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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在这一年里，传媒人在大事大灾面前经受了考验，大都有了出色的表现，但是，大喜和大悲也是人性和社会矛盾暴露最充分的时候。在这一年里，新闻从业者的“红”与“黑”，社会从业生态的善与恶也有了集中的展现。
一、丢碗的升官的——传媒从业生态开始分层
虽然2008年实施了新《劳动合同法》，但是，一些设法逃避责任的媒介用人单位仍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传媒从业生态没有明显改观，而且随着就业压力加大，媒介从业生态还有恶化的可能。工作稳定性差、压力大、职业寿命短、缺少保障安全感，已经成为多数传媒从业者的同感。有的从业者甚至总结出了“都市报记者的‘职业寿命’平均为3年”的职场“黄宗羲定律”。“一年到头加班受罪，劳动法规统统作废，身心憔悴暗自流泪”，“疯疯傻傻自我陶醉”，“报道采访貌似高贵，其实生活极其琐碎”，已经成了相当一部分传媒人从业生态的真实写照。
与一些体制外新闻从业人员朝不保夕的从业生态相比，一些体制内的传媒从业人员却“官运亨通”。2008年10月，一条《名嘴张政出任新疆主席助理 王志挂职丽江副市长》的消息让新闻从业者看到了“播而优则仕”和“写而优则仕”的曙光。
由于体制和改革不够彻底深入的原因，传媒从业生态开始分层。即便是在同一家媒体，做同样的工作，但是身份待遇却千差万别，有的高薪厚禄，可以青云直上，有的则勉强糊口，随时准备被扫地出门。
二、“陕西虎”与“平江虎”：一样假虎两样结局
历时八个多月，陕西“周老虎”在媒体和其他“打虎派”人员的穷追猛打下，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假虎的现形体现了传媒从业人员追求真相的良知和职业责任，也体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然而，与众多媒体和记者勇于揭露“周老虎”的真相相比，却有人从“周老虎”事件中看到了利用媒体炒作来发展地方旅游业挣大钱的力量。
2008年3月20日，湖南平江电视台记者吴华自称在该县自然风景区石牛寨发现了老虎，并拍下了20多秒的录像画面。随后调查显示：平江疑似华南虎录像系造假，目的是利用炒作华南虎来增加旅游收入。但是，事情的结局没有造假策划者想象的那样美好，结果是以“记者吴华被开除留用察看一年，4名责任人被立案调查”惨淡收场。
同样面对假新闻，有人发现后不畏艰难强权，设法将其揭穿，让公众看到真相，有人则相反，竟然从假老虎
事件中“受到启发”看到生财之道，直至主动参与策划造假。结果通过一样的“假虎”，让人看到记者的不同从业心态与职业良知、道德水准。
三、震灾面前：有人愿做“敢死队”，有人化做“范跑跑”
在四川汶川突发地震灾难和危险面前，众多记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主动请缨，甚至徒步也要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承担起及时沟通灾情和伤亡信息，为抢险救人提供决策参考的任务。在“通讯线路全部中断，陆地桥梁塌断，多处山体滑坡，道路毁坏车辆无法行进”，水陆空两天无法进入汶川的情况下，新华社四川分社甚至专门组织了一支新闻记者“敢死队”，从而得以从震中的汶川县映秀镇发出了第一张照片和第一篇文字稿。
然而，在大灾大难大是大非面前，有人为了职业信仰为了社会利益可以舍生忘我愿做“敢死队”，有的人却选择贪生怕死成了“范跑跑”。某电视台一名后来被解聘的女记者当时选择的就是后者，她从宾馆里发回的所谓抗震救灾的“现场报道”，早已成了笑柄，也成了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负面教材。
四、“熊”记者与“牛”记者：从记者被打到记者打人
记者采访被打被恐吓如今已经成了一个见怪不怪，让人接近麻木，也逐渐失去报道价值的话题。但是，2008年还是有数十起记者被打或者因为打人者身份特殊、手段恶劣或者相关事件有报道价值而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如“女记者采访拆迁纠纷拍照时遭拖行10余米”， “河北镇政府干部上班打麻将 记者拍照遭围殴”，“四川一乡党委书记威胁路政执法者 出手抓伤记者”，“城管打伤小贩围殴路人 扬言要弄死记者”，“哈尔滨色情浴被曝光 声称要联合‘整死记者’”等等不一而足。记者被打的原因几乎千奇百怪，打人者身份和打人手段也是不断翻新。
与那些采访被打的“熊”记者相比，2008年还出现了一些“牛”记者，他们中有的不仅恐吓威胁他人，甚至出手伤人。比如，“河北电视台女记者辱骂脚踹民警被判拘役6个月”就是其中一例。不管怎样，记者被打的“熊”态需要社会加大保障力度才能改变，但是，记者出手打人或者自我感觉“高人一等”的“牛”气也是要不得的。
五、朋友还是敌人：从欢迎监督到怎样对付记者
2008年除了发生“河南省高院院长：诚邀新闻媒体记者监督法院系统”“建反腐倡廉舆论监督员队伍 杭州请记者定期为纪委提供线索”等欢迎舆论监督，拿记者作为朋友的新闻，也出现了一些把舆论监督看做找茬，把记者当做敌人，提出要“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报道。
比较典型的有新年开门粗暴干扰舆论监督的第一案，因报道涉及辽宁西丰县委书记的负面内容，当地警方千里进京拘捕记者的丑事。这是政府利用权力，非法干扰新闻记者采访权、监督权和公众知情权的一个典型。还有一个不好的苗头，就是现在一些政府机关开始把怎样对付记者和新闻单位当做“执政能力”的手段，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怎样对付记者的“学问”。比较明显的事例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把怎样对付记者当做被选拔考察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必备的“基本功”，这些都是把记者化友为敌的典型。
六、“采访经济学”：从“红包”、“车马费”到“封口费”乃至敲诈勒索
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庸俗的采访经济学愈演愈烈。从一些记者公然收受“红包”、“车马费”、“土特产”这些行业内几近公开的“潜规则”，到主动索要“加油费”、提供包吃、包住、包车“三包”服务，再到现在利用矿难明目张胆索要“封口费”、“赞助费”，甚至利欲熏心，直接利用掌握的负面线索进行敲诈勒索，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品质越来越为人诟病。
2008年对新闻界影响最为恶劣的当属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发生后，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的丑闻。如今，虽然相关涉案人员都已经受到了惩处，但是，排队领取“封口费”事件给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造成的负面形象却是难以抹去的。而且，从已经公开的领取封口费的新闻单位名单来看，有很多都是与法律与安全监管机构有
关的，这也算是新闻界的另一种“执法犯法”了。
七、假作真时真亦假：谁给无证记者一个名分
继前年兰成长之死和“纸包子”事件后，去年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再次把无证记者的真假问题推到了台前。按照有关部门最初公布的数据，领取“封口费”人员中持有记者证的只有2人，其余都被称为“假记者”。
长期以来，一些监管部门习惯把有无记者证看做是区分记者真假的标准。这种说法缺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全国新闻采编人员 “平均无证率为52%”，这些人员不能归为假记者。
现在一些新闻单位为了逃避对聘用人员的劳动保障等方面的责任，故意不给编外人员办理记者证，而且出了问题也喜欢用聘用人员或者假记者顶缸来逃避处罚。当需要这些从业人员挣钱牟利时一律对外承认他们是真记者，而当出现纰漏时则一概用 “假记者”来敷衍塞责，这可能是“假记者”泛滥的另一种原因。
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网络媒体的采访权与记者证问题也应该早日提上日程。
八、面对三聚氰胺：一样奶粉两样敏感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人们开始对媒体的社会守望和危机预警功能产生了质疑。首先曝光“三鹿”名字的媒体不是中央级的媒体，也不是食品、卫生和质量监管部门的行业专业媒体，更不是河北或者石家庄的当地媒体，而是远在上海与“毒奶粉”事件并无多少关系的《东方早报》。
不仅一些权威媒体没有发挥社会守望者的预警功能，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传播工具和手中的话语权对事件真相进行误导，甚至接受公关费对奶粉企业的负面消息进行屏蔽。在2008年6月份，中央一家新闻单位还曾组织30多家知名媒体记者参观了一个后来被发现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企业，如果这些在国内比较“牛”的媒体记者当时能够多一点新闻敏感，或许“毒奶粉”不至于害了那么多孩子。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新闻敏感在“企业公关”面前也会变得迟钝起来。
九、记者从业心理学：伤心不应“总是难免的”
在抗震救灾期间，针对一些记者不顾及采访对象心理感受，反复重复采访幸存者，包括儿童，追问一些他们不愿回答的问题和让他们回忆痛苦的细节，从而给被访对象带来一定心理伤害的现象，中国心理学会等单位专门发出倡议，提倡“有序，理性，科学报道”，减少采访报道对于震灾幸存者造成的心理伤害。
在灾难和其他重大事件报道中，由于悲痛、惊恐、内疚和紧张等还容易给记者本人造成心理上的影响。据媒体报道，因为“每天面对大量被挖掘出的遗体，耳边充斥着受灾者失去亲人的哭喊”，加上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一些香港等地的记者频患“震后忧郁症”。在奥运报道中，记者的神经成了“上紧了发条的闹钟”。在“两会”现场，为了抢到新闻，一名采访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女记者甚至一直跟到男厕所。在工作、失业、生活、人身伤害等种种压力面前，如今记者职业的心理问题到了应该引起必要重视的时候了。
十、特殊记者群体：“轮椅上的兄弟”与“行走的玫瑰”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期间，残障记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开始走进人们的视线。虽然他们只有40多名，占注册记者总数的1%。但是，他们用手中的笔、镜头和声音让全世界残疾人一起享受盛会。这些平时不为我们注意的“轮椅上的兄弟”，由于有着特殊的人生体验，他们不仅在新闻报道中发挥着常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在工作中克服着正常记者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我们需要给这些轮椅上，甚至黑暗中工作的同行以特殊的敬意和关注。
在2008年大事和灾难频发的现场，还有一些身影不能忘记。在抗击冰雪灾害期间，湖南益阳电视台一名女记者连续奋战18天，最后因体力不支晕倒在抗冰现场雪地上。在抗震救灾期间，女性记者和男性记者一样冒着到处都是泥石流和山石滚落的危险徒步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方采访。在“两会”和奥运现场，女记者同样是抢新闻群体中冲在前面的人。这些在新闻现场“行走着的玫瑰”同样值得我们尊敬。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7级新闻学博士、江苏省人民政府网站编审）
一、丢碗的升官的——传媒从业生态开始分层
虽然2008年实施了新《劳动合同法》，但是，一些设法逃避责任的媒介用人单位仍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传媒从业生态没有明显改观，而且随着就业压力加大，媒介从业生态还有恶化的可能。工作稳定性差、压力大、职业寿命短、缺少保障安全感，已经成为多数传媒从业者的同感。有的从业者甚至总结出了“都市报记者的‘职业寿命’平均为3年”的职场“黄宗羲定律”。“一年到头加班受罪，劳动法规统统作废，身心憔悴暗自流泪”，“疯疯傻傻自我陶醉”，“报道采访貌似高贵，其实生活极其琐碎”，已经成了相当一部分传媒人从业生态的真实写照。
与一些体制外新闻从业人员朝不保夕的从业生态相比，一些体制内的传媒从业人员却“官运亨通”。2008年10月，一条《名嘴张政出任新疆主席助理 王志挂职丽江副市长》的消息让新闻从业者看到了“播而优则仕”和“写而优则仕”的曙光。
由于体制和改革不够彻底深入的原因，传媒从业生态开始分层。即便是在同一家媒体，做同样的工作，但是身份待遇却千差万别，有的高薪厚禄，可以青云直上，有的则勉强糊口，随时准备被扫地出门。
二、“陕西虎”与“平江虎”：一样假虎两样结局
历时八个多月，陕西“周老虎”在媒体和其他“打虎派”人员的穷追猛打下，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假虎的现形体现了传媒从业人员追求真相的良知和职业责任，也体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然而，与众多媒体和记者勇于揭露“周老虎”的真相相比，却有人从“周老虎”事件中看到了利用媒体炒作来发展地方旅游业挣大钱的力量。
2008年3月20日，湖南平江电视台记者吴华自称在该县自然风景区石牛寨发现了老虎，并拍下了20多秒的录像画面。随后调查显示：平江疑似华南虎录像系造假，目的是利用炒作华南虎来增加旅游收入。但是，事情的结局没有造假策划者想象的那样美好，结果是以“记者吴华被开除留用察看一年，4名责任人被立案调查”惨淡收场。
同样面对假新闻，有人发现后不畏艰难强权，设法将其揭穿，让公众看到真相，有人则相反，竟然从假老虎
事件中“受到启发”看到生财之道，直至主动参与策划造假。结果通过一样的“假虎”，让人看到记者的不同从业心态与职业良知、道德水准。
三、震灾面前：有人愿做“敢死队”，有人化做“范跑跑”
在四川汶川突发地震灾难和危险面前，众多记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主动请缨，甚至徒步也要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承担起及时沟通灾情和伤亡信息，为抢险救人提供决策参考的任务。在“通讯线路全部中断，陆地桥梁塌断，多处山体滑坡，道路毁坏车辆无法行进”，水陆空两天无法进入汶川的情况下，新华社四川分社甚至专门组织了一支新闻记者“敢死队”，从而得以从震中的汶川县映秀镇发出了第一张照片和第一篇文字稿。
然而，在大灾大难大是大非面前，有人为了职业信仰为了社会利益可以舍生忘我愿做“敢死队”，有的人却选择贪生怕死成了“范跑跑”。某电视台一名后来被解聘的女记者当时选择的就是后者，她从宾馆里发回的所谓抗震救灾的“现场报道”，早已成了笑柄，也成了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负面教材。
四、“熊”记者与“牛”记者：从记者被打到记者打人
记者采访被打被恐吓如今已经成了一个见怪不怪，让人接近麻木，也逐渐失去报道价值的话题。但是，2008年还是有数十起记者被打或者因为打人者身份特殊、手段恶劣或者相关事件有报道价值而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如“女记者采访拆迁纠纷拍照时遭拖行10余米”， “河北镇政府干部上班打麻将 记者拍照遭围殴”，“四川一乡党委书记威胁路政执法者 出手抓伤记者”，“城管打伤小贩围殴路人 扬言要弄死记者”，“哈尔滨色情浴被曝光 声称要联合‘整死记者’”等等不一而足。记者被打的原因几乎千奇百怪，打人者身份和打人手段也是不断翻新。
与那些采访被打的“熊”记者相比，2008年还出现了一些“牛”记者，他们中有的不仅恐吓威胁他人，甚至出手伤人。比如，“河北电视台女记者辱骂脚踹民警被判拘役6个月”就是其中一例。不管怎样，记者被打的“熊”态需要社会加大保障力度才能改变，但是，记者出手打人或者自我感觉“高人一等”的“牛”气也是要不得的。
五、朋友还是敌人：从欢迎监督到怎样对付记者
2008年除了发生“河南省高院院长：诚邀新闻媒体记者监督法院系统”“建反腐倡廉舆论监督员队伍 杭州请记者定期为纪委提供线索”等欢迎舆论监督，拿记者作为朋友的新闻，也出现了一些把舆论监督看做找茬，把记者当做敌人，提出要“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报道。
比较典型的有新年开门粗暴干扰舆论监督的第一案，因报道涉及辽宁西丰县委书记的负面内容，当地警方千里进京拘捕记者的丑事。这是政府利用权力，非法干扰新闻记者采访权、监督权和公众知情权的一个典型。还有一个不好的苗头，就是现在一些政府机关开始把怎样对付记者和新闻单位当做“执政能力”的手段，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怎样对付记者的“学问”。比较明显的事例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把怎样对付记者当做被选拔考察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必备的“基本功”，这些都是把记者化友为敌的典型。
六、“采访经济学”：从“红包”、“车马费”到“封口费”乃至敲诈勒索
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庸俗的采访经济学愈演愈烈。从一些记者公然收受“红包”、“车马费”、“土特产”这些行业内几近公开的“潜规则”，到主动索要“加油费”、提供包吃、包住、包车“三包”服务，再到现在利用矿难明目张胆索要“封口费”、“赞助费”，甚至利欲熏心，直接利用掌握的负面线索进行敲诈勒索，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品质越来越为人诟病。
2008年对新闻界影响最为恶劣的当属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发生后，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的丑闻。如今，虽然相关涉案人员都已经受到了惩处，但是，排队领取“封口费”事件给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造成的负面形象却是难以抹去的。而且，从已经公开的领取封口费的新闻单位名单来看，有很多都是与法律与安全监管机构有
关的，这也算是新闻界的另一种“执法犯法”了。
七、假作真时真亦假：谁给无证记者一个名分
继前年兰成长之死和“纸包子”事件后，去年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再次把无证记者的真假问题推到了台前。按照有关部门最初公布的数据，领取“封口费”人员中持有记者证的只有2人，其余都被称为“假记者”。
长期以来，一些监管部门习惯把有无记者证看做是区分记者真假的标准。这种说法缺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全国新闻采编人员 “平均无证率为52%”，这些人员不能归为假记者。
现在一些新闻单位为了逃避对聘用人员的劳动保障等方面的责任，故意不给编外人员办理记者证，而且出了问题也喜欢用聘用人员或者假记者顶缸来逃避处罚。当需要这些从业人员挣钱牟利时一律对外承认他们是真记者，而当出现纰漏时则一概用 “假记者”来敷衍塞责，这可能是“假记者”泛滥的另一种原因。
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网络媒体的采访权与记者证问题也应该早日提上日程。
八、面对三聚氰胺：一样奶粉两样敏感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人们开始对媒体的社会守望和危机预警功能产生了质疑。首先曝光“三鹿”名字的媒体不是中央级的媒体，也不是食品、卫生和质量监管部门的行业专业媒体，更不是河北或者石家庄的当地媒体，而是远在上海与“毒奶粉”事件并无多少关系的《东方早报》。
不仅一些权威媒体没有发挥社会守望者的预警功能，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传播工具和手中的话语权对事件真相进行误导，甚至接受公关费对奶粉企业的负面消息进行屏蔽。在2008年6月份，中央一家新闻单位还曾组织30多家知名媒体记者参观了一个后来被发现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企业，如果这些在国内比较“牛”的媒体记者当时能够多一点新闻敏感，或许“毒奶粉”不至于害了那么多孩子。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新闻敏感在“企业公关”面前也会变得迟钝起来。
九、记者从业心理学：伤心不应“总是难免的”
在抗震救灾期间，针对一些记者不顾及采访对象心理感受，反复重复采访幸存者，包括儿童，追问一些他们不愿回答的问题和让他们回忆痛苦的细节，从而给被访对象带来一定心理伤害的现象，中国心理学会等单位专门发出倡议，提倡“有序，理性，科学报道”，减少采访报道对于震灾幸存者造成的心理伤害。
在灾难和其他重大事件报道中，由于悲痛、惊恐、内疚和紧张等还容易给记者本人造成心理上的影响。据媒体报道，因为“每天面对大量被挖掘出的遗体，耳边充斥着受灾者失去亲人的哭喊”，加上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一些香港等地的记者频患“震后忧郁症”。在奥运报道中，记者的神经成了“上紧了发条的闹钟”。在“两会”现场，为了抢到新闻，一名采访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女记者甚至一直跟到男厕所。在工作、失业、生活、人身伤害等种种压力面前，如今记者职业的心理问题到了应该引起必要重视的时候了。
十、特殊记者群体：“轮椅上的兄弟”与“行走的玫瑰”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期间，残障记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开始走进人们的视线。虽然他们只有40多名，占注册记者总数的1%。但是，他们用手中的笔、镜头和声音让全世界残疾人一起享受盛会。这些平时不为我们注意的“轮椅上的兄弟”，由于有着特殊的人生体验，他们不仅在新闻报道中发挥着常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在工作中克服着正常记者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我们需要给这些轮椅上，甚至黑暗中工作的同行以特殊的敬意和关注。
在2008年大事和灾难频发的现场，还有一些身影不能忘记。在抗击冰雪灾害期间，湖南益阳电视台一名女记者连续奋战18天，最后因体力不支晕倒在抗冰现场雪地上。在抗震救灾期间，女性记者和男性记者一样冒着到处都是泥石流和山石滚落的危险徒步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方采访。在“两会”和奥运现场，女记者同样是抢新闻群体中冲在前面的人。这些在新闻现场“行走着的玫瑰”同样值得我们尊敬。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7级新闻学博士、江苏省人民政府网站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