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天，看了蒋泥的新著《老舍之谜》（中国书店2007年版）。新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六位大师之一，老舍，他有怎样的“谜”呢？蒋泥共列出“出生”、“出道”、“情爱”、“创作”、“离乱”、“个性”、“地位”、“自杀”8个“谜”。至于穿插在8个“谜”中的数十个“问”，也大致概括了老舍的一生与创作。
　　蒋泥开列的老舍之“谜”引人入胜，如：
　　“老舍有多重人格吗？如何理解他的政治‘热情’？有多少是他真实的‘热情’？”即：“老舍真的是‘歌德派’吗？为什么在台湾的老友梁实秋认为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相信他真的是‘歌德派’？为什么‘大师’老舍要把自己降格为‘匠人’？”
　　“老舍挨打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参与的人各是什么表现？他为何选择自杀来了结一生？”即：“1966年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的老舍，为什么刚从医院出院，就急于去上班？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老舍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是自杀，为什么他死后腹中无水……”
　　以上种种之“谜”，除却史实的考辨之外，见仁见智，依我来看，能够真正称得上是“谜”的，恐怕还有不少。这可能也说明了：所谓“谜”应该是一个敞开的话题，有待讨论和拓展。
　　
　　《龙须沟》：老舍后半生之谜的起点
　　
　　老舍是剧作家，《茶馆》是他的巅峰之作。
　　当年毛泽东所说的一句话让人记忆犹新：“我是不看话剧的，因为我天天都在‘演话剧’，我再看话剧就麻烦了，但是我不反对话剧。”（1962年陈毅在广州文艺工作会议上的传达）早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更说过：“我们每天演话剧嘛，还要看你的？我们的话剧我看演得比他好。”毛泽东在世时看过的话剧，可能寥寥无几，有的，大概就是周恩来一再向他推荐过的老舍的《龙须沟》了。1960年，周恩来在天津一次会议上说起话剧，又推荐了一部反映消灭血吸虫病的话剧《枯木逢春》，他说：“主席是不看话剧的，这个话剧的确好。”毛泽东接着说：“的确好我就看，那个《龙须沟》我就看了呀。”（陈晋《文人毛泽东》）
　　《龙须沟》，应该是老舍后半生种种谜团的一个起点。
　　1949年鼎革之际，老舍还在美国。据说当时周恩来见第一次“文代会”少了老舍、冰心两位，颇为遗憾，于是嘱咐曹禺、阳翰笙等，并请赵清阁致信老舍，“需要老舍这样的大作家歌唱新中国”。老舍遂启程返国。回国后，他很快否定了先前曾许诺别人的“三不主义”（不谈政治、不开会、不演讲），而是身体力行所谓“三不得不主义”了。他除了创作了一部让他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名剧——《龙须沟》（1951年，周恩来总理又将此剧推荐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毛泽东观赏并接见了老舍），又先后写了一些配合形势的作品，如剧本《消灭病菌》、《大家评理》、《人同此心》（据《老舍全集》的说明，这是“毛泽东授意，周恩来安排”而写的一个电影剧本）等。如林斤澜所说：当时有人称老舍是“劳动模范”，“他紧密配合运动，主动完成任务”，以至“有人称赞老舍先生‘不避败笔’，写了不少不能再演的剧本、不堪再读的文章”。
　　老舍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而“传统”根深蒂固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彼时的老舍，有了“知己者”，有了专车，有了房子，有了团聚的家庭，有了相应的身份和地位（《说说唱唱》主编、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文艺》主编，等等），显然，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用蒋泥的话说，是“他又走到了极端，决定放弃一切，尽快适应新社会的形势、要求，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而在“一时拿不出新作”时，就一边按照“行市”删改旧作，一边动手写戏，因为这宜于“为人民服务”，又方便于显示自己的政治热忱，为此他不惜“东拼西凑”。
　　所有这些，当时老舍现身说法：“写作是为了什么呢？想来想去，似乎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很难找到别的解释。直到解放后，我才找到了正确的答案，知道了我应当为人民服务。有了这个答案，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不该再在名利圈子里绕来绕去了。这样，我就拼命去写作了。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至于“政治与艺术”，他的心得是：“所谓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它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趟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赏，轻视政治。”
　　以上都是“谜面”，如果说还有“谜底”，那么，既可说是“性格决定命运”，还可说是“形势比人强”以及他和陈寅恪之类的知识分子的区别等。
　　
　　
　　老舍与胡风：
　　“中国的果戈理”批判“中国的别林斯基”
　　
　　也来说说老舍的一个“谜”。
　　林斤澜在《<茶馆>前后》中说：“人说老舍不论大小运动，都积极配合，是写作行中的紧跟快手。这话也对也不对。他主张‘文武昆乱不挡’，一段曲艺，一首顺口溜，一篇表态的千字文，用来‘配合’各种大小运动。若写一台话剧，那是大作品，好比小说中的大部头。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这些反字号的都是大运动，老舍（却）没写过剧本。”其实，不是“没写过”，只是写得不成功，没有问世罢了。
　　《西望长安》是老舍写的一部“讽刺剧”，其由来是1955年7月，老舍作为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听取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报告的“李万铭案”，罗部长最后说，他希望“中国的果戈里”——当然是指善于讽刺戏剧的文艺家了——来写这一题材的讽刺剧。老舍当仁不让响应罗部长的建议，并立即亲赴西安，化装成公安人员，参加了对李万铭的提审，随即创作了《西望长安》。这个剧本，是“主题先行”的，或者说是“三结合”的产物（即后来成为创作模式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至于它的艺术性如何，那是可想而知的。当时赵清阁就曾对老舍提了意见，认为它缺乏老舍特色的“幽默感”，像是一部“活报剧”，老舍则坦承它是“新活报剧”，并说：“反动分子未能写好，因材料多，不易概括。详细写他，不易讽刺；顾了讽刺，而不能多写他。况且，还给正面人物留出两幕三场戏。”显然，当时老舍只是在“技术”层面分析自己的不足，却仍然自信“戏虽没写好，但是新尝试，此种戏向无前例”云云。
　　说到老舍，又想起赵丹临终前的那句诤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林斤澜回忆：“《茶馆》初演前夕，彩排时节，周恩来总理到剧院来看了排练，提了些意见。大意说这个戏是按历史时期写下来的，但时期的选择不够典型。应该是五四、二七年大革命、抗日、解放战争。总理威信高，有口皆碑。这样高层的领导，自身有戏剧经历，很难得。提个意见又是商量，不是行政命令，不‘我说了算’。这当然是很好的作风。因此可以设想，如果在写作之中，或在排练之初听到了这个意见，作家艺术家们会自觉自愿的奔赴这个命题，围绕这个意图，完成这个任务。”（曹禺就是一个例子，为此他晚年也颇有悔意）林斤澜还说：“老舍老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说的写下去，配合什么呢？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这是老舍的“宿命”，是“谜”也不是“谜”。
　　有一则有二。“胡风分子”绿原后来回忆说：舒芜曾告诉过他，“胡风被捕后，某领导人曾经向著名剧作家某某先生建议，何不以‘胡风反革命集团’为材料，也写个类似《西望长安》的戏本，以便教育群众呢？据说某某先生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便到处寻找可以入戏的素材，大概单凭三批‘材料’（笔者注：即1955年5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为其中的材料亲自写了按语，这是“胡风案”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标志，从此，胡风等人的问题正式升级为“敌我矛盾”）是什么戏也编不成的……于是，某先生专程拜访这位先觉者（笔者注：即当时提供了私人信件的舒芜）请教。舒芜当时是怎样向某先生揭露底细的，某先生听了又怎样准备动笔的，那个戏又为什么终于没有问世？这些情节且留待文坛掌故家们去发掘。可惜的是，《西望长安》的姊妹篇没有了，否则中国文祸史将会妙趣横生，不致于显得那么惨烈。”（绿原《胡风和我》，见《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
　　这里，绿原先生皮里阳秋，讲了一段现代的“文坛掌故”，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话题——所谓老舍之“谜”——“舒芜当时是怎样向某先生揭露底细的，某先生听了又怎样准备动笔的，那个戏又为什么终于没有问世？”这里的所谓“某某先生”究系何人，当然不用多说。
　　历史终于上演了一出“中国的果戈里”批判“中国的别林斯基”的闹剧，然而至今我们对它还所知甚少，无疑，它也是一道老舍之“谜”。 林斤澜说：老舍曾是文艺界配合政治运动的快手和高手，先后写有30多个剧本，至于“未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更是无从计算，不为外人所知”，它可能就包括这部“反胡风”的大作。
　　
　　假如老舍活着……
　　
　　由此又可以说到老舍和胡风的关系。
　　关于老舍此类文章，如人所说：“仅在50年代，老舍就几乎身临其境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开始，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再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右派言论”，其中，围绕批判胡风、丁玲以及右派，老舍有不少篇目。1957年9月11日的《人民日报》，老舍发表了《答匿名信》，之前来自西安的一封匿名信上说：“我希望你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难道说目前全国成千上万的所谓右派就都不爱国爱民吗？你深深思虑过没有呢？”然而，当时的老舍不可能去“深深思虑”。
　　在《看穿了胡风的心》这篇文章中，老舍说：“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信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胸。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
　　20年交往的“老朋友”之谊，至此一笔勾销了。
　　此前，在抗日战争中的武汉和重庆，老舍和胡风曾共同在周恩来的安排和授意下，参加和组织抗战文艺。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是总务股主任，胡风是研究股副主任（郁达夫是主任），后来胡风回忆说：“举老舍这个有文坛地位、有正义感的作家当总务股主任，这是符合众望的。”“在抗敌文协内，团结有政府感的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老舍，抵制了国民党任何分裂或利用的阴谋企图”。后来胡风在深牢之中听说老舍在“文革”中跳湖自杀，心中无比惨然，写诗道：“赞成腐败皆同志，反对专横即异端。昨日葫芦今日画，人为奴隶狗为官。敢忘国乱家难稳，不怕唇亡齿定寒。勇破坚冰深一尺，羞眠白日上三干。”胡风还注云：这诗是“借以悼念整个抗战期间，一同对国民党作斗争，‘文革’期间屈死了的老舍先生”。（《回春室诗文》）
　　“赞成腐败皆同志，反对专横即异端”，那是他们携手反抗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日子，那时的老舍在抗战后方不啻文艺界的一位“老大”。1944年，在重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20年的大会上，胡风动情地说：“（老舍）对于作家朋友们，无论是谁，只要不是气质恶劣的人，他总能够随喜地谈笑，随喜地游戏，但他却保持着一定的限度；无论是谁，只要是树有成绩，没有堕入魔道，他总能够适当地表示尊重，但却隐隐地在他的方寸里面，保持着自己的权衡……这态度常常引起我的感激的心情。”
　　后来胡风还回忆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矛盾白热化，他按照周恩来的安排离开重庆潜赴香港，行前曾告诉老舍，因为他相信老舍是靠得住的：“我相信他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后来胡风又听说老舍在香港沦陷后，因得不到胡风的消息，竟在与别人谈话时掉了眼泪，这表明“他很珍视我对他的这种信任”。
　　可是，后来的一场政治台风如何会击碎这些美好的友情呢？或者说，在1955年“胡风案”前后，老舍在心态上究竟有什么变化？这也是一个“谜”吧。
　　据林斤澜讲：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前，“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比如喜欢交游的他经常约友人在家中小聚、赏菊。“1955年之后，这种事少了，到了1959年‘反右倾’，根本上就没有了”。
　　到了1966年2月，胡风将被逐出北京，当时他感到莫大的沮丧和屈辱，于是，一丝没有泯灭的旧情让他给当年在重庆时的友人乔冠华、徐冰、陈家康、徐平羽和老舍写信致意。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胡风当然是不知道了），却让今天所有知道内情的人寒心了，因为，那些旧友，没有一个对胡风表示了最起码的“老朋友”的同情心，或者，这些友人也在即将到来的更大的一场政治台风前不知所措呢。而老舍自己，也竟没有能够度过这场劫波，以致他没有机会像巴金一样，在事后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忏悔说：“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
　　假如老舍活着，他会不会也来“忏悔”呢？这，也是一道老舍之“谜”吧。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老舍
　　
　　也有人说：“面对老舍同一时期的作品，我常有困惑之感。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老舍，哪个才是真实的老舍。也许两者都是？”（傅光明《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那么，“真实的老舍”难道是那个充满矛盾、困惑的，也许是人格分裂的老舍？
　　描写和记录当年文坛往事，拙眼所见，除了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程绍国的《林斤澜说》也非常难得，因为它是从当事人心底来反映“真实”的。蒋泥说：老舍，“他一般给人的印象是随和的，善应酬，善言谈。他讲话有特点，不是官话，有外交辞令可也不是那种含糊其辞的、温吞吞的话。他的话有时是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刻薄的甚至是不给面子的。”接着，他又引了《林斤澜说》中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说明老舍在当年确有某种“两面人”的分裂性格，即“他是一个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知人论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这个人绝不可恶，但有时却非常可怕”。这，或者才是真正的老舍之“谜”？
　　至于如何来解析这个“谜”，现在有两种看法，一为“真诚”说，一为“敷衍”说。其实，也不独老舍一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不过是一个“典型”而已。所以即使胡风曾遭受过老舍的文字批判，后来却对老舍的孩子说他唯独没有骂过老舍。胡风夫人梅志回忆说：“胡风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相信的，就是当时写的什么，胡风也没有当回事。我们并不在意老舍当时对我们的批判，倒是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胡风吃了一惊，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那么，老舍，他是怎样的人呢？胡风说：“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他底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里面正闪耀着他底对于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这是老舍的“真”。此外，还有老舍的“委曲求全”。胡风所见的主持“文协”的老舍，“是尽了他的责任的，要他卖力的时候他卖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时候他委曲求全……特别是为了公共的目的而委屈自己的那一种努力，就我目接过的若干事实说，只有暗暗叹服包在谦和的言行里面的他底舍己的胸怀”，以及老舍身上的不易发现的某种“孤独”——胡风说：“舍予是非常欢喜交友，最能合群的人，但同时也是富于艺术家气质，能够孤独的人。”这一切，最后都使“这样的人”通向了一条不归之路，而那又是他的最后一个“谜”——“他为何选择自杀来了结一生？”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中，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动和动荡，许多知识分子都养就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具备了这种性格的人，他们的内心分裂又是十分痛苦的。诚如蒋泥在《老舍之谜》中所说：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当年毛泽东对这句古诗（晚唐罗隐）情有独钟，而老舍，以及更多的人们，其实都是在这种历史作用力之下，宿命地安排着自己的命运的。解析老舍之“谜”，宜于此乎？！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