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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两个月以来，欧洲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来，德国国内每日新增病例连创新高。德国政府在尝试统一全国各州抗疫的艰难过程中，柏林市的平均感染率超过了每10万人中50例阳性的门槛，被划为疫区，更严格的防疫措施相继而来。本文为凤凰网特约观察员明晔对德国防疫政策的所见所闻所感，在他看来，疫情重压再加上德国少数激进势力的示威，德国陷入了两难。
从7月份开始，德国疫情反弹，人侵了柏林，德国政府管控措施中的宵禁是柏林70年来首次，但像3月份那样全国范围地关闭学校和商店，大概不会再次出现。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我们要在地区上采取具体、有目的的行动，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整个国家停摆。”柏林有“孤独之都”之称，在“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整个国家停摆”的背后，有对经济和人们心理健康的考虑。虽然德国的抗疫绩效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是成功的，大部分民众对政府的表现也较为满意，但占少数的右翼势力正在变得更激进。这种激进化在一些大型示威活动中有所体现。
8月底，德国的邻国法国和西班牙一天就会有上万例新增案例。按照德国政府的界定，如果一个地区过去7天内每10万人中新增感染超过50例，就被认定为“疫区”。欧洲第二波疫情已经汹涌而来，在之后短短几天，法国、西班牙、奥地利、荷兰等几乎周边所有邻国都纷纷沦为德国眼中的“疫区”，德国的情况也迅速恶化。10月9日至15日这一个星期内，全国就有2.8万人感染。15日当天的新增数字为7334，超过了3月疫情第一波时的单日最高值。总理默克尔严肃警告：“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德国会跟其他国家一样，圣诞前每日感染人数会达到19200例。”
联邦与地方抗衡，柏林成为疫区
让默克尔“生气”的是，柏林在经历了一个夏天的松懈以后，情况急转直下。由于人口较多，德国疾控中心是按柏林每个行政区来统计疫情数据，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城市来算的。10月初，柏林就有多个行政区成了“疫区”，包括德国国会和多个国家机关所在的Mitte区。之前，如果一个人从国外的疫区回来，要在家隔离14天，如果在隔离5天后能提供阴性检测结果，就可以解除隔离。但德国国内出现了多个疫区之后，就开始起“内讧”了。
德国是联邦制政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医疗卫生问题由各州自行管理。德国最北边的石荷州就要求从柏林“新冠热点”区来的人要进行隔离。民众们听到这一消息便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些决策的荒唐。有人说：“我们家虽然住在Lichtenberg区，但我大儿子在Neuk8l1n区上学，宝宝在Friedrichshain-Kreuzberg上幼儿园，我们要不要隔离？”
为了让全国各州抗疫步伐更统一，10月7日，默克尔跟各州州长举行了线上会议。这算是一场联邦与地方的拉力赛。会议决定，当一个“疫区”的人到外州旅行，想要人住酒店，必须提供一个不超过48小时的阴性检测结果，这引起了某些州的强烈反对。
有些州认为，社区传播多发于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凭什么要让周边乡村地区的人也跟着遭殃，限制他们出行？而灾情严重的柏林也不愿参与，并补充道：“要评估感染率，柏林应该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来对待，而不是看各区的感染率。”
結果，会议结束当晚，柏林市的平均感染率就超过了每10万人中50例阳性的门槛，整个市“如愿以偿”地被划为疫区。更严格的措施也相继而来。柏林政府规定，从晚11点至早晨6点之间实行宵禁，餐馆、酒吧和路边小卖店必须停业，禁止酒精饮料的销售。在这个时间段内，室外聚会不得超过5个人或是2个家庭，私人场所聚会不得超过10人。
这是德国首都70年来的首次宵禁。但晚上11点前的生活仍可继续照旧，这宵禁到底会有多大用处呢？这个政策想必是为了保证经济、社会的基本正常运转，避免对餐饮业等个体户的严重打击。像3月份那样全国范围地关闭学校和商业，大概不会再次出现。默克尔也强调：“我们要在地区上采取具体、有目的的行动，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整个国家停摆。”
在10月7日低效率的谈判之后，默克尔又和各州领导开会商议，希望面对面能更好地说服他们采取统一行动。长达8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之后，各州同意在疫情热点地区将所有聚会限制在10人以内，私人聚会限制在2个家庭以内。效仿柏林，全国所有热点地区的餐饮业也要在晚11点至早6点间关闭。在对之前备受争议的酒店留宿问题上，各州仍没能达成一致，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了11月8日讨论。
疫情和孤独，谁更可怕？
不惜“一切代价”防止第二次封锁背后，有对经济和人们心理健康的考虑。据近期的一个民调显示，目前有36%的德国人担心自己或亲人感染。相比中国人对待疫情的紧张程度，这个数字并不算很高。有另一个数字值得注意：接近四分之一的德国人惧怕隔离带来的孤独。疫情以来，很多德国人表示自己感到更孤独了，对于独居者，这个数字高达30%。
在疫情之前，柏林就有“孤独之都”之称。在这个拥有350万人口的城市里，有一半的住户为独居，每年有300人死在家中而没人发现。
这可能是为什么有些人只愿意在露天场合见面，把欧洲人习惯的拥抱问候也改成了“碰肘礼”，而有些人则毫不介意到密不透风的餐馆吃饭，甚至还毫不犹豫地邀请你到他家中做客。
相对宽松的管制给了人们较大的自由，但也给社交带来了一些麻烦。我有一群写作课结识的朋友，因为彼此很投机，在夏天疫情受到控制之后，就经常约着出来，到一个室外的茶馆继续交流。可以看出，这批自己在柏林闯荡的外国人都非常珍惜这份友谊，就算再忙，都要抽身见上一面。但眼看着天气转凉，将来的工作将如何进行，则成了“房间里的大象”。终于，有一个朋友提议：“我们就搬进茶馆屋里吧。”另一个朋友立即附和。“那我只能视频参与了！”一个刚刚怀孕的朋友斩钉截铁地说。“也许我们可以把碰面时间从晚上换成白天，找一个有室外取暖灯的咖啡馆见面呢？”我提议。
我没想到的是，餐馆想在户外摆上取暖灯，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有些燃气灯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不够环保，早就被禁用了。最近，为了减轻疫情在冬季对餐饮业的影响，柏林自由民主党提出希望能临时批准燃气灯的使用。以环保为首要议题的绿党则坚决反对，“每一克多排出的二氧化碳，都让我们更接近一场环境灾难。”一位绿党的区长称。如果非要允许其使用，就要用其他方式补偿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比如让市民一个月少开一天车。最后，市议会讨论了半天也没能达成一致，把决定权“扔”给了各行政区。 在一个朋友的坚持下，我们决定，不介意到室内见面的人到她家去，其他人通过视频会议加人。除了那个怀孕的朋友，只有我一个人选择了跟大家在网上见面。
抗议者迅速极端化，冲进国会大楼
自疫情席卷德国以来，全国总共记录了32.5万感染病例，其中死亡9600余例。可以说，德国的抗疫绩效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是相对成功的。一份10月1日发表的民调表示，大部分民众对政府的表现满意，默克尔仍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客。由2015年难民危机而迅速抬头的右翼民粹政党AfD，却因为拿不出实际的政策，越来越不受欢迎。
“跟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德国的极右政党在逐渐失去地位，（人们）对现任政府的信任度越来越高。”专家Quent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但他告诫政府不能掉以轻心。“尽管右翼势力占少数，但他们正在变得更激进。”
这种激进化，在柏林近期的多次抗议活动中都有所上演。8月底，有3万8千名抗议者聚集到柏林市中心，抗议德国的防疫政策。他们的背景可算各种各样：有些人认为政府的防疫措施过于严格，病毒被夸大了，有些人则是阴谋论者，还有更极端的“帝国公民”。“帝国公民”不承认希特勒垮台后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视德国法律，甚至想通过武力来推翻现在的政权。战后的德国不再允许纳粹党使用的“带钩十字”出现，这些人就把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黑白红色旗帜作为象征。
在抗议现场有许多人挥舞着帝国国旗。在抗议接近尾声时，几百名抗议者突然冲破警察设置的围栏，试图要冲进国会大楼。当时，只有三名警察站在国会大楼门前，拼命拦截这些气势汹汹的人。虽然警方很快派来了增援，控制住了局面，但之前那短短几分钟让德国举国震惊。德国绿党领导人发表谴责：“这些举着帝国旗帜的纳粹要冲国会，让人想起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面。”德国总统弗兰克一瓦尔特·施泰因迈尔称此举为对“德国民主核心的无法接受的攻擊。”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德国基督教联盟领导人安妮格雷特说：“无法接受帝国国旗再次在国会出现。”
8月底的抗议之后，柏林又有多次相同性质的示威活动。在这几次活动上，都有一个叫Hildmann的人露面发言。Hildmann是一名素食厨师，因为自己的食谱和经常上电视参加美食节目在德国小有名气。这位土耳其裔的德国大厨在疫情开始之后便受到“匿名者Q”运动的影响，成了反对政府防疫政策的活跃分子。
“匿名者Q”起源于美国，原为一种互联网边缘文化，传播各种阴谋论。疫情期间信息混杂，“匿名者Q”也从美国向欧洲转移，在这里迅速壮大。目前，在非英语国家里，德国“匿名者Q”的追随者最多，在像Facebook、YouTube和Telegram等社交媒体上大概有20万粉丝。据《纽约时报》报道，德国的右翼极端分子跟“匿名者Q”信奉者有很大重叠，这些极端分子总是第一个积极推动“匿名者Q”传播的人。
德国人Gross也信奉“匿名者Q”。这个前部队狙击手和跳伞员领导了一个叫北十字军的秘密组织，里面包括军人、警察等不同身份的人，并积累了5万多发弹药和多个尸体转移袋，为所谓的“第十日”做准备。他们相信，在这天，德国的民主秩序将会瓦解，需要他们来解救德国。现在他正因涉嫌策划恐怖行动被政府调查。
“匿名者Q”虽然源于美国，但它跟欧洲几百年来流行的反犹主义很相似。看了一些“匿名者Q”的视频之后，Hildmann相信，默克尔有犹太血统（实际上，默克尔是一名基督教牧师的女儿）。他还认为，新冠病毒并不存在，而是默克尔跟世界上的几个犹太富翁联手，想借用疫苗对德国人种进行种族灭绝。
目前，德国这种信仰的再度流行，让民众很是不安。柏林市政府想要禁止这些抗议活动，但被法院阻止了。每个人都有抗议的权利，就算在新冠病毒前也不例外。
摘自“凤凰网”
从7月份开始，德国疫情反弹，人侵了柏林，德国政府管控措施中的宵禁是柏林70年来首次，但像3月份那样全国范围地关闭学校和商店，大概不会再次出现。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我们要在地区上采取具体、有目的的行动，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整个国家停摆。”柏林有“孤独之都”之称，在“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整个国家停摆”的背后，有对经济和人们心理健康的考虑。虽然德国的抗疫绩效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是成功的，大部分民众对政府的表现也较为满意，但占少数的右翼势力正在变得更激进。这种激进化在一些大型示威活动中有所体现。
8月底，德国的邻国法国和西班牙一天就会有上万例新增案例。按照德国政府的界定，如果一个地区过去7天内每10万人中新增感染超过50例，就被认定为“疫区”。欧洲第二波疫情已经汹涌而来，在之后短短几天，法国、西班牙、奥地利、荷兰等几乎周边所有邻国都纷纷沦为德国眼中的“疫区”，德国的情况也迅速恶化。10月9日至15日这一个星期内，全国就有2.8万人感染。15日当天的新增数字为7334，超过了3月疫情第一波时的单日最高值。总理默克尔严肃警告：“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德国会跟其他国家一样，圣诞前每日感染人数会达到19200例。”
联邦与地方抗衡，柏林成为疫区
让默克尔“生气”的是，柏林在经历了一个夏天的松懈以后，情况急转直下。由于人口较多，德国疾控中心是按柏林每个行政区来统计疫情数据，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城市来算的。10月初，柏林就有多个行政区成了“疫区”，包括德国国会和多个国家机关所在的Mitte区。之前，如果一个人从国外的疫区回来，要在家隔离14天，如果在隔离5天后能提供阴性检测结果，就可以解除隔离。但德国国内出现了多个疫区之后，就开始起“内讧”了。
德国是联邦制政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医疗卫生问题由各州自行管理。德国最北边的石荷州就要求从柏林“新冠热点”区来的人要进行隔离。民众们听到这一消息便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些决策的荒唐。有人说：“我们家虽然住在Lichtenberg区，但我大儿子在Neuk8l1n区上学，宝宝在Friedrichshain-Kreuzberg上幼儿园，我们要不要隔离？”
为了让全国各州抗疫步伐更统一，10月7日，默克尔跟各州州长举行了线上会议。这算是一场联邦与地方的拉力赛。会议决定，当一个“疫区”的人到外州旅行，想要人住酒店，必须提供一个不超过48小时的阴性检测结果，这引起了某些州的强烈反对。
有些州认为，社区传播多发于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凭什么要让周边乡村地区的人也跟着遭殃，限制他们出行？而灾情严重的柏林也不愿参与，并补充道：“要评估感染率，柏林应该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来对待，而不是看各区的感染率。”
結果，会议结束当晚，柏林市的平均感染率就超过了每10万人中50例阳性的门槛，整个市“如愿以偿”地被划为疫区。更严格的措施也相继而来。柏林政府规定，从晚11点至早晨6点之间实行宵禁，餐馆、酒吧和路边小卖店必须停业，禁止酒精饮料的销售。在这个时间段内，室外聚会不得超过5个人或是2个家庭，私人场所聚会不得超过10人。
这是德国首都70年来的首次宵禁。但晚上11点前的生活仍可继续照旧，这宵禁到底会有多大用处呢？这个政策想必是为了保证经济、社会的基本正常运转，避免对餐饮业等个体户的严重打击。像3月份那样全国范围地关闭学校和商业，大概不会再次出现。默克尔也强调：“我们要在地区上采取具体、有目的的行动，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整个国家停摆。”
在10月7日低效率的谈判之后，默克尔又和各州领导开会商议，希望面对面能更好地说服他们采取统一行动。长达8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之后，各州同意在疫情热点地区将所有聚会限制在10人以内，私人聚会限制在2个家庭以内。效仿柏林，全国所有热点地区的餐饮业也要在晚11点至早6点间关闭。在对之前备受争议的酒店留宿问题上，各州仍没能达成一致，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了11月8日讨论。
疫情和孤独，谁更可怕？
不惜“一切代价”防止第二次封锁背后，有对经济和人们心理健康的考虑。据近期的一个民调显示，目前有36%的德国人担心自己或亲人感染。相比中国人对待疫情的紧张程度，这个数字并不算很高。有另一个数字值得注意：接近四分之一的德国人惧怕隔离带来的孤独。疫情以来，很多德国人表示自己感到更孤独了，对于独居者，这个数字高达30%。
在疫情之前，柏林就有“孤独之都”之称。在这个拥有350万人口的城市里，有一半的住户为独居，每年有300人死在家中而没人发现。
这可能是为什么有些人只愿意在露天场合见面，把欧洲人习惯的拥抱问候也改成了“碰肘礼”，而有些人则毫不介意到密不透风的餐馆吃饭，甚至还毫不犹豫地邀请你到他家中做客。
相对宽松的管制给了人们较大的自由，但也给社交带来了一些麻烦。我有一群写作课结识的朋友，因为彼此很投机，在夏天疫情受到控制之后，就经常约着出来，到一个室外的茶馆继续交流。可以看出，这批自己在柏林闯荡的外国人都非常珍惜这份友谊，就算再忙，都要抽身见上一面。但眼看着天气转凉，将来的工作将如何进行，则成了“房间里的大象”。终于，有一个朋友提议：“我们就搬进茶馆屋里吧。”另一个朋友立即附和。“那我只能视频参与了！”一个刚刚怀孕的朋友斩钉截铁地说。“也许我们可以把碰面时间从晚上换成白天，找一个有室外取暖灯的咖啡馆见面呢？”我提议。
我没想到的是，餐馆想在户外摆上取暖灯，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有些燃气灯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不够环保，早就被禁用了。最近，为了减轻疫情在冬季对餐饮业的影响，柏林自由民主党提出希望能临时批准燃气灯的使用。以环保为首要议题的绿党则坚决反对，“每一克多排出的二氧化碳，都让我们更接近一场环境灾难。”一位绿党的区长称。如果非要允许其使用，就要用其他方式补偿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比如让市民一个月少开一天车。最后，市议会讨论了半天也没能达成一致，把决定权“扔”给了各行政区。 在一个朋友的坚持下，我们决定，不介意到室内见面的人到她家去，其他人通过视频会议加人。除了那个怀孕的朋友，只有我一个人选择了跟大家在网上见面。
抗议者迅速极端化，冲进国会大楼
自疫情席卷德国以来，全国总共记录了32.5万感染病例，其中死亡9600余例。可以说，德国的抗疫绩效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是相对成功的。一份10月1日发表的民调表示，大部分民众对政府的表现满意，默克尔仍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客。由2015年难民危机而迅速抬头的右翼民粹政党AfD，却因为拿不出实际的政策，越来越不受欢迎。
“跟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德国的极右政党在逐渐失去地位，（人们）对现任政府的信任度越来越高。”专家Quent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但他告诫政府不能掉以轻心。“尽管右翼势力占少数，但他们正在变得更激进。”
这种激进化，在柏林近期的多次抗议活动中都有所上演。8月底，有3万8千名抗议者聚集到柏林市中心，抗议德国的防疫政策。他们的背景可算各种各样：有些人认为政府的防疫措施过于严格，病毒被夸大了，有些人则是阴谋论者，还有更极端的“帝国公民”。“帝国公民”不承认希特勒垮台后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视德国法律，甚至想通过武力来推翻现在的政权。战后的德国不再允许纳粹党使用的“带钩十字”出现，这些人就把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黑白红色旗帜作为象征。
在抗议现场有许多人挥舞着帝国国旗。在抗议接近尾声时，几百名抗议者突然冲破警察设置的围栏，试图要冲进国会大楼。当时，只有三名警察站在国会大楼门前，拼命拦截这些气势汹汹的人。虽然警方很快派来了增援，控制住了局面，但之前那短短几分钟让德国举国震惊。德国绿党领导人发表谴责：“这些举着帝国旗帜的纳粹要冲国会，让人想起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面。”德国总统弗兰克一瓦尔特·施泰因迈尔称此举为对“德国民主核心的无法接受的攻擊。”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德国基督教联盟领导人安妮格雷特说：“无法接受帝国国旗再次在国会出现。”
8月底的抗议之后，柏林又有多次相同性质的示威活动。在这几次活动上，都有一个叫Hildmann的人露面发言。Hildmann是一名素食厨师，因为自己的食谱和经常上电视参加美食节目在德国小有名气。这位土耳其裔的德国大厨在疫情开始之后便受到“匿名者Q”运动的影响，成了反对政府防疫政策的活跃分子。
“匿名者Q”起源于美国，原为一种互联网边缘文化，传播各种阴谋论。疫情期间信息混杂，“匿名者Q”也从美国向欧洲转移，在这里迅速壮大。目前，在非英语国家里，德国“匿名者Q”的追随者最多，在像Facebook、YouTube和Telegram等社交媒体上大概有20万粉丝。据《纽约时报》报道，德国的右翼极端分子跟“匿名者Q”信奉者有很大重叠，这些极端分子总是第一个积极推动“匿名者Q”传播的人。
德国人Gross也信奉“匿名者Q”。这个前部队狙击手和跳伞员领导了一个叫北十字军的秘密组织，里面包括军人、警察等不同身份的人，并积累了5万多发弹药和多个尸体转移袋，为所谓的“第十日”做准备。他们相信，在这天，德国的民主秩序将会瓦解，需要他们来解救德国。现在他正因涉嫌策划恐怖行动被政府调查。
“匿名者Q”虽然源于美国，但它跟欧洲几百年来流行的反犹主义很相似。看了一些“匿名者Q”的视频之后，Hildmann相信，默克尔有犹太血统（实际上，默克尔是一名基督教牧师的女儿）。他还认为，新冠病毒并不存在，而是默克尔跟世界上的几个犹太富翁联手，想借用疫苗对德国人种进行种族灭绝。
目前，德国这种信仰的再度流行，让民众很是不安。柏林市政府想要禁止这些抗议活动，但被法院阻止了。每个人都有抗议的权利，就算在新冠病毒前也不例外。
摘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