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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前半叶，在俄国文学中出现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谘罗摩夫等一系列形象。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词 多余人 典型特征 现实意义
一、“多余人”及其典型特征
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已经萌生，专制政体的危机已经初露短倪，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避免。同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國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引发了贵族青年深刻的阶级分化：他们之中绝大部分，隐约感觉到时代和社会的变动，极不满意现实，厌恶当局，又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因而在生活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沦压抑，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彷徨不定，这样也就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而又无聊。这类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被称为“多余人”。
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具有一些相似或相近的特征：他们大多出身贵族阶级，有着良好的教养和聪明的头脑，大多数人接受过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最初活跃在上流社会，很快便厌倦了那里空虚乏味的生活，想寻求有意义的新生活，然而，他们脱离人民大众，又不了解俄国的社会实际情况，陈腐的贵族教育既没有使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更没有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几经挣扎，最终还是一事无成，成为毫无用处的“多余人”，同时，激烈的内心矛盾与冲突、沉重的精神痛苦与郁闷也是这类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历程
“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塑造毕巧林，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这一形象逐渐变得鲜明和丰满。从充满激情、骚动不安的奥涅金；到忧郁、悲观、矛盾、孤愤的毕巧林；再到充满时代热情，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过的罗亭。这些人物在时代的重压下，尽管充满了困顿和惶惑，但他们毕竟没有束手待毙，他们还在绝望中挣扎。但到了奥博洛摩夫时期，早期“多余人”身上那种热情和信念，已经被黑暗的社会所窒息，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切他退出历史舞台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出路，奥博洛摩夫宣告了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终结。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是，除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系列“多余人”形象，在其它国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过类似形象出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法国作家笔下的“局外人”，甚至有人把钱钟书先生《围城》中塑造的方鸿渐这个人物也算作“多余人”形象。大家会发现，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一些不满现实，而又不能参与社会变革的“无用的好人”，都可能成为“多余的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多余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可能出现，它是一种社会现象。
这究竟应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多余人”真的就多余了吗？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商榷，它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多余人”存在的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个人认为：“多余人”其实并不多余。
三、“多余人”的社会现实意义
俄国文学作品中“多余人”家族性格的形成、发展和走向毁灭的过程，完整而具体地展现了俄国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反映了居于革命领导地位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着重提示了那个时代社会病源，提出了“谁之罪”的重大社会问题，谴责了那个使本来有为的青年终生碌碌无为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表现了贵族阶级自身及其教育方式的没落与腐朽。他们的叛逆，则更多的具有探索人生真谛、追求真理的性质，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从更深层次看，“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除了来自形象所蕴含的丰富且深广的社会意义和内涵外，还来自于形象所包含的复杂而深邃的哲学和美学意蕴，它揭示了旧社会体制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危机。每当面临转折与社会转型，尤其敏感的青年一代所经历的精神痛苦与无望抗争，都让我们想起“多余人”的生命历程。他们的形象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意义。
系列“多余人“形象相同和不同的经历、命运向世人昭示着一条规律：如果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适合的环境里，或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不得不产生于一个错误的年代，那么无论对于这个人或这个要求，还是对于这个环境或时代而言，都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因为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使得这个人物或要求最终必然走上不归路，成为不被那个环境或时代所接纳的“叛逆”的“多余人”或“多余要求”。
实际上，“多余人”现象是常常存在的。无论是从后世的一些文学形象，如“零余者”身上，还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地找到了一些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波罗摩夫，甚至贾宝玉的影子，从此来看，贾宝玉和俄罗斯的系列“多余人”，就不再仅仅是文学作品中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还分别是他们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中一类人物或现象的缩影，他们是从旧文化群体中分化出来的一代新人，是时代的产物，是最早觉醒的一批优秀知识青年。
“多余人”不单纯是一种文学现象、一种参照体系，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他们在宣传先进思想、启蒙青年人方面业绩非凡，正如屠格涅夫在谈到他塑造的罗亭这一形象时说：“谁有权利说他无用，说他的话不曾在青年人心中播下了良好的种子？！”“多余人”的思想力量和悲剧命运对于后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其存在的意义是广泛而深远的。
参考文献:
[1]勃兰兑斯.李宗杰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72.
[3]桑淑钧.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J].济南大学学报,2002,(12):23, （编辑 王立建）
关键词 多余人 典型特征 现实意义
一、“多余人”及其典型特征
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已经萌生，专制政体的危机已经初露短倪，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避免。同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國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引发了贵族青年深刻的阶级分化：他们之中绝大部分，隐约感觉到时代和社会的变动，极不满意现实，厌恶当局，又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因而在生活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沦压抑，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彷徨不定，这样也就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而又无聊。这类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被称为“多余人”。
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具有一些相似或相近的特征：他们大多出身贵族阶级，有着良好的教养和聪明的头脑，大多数人接受过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最初活跃在上流社会，很快便厌倦了那里空虚乏味的生活，想寻求有意义的新生活，然而，他们脱离人民大众，又不了解俄国的社会实际情况，陈腐的贵族教育既没有使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更没有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几经挣扎，最终还是一事无成，成为毫无用处的“多余人”，同时，激烈的内心矛盾与冲突、沉重的精神痛苦与郁闷也是这类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历程
“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塑造毕巧林，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这一形象逐渐变得鲜明和丰满。从充满激情、骚动不安的奥涅金；到忧郁、悲观、矛盾、孤愤的毕巧林；再到充满时代热情，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过的罗亭。这些人物在时代的重压下，尽管充满了困顿和惶惑，但他们毕竟没有束手待毙，他们还在绝望中挣扎。但到了奥博洛摩夫时期，早期“多余人”身上那种热情和信念，已经被黑暗的社会所窒息，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切他退出历史舞台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出路，奥博洛摩夫宣告了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终结。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是，除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系列“多余人”形象，在其它国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过类似形象出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法国作家笔下的“局外人”，甚至有人把钱钟书先生《围城》中塑造的方鸿渐这个人物也算作“多余人”形象。大家会发现，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一些不满现实，而又不能参与社会变革的“无用的好人”，都可能成为“多余的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多余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可能出现，它是一种社会现象。
这究竟应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多余人”真的就多余了吗？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商榷，它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多余人”存在的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个人认为：“多余人”其实并不多余。
三、“多余人”的社会现实意义
俄国文学作品中“多余人”家族性格的形成、发展和走向毁灭的过程，完整而具体地展现了俄国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反映了居于革命领导地位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着重提示了那个时代社会病源，提出了“谁之罪”的重大社会问题，谴责了那个使本来有为的青年终生碌碌无为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表现了贵族阶级自身及其教育方式的没落与腐朽。他们的叛逆，则更多的具有探索人生真谛、追求真理的性质，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从更深层次看，“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除了来自形象所蕴含的丰富且深广的社会意义和内涵外，还来自于形象所包含的复杂而深邃的哲学和美学意蕴，它揭示了旧社会体制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危机。每当面临转折与社会转型，尤其敏感的青年一代所经历的精神痛苦与无望抗争，都让我们想起“多余人”的生命历程。他们的形象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意义。
系列“多余人“形象相同和不同的经历、命运向世人昭示着一条规律：如果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适合的环境里，或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不得不产生于一个错误的年代，那么无论对于这个人或这个要求，还是对于这个环境或时代而言，都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因为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使得这个人物或要求最终必然走上不归路，成为不被那个环境或时代所接纳的“叛逆”的“多余人”或“多余要求”。
实际上，“多余人”现象是常常存在的。无论是从后世的一些文学形象，如“零余者”身上，还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地找到了一些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波罗摩夫，甚至贾宝玉的影子，从此来看，贾宝玉和俄罗斯的系列“多余人”，就不再仅仅是文学作品中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还分别是他们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中一类人物或现象的缩影，他们是从旧文化群体中分化出来的一代新人，是时代的产物，是最早觉醒的一批优秀知识青年。
“多余人”不单纯是一种文学现象、一种参照体系，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他们在宣传先进思想、启蒙青年人方面业绩非凡，正如屠格涅夫在谈到他塑造的罗亭这一形象时说：“谁有权利说他无用，说他的话不曾在青年人心中播下了良好的种子？！”“多余人”的思想力量和悲剧命运对于后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其存在的意义是广泛而深远的。
参考文献:
[1]勃兰兑斯.李宗杰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72.
[3]桑淑钧.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J].济南大学学报,2002,(12):23, （编辑 王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