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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民工基本情况与社会资本状况
项目组重点调查了南京、杭州和上海三市外来农民工的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状况和就业情况，调查发现，外出农民工仍以男性居多，调查样本中的男性为76人，占72.38%，女性29人，占27.62%，《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68.3%，女性占31.7%，与调查收集样本的样本比例大体一致。在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方面，大部分人为已婚状态，占样本总数的80%，样本中并没有离婚或丧偶的农民工；在已婚的农民工中，配偶与其在同一城区的比例为43.02%，与其在同一企业的比例为8.14%，表明过半数的外来农民工以夫妻共同进城务工的形式在城市工作，这有利于农民工的情感交流和工作生活上的相互照顾，此外，配偶在家乡的农民工占比也较大，为45.35%，说明进城务工农民工的配偶多表现为在家乡或与其在同一城区的两极化趋势，这两种方式各有其优势所在，也符合不同农民工的客观需要。
在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方面，我们沿用边燕杰的春节拜年法进行衡量，调查结果表明，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不含手机短信）与其家相互拜年的人中，亲属平均有10.88户，除极少数外出农民工的亲属数量较多外，分布在5～15户之间的样本占到了绝大部分；拜年朋友平均有6.95人，基本都分布在0～20人之间；在春节拜年的这些人中本市市民较少，平均只有2.03人，本市市民数量为0的占75.24%，说明大部分外出农民工的家庭与务工城市市民的往来较少，这也可能与阶层差异有关。总体而言，外出农民工所在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呈现小规模均衡状态，优质的社会关系较少，这种现象的形成既与农村的民俗习惯有关，也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状况有一定关系。在网络强度方面，我们用急需资金时可一次性借贷不少于一万元的人数来衡量，结果表明，人数大多分布在0～5人之间，其中为0的样本个数最多，在访谈调查中发现，急需资金时借贷的来源主要是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人，即父母和兄弟姐妹等，少数为关系较好的朋友，说明亲缘关系对于农民工往往具有极强的支持作用。在网络质量方面，我们用亲友中行政人员、高级管理人员或高级技术人员的数量来衡量，数据显示人数基本分布在0～6人之间，其中数量为0的样本个数占40%，说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质量较低，社会关系的异质性较差。在社会资本投资方面，我们选取家庭去年送出的礼金份数和具体礼金金额作为衡量指标，调查表明家庭送出的礼金份数平均为4.79份，一些家庭送出的礼金份数较多，达十份以上，但大部分家庭送出的礼金份数集中在2～8份，也有一部分家庭去年并没有送出过礼金，占总体的14.29%；家庭去年送出的礼金均值为4312.38元，小部分家庭送出的礼金总额在1万元以上，但大部分家庭送出的礼金总额都集中分布在0～5000元，这与农民工的经济状况也基本一致。
在对外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进行整体衡量的基础上，我们又对外出农民工务工地区的社会资本状况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在务工城市家人方面，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家人数量集中分布在0～3人，约半数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城市有家人陪伴，这也反映出外出农民工存在跟随迁移的现象。在务工地区社会网络强度方面，我们用急需资金时可一次性借贷不少于5000元的人数来衡量，结果表明，40%的外出农民工在急需资金时可以一次性借贷不少于5000元的人数为0，说明相当一部分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区的网络强度较差，这可能与农民工自身的社会地位也有一定关系。在务工地区社交投资方面，我们用农民工过去两个月在外就餐聚会的次数来衡量。外出农民工的聚餐次数基本分布在0～10次，其中0次的最多，占比44.76%，说明很多外出农民工并不在外就餐聚会，可能是由于受他们自身收入水平和工作状况限制所致。
二、农民工社会资本对职业发展的影响
调查发现，外出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和当前工作的获取方式皆以亲朋好友介绍为主，分别占67.62%和59.62%，其次是通过媒体信息自己找，而通过中介或政府部门寻找工作的方式只占很小一部分比例。在询问农民工在此地务工的原因时，51.43%的农民工表示是由于有亲戚朋友在此地，不难发现，亲朋好友关系在农民工获取工作或职业选择过程中具有较大影响。
项目组在调研过程中对一些外出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进一步了解了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路径，并初步归纳出了社会资本对外出农民工职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多为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或同村的人介绍获得，之后农民工一般会更换多次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会不断得到积累，而获取新工作的方式也逐渐转变为以工友及务工时结识的朋友和同乡资源为主，在进行多次工作转换后，一部分农民工会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并借助在务工地区形成的稳定的人际关系选择固定在某一职业上，另一部分农民工会继续进行工作转换，多转换到亲戚朋友正在从事的相同或相关行业，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外出农民工由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很难通过正式制度获得自己理想的职业和收入，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形式有利于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成本，拓宽就业渠道，較大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较高的网络质量和社会资本投资可能更有利于外出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农民工要加强自身社会资本的积累，并提升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以获得更多有效的信息和资源。同时企业应通过内部组织等为农民工提供构建社会网络的平台，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培育发挥支持作用。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组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社团活动，来拓宽农民工信息交流渠道，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和积累创造条件。
项目组重点调查了南京、杭州和上海三市外来农民工的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状况和就业情况，调查发现，外出农民工仍以男性居多，调查样本中的男性为76人，占72.38%，女性29人，占27.62%，《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68.3%，女性占31.7%，与调查收集样本的样本比例大体一致。在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方面，大部分人为已婚状态，占样本总数的80%，样本中并没有离婚或丧偶的农民工；在已婚的农民工中，配偶与其在同一城区的比例为43.02%，与其在同一企业的比例为8.14%，表明过半数的外来农民工以夫妻共同进城务工的形式在城市工作，这有利于农民工的情感交流和工作生活上的相互照顾，此外，配偶在家乡的农民工占比也较大，为45.35%，说明进城务工农民工的配偶多表现为在家乡或与其在同一城区的两极化趋势，这两种方式各有其优势所在，也符合不同农民工的客观需要。
在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方面，我们沿用边燕杰的春节拜年法进行衡量，调查结果表明，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不含手机短信）与其家相互拜年的人中，亲属平均有10.88户，除极少数外出农民工的亲属数量较多外，分布在5～15户之间的样本占到了绝大部分；拜年朋友平均有6.95人，基本都分布在0～20人之间；在春节拜年的这些人中本市市民较少，平均只有2.03人，本市市民数量为0的占75.24%，说明大部分外出农民工的家庭与务工城市市民的往来较少，这也可能与阶层差异有关。总体而言，外出农民工所在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呈现小规模均衡状态，优质的社会关系较少，这种现象的形成既与农村的民俗习惯有关，也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状况有一定关系。在网络强度方面，我们用急需资金时可一次性借贷不少于一万元的人数来衡量，结果表明，人数大多分布在0～5人之间，其中为0的样本个数最多，在访谈调查中发现，急需资金时借贷的来源主要是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人，即父母和兄弟姐妹等，少数为关系较好的朋友，说明亲缘关系对于农民工往往具有极强的支持作用。在网络质量方面，我们用亲友中行政人员、高级管理人员或高级技术人员的数量来衡量，数据显示人数基本分布在0～6人之间，其中数量为0的样本个数占40%，说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质量较低，社会关系的异质性较差。在社会资本投资方面，我们选取家庭去年送出的礼金份数和具体礼金金额作为衡量指标，调查表明家庭送出的礼金份数平均为4.79份，一些家庭送出的礼金份数较多，达十份以上，但大部分家庭送出的礼金份数集中在2～8份，也有一部分家庭去年并没有送出过礼金，占总体的14.29%；家庭去年送出的礼金均值为4312.38元，小部分家庭送出的礼金总额在1万元以上，但大部分家庭送出的礼金总额都集中分布在0～5000元，这与农民工的经济状况也基本一致。
在对外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进行整体衡量的基础上，我们又对外出农民工务工地区的社会资本状况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在务工城市家人方面，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家人数量集中分布在0～3人，约半数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城市有家人陪伴，这也反映出外出农民工存在跟随迁移的现象。在务工地区社会网络强度方面，我们用急需资金时可一次性借贷不少于5000元的人数来衡量，结果表明，40%的外出农民工在急需资金时可以一次性借贷不少于5000元的人数为0，说明相当一部分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区的网络强度较差，这可能与农民工自身的社会地位也有一定关系。在务工地区社交投资方面，我们用农民工过去两个月在外就餐聚会的次数来衡量。外出农民工的聚餐次数基本分布在0～10次，其中0次的最多，占比44.76%，说明很多外出农民工并不在外就餐聚会，可能是由于受他们自身收入水平和工作状况限制所致。
二、农民工社会资本对职业发展的影响
调查发现，外出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和当前工作的获取方式皆以亲朋好友介绍为主，分别占67.62%和59.62%，其次是通过媒体信息自己找，而通过中介或政府部门寻找工作的方式只占很小一部分比例。在询问农民工在此地务工的原因时，51.43%的农民工表示是由于有亲戚朋友在此地，不难发现，亲朋好友关系在农民工获取工作或职业选择过程中具有较大影响。
项目组在调研过程中对一些外出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进一步了解了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路径，并初步归纳出了社会资本对外出农民工职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多为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或同村的人介绍获得，之后农民工一般会更换多次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会不断得到积累，而获取新工作的方式也逐渐转变为以工友及务工时结识的朋友和同乡资源为主，在进行多次工作转换后，一部分农民工会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并借助在务工地区形成的稳定的人际关系选择固定在某一职业上，另一部分农民工会继续进行工作转换，多转换到亲戚朋友正在从事的相同或相关行业，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外出农民工由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很难通过正式制度获得自己理想的职业和收入，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形式有利于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成本，拓宽就业渠道，較大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较高的网络质量和社会资本投资可能更有利于外出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农民工要加强自身社会资本的积累，并提升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以获得更多有效的信息和资源。同时企业应通过内部组织等为农民工提供构建社会网络的平台，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培育发挥支持作用。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组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社团活动，来拓宽农民工信息交流渠道，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和积累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