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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轻意转载新闻
贾 考
一般报刊，除了原创新闻外，有相当多的国内外新闻都靠转载，这本无可非议。地方媒体和一些专业性报刊。由于人力、财力所限，不可能外派那么多记者，或花钱聘请特约记者，而靠转载一部分“舶来品”，这样既省心省事，又节约了大量经费，何乐而不为呢?现在不少媒体单位，每年都要和新华通讯社、新华每日电讯或者中央级媒体中介公司签订协约，出点使用费，平时可根据需要，享受对方提供的有偿服务。这也不失为一种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有效办法。
可是，笔者感觉，有的地方报刊转载新闻时，在摘登一些新华社通稿外，还采撷了其他报刊的消息，其权威性、真实性，可信度都不能不使读者产生疑虑。
比如，2009年元月20日《西安晚报》第16版“财经资讯”专版中，有一篇《三一董事集体降薪90％》的消息，文尾有“据《证券时报》”字样。不知其全文转载，还是摘要刊登。以本人经验，这则千把字的新闻，五大要素俱全，不像“摘要”。我揣测，编者转载的原因，是看中了该文的“高管自愿降薪，今年只拿1元年薪”的所谓“卖点”。我认为，只要稍“动”脑筋，就不难发现这篇文章的瑕疵。其一，董事长一年只拿1元年薪的真实性不容怀疑，其实这是我们从前在众多媒体上司空见惯的打官司只拿1元钱精神赔偿费之类的“姿态”性作为，对于一个董事长，新闻在没有交待原因，只说“在经济危机面前”，自愿只拿1元年薪，能令读者信服?或许这的确出于董事长真心，可即便真心，难道有拿1元钱的必要吗?以笔者陋见，他要么该拿多少拿多少，心安理得，要么一分不拿，公司亏了，甘愿受罚，何必这么“作秀”和“炒作”?其二，文中宣称，公司“S000名职工提降薪申请，公司称未被接受。”大家知道，“三一重工”作为上市公司，在分配制度上，肯定不像机关或事业单位按职位按级别按职称确定薪酬，一定是按岗位按业绩分配。或许职工申请的是降低“底薪”，如有底薪，则算笔者误解。可该文最后一节又报道公司“设立千亿元特别奖，十倍弥补下降的年终奖”。请问下调年终奖包不包括董事局成员?如包括了，董事长只拿1元钱年薪报道出来有何新意?文章中还写道：“在不裁员，普通员工不降薪的基础上。三一也做了些储备过冬措施。据了解。三一普通员工以及高管人员的年终奖，将在2008年的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下调，而员工可以选择适当放弃年终奖”，放弃以后如何如何。这样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用语的确令人费解。
鉴于以上的理解，笔者表明以下的观点：报刊编辑在选编新闻稿件的时候，一定要审慎，千万多个心眼，人云亦云不可怕，怕的是以讹传讹、误导读者。
时评、拾评与屎评
孙焕英
时评，见于媒体的时事评述、新闻论说之谓也。当今的时评，可谓盛况空前(也可能是绝后)：专栏、专版、专人、专笔……铺天盖地。大行其道。
时评，其母本是时事新闻的通讯报道。
在我看来，当今的中国，除了外国传染的新闻如金融危机之列和自然爆发的时事如地震之类以外，属于定义层面上的时事新闻通讯报道，很是难见。“两会”前夕，网民的关注热点，据站方统计，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是时事新闻么?全中国每年腐败掉的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如果都当县委书记的话，那么，全中国的县委书记，每年都得换一茬。大案要案，是时事新闻么?省部级的头头，排着队出事儿。赃款外逃成了过江之鲫，公款吃喝成了家常便饭。它们已经常闻不断久闻不新了。矿难，事故。更不是时事新闻了，隔三差五地就死一批。实际上，在中国，时事新闻，几乎要成为复发旧病不治痼疾的代词了。也有正面的，但要把飞船载人视为时事新闻的话，那么，几十年前的加加林上天，又算做什么?
新闻衰而时评兴，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何以如此?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下面这些，该是因素：
时评写手，据知情人云，大都是新闻媒体的编辑。时评繁盛，和报界的“三自一包”风有关。“三自”，即报人自己写时评稿子、自己编自己写的时评稿子、自己在自己掌握的媒体上发表自己编的时评稿子。“一包”，就是报人包揽手中掌握的媒体的时评版面或栏目。“三自一包”风，本来是使百花凋零的秋风。现在，大有成为经验成为楷模成为方向成为行风之势。古今中外的专栏作家，都是新闻媒体恳请社会上的高手屈就。而今，新闻媒体的“三自一包”，却是媒体的自己人高就，不客气啦。
时评繁盛，还和时评写手们的文化素质和写作水平有关。写小说诗歌甚至杂文，属于文学创作。这既然需要腿上的功夫即深入生活，还需要手上的功夫即创作能力。时评，则不同。时评，属于新闻系统，只不过仅仅有点儿杂文属性而已。一般情况下，在文字水平上，文学和新闻，不是一个档次。时评写手，难以进行文学创作且缺少深入生活，又想出产冠以文学头衔的作品，免得成为“一次性消费品”，那就必然选择时评写作。
最主要的，还是时评写手可以省力气省脑筋省事儿因而也就可以高产——文学创作要深入生活、升华生活，新闻写作也要实地采访掌握第一手材料，而时评写手，只要看着一条一条尚未见报的新闻稿大样，开头来个“据报载”，便可流水作业批量生产起来，便可短平快起来。
其实，社会和读者，并不拒绝名副其实的时评。时评，应该算一个新闻分支。优秀的时评，会受到读者的欣赏欢迎。鲁迅的作品，有的就具有时评属性。问题是，像前面已经说过的，时事新闻本身不怎么样而时事评述新闻论说却繁盛起来，通讯报道缺乏价值而分析演绎却连篇累牍，时评必然出现变异、出现畸形。
现在最常见的，是时评成为拾评一评论拾人牙慧。一种情况是。时评拾母本通讯报道的牙慧。看了通讯报道，再看它的时评，似曾相识。仔细一比较，原来，时评所说的，通讯报道中都已经明着暗着说过了。甚至，时评成了通讯报道的缩写。另一种情况是，时评拾社会的牙慧，拾公众的牙慧。时评之亦云，不过是社会上公众中已经出现的人云而已，毫无独见灼见更无深意新意。甚至，拾评成了歪嘴和尚，把社会和公众的真经念歪了，卓见成了拙见，牙慧变馊啦!
时评变异最大者，就是屎评——一类时事新闻的排泄物。这类通讯报道。本身就通体发臭。它们的排泄物，就更加不堪近人了。屎评问题，不大雅观，因此，不谈也罢——反正不谈人们也都知道屎评大体上是怎么当子事儿。
时评正在红火。但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媒体应该清醒：当拾评屎评成为时评的主流主体之日，人们会发现，它们原来是身上长毛屁股泛红之属，定然“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了。
从“背妻男原是薄情人”反思媒体生态
杨光志
四川男子吴加芳因为在去年“5·12地震”后背亡妻回家的举动，被广大网 友称为“最有情意的丈夫”。半年后吴与成都姑娘刘如蓉结婚，再度引起网友议论。在近期一采访节目中，昊家乡的村民却指吴是薄情之人，背亡妻是被逼的，之前一直和前妻闹离婚，而且他不赡养父亲。(有关报道见2月11日《成都晚报》)
新闻链接：htcp：//news.163.com/09/0211/12/51SDU88400011229 html>网民们获知真相后的一股不平之气，便一股脑儿发泄在“蒙骗”人的媒体身上，这很正常。但我想，媒体也会觉得冤枉，有必要为媒体说句公道话。
从该新闻产生流程看来，首先是外国记者拍了这张照片。这老外的心思是什么，也不难猜，因为外国媒体也有其惯常张扬的人性旗号，所谓尊重人权、让活人有尊严，让死者能体面等观点，是国外媒体人浸淫日久的自然选择。当时日本专业救护队没能在废墟下救出生还者，但对死者的尊重礼遇仪式隆重，确实比我们的消防队员们做得好，笔者曾在当时的电视直播中亲耳听到重庆消防队员在紧张的救护中，现场用方言与同伴说：“那一个洗白(死)了，别管他，找活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更务实。说这些背景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外国媒体与中国媒体一样，也会因其媒体宗旨需要而“选择性寻找题材”。
此后，该照片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其煽情放大与意义深挖过程，当然是国内媒体轻车熟路的功夫体现，在宣传需要决定媒体态度的前提下。国内媒体一直对真相没有宗教般的敬畏感，选择性观察，集体无意识地失声，观点先决地导演新闻，写好台词上街找市民念出来作为打造声势、铺陈气氛、助推舆论、反映民声的招式，不时有之。对吴加芳背妻事件的自作多情地拨高发酵，先入为主地作价值判断，也是这种心态的显现。
这怪不得媒体记者，在这件事上与其指责新闻媒体，还不如去分析产生这种新闻的深层次原因，只有找出深层次原因，才能让记者对“真相”的敬重上升为新闻信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媒体人的努力，比如披露这次背妻背后真相的成都媒体，媒体人向真相的苦苦追求，是一直存在的。那些原汁原味的百姓生态与语言，不被加工地呈现于公众面前，由公众自行判断，成为社会良知和公众态度的晴雨表。
敬畏真实，追求真相，最大程度地接近事实本身，是媒体人的责任，背妻真相这件事值得媒体反思与警惕的价值，就在于此，所以，要改变那种预设主题的报道作风，不为宣传造势而人为地打造模本、榜样……只有这样的努力更多更强，才能使媒体真正具备公信力。
“媒体善意”的分量是“真诚”
千 河
前不久，央视主持人张越在一次文化论坛讲到“坚持媒体的善意”问题。她说：“时下，收视率、发行量越来越成为决定媒体生存的标尺。而如果精神的东西能这么简单地量化，这就很令人担忧。因为量化标准往往会滤掉更本质的东西。‘善意’二字的分量很重，它与收视率、发行量并不直接相关，与奖金、名声等距离更远，而只与我们内心深处的良知相通”。张越之所以会如此有感而发，并引申出“媒体善意”的“分量”这个命题，是源于她的一次亲身经历。
为了制作一期节目。张越到山里采访一位妇女。当她问这位妇女平时看电视吗?对方回答说很少看。“为什么呢?”，张越很惊诧地问。这住妇女的回答更让张越吃惊!她说：“不是不想看，而是有些节目不敢看，看看人家都活成那样了，就觉得自己不配活着”。这样的回答使张越事后无限感慨地说：“我们的个别媒体怎么会势利到这种程度，让生活中那些有痛苦的人觉得自己如此失败，宣扬虚假的、光鲜夺目的所谓成功。吓坏了老百姓。”
对“媒体善意”的“分量”，张越解释为：“媒体的善意，不是指客气，不是满脸堆笑讨好所有受众，而是指人内心的诚实、诚恳、负责任、担待和体谅，是指面对世事的理解、面对生命的尊重和面对生命之上更高准则的敬畏”。对此，我理解为两个字，这便是“真诚”。
真诚，即真实诚恳，没有一点虚假。真诚容纳了人间的真善美，象征着春天和希望，是人心地善良、心灵美好的先决条件。而无数事实一再证明，真诚是一个人坚持真理、抵制邪恶，献身事业必具的品格；真诚，又是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之本，凡不真诚的人，得不到真正的友情和援助，也不会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更不会做出伟大的事业。
现代媒体作为穿透力最强、受众范围最广、威慑量最大的舆论工具，关乎到是非曲直、毁誉忠奸、人命关天、财富万千，只有讲真话报实情，勇于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但令人忧虑的是，时下有些媒体和媒体从业者，已把真诚抛到了九霄云外，凡事只看利益大小、权重权轻、钱多钱少，至于真实、真相、真心、真情、真理是全然不顾的。于是乎，在他们那里，假的也就成了真的，黑的变成了白的，对的成了错的。更有甚者热衷于“戏说”、“大话”、“重属虚构”和“胡编滥造”，实在是现代媒体的悲哀。
用事实说话，时刻不忘真实是媒体的生命。只有不忘真实，才能坚守真诚。而要做到、做好这一点，必须坚守这样的信条：公平和公正；追求这样的目标：正义和良知；遵循这样的原则：歌颂真善美，抨击假丑恶；尽到这样的职责：为国富民强鼓与呼!这就是我心目中媒体善意的分量。
“县长、书记在干什么”引发的忧思
宕 子
泸州合江县，近日发生不小震动：县电视台每天中午和晚上的本地新闻时段，反复播放的一部16分钟长的短片，除了暴露县城存在的脏、乱、差外，还集中采访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普通群众对城市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激动地质问“县长、书记在干什么”的镜头。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屏幕上。(3月3日四川在线)
县城脏乱差，作为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应该归因于政府的严重失职或严重不作为。遇到这档子事儿，作为纳税人的公民质问“县长、书记在干什么”不但合情合理，而且也是在行使公民合法的表达权和舆论监督权。对于此类事件在媒体上曝光，不管在公民还是政府官员，都应该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因为对于公共事务和公共空间的管理来说，这本应是一种常态事件。于公民，质疑和监督政府，既是他们的权利。又是他们的义务；在政府，它的主要职能就是为纳税人服务。向纳税人负责，并接收纳税人对其工作的监督和评估。然而。合江电视台却大惊小怪、少见多怪、小题大作，竞将公民质疑政府的镜头删了去，要不是县长李波开了金口，我们看到的将是一片和谐之音的“洁本”新闻报道。
不可否认，报道县城脏乱差，绝对是个有损政府和政府官员形象的负面新闻。然而，由于合江县政府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面对群众的质疑，加上记者的生花妙笔，竟然使这条新闻变成了一条歌功颂德的正面新闻，且在网 上赢得了网友们的一片赞颂之声。可在笔者，却不敢那么乐观。一来，合江县政府自我揭短的动机不明，我们无法排除其政治作秀的嫌疑；二来，不管政府官员的动机如何，失职就是失职。不作为就是不作为，在被质疑、被曝光出来之前，县长、书记都在干什么去了?民众都能看到的脏乱差，为什么他们就是看不到?因此，就算合江县政府在电视台公开承认自己的不足，也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相反，合江县的市民和上级政府部门，都应该对合江县的领导与相关部门进行问责。
在这则新闻所塑造的合江县政府光芒四射的高大形象旁边，还有另一个怯生生的、猥琐的且不光彩的尴尬的角色——那就是合江县电视台。它先是掐掉了报道中“有损政府形象”的镜头，后来又在县领导的指令下将那一段加了上去。在整个过程中，电视台就像抓在政府手中的面团，可以任意被政府揉捏成符合政府需要的任何形状。面对这种不知是自我揭短还是故意作秀的电视新闻报道，笔者心里真可算得上是五味杂陈，又如何高兴得起来呢?又如何赞得起来呢?
正在买菜的市民徐小丽说：“没想到合江电视台也揭起县上的短来，而且‘骂’的还是县长、书记，看来这回县上要动真格了，这是我们市民的福音。”这真是“市民的福音”么?我看未必。首先，通过媒体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什么倒成了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恩赐了呢?为什么市民们不满的声音总是被删除、改写、扭曲或忽视，偶尔有一次正常发声就应该欣喜若狂、感恩戴德呢?退一步而言，就算“市民的福音”果真到了，那也是不稳定，不长久的。试想，“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假如有一天李波高升了，或因其他原因离开了合江县，来了另一位没那么开明或没那么高明的县领导，“市民的福音”不也就随着离去了么?人在政在，人离政息。此之谓也!
从合江县市民与网民们对该事件的反应过度——即过高评价了合江县政府自我揭短的举措来看，笔者觉得福音仍然离我们非常遥远。只要我们将改良自己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清明、开明、英明，甚至他们的喜怒哀乐、心血来潮或异想天开之上。而不是通过法律、制度、舆论等合法渠道申张或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要政府的行政权力还可以任意凌驾于国家的司法权力以上，作为公民的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一两次偶然的、局部的所谓“进步”而欣喜。
贾 考
一般报刊，除了原创新闻外，有相当多的国内外新闻都靠转载，这本无可非议。地方媒体和一些专业性报刊。由于人力、财力所限，不可能外派那么多记者，或花钱聘请特约记者，而靠转载一部分“舶来品”，这样既省心省事，又节约了大量经费，何乐而不为呢?现在不少媒体单位，每年都要和新华通讯社、新华每日电讯或者中央级媒体中介公司签订协约，出点使用费，平时可根据需要，享受对方提供的有偿服务。这也不失为一种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有效办法。
可是，笔者感觉，有的地方报刊转载新闻时，在摘登一些新华社通稿外，还采撷了其他报刊的消息，其权威性、真实性，可信度都不能不使读者产生疑虑。
比如，2009年元月20日《西安晚报》第16版“财经资讯”专版中，有一篇《三一董事集体降薪90％》的消息，文尾有“据《证券时报》”字样。不知其全文转载，还是摘要刊登。以本人经验，这则千把字的新闻，五大要素俱全，不像“摘要”。我揣测，编者转载的原因，是看中了该文的“高管自愿降薪，今年只拿1元年薪”的所谓“卖点”。我认为，只要稍“动”脑筋，就不难发现这篇文章的瑕疵。其一，董事长一年只拿1元年薪的真实性不容怀疑，其实这是我们从前在众多媒体上司空见惯的打官司只拿1元钱精神赔偿费之类的“姿态”性作为，对于一个董事长，新闻在没有交待原因，只说“在经济危机面前”，自愿只拿1元年薪，能令读者信服?或许这的确出于董事长真心，可即便真心，难道有拿1元钱的必要吗?以笔者陋见，他要么该拿多少拿多少，心安理得，要么一分不拿，公司亏了，甘愿受罚，何必这么“作秀”和“炒作”?其二，文中宣称，公司“S000名职工提降薪申请，公司称未被接受。”大家知道，“三一重工”作为上市公司，在分配制度上，肯定不像机关或事业单位按职位按级别按职称确定薪酬，一定是按岗位按业绩分配。或许职工申请的是降低“底薪”，如有底薪，则算笔者误解。可该文最后一节又报道公司“设立千亿元特别奖，十倍弥补下降的年终奖”。请问下调年终奖包不包括董事局成员?如包括了，董事长只拿1元钱年薪报道出来有何新意?文章中还写道：“在不裁员，普通员工不降薪的基础上。三一也做了些储备过冬措施。据了解。三一普通员工以及高管人员的年终奖，将在2008年的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下调，而员工可以选择适当放弃年终奖”，放弃以后如何如何。这样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用语的确令人费解。
鉴于以上的理解，笔者表明以下的观点：报刊编辑在选编新闻稿件的时候，一定要审慎，千万多个心眼，人云亦云不可怕，怕的是以讹传讹、误导读者。
时评、拾评与屎评
孙焕英
时评，见于媒体的时事评述、新闻论说之谓也。当今的时评，可谓盛况空前(也可能是绝后)：专栏、专版、专人、专笔……铺天盖地。大行其道。
时评，其母本是时事新闻的通讯报道。
在我看来，当今的中国，除了外国传染的新闻如金融危机之列和自然爆发的时事如地震之类以外，属于定义层面上的时事新闻通讯报道，很是难见。“两会”前夕，网民的关注热点，据站方统计，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是时事新闻么?全中国每年腐败掉的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如果都当县委书记的话，那么，全中国的县委书记，每年都得换一茬。大案要案，是时事新闻么?省部级的头头，排着队出事儿。赃款外逃成了过江之鲫，公款吃喝成了家常便饭。它们已经常闻不断久闻不新了。矿难，事故。更不是时事新闻了，隔三差五地就死一批。实际上，在中国，时事新闻，几乎要成为复发旧病不治痼疾的代词了。也有正面的，但要把飞船载人视为时事新闻的话，那么，几十年前的加加林上天，又算做什么?
新闻衰而时评兴，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何以如此?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下面这些，该是因素：
时评写手，据知情人云，大都是新闻媒体的编辑。时评繁盛，和报界的“三自一包”风有关。“三自”，即报人自己写时评稿子、自己编自己写的时评稿子、自己在自己掌握的媒体上发表自己编的时评稿子。“一包”，就是报人包揽手中掌握的媒体的时评版面或栏目。“三自一包”风，本来是使百花凋零的秋风。现在，大有成为经验成为楷模成为方向成为行风之势。古今中外的专栏作家，都是新闻媒体恳请社会上的高手屈就。而今，新闻媒体的“三自一包”，却是媒体的自己人高就，不客气啦。
时评繁盛，还和时评写手们的文化素质和写作水平有关。写小说诗歌甚至杂文，属于文学创作。这既然需要腿上的功夫即深入生活，还需要手上的功夫即创作能力。时评，则不同。时评，属于新闻系统，只不过仅仅有点儿杂文属性而已。一般情况下，在文字水平上，文学和新闻，不是一个档次。时评写手，难以进行文学创作且缺少深入生活，又想出产冠以文学头衔的作品，免得成为“一次性消费品”，那就必然选择时评写作。
最主要的，还是时评写手可以省力气省脑筋省事儿因而也就可以高产——文学创作要深入生活、升华生活，新闻写作也要实地采访掌握第一手材料，而时评写手，只要看着一条一条尚未见报的新闻稿大样，开头来个“据报载”，便可流水作业批量生产起来，便可短平快起来。
其实，社会和读者，并不拒绝名副其实的时评。时评，应该算一个新闻分支。优秀的时评，会受到读者的欣赏欢迎。鲁迅的作品，有的就具有时评属性。问题是，像前面已经说过的，时事新闻本身不怎么样而时事评述新闻论说却繁盛起来，通讯报道缺乏价值而分析演绎却连篇累牍，时评必然出现变异、出现畸形。
现在最常见的，是时评成为拾评一评论拾人牙慧。一种情况是。时评拾母本通讯报道的牙慧。看了通讯报道，再看它的时评，似曾相识。仔细一比较，原来，时评所说的，通讯报道中都已经明着暗着说过了。甚至，时评成了通讯报道的缩写。另一种情况是，时评拾社会的牙慧，拾公众的牙慧。时评之亦云，不过是社会上公众中已经出现的人云而已，毫无独见灼见更无深意新意。甚至，拾评成了歪嘴和尚，把社会和公众的真经念歪了，卓见成了拙见，牙慧变馊啦!
时评变异最大者，就是屎评——一类时事新闻的排泄物。这类通讯报道。本身就通体发臭。它们的排泄物，就更加不堪近人了。屎评问题，不大雅观，因此，不谈也罢——反正不谈人们也都知道屎评大体上是怎么当子事儿。
时评正在红火。但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媒体应该清醒：当拾评屎评成为时评的主流主体之日，人们会发现，它们原来是身上长毛屁股泛红之属，定然“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了。
从“背妻男原是薄情人”反思媒体生态
杨光志
四川男子吴加芳因为在去年“5·12地震”后背亡妻回家的举动，被广大网 友称为“最有情意的丈夫”。半年后吴与成都姑娘刘如蓉结婚，再度引起网友议论。在近期一采访节目中，昊家乡的村民却指吴是薄情之人，背亡妻是被逼的，之前一直和前妻闹离婚，而且他不赡养父亲。(有关报道见2月11日《成都晚报》)
新闻链接：htcp：//news.163.com/09/0211/12/51SDU88400011229 html>网民们获知真相后的一股不平之气，便一股脑儿发泄在“蒙骗”人的媒体身上，这很正常。但我想，媒体也会觉得冤枉，有必要为媒体说句公道话。
从该新闻产生流程看来，首先是外国记者拍了这张照片。这老外的心思是什么，也不难猜，因为外国媒体也有其惯常张扬的人性旗号，所谓尊重人权、让活人有尊严，让死者能体面等观点，是国外媒体人浸淫日久的自然选择。当时日本专业救护队没能在废墟下救出生还者，但对死者的尊重礼遇仪式隆重，确实比我们的消防队员们做得好，笔者曾在当时的电视直播中亲耳听到重庆消防队员在紧张的救护中，现场用方言与同伴说：“那一个洗白(死)了，别管他，找活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更务实。说这些背景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外国媒体与中国媒体一样，也会因其媒体宗旨需要而“选择性寻找题材”。
此后，该照片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其煽情放大与意义深挖过程，当然是国内媒体轻车熟路的功夫体现，在宣传需要决定媒体态度的前提下。国内媒体一直对真相没有宗教般的敬畏感，选择性观察，集体无意识地失声，观点先决地导演新闻，写好台词上街找市民念出来作为打造声势、铺陈气氛、助推舆论、反映民声的招式，不时有之。对吴加芳背妻事件的自作多情地拨高发酵，先入为主地作价值判断，也是这种心态的显现。
这怪不得媒体记者，在这件事上与其指责新闻媒体，还不如去分析产生这种新闻的深层次原因，只有找出深层次原因，才能让记者对“真相”的敬重上升为新闻信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媒体人的努力，比如披露这次背妻背后真相的成都媒体，媒体人向真相的苦苦追求，是一直存在的。那些原汁原味的百姓生态与语言，不被加工地呈现于公众面前，由公众自行判断，成为社会良知和公众态度的晴雨表。
敬畏真实，追求真相，最大程度地接近事实本身，是媒体人的责任，背妻真相这件事值得媒体反思与警惕的价值，就在于此，所以，要改变那种预设主题的报道作风，不为宣传造势而人为地打造模本、榜样……只有这样的努力更多更强，才能使媒体真正具备公信力。
“媒体善意”的分量是“真诚”
千 河
前不久，央视主持人张越在一次文化论坛讲到“坚持媒体的善意”问题。她说：“时下，收视率、发行量越来越成为决定媒体生存的标尺。而如果精神的东西能这么简单地量化，这就很令人担忧。因为量化标准往往会滤掉更本质的东西。‘善意’二字的分量很重，它与收视率、发行量并不直接相关，与奖金、名声等距离更远，而只与我们内心深处的良知相通”。张越之所以会如此有感而发，并引申出“媒体善意”的“分量”这个命题，是源于她的一次亲身经历。
为了制作一期节目。张越到山里采访一位妇女。当她问这位妇女平时看电视吗?对方回答说很少看。“为什么呢?”，张越很惊诧地问。这住妇女的回答更让张越吃惊!她说：“不是不想看，而是有些节目不敢看，看看人家都活成那样了，就觉得自己不配活着”。这样的回答使张越事后无限感慨地说：“我们的个别媒体怎么会势利到这种程度，让生活中那些有痛苦的人觉得自己如此失败，宣扬虚假的、光鲜夺目的所谓成功。吓坏了老百姓。”
对“媒体善意”的“分量”，张越解释为：“媒体的善意，不是指客气，不是满脸堆笑讨好所有受众，而是指人内心的诚实、诚恳、负责任、担待和体谅，是指面对世事的理解、面对生命的尊重和面对生命之上更高准则的敬畏”。对此，我理解为两个字，这便是“真诚”。
真诚，即真实诚恳，没有一点虚假。真诚容纳了人间的真善美，象征着春天和希望，是人心地善良、心灵美好的先决条件。而无数事实一再证明，真诚是一个人坚持真理、抵制邪恶，献身事业必具的品格；真诚，又是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之本，凡不真诚的人，得不到真正的友情和援助，也不会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更不会做出伟大的事业。
现代媒体作为穿透力最强、受众范围最广、威慑量最大的舆论工具，关乎到是非曲直、毁誉忠奸、人命关天、财富万千，只有讲真话报实情，勇于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但令人忧虑的是，时下有些媒体和媒体从业者，已把真诚抛到了九霄云外，凡事只看利益大小、权重权轻、钱多钱少，至于真实、真相、真心、真情、真理是全然不顾的。于是乎，在他们那里，假的也就成了真的，黑的变成了白的，对的成了错的。更有甚者热衷于“戏说”、“大话”、“重属虚构”和“胡编滥造”，实在是现代媒体的悲哀。
用事实说话，时刻不忘真实是媒体的生命。只有不忘真实，才能坚守真诚。而要做到、做好这一点，必须坚守这样的信条：公平和公正；追求这样的目标：正义和良知；遵循这样的原则：歌颂真善美，抨击假丑恶；尽到这样的职责：为国富民强鼓与呼!这就是我心目中媒体善意的分量。
“县长、书记在干什么”引发的忧思
宕 子
泸州合江县，近日发生不小震动：县电视台每天中午和晚上的本地新闻时段，反复播放的一部16分钟长的短片，除了暴露县城存在的脏、乱、差外，还集中采访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普通群众对城市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激动地质问“县长、书记在干什么”的镜头。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屏幕上。(3月3日四川在线)
县城脏乱差，作为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应该归因于政府的严重失职或严重不作为。遇到这档子事儿，作为纳税人的公民质问“县长、书记在干什么”不但合情合理，而且也是在行使公民合法的表达权和舆论监督权。对于此类事件在媒体上曝光，不管在公民还是政府官员，都应该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因为对于公共事务和公共空间的管理来说，这本应是一种常态事件。于公民，质疑和监督政府，既是他们的权利。又是他们的义务；在政府，它的主要职能就是为纳税人服务。向纳税人负责，并接收纳税人对其工作的监督和评估。然而。合江电视台却大惊小怪、少见多怪、小题大作，竞将公民质疑政府的镜头删了去，要不是县长李波开了金口，我们看到的将是一片和谐之音的“洁本”新闻报道。
不可否认，报道县城脏乱差，绝对是个有损政府和政府官员形象的负面新闻。然而，由于合江县政府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面对群众的质疑，加上记者的生花妙笔，竟然使这条新闻变成了一条歌功颂德的正面新闻，且在网 上赢得了网友们的一片赞颂之声。可在笔者，却不敢那么乐观。一来，合江县政府自我揭短的动机不明，我们无法排除其政治作秀的嫌疑；二来，不管政府官员的动机如何，失职就是失职。不作为就是不作为，在被质疑、被曝光出来之前，县长、书记都在干什么去了?民众都能看到的脏乱差，为什么他们就是看不到?因此，就算合江县政府在电视台公开承认自己的不足，也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相反，合江县的市民和上级政府部门，都应该对合江县的领导与相关部门进行问责。
在这则新闻所塑造的合江县政府光芒四射的高大形象旁边，还有另一个怯生生的、猥琐的且不光彩的尴尬的角色——那就是合江县电视台。它先是掐掉了报道中“有损政府形象”的镜头，后来又在县领导的指令下将那一段加了上去。在整个过程中，电视台就像抓在政府手中的面团，可以任意被政府揉捏成符合政府需要的任何形状。面对这种不知是自我揭短还是故意作秀的电视新闻报道，笔者心里真可算得上是五味杂陈，又如何高兴得起来呢?又如何赞得起来呢?
正在买菜的市民徐小丽说：“没想到合江电视台也揭起县上的短来，而且‘骂’的还是县长、书记，看来这回县上要动真格了，这是我们市民的福音。”这真是“市民的福音”么?我看未必。首先，通过媒体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什么倒成了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恩赐了呢?为什么市民们不满的声音总是被删除、改写、扭曲或忽视，偶尔有一次正常发声就应该欣喜若狂、感恩戴德呢?退一步而言，就算“市民的福音”果真到了，那也是不稳定，不长久的。试想，“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假如有一天李波高升了，或因其他原因离开了合江县，来了另一位没那么开明或没那么高明的县领导，“市民的福音”不也就随着离去了么?人在政在，人离政息。此之谓也!
从合江县市民与网民们对该事件的反应过度——即过高评价了合江县政府自我揭短的举措来看，笔者觉得福音仍然离我们非常遥远。只要我们将改良自己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清明、开明、英明，甚至他们的喜怒哀乐、心血来潮或异想天开之上。而不是通过法律、制度、舆论等合法渠道申张或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要政府的行政权力还可以任意凌驾于国家的司法权力以上，作为公民的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一两次偶然的、局部的所谓“进步”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