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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铃木·克明教授，1959年生，1987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日本教育媒体研究学会会长，日本熊本大学教学系统研究所所长（主席）、教授，教育媒体专家。国际培训、绩效、教学标准委员会（IBSTPI）董事（2007-2015年），国际杂志《教育媒体与技术》主编，国际杂志《教育技术：研究与发展》顾问编辑，日本教育技术学会副会长、理事；日本教育信息系统学会理事；日本教育媒体研究协会主席；日本医疗保健教学系统学会理事；日本数字学习协会名誉会员。他主编了《自学材料设计指南》和《培训设计指南》等专著，译著包括《教学设计的原则》《学习动机设计》《教学设计的技术趋势和问题》《教育技术研究入门》等。
在本次访谈中，铃木·克明教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日本教育媒体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对教育媒体的发展阶段、主要研究领域以及新媒体的应用情况进行了阐述。他强调在教育媒体研究中运用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 based Research，以下简称：DBR）方法，并指出DBR方法的优势及其在教育实践中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教育媒体；信息通信技术；DBR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访谈者：您好，铃木教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问。作为特邀嘉宾，您在第十三届教育媒体国际会议（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Media in Education，以下简称：ICoME2015会议）报告中介绍了教育媒体发展情况，我们了解到教育媒体已经有60余年的发展历史。请问教育媒体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哪些代表媒体和显著特点？
铃木·克明教授：教育媒体的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包含日本。教育媒体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如下：第一阶段，基于行为主义的演示媒体时代。示例媒体有教育电视、幻灯、电影、文字的印制材料，以及早期版本的计算机教学实例：讲座、编程教学等。第二阶段，基于认知主义的互动媒体时代。示例媒体有基于计算机的教学设计、基于计算机的交互式视频，基于互联网1.0的学习实例：教程、模拟游戏等。第三阶段，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社交媒体的时代。示例媒体有博客、Wiki、Facebook、社会化书签、短信、基于虚拟学习环境的学习实例（案例教学、情境认知、抛锚式教学、基于问题的学习、协作学习、分布式认知和开放式的学习环境（OLEs）等）。
访谈者：您在ICoME2015会议报告中谈到教育媒体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领域：技术领域、通信领域和文化领域。您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在教育媒体的三个领域中主要开展了哪些研究？这三个领域的研究之间有什么关系？
铃木·克明教授：教育媒体的技术领域研究主要包括情报科学、情报技术、情报设计、媒体艺术等方面；教育媒体的通信领域研究主要包括社会心理学层面的通信研究，主要研究利用各种教育媒体来促进人际间的交往和社会力量对行为的控制和影响，其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取得成功；教育媒体的文化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内容；教育媒体文化领域与产业、政策、法律、伦理等方面密切相关。
这三个领域的媒体研究是相互作用的。教育媒体是通信的手段。人们通过教育媒体相互交流沟通，传播新知识。随着新技术的使用，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利用新兴技术的新功能、新特点，提升教育实践的质量。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同时也能够通过网络为学习者提供教育内容，加强学习者之间的交流。在每一次交流中，文化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所有的交流都会受到文化的制约。
多年来，专家学者们在教育媒体领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ducational Media and Technology（简称：IJEMT）是能够为您提供教育媒体发展趋势最好的杂志，2016年该杂志建刊10周年，免费的访问网址是：http：//jaems.jp/contents/icomej/icomei.html。IJEMT是国际著名期刊，包含国际教育媒体方面高质量的论文，教育媒体国际会议信息等内容。
访谈者：伴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出现，教育呈现出大规模性，一门课程的学习者可能达到上万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习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众所周知，文化的差异会对学习者的学习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者们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差异方面进行了哪些代表性的研究？
铃木·克明教授：代表性的成果是学习框架的文化维度（CDLF）和IAMC（包容、态度、意义、能力）模型，还包括国际上著名的高校教学设计者的研究结果以及基于文化视域的技术辅助的互动教学应答系统。
学习框架的文化维度（CDLF）是由帕里斯等人（2010）提出的，他们认为社会关系、认识观、时空观念等文化参数最可能影响教学情况。在他们看来，由于通信的简易化以及低廉的价格，伴随着跨文化教学意愿的增长，“教学提供者，包括在网络环境中工作的教师和教学设计者，应该发展文化敏感性和文化适应性教学技能，以保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保持联系。”
金斯伯格等人（2009）提出了IAMC（包容、态度、意义、能力）模型，以适应在美国高校中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在每个教室中的学习者都是多种族和多语言的群体：第一代大学生，新近移民，工作的成人学习者，教学中文化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IAMC模式创建原则是：（1）尊重多样性；（2）激发学生的各种学习动机；（3）创建一种安全、包容和尊重的学习环境；（4）教学实践源自多个学科和多种文化；（5）促进公平学习。
罗杰斯，格雷厄姆和梅斯（2007）开展了一项研究，采访了12位经验丰富的国际教育文化学专家，他们发现这12位被采访者都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差异的四个领域：（1）一般文化和社会期望，关于性别、规则、合法性、时间和幽默等方面；（2）教与学的期望，包括师生关系、学习活动的类型、评估风格和写作风格；（3）在语言和符号的使用上的差异；（4）技术使用的差异，这可能会成为学习的一个障碍。 Yang，Y（2011）指出了四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应该加以考虑：（1）民族文化，在儒家教学中强调学习、尊重教师；（2）当地文化，这需要学习者的例子和案例设置；（3）学术文化，作为价值观、角色、态度和行为模式的教学和学习；（4）学科文化，例如数学和物理可以被认为同历史和教育具有不同的文化导向。关于如何利用技术解决在线教育中的文化问题，他提出了五个方面：（1）涉及所有的学生都在学习的知识，通过异步交流工具，使学生资源共享、互动和协同工作；（2）对于学生个人学习，通过博客和概念图，表达理解和自我反思；（3）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审视课程，例如角色扮演、辩论和虚拟实地考察；（4）使用不同的评估方法，促进学习，通过在线测验、调查等方式；（5）使课堂包容所有学生的文化，教师可以利用广泛的技术尽可能地为每位学习者提供帮助。
巴顿，诺沃提尼和萨金特（2011）通过对双文化员工和澳大利亚高校的留学生开展研究，指出双文化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性。双文化个体是那些接触并内化了两种文化的个体。双文化系统会在不同情境下指导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在不放弃自己文化身份的背景下，个体可以发展或维持两种文化中的人际关系。
访谈者：近年来，在中国利用手机、PDA等设备进行移动学习的人数逐年增长，这证明人们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通过各种智能手机终端畅游互联网，方便快速地进行信息交流、科普学习、在线互动。日本移动媒体的教育应用情况如何？
铃木·克明教授：日本移动设备的使用正在迅速增加。例如，2014年12月，来自亚马逊的移动手机采购订单数额首次超过了电脑（http：//ryutsuu.biz/strategy/h022402.html）。2015年5月，谷歌公司宣布，在谷歌上有10个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移动设备的搜索量首次超过电脑（http：//adwords.blogspot.jp/2015/05/building-for-next-moment.html）。
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一直在寻求利用移动设备更好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2008-2009年间，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了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小学、中学是2008年3月，高等学校是2009年3月），2009年10月，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对应的《教育信息化推进纲要》也公布了。2011年4月，《教育信息化推进21世纪的学习》公布。其中包含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y，以下简称ICT）的应用，具体内容如下：（1）基础、基本的知识、技能的学习；（2）培养学生利用课题解决问题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表现力；（3）学习者作为主体的学习，专心致力的态度等。从2011年开始，日本文部省开展了创新学习项目（MEXT），该项目与内部事务和通信部组织的未来学校推广项目（MIC）结合，日本视听教育协会与日本视觉听觉艾滋病协会的学者们联合开展了涉及整个日本的小学和初中学校的一对一的移动设备实验。创新学习项目（MEXT）进行了利用ICT开发新的学习的实证研究，提供儿童易于理解的教育资源，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和特点来展开学习，教师和学生一起开展协作学习。全国各地分为六个地区来开展调查：北海道·东北地区、关东甲信越地区、东海·北陆地区、关西地区、中国·四国地区、九州-冲绳地区。有1940名参与者参加了调研活动，通过每个县和市教育委员会，收集到利用ICT教育实践248例。在调查开展和结果分析过程中，在福冈（2011年，2012年11月6日）、大阪（2011年，2012月11月28日）、札幌（2013年1月25日）、东京（2013年3月13日）四个地区举办了讲习班，介绍ICT利用的具体做法，与会者总数1688名。2014年11月，形成了《学习创新业务实证研究报告》《学习创新业务实证研究报告补充材料》《学习创新小册子》《利用ICT教学创新业务实证研究报告》《ICT，儿童健康思想的引导》等一系列研究成果。2011年-2014年，各项目学校制定了信息安全政策，累积了指导记录、排行榜、学生出勤率、注册表等。通过调研，该项目在实验学校应用结论如下：通过使用图像和视频可以提高学习动机和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有助于学生巩固知识和提高理解能力；利用电子黑板做演讲和讨论，提高学生思维和表达能力。该项目在特殊教育学校应用结论如下：在运动功能、感觉功能方面有严重障碍儿童的学习能力有所改善，采用电视会议系统实现了医院课堂教学中的合作学习。利用ICT，在儿童心理健康指导方面具有积极效果，学生通过与他人交流能有效消除进入医院时的焦虑。
为了符合21世纪学校教育目标——实现儿童的主动学习和促进ICT在未来教育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文部省开展了第2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2014-2017年），并组织实验学校构建了ICT环境应用的四年规划——“教育的IT化环境构建4年计划”项目，该项目将在4年内获得财政拨款6，712亿日元。该项目的英文报导网址为：http：//www.soumu.go.ip/mmn_contem/000299868.pdf。
今年许多公司关注利用ICT解决学科教学目标问题，教育委员会也对此进行了描述。利用ICT变成了教学的首要条件，但每个学校的ICT环境是不同的。那么对于如何利用ICT改变学校的教学环境问题在未来将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利用ICT，解决学校、政府和企业以在各自的环境中的目标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
虽然在日本已经开展了一些移动学习的创新性项目，但是学校中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移动设备的标准还没有真正做到，也不能完全保证每个孩子不仅在学校教室，还可以在家里利用移动设备继续学习。可以说，在日本移动技术的使用尚处于实验阶段。
访谈者：您在ICoME2015会议报告中谈到了媒介素养的八个关键概念，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媒介素养的八个关键概念吗？ 铃木·克明教授：我们需要一套适用于任何媒体的指导原则或概念，以便对媒体进行讨论，并了解更多的相关问题。这些关键概念是我们运用批判性思维来思考媒体的主要工具。1987年，安大略省标准文件中阐述了媒介素养的八个关键概念，它为所有的媒体素养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给予教师一个共同的讨论框架。这些关键概念都是不同程度的媒介素养活动。媒介素养的八个关键概念如下：
（1）所有媒体都是建构体。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概念。媒体不只是反映外部现象，相反，媒体还包含精心设计的结构、许多决策和决定性因素。媒介素养致力于解构这些结构（即分开来显示媒体的每一部分是如何构建的、每部分的作用是什么）；（2）媒体建构现实意识。通过媒体，建立了个人对世界的理解。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态度、解释和结论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媒体的消息，因此，媒体给予我们现实意识；（3）人们利用媒体的意义。媒体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源，基于个人的现实情况：个人的需求和恐慌、快乐或烦恼、种族和态度、家庭和文化背景、道德的角度等等，媒体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不同；（4）媒体信息具有商业意义。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是考虑如何运用媒体解决商业上的问题，考虑媒体对商业内容、技术和分布的影响，大多数媒体生产是企业的一项业务，所以必须具有经济效益。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至关重要：少数人控制我们在媒体上看到、读到和听到什么；（5）媒体信息包含意识形态和价值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媒体产品都是在宣传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主流媒体传达关于美好生活的本质、美好的品德、妇女的作用、对权力的认同以及爱国主义等内容；（6）媒体信息包含了社会和政治影响。媒体在政治及社会变革中发挥巨大作用，电视在领导人选举中产生重要影响、媒体让普通公民参与民权问题，在非洲，媒体使我们关注饥荒和艾滋病疫情等等；（7）媒体信息的形式和内容是密切相关的。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每个媒体都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去为现实编码。不同媒体在报道同一事件时会给受众传递不同的信息，留下不同的印象；（8）每一种媒体都具有独特的审美形态。正如我们注意到某些诗歌或散文中令人愉快的韵律，所以我们应该能够欣赏到不同媒体的令人愉快的形式和效果。
访谈者：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这些新媒体在教育中应用的价值是什么？
铃木·克明教授：“新媒体”所代表的内容是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的。在20世纪60年代教育电视是“新媒体”，是相对于教育广播而言的。在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是“新媒体”，是与教育电视相比较而言的。虽然“新媒体”是指不同的东西，但一直是在某个时间段内我们非常期待的“新媒体”，但教育实践并没有因为引进“新媒体”而改变太多。这就是我在教育媒体发展史上所指出的“过度期望和期望失败”问题。
我认为当新媒体可以利用时，努力去思考我们能利用新媒体为教育做些什么总是有价值的。例如教育电视，我们预计它在每一个教室都将呈现大量的图像，希望通过教育电视，呈现世界各地的图片，丰富学生的虚拟体验，使学习变得更加具体。通过对教育电视中的慢速动作和快速运动的时间进行缩短或延长，学生可以观察到自然现象，这是常规实验或实际观察所不能提供的，因为它会太快或采取的观察时间太长。因此，我们期待每种新媒体会带来新的教育实践。
也许我们现在对于新媒体的满足感将持续很长时间，尽管在每个新媒体刚刚出现的时候都有相同的看法。因为在当前时期，每一天的科技创新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接触世界各地的信息和人群，这与之前的新媒体时期是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教育媒体的研究人员与教师将如何创造令人满意的学习环境。
访谈者：自2000年以来，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 Based Research，以下简称DBR）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DBR是研究教育媒体和技术可行的方法吗？DBR方法在研究教育媒体方面具有哪些优势？又面临哪些挑战呢？
铃木·克明教授：我是这样认为的，DBR#Y法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将成为未来研究教育媒体与技术的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DBR方法，2000年初诞生，发展至今已被公认为是较好的研究方法。我在ICoME会议报告中探讨了DBR方法可以在更多的情况下应用，例如在教育媒体和技术的研究中可以作为首选的方法被采用。这是我提出（铃木·克明，2015年）的ICoME会议论文的主题，将会向公众开放。
DBR的基本特征是：（1）真实性。在现实情境中运用DBR方法去解决学习中的真实问题，由研究者、实践者、学生、教育家等合作来完成的；（2）多元化。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种多元研究方法，可以使用质的和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来促进研究实施；（3）循环性。重复的设计，循环评价，经历了多次地反复循环和不断评估与修正。教育干预随着研究进程的需要而不断做出调整，说明了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种循环的研究过程；（4）综合性。在研究者和实践者合作的基础上，通过重复的分析、设计、开发、实施来进行教育实践，不仅是对技术开发及应用，也包含对教学和学习理论的新思维和新发现。
DBR的优势为避免新奇效应，确保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产生实际效果，促进理论基础研究的发展（如设计原则），与短期实验研究相比产生统计学意义等。
关于DBR作为研究方法所面临的挑战，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研究周期较长。DBR要求记录研究的全过程，数据收集和整理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而且DBR需要重复设计，循环评价，实践者、研究者、设计者、学习者之间要经常沟通，明确教学干预修改的原因以及下一步的实施策略，提升DBR操作的准确性，因此其研究周期较长。
（2）情境问题。DBR的情境问题是其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个案中真实的教育情境造成DBR成果难以推广。如果说，DBR的研究成果只能局限于案例本身，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一种研究范式，也就是说，个案的研究成果能否推广是检验DBR适应性的最佳方法。
访谈者：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如何运用DBR方法呢？请给出您的建议。
铃木·克明教授：DBR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理论框架或模型，通过参与者共同努力使教育实践取得更好的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做法如下：
（1）选择重点研究问题，进行适当的迭代，摒弃录像中无用数据，缩短研究周期；（2）选择一个主题，避免使用DBR局限于本地的局部情况；（3）一个致力于研究的团队是必需的。基于谢十的研究需要一个团队共同努力去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这个团队包括设计者研究者、管理者、实践者等等，必须要严格控制与约束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从而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真正同一；（4）建议使用6迭代阶段的设计过程模型：关注、理解、定义、构思、生成和测试，解决DBR过程的不确定性；（5）不要在一个线性序列中运用DBR，而是迭代，快速构建低保真原型，测试它们，并重新设计，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干预。
访谈者：您在ICoME2015会议报告介绍了教育媒体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以及教育媒体的研究方法，您认为在未来10年日本教育媒体的发展趋势如何？
铃木·克明教授：当坐在日本的通勤火车上时，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他们的移动设备：有些人听音乐，其他人在阅读和发送信息。移动设备无处不在的现状要求教育媒体和技术方面的研究者们去思考如何在教育中更好地使用设备的问题。
在教育媒体和技术国际会议上，当我被要求预测在未来10年发生的事情时，我回答说“未来不是预测，而是创造”，正如一些人所说“未来不是天注定，而是靠我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
教育媒体和技术的历史一直重复相同的趋势：“过度期望和期望失败”，然而，如果未来不是预测的，而是创造的，我们应尽力创造我们想要看到的未来。我们能否满足教育技术研究者的期望将取决于充分利用现有的可用资源，如何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学习环境，以及如何与教师们一起创造最佳的利用方式。我希望教育媒体和技术的应用能够在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等方面取得一致好评，十年后，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创造出这样一个幸福的未来。
访谈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铃木·克明教授：谢谢你们给予我分享教育媒体知识的机会，期待下次见面！
在本次访谈中，铃木·克明教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日本教育媒体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对教育媒体的发展阶段、主要研究领域以及新媒体的应用情况进行了阐述。他强调在教育媒体研究中运用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 based Research，以下简称：DBR）方法，并指出DBR方法的优势及其在教育实践中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教育媒体；信息通信技术；DBR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访谈者：您好，铃木教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问。作为特邀嘉宾，您在第十三届教育媒体国际会议（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Media in Education，以下简称：ICoME2015会议）报告中介绍了教育媒体发展情况，我们了解到教育媒体已经有60余年的发展历史。请问教育媒体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哪些代表媒体和显著特点？
铃木·克明教授：教育媒体的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包含日本。教育媒体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如下：第一阶段，基于行为主义的演示媒体时代。示例媒体有教育电视、幻灯、电影、文字的印制材料，以及早期版本的计算机教学实例：讲座、编程教学等。第二阶段，基于认知主义的互动媒体时代。示例媒体有基于计算机的教学设计、基于计算机的交互式视频，基于互联网1.0的学习实例：教程、模拟游戏等。第三阶段，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社交媒体的时代。示例媒体有博客、Wiki、Facebook、社会化书签、短信、基于虚拟学习环境的学习实例（案例教学、情境认知、抛锚式教学、基于问题的学习、协作学习、分布式认知和开放式的学习环境（OLEs）等）。
访谈者：您在ICoME2015会议报告中谈到教育媒体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领域：技术领域、通信领域和文化领域。您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在教育媒体的三个领域中主要开展了哪些研究？这三个领域的研究之间有什么关系？
铃木·克明教授：教育媒体的技术领域研究主要包括情报科学、情报技术、情报设计、媒体艺术等方面；教育媒体的通信领域研究主要包括社会心理学层面的通信研究，主要研究利用各种教育媒体来促进人际间的交往和社会力量对行为的控制和影响，其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取得成功；教育媒体的文化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内容；教育媒体文化领域与产业、政策、法律、伦理等方面密切相关。
这三个领域的媒体研究是相互作用的。教育媒体是通信的手段。人们通过教育媒体相互交流沟通，传播新知识。随着新技术的使用，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利用新兴技术的新功能、新特点，提升教育实践的质量。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同时也能够通过网络为学习者提供教育内容，加强学习者之间的交流。在每一次交流中，文化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所有的交流都会受到文化的制约。
多年来，专家学者们在教育媒体领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ducational Media and Technology（简称：IJEMT）是能够为您提供教育媒体发展趋势最好的杂志，2016年该杂志建刊10周年，免费的访问网址是：http：//jaems.jp/contents/icomej/icomei.html。IJEMT是国际著名期刊，包含国际教育媒体方面高质量的论文，教育媒体国际会议信息等内容。
访谈者：伴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出现，教育呈现出大规模性，一门课程的学习者可能达到上万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习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众所周知，文化的差异会对学习者的学习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者们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差异方面进行了哪些代表性的研究？
铃木·克明教授：代表性的成果是学习框架的文化维度（CDLF）和IAMC（包容、态度、意义、能力）模型，还包括国际上著名的高校教学设计者的研究结果以及基于文化视域的技术辅助的互动教学应答系统。
学习框架的文化维度（CDLF）是由帕里斯等人（2010）提出的，他们认为社会关系、认识观、时空观念等文化参数最可能影响教学情况。在他们看来，由于通信的简易化以及低廉的价格，伴随着跨文化教学意愿的增长，“教学提供者，包括在网络环境中工作的教师和教学设计者，应该发展文化敏感性和文化适应性教学技能，以保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保持联系。”
金斯伯格等人（2009）提出了IAMC（包容、态度、意义、能力）模型，以适应在美国高校中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在每个教室中的学习者都是多种族和多语言的群体：第一代大学生，新近移民，工作的成人学习者，教学中文化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IAMC模式创建原则是：（1）尊重多样性；（2）激发学生的各种学习动机；（3）创建一种安全、包容和尊重的学习环境；（4）教学实践源自多个学科和多种文化；（5）促进公平学习。
罗杰斯，格雷厄姆和梅斯（2007）开展了一项研究，采访了12位经验丰富的国际教育文化学专家，他们发现这12位被采访者都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差异的四个领域：（1）一般文化和社会期望，关于性别、规则、合法性、时间和幽默等方面；（2）教与学的期望，包括师生关系、学习活动的类型、评估风格和写作风格；（3）在语言和符号的使用上的差异；（4）技术使用的差异，这可能会成为学习的一个障碍。 Yang，Y（2011）指出了四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应该加以考虑：（1）民族文化，在儒家教学中强调学习、尊重教师；（2）当地文化，这需要学习者的例子和案例设置；（3）学术文化，作为价值观、角色、态度和行为模式的教学和学习；（4）学科文化，例如数学和物理可以被认为同历史和教育具有不同的文化导向。关于如何利用技术解决在线教育中的文化问题，他提出了五个方面：（1）涉及所有的学生都在学习的知识，通过异步交流工具，使学生资源共享、互动和协同工作；（2）对于学生个人学习，通过博客和概念图，表达理解和自我反思；（3）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审视课程，例如角色扮演、辩论和虚拟实地考察；（4）使用不同的评估方法，促进学习，通过在线测验、调查等方式；（5）使课堂包容所有学生的文化，教师可以利用广泛的技术尽可能地为每位学习者提供帮助。
巴顿，诺沃提尼和萨金特（2011）通过对双文化员工和澳大利亚高校的留学生开展研究，指出双文化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性。双文化个体是那些接触并内化了两种文化的个体。双文化系统会在不同情境下指导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在不放弃自己文化身份的背景下，个体可以发展或维持两种文化中的人际关系。
访谈者：近年来，在中国利用手机、PDA等设备进行移动学习的人数逐年增长，这证明人们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通过各种智能手机终端畅游互联网，方便快速地进行信息交流、科普学习、在线互动。日本移动媒体的教育应用情况如何？
铃木·克明教授：日本移动设备的使用正在迅速增加。例如，2014年12月，来自亚马逊的移动手机采购订单数额首次超过了电脑（http：//ryutsuu.biz/strategy/h022402.html）。2015年5月，谷歌公司宣布，在谷歌上有10个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移动设备的搜索量首次超过电脑（http：//adwords.blogspot.jp/2015/05/building-for-next-moment.html）。
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一直在寻求利用移动设备更好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2008-2009年间，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了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小学、中学是2008年3月，高等学校是2009年3月），2009年10月，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对应的《教育信息化推进纲要》也公布了。2011年4月，《教育信息化推进21世纪的学习》公布。其中包含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y，以下简称ICT）的应用，具体内容如下：（1）基础、基本的知识、技能的学习；（2）培养学生利用课题解决问题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表现力；（3）学习者作为主体的学习，专心致力的态度等。从2011年开始，日本文部省开展了创新学习项目（MEXT），该项目与内部事务和通信部组织的未来学校推广项目（MIC）结合，日本视听教育协会与日本视觉听觉艾滋病协会的学者们联合开展了涉及整个日本的小学和初中学校的一对一的移动设备实验。创新学习项目（MEXT）进行了利用ICT开发新的学习的实证研究，提供儿童易于理解的教育资源，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和特点来展开学习，教师和学生一起开展协作学习。全国各地分为六个地区来开展调查：北海道·东北地区、关东甲信越地区、东海·北陆地区、关西地区、中国·四国地区、九州-冲绳地区。有1940名参与者参加了调研活动，通过每个县和市教育委员会，收集到利用ICT教育实践248例。在调查开展和结果分析过程中，在福冈（2011年，2012年11月6日）、大阪（2011年，2012月11月28日）、札幌（2013年1月25日）、东京（2013年3月13日）四个地区举办了讲习班，介绍ICT利用的具体做法，与会者总数1688名。2014年11月，形成了《学习创新业务实证研究报告》《学习创新业务实证研究报告补充材料》《学习创新小册子》《利用ICT教学创新业务实证研究报告》《ICT，儿童健康思想的引导》等一系列研究成果。2011年-2014年，各项目学校制定了信息安全政策，累积了指导记录、排行榜、学生出勤率、注册表等。通过调研，该项目在实验学校应用结论如下：通过使用图像和视频可以提高学习动机和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有助于学生巩固知识和提高理解能力；利用电子黑板做演讲和讨论，提高学生思维和表达能力。该项目在特殊教育学校应用结论如下：在运动功能、感觉功能方面有严重障碍儿童的学习能力有所改善，采用电视会议系统实现了医院课堂教学中的合作学习。利用ICT，在儿童心理健康指导方面具有积极效果，学生通过与他人交流能有效消除进入医院时的焦虑。
为了符合21世纪学校教育目标——实现儿童的主动学习和促进ICT在未来教育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文部省开展了第2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2014-2017年），并组织实验学校构建了ICT环境应用的四年规划——“教育的IT化环境构建4年计划”项目，该项目将在4年内获得财政拨款6，712亿日元。该项目的英文报导网址为：http：//www.soumu.go.ip/mmn_contem/000299868.pdf。
今年许多公司关注利用ICT解决学科教学目标问题，教育委员会也对此进行了描述。利用ICT变成了教学的首要条件，但每个学校的ICT环境是不同的。那么对于如何利用ICT改变学校的教学环境问题在未来将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利用ICT，解决学校、政府和企业以在各自的环境中的目标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
虽然在日本已经开展了一些移动学习的创新性项目，但是学校中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移动设备的标准还没有真正做到，也不能完全保证每个孩子不仅在学校教室，还可以在家里利用移动设备继续学习。可以说，在日本移动技术的使用尚处于实验阶段。
访谈者：您在ICoME2015会议报告中谈到了媒介素养的八个关键概念，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媒介素养的八个关键概念吗？ 铃木·克明教授：我们需要一套适用于任何媒体的指导原则或概念，以便对媒体进行讨论，并了解更多的相关问题。这些关键概念是我们运用批判性思维来思考媒体的主要工具。1987年，安大略省标准文件中阐述了媒介素养的八个关键概念，它为所有的媒体素养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给予教师一个共同的讨论框架。这些关键概念都是不同程度的媒介素养活动。媒介素养的八个关键概念如下：
（1）所有媒体都是建构体。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概念。媒体不只是反映外部现象，相反，媒体还包含精心设计的结构、许多决策和决定性因素。媒介素养致力于解构这些结构（即分开来显示媒体的每一部分是如何构建的、每部分的作用是什么）；（2）媒体建构现实意识。通过媒体，建立了个人对世界的理解。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态度、解释和结论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媒体的消息，因此，媒体给予我们现实意识；（3）人们利用媒体的意义。媒体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源，基于个人的现实情况：个人的需求和恐慌、快乐或烦恼、种族和态度、家庭和文化背景、道德的角度等等，媒体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不同；（4）媒体信息具有商业意义。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是考虑如何运用媒体解决商业上的问题，考虑媒体对商业内容、技术和分布的影响，大多数媒体生产是企业的一项业务，所以必须具有经济效益。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至关重要：少数人控制我们在媒体上看到、读到和听到什么；（5）媒体信息包含意识形态和价值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媒体产品都是在宣传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主流媒体传达关于美好生活的本质、美好的品德、妇女的作用、对权力的认同以及爱国主义等内容；（6）媒体信息包含了社会和政治影响。媒体在政治及社会变革中发挥巨大作用，电视在领导人选举中产生重要影响、媒体让普通公民参与民权问题，在非洲，媒体使我们关注饥荒和艾滋病疫情等等；（7）媒体信息的形式和内容是密切相关的。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每个媒体都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去为现实编码。不同媒体在报道同一事件时会给受众传递不同的信息，留下不同的印象；（8）每一种媒体都具有独特的审美形态。正如我们注意到某些诗歌或散文中令人愉快的韵律，所以我们应该能够欣赏到不同媒体的令人愉快的形式和效果。
访谈者：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这些新媒体在教育中应用的价值是什么？
铃木·克明教授：“新媒体”所代表的内容是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的。在20世纪60年代教育电视是“新媒体”，是相对于教育广播而言的。在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是“新媒体”，是与教育电视相比较而言的。虽然“新媒体”是指不同的东西，但一直是在某个时间段内我们非常期待的“新媒体”，但教育实践并没有因为引进“新媒体”而改变太多。这就是我在教育媒体发展史上所指出的“过度期望和期望失败”问题。
我认为当新媒体可以利用时，努力去思考我们能利用新媒体为教育做些什么总是有价值的。例如教育电视，我们预计它在每一个教室都将呈现大量的图像，希望通过教育电视，呈现世界各地的图片，丰富学生的虚拟体验，使学习变得更加具体。通过对教育电视中的慢速动作和快速运动的时间进行缩短或延长，学生可以观察到自然现象，这是常规实验或实际观察所不能提供的，因为它会太快或采取的观察时间太长。因此，我们期待每种新媒体会带来新的教育实践。
也许我们现在对于新媒体的满足感将持续很长时间，尽管在每个新媒体刚刚出现的时候都有相同的看法。因为在当前时期，每一天的科技创新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接触世界各地的信息和人群，这与之前的新媒体时期是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教育媒体的研究人员与教师将如何创造令人满意的学习环境。
访谈者：自2000年以来，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 Based Research，以下简称DBR）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DBR是研究教育媒体和技术可行的方法吗？DBR方法在研究教育媒体方面具有哪些优势？又面临哪些挑战呢？
铃木·克明教授：我是这样认为的，DBR#Y法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将成为未来研究教育媒体与技术的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DBR方法，2000年初诞生，发展至今已被公认为是较好的研究方法。我在ICoME会议报告中探讨了DBR方法可以在更多的情况下应用，例如在教育媒体和技术的研究中可以作为首选的方法被采用。这是我提出（铃木·克明，2015年）的ICoME会议论文的主题，将会向公众开放。
DBR的基本特征是：（1）真实性。在现实情境中运用DBR方法去解决学习中的真实问题，由研究者、实践者、学生、教育家等合作来完成的；（2）多元化。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种多元研究方法，可以使用质的和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来促进研究实施；（3）循环性。重复的设计，循环评价，经历了多次地反复循环和不断评估与修正。教育干预随着研究进程的需要而不断做出调整，说明了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种循环的研究过程；（4）综合性。在研究者和实践者合作的基础上，通过重复的分析、设计、开发、实施来进行教育实践，不仅是对技术开发及应用，也包含对教学和学习理论的新思维和新发现。
DBR的优势为避免新奇效应，确保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产生实际效果，促进理论基础研究的发展（如设计原则），与短期实验研究相比产生统计学意义等。
关于DBR作为研究方法所面临的挑战，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研究周期较长。DBR要求记录研究的全过程，数据收集和整理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而且DBR需要重复设计，循环评价，实践者、研究者、设计者、学习者之间要经常沟通，明确教学干预修改的原因以及下一步的实施策略，提升DBR操作的准确性，因此其研究周期较长。
（2）情境问题。DBR的情境问题是其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个案中真实的教育情境造成DBR成果难以推广。如果说，DBR的研究成果只能局限于案例本身，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一种研究范式，也就是说，个案的研究成果能否推广是检验DBR适应性的最佳方法。
访谈者：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如何运用DBR方法呢？请给出您的建议。
铃木·克明教授：DBR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理论框架或模型，通过参与者共同努力使教育实践取得更好的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做法如下：
（1）选择重点研究问题，进行适当的迭代，摒弃录像中无用数据，缩短研究周期；（2）选择一个主题，避免使用DBR局限于本地的局部情况；（3）一个致力于研究的团队是必需的。基于谢十的研究需要一个团队共同努力去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这个团队包括设计者研究者、管理者、实践者等等，必须要严格控制与约束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从而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真正同一；（4）建议使用6迭代阶段的设计过程模型：关注、理解、定义、构思、生成和测试，解决DBR过程的不确定性；（5）不要在一个线性序列中运用DBR，而是迭代，快速构建低保真原型，测试它们，并重新设计，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干预。
访谈者：您在ICoME2015会议报告介绍了教育媒体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以及教育媒体的研究方法，您认为在未来10年日本教育媒体的发展趋势如何？
铃木·克明教授：当坐在日本的通勤火车上时，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他们的移动设备：有些人听音乐，其他人在阅读和发送信息。移动设备无处不在的现状要求教育媒体和技术方面的研究者们去思考如何在教育中更好地使用设备的问题。
在教育媒体和技术国际会议上，当我被要求预测在未来10年发生的事情时，我回答说“未来不是预测，而是创造”，正如一些人所说“未来不是天注定，而是靠我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
教育媒体和技术的历史一直重复相同的趋势：“过度期望和期望失败”，然而，如果未来不是预测的，而是创造的，我们应尽力创造我们想要看到的未来。我们能否满足教育技术研究者的期望将取决于充分利用现有的可用资源，如何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学习环境，以及如何与教师们一起创造最佳的利用方式。我希望教育媒体和技术的应用能够在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等方面取得一致好评，十年后，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创造出这样一个幸福的未来。
访谈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铃木·克明教授：谢谢你们给予我分享教育媒体知识的机会，期待下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