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漫画家的丰子恺（1898～1975），为文也恬淡隽永，耐读耐品。我于旧书市上花5元钱买来的《丰子恺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中读过《牛女》、《酒令》、《食肉》、《丰都》、《算命》、《吃酒》等散文，颇多精彩片断，且录两节——
　　“那时我僦居在里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饭米，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饭米，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岳坟旁边的一家酒店里，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钓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吃酒》）
　　“抗日战争期间，我避寇居重庆，有一次到丰都去游玩。入市一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行人熙来攘往，市容富丽繁华，非但不像阴间，实比阳间更为阳间。据说当地确有一森罗殿，即阎王殿，备极壮丽。殿内匾额对联甚多。我注意到两联，至今不忘。其一曰：‘为恶必灭，若有不灭，祖宗之遗德，德尽必灭；为善必昌，若有不昌，祖宗之遗殃，殃尽必昌。’其二曰：‘百善孝当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天下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前者提倡命定论，措词巧妙；后者勉人为善，说理精当”。（《丰都》）
　　这些文章的特殊之处在于，每篇后面都标有“1972年”字样。怎么会是1972年——那是所谓“十年浩劫”最甚的时节。我一边读，脑子里一边画问号：这样的文章当时能发表吗，在什么报刊发表，他为何有如此心境写这样的东西？再进一步，他怎么敢写这样的东西，除了他，还有多少人有机会写、敢写这样的文章？这些文章至今读来依然生动有趣。只是，这样谈玩谈吃谈性灵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样“宣扬宿命的封建迷信”，在举国上下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情势里，已是明目张胆的“反动”，完全背离了时代的“大潮流”。
　　1949年，几乎是所有中国大陆作家命运的分水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作家们战战兢兢，噤若寒蝉，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成为罪证。很多正当壮年的知识分子，创作生命到此戛然而止，直至1976年，他们的创作简历几成空白。这其中，似乎有过一次昙花一现般的反复。1960年到1962年之间，“大跃进”的后遗症使生灵涂炭，饿殍遍野。政治上困顿，文化上却出现了一个小阳春。文艺界虽仍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印迹，但也出版了一些就文艺谈文艺的书籍。这期间，周恩来和陈毅主持的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广州座谈会以及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等活动都引起了较大反响。小阳春过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被高调谈起，数亿人进入长达10年的万马齐喑状态。而丰子恺，居然在最压抑、最消沉的时光里写就这一篇篇散文，为黑铁时代保留了点点人性光辉。
　　叶兆言就此发表过评论：“丰子恺先生在1972年，写过一组很漂亮的散文。在‘四人帮’最猖獗的日子里，这组散文的意义，在于证明有一种写作不仅行得通，而且能够存在。我想一定有作家深深后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被不能写的借口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身心遭受严重迫害，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是一个显然的事实，就是他们并不比真正劳动人民的日子过得更糟，生存环境并不比普通百姓坏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作家真的要写，绝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说白了，中国作家既是被外在环境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同时也是被自己剥夺了写作的机会。”
　　叶兆言的说法不无道理，但我们也需看到，作家们对创作的恐惧，一定大于不会搞创作的人。“牛鬼蛇神”们互相监督，互相揭发，人人都处于被监视的透明状态中，说话尚且小心翼翼，白纸黑字地写作，简直就是在加油站里玩火。写作这件事，哪里还能像吃喝拉撒那样随意？
　　丰子恺终究只是另类，是个案，虽然我们很希望看到更多的类似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