古淮扬文化，塑造了作为长江流域所特有的刚柔相济的潜质和海纳百川的亲和力。
宁绍平原的古地理环境有低山森林、河流港汊，草木茂盛、水源清洌，野果累累、鱼虾洄游，是古人类和动物生活的天堂。这里有属于河姆渡文化遗址49处。留有稻谷、陶片、纺轮等六七千年前的文化遗物，水陆山川连成一片，古人类居留于此，无忧无虑。
河姆渡社会经济是稻作农业，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有制陶、纺织、骨器制作、竹木器加工等原始手工业，烧制的黑陶，是它的特色。且陶器烧成温度较高，达1000℃左右。出土的骨器有3000多件，有骨耜、骨箭头、骨凿、骨锥、骨镰、骨鱼镖、管状针等，相伴陶纺轮、石纺轮、骨针及动物遗骨，表明当时的农耕、饲养家畜的规模。
耒耜是代表性农具，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是河姆渡先民的重要生产工具，出土骨耜达170件之多，与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物相对应，说明农业已从采集进入到耜耕生产阶段。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像是精美绝伦的工艺品。
密布如织的沼泽，须借舟楫之便，船和柄叶连体木桨，用于交通和渔猎。先民们或能编排水筏，从事渔猎，能驾船出海。
河姆渡出土了300多件木器，说明纺织工具和木器被广泛运用。出土的纺轮、卷布棍、梭形器和机刀等原始织布机附件，由手工编织到发明了原始的机械，河姆渡先民脱离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进入初具文明的历史阶段。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数量大，题材广，造型独特，表现在象牙雕刻、陶器纹饰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线条流畅，造型美观，令人叹为观止。
在第二文化层发现了迄今最早的水井遗迹。木桩围成方形井壁，井口套上木框作为围护。水坑四周设有圆形栅栏，作护岸之用。河姆渡文化时期，居址周围河沼遍布，但水体与海水相通，不堪饮用。水井的出现，是先民追求生活品质使然。
一种来自远古灵魂的语言，给了我们解读的空间，这里肯定潜伏一些条件，相形之下，那秦时月，汉时雨，唐时风，若昨日故事、眼前风景，伸手可以触摸。
生活给了这个区域特有的身心，不能肯定个中浇灌着耕耘收藏的农业情感，但土地、时序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真切，在干栏式建筑的遗迹上显现着，告诉后人那些闪烁智慧的吉光片羽。
细部的绝代风华
宗教不能运用巨大神力，把人类对于久远的疑问铭刻于木质之上，倒是朽木袒裸胸襟，向人类展示史前记忆，依赖土层中的证实，人类逐步建立起关于缺少文字生命的文化起源。
混沌时光里，木材支撐中国古代文明大厦。今天，最早的木质建筑已灰飞烟灭，河姆渡用它出土的木质建筑构件，验证先民们的生存智慧。干栏式建筑架空于地面，史书称“巢居”，可以防潮防水，通风透气，显示“南巢居、北穴居”的南北之别。巢居即干栏式建筑，后来修筑城池，形态各异的亭、台、阁、楼、榭、廊，均为干栏式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留有深深的印痕。
遗址中带榫卯的干栏式建筑，是现今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最早的匠人技术。潮湿的气候，让江南人模仿飞鸟在树上搭屋、筑巢，以遮风避雨，防水防潮。而在黄河流域，先民们是半地穴式居址，半坡遗址就有半地穴遗存。
作为某种原始物证，引出历史的真切，干栏式建筑的气息，令中国建筑文化空气从不稀薄。宁绍人对于生活质地的追求一开始就不在虚无，河姆渡引人入胜的文化现象，蕴含了极丰富的历史信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另一条主线。
河姆渡木构建筑遗迹是沿小山坡呈扇形分形，很有规律。两次考古发掘，每个文化层都有木构建筑遗迹，尤以第四文化层最为密集和壮观。它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大小梁承托地板，架空基座，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而使用的榫卯结构技术，把中国榫卯技术的时间从金属时代前推了3000多年。
河姆渡建筑遗址面山临湖，居民临水而居。地板在地面上通风凉爽，防潮防湿，也可防止大雨过后的泛滥，及不洁的霉气和低飞的昆虫聚集。
遗址中的这栋房子可能是一个家族的住宅，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冬天能够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的作用。自从“家”接近了他们，才知那是文明的早春，正在寻找天空太阳的消息。
七千年前，河姆渡房屋中的榫卯结构，是我国古建筑技术的起源，木构件横竖咬合，接口部位严丝合缝;板与板之间用企口技术连接等，是中国传统木质家具之魂，一榫一卯之间，一转一折之际，凸显了古之匠人非凡的智慧。
古人云：“榫卯万年牢。”榫卯，这种美感给人以天然，蕴含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以制为衡的智慧。今天的宁波保国寺，山西恒山悬空寺、应县木塔等是其代表性建筑，结构皆采用了斗拱的衔接和精确的榫卯技术。
秀丽的山川与有着强大气场的沃土，使江南成为鱼米之乡。在这片原始而荒芜的土地上，先民聚居，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既上山狩猎也下湖捕捞，这相较于中原先民，更增了一种生存智慧，一种生存哲学，一种生存自觉。
体悟人类远古时期的生命状态肯定在今人的常识之外，生命的延续没有固定的脚本，大自然导演着多种可能，但人类懵懂的童年时期的生活法则，在古人类那里被原始地演绎。作为文化遗产被安放上了文明祭台，留下来作供。
我们今天被先民们早年的创新片断萦绕，去探访另一个曲终人散的奥秘。
人类史上，文化突变的唯一解释是社会与自然的突变。距今4000年左右，自然环境的剧变，连续二三百年的洪水，肆虐天下，持续的严寒，生态严重失衡。河姆渡，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发祥地，稻作文明的诞生地，本该延续繁荣的古老文明，却在5000年前又神秘消失了。人们北迁，把江南那饭稻羹鱼、丝帛麻纺的日子，留在历史深处。
宁绍人雄浑的内力不显山露水，农居的动作意味深长。大禹治水以前，这里繁花似锦。
在宁绍平原上的重读祖宗的印记，可让岁月熏出造化，重启人类童年模式，从容地看破放下，品尘土与岁月，读爱和遗忘。
（本文部分图片由CFP提供）
The discovery of the first Hemudu ruins in 1973 provided adequate evidence to alter scholars’ view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Hemudu is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Prior to the discovery of Hemudu， two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namely the Qianshanyang Ruins in 1934 and the Liangzhu Ruins in 1936， somehow misled archaeologists to two conclusions： first， the representative ancient culture unearthed in Hangzhou Bay was part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second， the primitive culture in Jiangnan region was far behind that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Hemudu voided the two misunderstandings. The Hemudu Culture， a Neolithic-Age site of about 7，000-5，000 years ago， is older than and overwhelmingly different from the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in the north. The Longshan Culture is 3，000 years younger.
The 40，000-square-meter ruins of Hemudu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four distinct aspects of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Hemudu Culture： a big amount of rice grains， everyday life artifacts made of stone， bone， pottery and wood， farming， hunting and fishing tools and devices， and oars.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grains， when just unearthed， looked brightly golden and came from a rice subspecie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in India which had been mistakenly considered as the source of rice cultivation in China.
These discoveries paint a relatively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life so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 people of Hemudu built stilt houses by using mortise-tenon structures to connect wood pieces， they cultivated rice， they made pottery， they made artifacts and tools， they produced textile， they sailed， hunted and fished， they made art， they practiced a religion. Hemudu says that rice agriculture in China didn’t come from India and that the people of Hemudu had working knowledge of climate and weather and had the concepts of year and season. Hemudu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material aspects of Hemudu speak abundantly of the wisdom， aesthetics， culture， art， and experience of the people of that time. The excavated artifacts highlight the climax of a primitive society which had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and had evolved remarkably into an advanced material culture.
The Hemudu Culture is composed of 49 sites spread in eastern Zhejiang where there were forests， rivers and wildlife， an ideal habitat for human beings. And nearly 7，000 artifacts and remains of plants and animals were excavated. .
Artistically， sculpted images and patterns on ivory and pottery pieces are amazing. Moreover， symbols on pottery pieces present a simple language and portray the essentials of the Hemudu life.
One outstanding material aspect of Hemudu is the brilliant woodwork. The people of Hemudu lived in stilt houses and they sank wells bolstered with a wood structure inside， suggesting a well-maintained and well organized community. The stilt houses they first invented and constructed were copied by architects in subsequent dynasties. Pavilions above water and on platform， multiple-storied houses popular in ancient China in subsequent dynasties are all variations on the prototypical stilt houses of Hemudu. Stilt houses above water in Hemudu suggest that the culture was distinct from its counterpart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in the north where the ancient people mostly lived in semi-subterranean dwellings known as pit houses.
The mortise-tenon joints invented by the people of Hemudu have been used widely and improved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The Baoguo Temple in Ningbo （first built about 2，000 years ago and restored in 880AD）， the Hanging Temple in Datong （erected about 1，400 years ago）， and the Wooden Pagoda in Yingxian County （first built in 1056AD） are extant perfect wooden structure examples tha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ototypical woodwork of Hemudu.
Although the Hemudu people disappeared into history， what they invented， fortunately， have been carried on and improved on in following generations up to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