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目的多么正当或多么高尚，擅自调整印花税税率的行为都已超越了法律授权，是违法行为。由于《立法法》是我国宪法体系的一部分，财政部的行为实际上已构成违宪。
　　
　　2007年5月30日凌晨，财政部突然宣布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1‰调整到3‰，当天沪深两市双双暴跌，许多股民惊慌之中忍痛割肉，夺路而逃，证券市场哀鸿遍野。
　　一年之后，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一事件时，一个最起码的问题不得不提出来：财政部有调整印花税的权力吗？
　　按宪法和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正当，首先要看它的法律依据。从本质上说，人民政府受人民委托从事公共行政服务，宪法和法律则是人民签发的“授权委托书”。财政部作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其行使权力的范围和程序均由“授权委托书”确定，因此，财政部有没有权力调整印花税，只能在“授权委托书”中寻找答案。
　　1988年8月6日，国务院颁布《印花税暂行条例》，该条例虽然规定由财政部负责解释并制订施行细则，却并未规定财政部可以调整印花税的税率，反而明确“具体税率、税额的确定，依照本条例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执行”。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立法法》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订法律。《立法法》所说的“法律”是狭义的法律，与广义的法律不同。广义的法律包括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所有规范性文件，既包括全国人大制订的“法律”，也包括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制订的地方法规，还包括法院、检察院颁布的司法解释，行政部门颁布的行政规章；而狭义的法律单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订的规范性文件。很显然，印花税涉及广泛征收公民个人财产，属于“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按《立法法》的规定应当制订“法律”，但《印花税暂行条例》不是“法律”，而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立法法》生效后，印花税的征收和税率调整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合法依据，不仅财政部，就是国务院也没有调整印花税税率的权力。的确，考虑到我国法制逐步完善的历史与现实，完全否定《印花税暂行条例》的效力可能并不恰当，但就算《印花税暂行条例》继续有效，它何曾授权财政部去调整税率？何况这次调整是在《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应当制订法律之后？更何况是从1‰调整到3‰，大幅度增加纳税人的税负？
　　财政部没有这个权力！不论它的目的多么正当或多么高尚，擅自调整印花税税率的行为都已超越了法律授权，是违法行为。即便按照行政机关的决策程序，这一行为可能经过了更上一级领导的同意，仍不能改变违法的事实，因为领导同意了，人民没有同意。《立法法》是我国宪法体系的一部分，财政部的行为实际上已构成违宪。为此，笔者曾于2008年“两会”期间呼吁新税的开征、税率的变更应由全国人大来决定，而不应授权行政部门来决定。
　　2008年4月26日，印花税税率又调降至1‰，又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的。虽然这种顺应民意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政府显然没有接受意见，继续违法。
　　理解《立法法》的规定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都很忙，不一定有管理国家的兴趣和精力，只好选代表去干那些细碎的活儿，所以，人大制订的法律反映的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人民之间的契约，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意志。政府受人民委托、在人民监督下行政，必须遵守人民契约，在人民授权的范围内行事，即使是为公共利益的目的和需要，政府要拿走人民的自由和财产，也应当经人民事先同意并授权，所以才有“罪刑法定”、“税收法定”等基本法律原则。行政机关根本没有决定征税的权力，有的只是执行法律规定的责任。财产本是一切自由权利的物质前提，我等小民在没有基本社会保障、没有公平竞争环境的条件下挣点血汗钱如此不易，如果政府不管你是否同意，想拿就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那又如何当得起“人民政府”的神圣称号呢。
　　1215年，英国各地封建领主与英王签订《自由大宪章》，其中规定除三项税金外，“不得征收代役税金或贡金，唯全国公意所许可者，不在此限”。该规定反映的“征税需经被征者同意”思想，被认为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萌芽；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非经国会同意，不宜强迫任何人征收或缴付任何租税或类此负担，这一规定被法学界普遍认为正式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1765年，英王乔治三世提出了征收范围广泛的印
　　花税，导致北美殖民地此起彼伏的反英运动，直至莱克星顿民兵打响了第一枪，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后来的《独立宣言》在历数英王罪恶时，其中一条就是“他未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征税”。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危机，不得不召开停止多年的三级会议，会议意在通过新的课税计划，却引发了第三等级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此开始了法国大革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可见，税收问题从来就不只是钱的问题，它直接回答了谁在这个国家说了算的问题。表面上只是征收、缴纳和稽查，本质上却反映了税权、主权和法治。那些自以为可以翻云覆雨、把人民利益玩弄于股掌的官老爷们，岂止是在侵害人民的财产权，他们分明是在嘲弄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
　　今天，我们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就是要让宪法和法律、让人民的共同意志享有最高统治地位。这不仅需要制定良好的法律，更需要严格执行法律，其中的关键，便是政府要守法。“五三○”印花税事件告诉我们，相比任何个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其违法行为的侵害范围要广得多、损害后果也严重得多。只有政府守法，法治才有希望。所以，法治必须从政府做起，而不能光强调从老百姓做起，否则，法治将永远只是人民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