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特殊的老师，他是名震名球的数学大师——华罗庚教授，他当过我的班主任。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计划帮助中国反攻日本，派兵到印度登陆，从云南进入中国，由西向东反攻。为此，政府在国内招收了大批懂外语的人才作翻译，分别送到重庆中训团和昆明的翻译员学校学习。以便以后随军服务。我在湖南录用，送昆明受训。
　　翻译员训练学校，属外事局驻昆办事处管理，王仁霖任主任。因他长年驻在重庆，实际工作由副主任吴译霖主持，吴当时任西南联大社会系系主任。
　　学校实行军管，由军训教官领导。翻译任务分小班授课（15—20人），教员由美国军官担任，班主任由一位军中牧师充任，每周有几次精神讲话，由西南联大的教授讲课。另外每小班还有一名中国人任班主任，也由西南联大教授兼任。我们的班主任就是华罗庚教授。
　　初次见到华教授使我大吃一惊。他骨瘦如柴、面有茶色，身着一身灰色的西装，颜色早已泛黄，袖口和衣襟早已破损发毛。他的右腿弯曲，使他身体无法直立，略向后倾，形如一个倾斜的英文小写h。行走的样子也很特别，他用右手撑着手杖，右腿向前划弧，待脚着地后，再移动左脚。这样使他行动很艰难。
　　他实际上和我只作过一次谈话，内容也不过了解家庭、学历、学习和生活情况，作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时间顶多15—20分钟。其他同学也大抵如此。这就是他的班主任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吴译森教授对西南闻大同事的照顾。那时由于日本侵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加上统治者贪污腐败，弄得民不聊生。昆明在大后方，情形更加严重。一个大学教授的生活比乞丐还不如。有些人如闻一多先生，擅长雕刻，就挂牌治印以为创业。还有些人到私立中学（收实物作学费）兼课，以维日食。吴教授则让他们到训练学校作精神讲话，兼班主任，得些报酬，名成饿殍。
　　一代大师的困窘，对我是一场认识现实的深刻教育，胜过千言万语的耳提面命。
　　（作者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