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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北地区是20世纪30年代部分红军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地区,今天的铜仁地区的沿河县、德江县、思南县、印江县、石阡县等,仍保留有大量当年红军的战斗遗址和工作遗址,为我们今天研究黔东北红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依据。如沿河县的红军村,德江县的枫香溪会议遗址纪念馆,石阡县的甘溪战斗遗址及纪念碑、困牛山战斗遗址等等。虽然时过境迁,但我们不能忘却老一辈的浴血斗争,因为没有他们当年的无私奉献,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从当年红色人物及其事迹中去找寻其精神内涵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服务,从而让我们克服思想懈怠的危险,并成为我们今天不断前进的动力。
一、寻找黔东北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
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黔东北地区留下了许多感天動地的事迹,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我们可以从这些事迹和人物中去寻找精神传承,并学习先烈们的各种先进精神。
1、崇高而坚定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只有五十多人,用了二十八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其核心在于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有解放中国这一崇高而坚定的信仰,这一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高地。黔东北红色文化所展示的红色人物中,涌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如思南的旷继勋、肖次瞻,印江的冉少波,铜仁的周逸群等等。其中肖次瞻是黔东北地下党的创立者,贵州省工委领导人之一,在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只身找党十一年,被捕后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而周逸群在那时的乱世中为救国救民,毅然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投身革命洪流。他曾这样说过:“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民众,不管环境如何险恶,都要坚持下去。苏区的旗帜不能倒,我们必须为此奋斗,为此流血。我们并不希望民众记得我们,我们只希望他们相信一定胜利。”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无比坚定而崇高的信仰。正是这信仰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了革命与建设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2、为国为民、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在黔东北红色文化的人物中比比偕是。近代石阡困牛山红军百壮士飞崖的壮举,充分诠释了舍生为民、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主力在石阡甘溪遭到桂军重兵围攻而损失惨重,转移至石阡龙塘川岩坝,遭敌十余个团的阻击。龙云率52团800余人掩护主力撤退,成功将围追阻击之敌引向川岩坝困牛山。困牛山三面临河,地形险恶,而敌人为减少伤亡胁迫百姓向红军战士进攻,红军战士有选择地向敌人射击,避免误伤百姓。最后阻击敌人的170余名红军战士已弹尽粮绝,经过短暂商议后,抱着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的决心,跳崖自尽。正是这种精神,才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护,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由弱变强,战胜强大的敌人,赢得最后的胜利。
3、自我纠错,独立自主的精神。20世纪30年代湘鄂西苏区是受王明“左”倾路线危害最早、程度最深的根据地。1931年春,夏曦来洪湖根据地,开始“肃反”,导致大量红军指战员被杀,湘鄂西的红三军实力大减,不得不转战至贵州铜仁地区。1934年6月,在铜仁印江县枫香溪召开了红三军的转折性的历史会议。会议批评了夏曦“左”倾路线和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指责他不相信群众带来的严重后果,会议作出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组织发动群众的决定。此后,一个纵横200余里,人口10余万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横亘在敌军腹地,并迅速成长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前幸存的八大根据地之一。红三军得以在此休养生息半年多,赢得了关键的生存发展机遇。枫香溪会议给我们许多发人生省的启迪: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自我纠错机制精神,否则就会走向灭亡。要有民主集中制,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枫香溪会议强调“个人严密分工”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民主上的集中,才能正确决策,才是事业成功的基础。红三军没有电台,如果一味等待上级指示,就会坐失良机,让敌人消灭。这也证明黔东红色文化中有一种敢于担当,独立自主处理自身事务精神。
4、攻坚克难,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1934年10月的红军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是少有人提起却在中国近代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红军长征中第一次大会师,体现黔东北红色文化中互助互爱、团结战斗的典范。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敌人第五次“围剿”下岌岌可危,中央给红六军团一项特殊任务,到湖南中部去开辟新战场,并与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取得联系,这实际上是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探路。红六军团从湘鄂根据地突围西征,完全按照中央的指令,一步步朝预定方向前进,沿途作战,疲惫不堪,特别是在石阡甘溪战役中损失惨重,经过三个月转战,在红二军团接应下在印江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师。会师后在干部交流调整中,个个顾全大局,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会师后,二军团尽地主之谊,充分保障六军团,让六军团得到充分休整,体现了深厚的阶级感情。特别是两军团在整合中互敬互重、亲密合作,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经过在黔东根据地的休整与发展,恢复了红六军团虎狼之师的威力。后来红二、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投入抗日战场,为抗战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红色文化在当代教育中的意义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神结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它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真理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制度、作风、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的综合体现,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红色代表着希望、胜利、创造、勤劳、勇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等,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追求和中华民族精神内涵最生动的象征。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红色文化,中华民族才逐步从鸦片战争后迷茫委顿、备受欺凌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实现了由落后衰败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转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从中汲取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今天,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但人们精神信仰出现缺失。正如习近平所说:“广大党员有思想懈怠的危险”。而要振奋当代人特别是当代年轻人的精神,需要从历史中特别是近代红色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红色文化有关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失的。所以我们今天地方上的知识分就要研究地方的红色文化,发扬红色文化精神,就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寻找黔东北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
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黔东北地区留下了许多感天動地的事迹,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我们可以从这些事迹和人物中去寻找精神传承,并学习先烈们的各种先进精神。
1、崇高而坚定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只有五十多人,用了二十八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其核心在于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有解放中国这一崇高而坚定的信仰,这一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高地。黔东北红色文化所展示的红色人物中,涌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如思南的旷继勋、肖次瞻,印江的冉少波,铜仁的周逸群等等。其中肖次瞻是黔东北地下党的创立者,贵州省工委领导人之一,在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只身找党十一年,被捕后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而周逸群在那时的乱世中为救国救民,毅然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投身革命洪流。他曾这样说过:“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民众,不管环境如何险恶,都要坚持下去。苏区的旗帜不能倒,我们必须为此奋斗,为此流血。我们并不希望民众记得我们,我们只希望他们相信一定胜利。”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无比坚定而崇高的信仰。正是这信仰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了革命与建设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2、为国为民、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在黔东北红色文化的人物中比比偕是。近代石阡困牛山红军百壮士飞崖的壮举,充分诠释了舍生为民、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主力在石阡甘溪遭到桂军重兵围攻而损失惨重,转移至石阡龙塘川岩坝,遭敌十余个团的阻击。龙云率52团800余人掩护主力撤退,成功将围追阻击之敌引向川岩坝困牛山。困牛山三面临河,地形险恶,而敌人为减少伤亡胁迫百姓向红军战士进攻,红军战士有选择地向敌人射击,避免误伤百姓。最后阻击敌人的170余名红军战士已弹尽粮绝,经过短暂商议后,抱着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的决心,跳崖自尽。正是这种精神,才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护,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由弱变强,战胜强大的敌人,赢得最后的胜利。
3、自我纠错,独立自主的精神。20世纪30年代湘鄂西苏区是受王明“左”倾路线危害最早、程度最深的根据地。1931年春,夏曦来洪湖根据地,开始“肃反”,导致大量红军指战员被杀,湘鄂西的红三军实力大减,不得不转战至贵州铜仁地区。1934年6月,在铜仁印江县枫香溪召开了红三军的转折性的历史会议。会议批评了夏曦“左”倾路线和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指责他不相信群众带来的严重后果,会议作出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组织发动群众的决定。此后,一个纵横200余里,人口10余万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横亘在敌军腹地,并迅速成长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前幸存的八大根据地之一。红三军得以在此休养生息半年多,赢得了关键的生存发展机遇。枫香溪会议给我们许多发人生省的启迪: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自我纠错机制精神,否则就会走向灭亡。要有民主集中制,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枫香溪会议强调“个人严密分工”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民主上的集中,才能正确决策,才是事业成功的基础。红三军没有电台,如果一味等待上级指示,就会坐失良机,让敌人消灭。这也证明黔东红色文化中有一种敢于担当,独立自主处理自身事务精神。
4、攻坚克难,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1934年10月的红军二、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是少有人提起却在中国近代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红军长征中第一次大会师,体现黔东北红色文化中互助互爱、团结战斗的典范。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敌人第五次“围剿”下岌岌可危,中央给红六军团一项特殊任务,到湖南中部去开辟新战场,并与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取得联系,这实际上是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探路。红六军团从湘鄂根据地突围西征,完全按照中央的指令,一步步朝预定方向前进,沿途作战,疲惫不堪,特别是在石阡甘溪战役中损失惨重,经过三个月转战,在红二军团接应下在印江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师。会师后在干部交流调整中,个个顾全大局,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会师后,二军团尽地主之谊,充分保障六军团,让六军团得到充分休整,体现了深厚的阶级感情。特别是两军团在整合中互敬互重、亲密合作,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经过在黔东根据地的休整与发展,恢复了红六军团虎狼之师的威力。后来红二、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投入抗日战场,为抗战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红色文化在当代教育中的意义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神结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它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真理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制度、作风、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的综合体现,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红色代表着希望、胜利、创造、勤劳、勇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等,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追求和中华民族精神内涵最生动的象征。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红色文化,中华民族才逐步从鸦片战争后迷茫委顿、备受欺凌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实现了由落后衰败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转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从中汲取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今天,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但人们精神信仰出现缺失。正如习近平所说:“广大党员有思想懈怠的危险”。而要振奋当代人特别是当代年轻人的精神,需要从历史中特别是近代红色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红色文化有关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失的。所以我们今天地方上的知识分就要研究地方的红色文化,发扬红色文化精神,就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