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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民生问题，就整个体制转型来说，需要“四位一体”的“共建观”：共建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以先进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体制。这四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前两个方面是现阶段改革的两大重点。体制创新走到今天，需要突破原有的“单线突进”的思路，拓展到更广阔的层面和更高的境界。
树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改革观：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精神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的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政治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现阶段面临的任务是逐步由单向的、低层次的“共享”走向多元、高层次的“共享”。当然，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建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公民在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机会均等化机制；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全体社会成员按贡献共享的机制；社会成员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逐步实现大体均等化原则。
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突破口。民生是人民的生计。人民的生计包含两大方面：一是有关生活的事情，二是谋生之道。解决民生问题，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促进就业，第二是要有合理的劳动报酬，第三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实现基本消费的平等，是民生问题的要义，也应当是政府的政策目标。基本消费包括保障基本营养、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保健。这“四个基本”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基本内容，是所有社会成员不分户籍、民族、地域、年龄、性别、智商和体能，都应当平等享有的。
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解决民生问题靠发“礼包”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也不足以保证民生核心地位的落实。因此，解决民生问题迫切的是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要严格区别公共支出、社会支出。目前为老百姓的支出即社会支出占的比例太低。需要建立一个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通过制度化和法制化来保证财政投入。解决民生问题是要掏钱的，而且搞基础教育、社会保障，效益不会立即增加，短期不会出政绩。如果没有制度化、法制化来保证，很难连续和持久地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前提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
深化就业和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前，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体制性因素所导致的，它既不反映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比如，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行政性垄断对分配关系的扭曲等，必须用发展机会的平等保障收入分配的公正。目前，我国存在严重的就业机会以及过程的不平等：一是传统城市经济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异，二是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工资差异以及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壁垒，三是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口。据初步估算，一个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特别是种植业领域的年劳动时间，是城市经济部门劳动时间的1／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使两个领域的劳动力收入实现均等，是绝不可能的。如果真想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根本的办法是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间，这就要减少农民的数量，让大量农民尽快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由就业状态的差距而产生的公民之间净福利的差距是巨大的。目前，行政垄断行业职工工资福利过高，而一般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又过低，工资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17％左右跌到了现在的12%~13％。这一比例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为50%~60％，在一般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左右。
建立能真正解决民众利益的诉求和表达机制。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要给民众充分表达的权力，尤其要重视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声音。没有一个利益均衡的表达机制，民生问题解决不了。民生问题与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机制、博弈等直接相关。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如果弱势群体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受损后又找不到正常的表达形式，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民生问题之所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与民意表达不充分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怨声仍然会很高。
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多方形成合力；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面的作用。首先，政府要有投入，职能要到位；其次，企业要讲社会责任；再次，发挥民众的作用，让有条件创业的普通百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内都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民生问题不是政府单方面的给予，而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积极参与。政府要为老百姓谋生创造条件和环境。
（本文作者单位：中共庆阳市委党校）
树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改革观：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精神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的需要；共享改革发展的政治成果，以适应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现阶段面临的任务是逐步由单向的、低层次的“共享”走向多元、高层次的“共享”。当然，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建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公民在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机会均等化机制；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全体社会成员按贡献共享的机制；社会成员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逐步实现大体均等化原则。
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突破口。民生是人民的生计。人民的生计包含两大方面：一是有关生活的事情，二是谋生之道。解决民生问题，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促进就业，第二是要有合理的劳动报酬，第三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实现基本消费的平等，是民生问题的要义，也应当是政府的政策目标。基本消费包括保障基本营养、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保健。这“四个基本”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基本内容，是所有社会成员不分户籍、民族、地域、年龄、性别、智商和体能，都应当平等享有的。
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解决民生问题靠发“礼包”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也不足以保证民生核心地位的落实。因此，解决民生问题迫切的是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要严格区别公共支出、社会支出。目前为老百姓的支出即社会支出占的比例太低。需要建立一个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通过制度化和法制化来保证财政投入。解决民生问题是要掏钱的，而且搞基础教育、社会保障，效益不会立即增加，短期不会出政绩。如果没有制度化、法制化来保证，很难连续和持久地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前提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
深化就业和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前，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体制性因素所导致的，它既不反映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比如，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行政性垄断对分配关系的扭曲等，必须用发展机会的平等保障收入分配的公正。目前，我国存在严重的就业机会以及过程的不平等：一是传统城市经济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异，二是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工资差异以及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壁垒，三是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口。据初步估算，一个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特别是种植业领域的年劳动时间，是城市经济部门劳动时间的1／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使两个领域的劳动力收入实现均等，是绝不可能的。如果真想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根本的办法是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间，这就要减少农民的数量，让大量农民尽快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由就业状态的差距而产生的公民之间净福利的差距是巨大的。目前，行政垄断行业职工工资福利过高，而一般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又过低，工资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17％左右跌到了现在的12%~13％。这一比例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为50%~60％，在一般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左右。
建立能真正解决民众利益的诉求和表达机制。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要给民众充分表达的权力，尤其要重视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声音。没有一个利益均衡的表达机制，民生问题解决不了。民生问题与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机制、博弈等直接相关。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如果弱势群体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受损后又找不到正常的表达形式，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民生问题之所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与民意表达不充分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怨声仍然会很高。
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多方形成合力；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面的作用。首先，政府要有投入，职能要到位；其次，企业要讲社会责任；再次，发挥民众的作用，让有条件创业的普通百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内都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民生问题不是政府单方面的给予，而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积极参与。政府要为老百姓谋生创造条件和环境。
（本文作者单位：中共庆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