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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通过对1990年-2013年的年度数据进行检验，对我国向韩国的出口总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以及我国的人均福利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结论表明：这三个变量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且检验结果表明各个变量之间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并不一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提升对中国向韩国出口情况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短期正效应，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则对中国向韩国出口量的增加具有长期负效应，这说明人民币的升值在长期来看并不利于经济增长。
关键词：中韩贸易状况；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人均福利水平
一、导论
中韩两国紧密的历史来往和相似的文化背景为两国双边经济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且中韩两国自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迅猛增加，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飞速发展。但在2007年，由美国次级贷款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东北亚的经济和贸易状况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时给全球对外贸易也带来了巨大影响。尽管各国立即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但由于各国的经济复苏基础仍然很薄弱，自此全球经济开始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此外，中韩两国同属东北亚经济圈内的国家，且都是东北亚经济体的主要经济体，双边的地理位置仅有一海之隔，特别是双方稳定的政治关系更为双方的贸易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且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全面复苏的任务依然很艰巨，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面对着向东北亚地区的转移，双方贸易的发展前景巨大。[1]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中韩两国贸易的发展动态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外生经济计量模型，对我国向韩国的出口总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人均福利水平的年度数据进行处理实证分析检验，检验方法包括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Wald检验、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方差分解分析等，本文将利用这些分析方法来考察不同变量间短期与长期的动态关系，对我国向韩国的出口总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我国的人均福利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正负效应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检验，从而为分析中韩两国的对外贸易、我国的人均福利水平以及人民币汇率的相关问题提供一些依据。
二、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一）数据的选取
本研究利用1990年～2013年的24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研究中所利用的数据包括中国向韩国的出口总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生产总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IFS数据库提供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E的年度数据，并以2010年的100美元为基准。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提供了中国向韩国的出口总额X的年度数据，且计量单位为美元，这样保证了数据单位的统一性，进而使得分析研究更科学、合理。此外，该数据为实际值且通过了GDP平减指数剔除了通货膨胀的价格因素影响，这样便于真实有效的反映出中韩贸易的真实状况。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提供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世界的生产总值的年度数据，且二者均为名义值，之所以未通过GDP平减指数剔除通货膨胀的价格因素，是因为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Y是通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的生产总值相比计算而得，而非单个变量。
（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经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三个变量均在0.05显著水平下接受了原假设，即水平序列是不平稳的，未通过ADF单位根检验，这种情况下，要对水平序列进行进一步的差分检验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结果表明本研究涉及到的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显著地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且均为平稳序列，即通过了ADF单位根检验。因此，本文研究中所选取的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关系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本研究的三个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存在一阶单整的非平稳水平序列，若其中某一线性组合为平稳，则变量之间就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即能够证明OLS估计不是伪回归的关键条件是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于本研究选用多个变量，因此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一）确定最优滞后区间
首先，用本研究中的三个变量lnX，lnY，lnE建立并估计最大滞后阶数为3的不包括任何附加项的无约束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然后，利用5种信息准则，即LR、FPE、AIC、SC和HQ准则来综合判断无约束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p，进而可得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为p-1。通过前面的检验结果，可判断本研究中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进而可知本模型中的最优滞后区间为1-2。
（二）确定最优检验形式
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根据协整空间和数据空间中所包含的附加项不同假设，设定了5种可能的检验形式的组合，第一种形式是数据空间和协整空间都不含附加项；第二种形式是数据空间不含附加项、协整空间含截距项；第三种形式是数据空间和协整空间都含截距项；第四种形式是数据空间含截距项、而协整空间含截距项和确定的线性趋势项；第五种形式是数据空间和协整空间都同时包含截距项和确定的线性趋势项。[2]经过检验可知，无论在哪种检验形式假设下，可确认这三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1种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且AIC和SC所显示的结果一致，都选择了第四组模型，由此可判断Johansen协整关系的最优检验形式为“数据空间含截距项、协整空间含截距项和确定的线性趋势项”。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一）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首先建立最优滞后区间为2且数据空间含截距项、协整空间含截距项和确定的线性趋势项的最优误差修正（VEC）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Wald联合显著检验法，对误差修正模型施加该Wald约束条件，通过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可知，人均福利水平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短期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提升对人民币升值具有短期负效应；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是中国向韩国出口量的短期格兰杰原因，说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具有短期正效应，而短期来看，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的增加对中国向韩国的出口的效应为负；中国向韩国的出口量是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短期格兰杰原因，且中国向韩国的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人均福利水平提升具有短期负效应。 （二）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
长期格兰杰因果检验与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相似，即对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施加Wald约束条件，如果在Wald联合显著检验的结果中，在0.05水平下F统计量拒绝原假设，则可判定两个变量间存在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反之则不存在。通过对数据的检验分析结果可知：中国向韩国的出口额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格兰杰原因，而这与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却不一致。即在长期来看，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增加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具有负效应，在长期若增加中国向韩国的出口，人民币会贬值。此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人均福利水平都是中国向韩国出口额的长期格兰杰原因，即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增加、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的提升，对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均具有负效应，这说明从长期看，无论人民币升值还是中国人均福利水平提升，中国向韩国的出口额均会出现下降的情况。最后，中国向韩国的出口额是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长期格兰杰原因，即在长期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增加对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有正效应，说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增加，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均会提升。
五、方差分解分析
对于本研究中所涉及的三个变量，进行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以考察各变量对特定因变量的相对解释能力。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收敛值相对应，方差分解分析的临界点是新息冲击发生后的第30期。
通过方差分解分析结果可知，各变量对其自身标准误差的解释能力存在差异，如lnE，lnX，lnY分别为4.466%、15.994%、28.741%，其中解释能力最高的是lnY，而解释能力最低的是lnE，二者解释能力差异相差较大。而lnX能够解释lnE标准误差的15.118%；lnE，lnY分别能够解释lnX标准误差的5.082%，26.516%；lnX能够解释lnY标准误差的27.527%。此外，变量lnE、lnY对三个变量标准误差的解释能力普遍较强，而变量lnE对三个变量标准误差的解释能力普遍较弱。
六、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利用中国1990年～2013年的24年的年度数据，对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进而得出一些具有价值的结论：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向韩国的出口的长期效应为负，即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向韩国的出口的下降；2、中国向韩国出口额的增加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效应为负，即在长期来看，增加中国向韩国的出口会导致人民币贬值；3、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对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的长期效应为正，即增加中国向韩国的出口会提升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4、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对中国向韩国的出口的长期效应为负，即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会导致中国向韩国的出口的下降。
综上所述，从短期来看，增加中国向韩国的出口会降低我国的人均福利水平，而在长期会提升我国的人均福利水平；然而，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无论升值还是贬值，对我国的人均福利水平均没有明显影响；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增加对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短期正效应，在长期的效应则为负，说明人民币升值在长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由此看来，于我国而言，应该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人均福利水平。就我国与韩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发展和长远国家发展战略来看，两国在贸易进出口上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应该保持互利共赢的发展方向，并且随着目前我国与韩国建立双边贸易伙伴的达成，两国更应该加紧经贸合作，互利共赢，从而使得两国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更大的提升。（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许全胜.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韩贸易发展与对策[J].中国商贸，2010（11）.
[2]洪宇.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净出口比率与贸易条件——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时间序列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0（06）.
关键词：中韩贸易状况；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人均福利水平
一、导论
中韩两国紧密的历史来往和相似的文化背景为两国双边经济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且中韩两国自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迅猛增加，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飞速发展。但在2007年，由美国次级贷款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东北亚的经济和贸易状况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时给全球对外贸易也带来了巨大影响。尽管各国立即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但由于各国的经济复苏基础仍然很薄弱，自此全球经济开始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此外，中韩两国同属东北亚经济圈内的国家，且都是东北亚经济体的主要经济体，双边的地理位置仅有一海之隔，特别是双方稳定的政治关系更为双方的贸易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且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全面复苏的任务依然很艰巨，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面对着向东北亚地区的转移，双方贸易的发展前景巨大。[1]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中韩两国贸易的发展动态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外生经济计量模型，对我国向韩国的出口总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人均福利水平的年度数据进行处理实证分析检验，检验方法包括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Wald检验、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方差分解分析等，本文将利用这些分析方法来考察不同变量间短期与长期的动态关系，对我国向韩国的出口总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我国的人均福利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正负效应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检验，从而为分析中韩两国的对外贸易、我国的人均福利水平以及人民币汇率的相关问题提供一些依据。
二、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一）数据的选取
本研究利用1990年～2013年的24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研究中所利用的数据包括中国向韩国的出口总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生产总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IFS数据库提供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E的年度数据，并以2010年的100美元为基准。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提供了中国向韩国的出口总额X的年度数据，且计量单位为美元，这样保证了数据单位的统一性，进而使得分析研究更科学、合理。此外，该数据为实际值且通过了GDP平减指数剔除了通货膨胀的价格因素影响，这样便于真实有效的反映出中韩贸易的真实状况。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提供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世界的生产总值的年度数据，且二者均为名义值，之所以未通过GDP平减指数剔除通货膨胀的价格因素，是因为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Y是通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世界的生产总值相比计算而得，而非单个变量。
（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经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三个变量均在0.05显著水平下接受了原假设，即水平序列是不平稳的，未通过ADF单位根检验，这种情况下，要对水平序列进行进一步的差分检验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结果表明本研究涉及到的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显著地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且均为平稳序列，即通过了ADF单位根检验。因此，本文研究中所选取的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关系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本研究的三个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存在一阶单整的非平稳水平序列，若其中某一线性组合为平稳，则变量之间就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即能够证明OLS估计不是伪回归的关键条件是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于本研究选用多个变量，因此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一）确定最优滞后区间
首先，用本研究中的三个变量lnX，lnY，lnE建立并估计最大滞后阶数为3的不包括任何附加项的无约束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然后，利用5种信息准则，即LR、FPE、AIC、SC和HQ准则来综合判断无约束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p，进而可得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为p-1。通过前面的检验结果，可判断本研究中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进而可知本模型中的最优滞后区间为1-2。
（二）确定最优检验形式
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根据协整空间和数据空间中所包含的附加项不同假设，设定了5种可能的检验形式的组合，第一种形式是数据空间和协整空间都不含附加项；第二种形式是数据空间不含附加项、协整空间含截距项；第三种形式是数据空间和协整空间都含截距项；第四种形式是数据空间含截距项、而协整空间含截距项和确定的线性趋势项；第五种形式是数据空间和协整空间都同时包含截距项和确定的线性趋势项。[2]经过检验可知，无论在哪种检验形式假设下，可确认这三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1种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且AIC和SC所显示的结果一致，都选择了第四组模型，由此可判断Johansen协整关系的最优检验形式为“数据空间含截距项、协整空间含截距项和确定的线性趋势项”。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一）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首先建立最优滞后区间为2且数据空间含截距项、协整空间含截距项和确定的线性趋势项的最优误差修正（VEC）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Wald联合显著检验法，对误差修正模型施加该Wald约束条件，通过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可知，人均福利水平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短期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提升对人民币升值具有短期负效应；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是中国向韩国出口量的短期格兰杰原因，说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具有短期正效应，而短期来看，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的增加对中国向韩国的出口的效应为负；中国向韩国的出口量是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短期格兰杰原因，且中国向韩国的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人均福利水平提升具有短期负效应。 （二）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
长期格兰杰因果检验与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相似，即对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施加Wald约束条件，如果在Wald联合显著检验的结果中，在0.05水平下F统计量拒绝原假设，则可判定两个变量间存在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反之则不存在。通过对数据的检验分析结果可知：中国向韩国的出口额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格兰杰原因，而这与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却不一致。即在长期来看，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增加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具有负效应，在长期若增加中国向韩国的出口，人民币会贬值。此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人均福利水平都是中国向韩国出口额的长期格兰杰原因，即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增加、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的提升，对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均具有负效应，这说明从长期看，无论人民币升值还是中国人均福利水平提升，中国向韩国的出口额均会出现下降的情况。最后，中国向韩国的出口额是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长期格兰杰原因，即在长期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增加对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有正效应，说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增加，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均会提升。
五、方差分解分析
对于本研究中所涉及的三个变量，进行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以考察各变量对特定因变量的相对解释能力。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收敛值相对应，方差分解分析的临界点是新息冲击发生后的第30期。
通过方差分解分析结果可知，各变量对其自身标准误差的解释能力存在差异，如lnE，lnX，lnY分别为4.466%、15.994%、28.741%，其中解释能力最高的是lnY，而解释能力最低的是lnE，二者解释能力差异相差较大。而lnX能够解释lnE标准误差的15.118%；lnE，lnY分别能够解释lnX标准误差的5.082%，26.516%；lnX能够解释lnY标准误差的27.527%。此外，变量lnE、lnY对三个变量标准误差的解释能力普遍较强，而变量lnE对三个变量标准误差的解释能力普遍较弱。
六、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利用中国1990年～2013年的24年的年度数据，对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进而得出一些具有价值的结论：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向韩国的出口的长期效应为负，即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向韩国的出口的下降；2、中国向韩国出口额的增加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效应为负，即在长期来看，增加中国向韩国的出口会导致人民币贬值；3、中国向韩国的出口对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的长期效应为正，即增加中国向韩国的出口会提升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4、中国的人均福利水平对中国向韩国的出口的长期效应为负，即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会导致中国向韩国的出口的下降。
综上所述，从短期来看，增加中国向韩国的出口会降低我国的人均福利水平，而在长期会提升我国的人均福利水平；然而，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无论升值还是贬值，对我国的人均福利水平均没有明显影响；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增加对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短期正效应，在长期的效应则为负，说明人民币升值在长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由此看来，于我国而言，应该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人均福利水平。就我国与韩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发展和长远国家发展战略来看，两国在贸易进出口上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应该保持互利共赢的发展方向，并且随着目前我国与韩国建立双边贸易伙伴的达成，两国更应该加紧经贸合作，互利共赢，从而使得两国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更大的提升。（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许全胜.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韩贸易发展与对策[J].中国商贸，2010（11）.
[2]洪宇.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净出口比率与贸易条件——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时间序列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