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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的生命正好以40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我马上就80岁了。在我三十八九岁的时候，粉碎“四人帮”，“文化革命”结束了，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那时我正下放在嵯峨山下的一个国防工厂，远离了我的本行新闻和文学，在工厂当秘书。在那看不到尽头的“文革”时代，准备在山沟里终老一生。
1978年3月，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号召向科学进军，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作为一个老大学生，一个写过一点作品的人，我的心立即死灰复燃，春情萌动。我拿了一个小板凳坐在山坡上，把那份报纸看了又看，泪眼蒙眬，觉得不到40岁，还有机会挽回逝去太多的生命。
于是每天下班以后，借着落日的余晖在山坡上开始看书，没有多少书可看，就看哲学书。
黑格尔有一句话启发了我：“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困境的时候你就去找哲学”。在重新拣起书本的两三个月期间，人民大学新闻系高我一届的同学、在江苏工作的胡福明，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初稿。经过中央反复修改，《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全力推出，成为三中全会的理论基础。
一个新的40年开始了。
当时我很激动，我与胡福明同窗三年呀。赶紧把自己的一个读书体会也写成一篇哲学论文，叫《要重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反思“文化革命”十年，中国乱成那样，根子是一个斗字，总是把人群层层切割，制造各种各样的对立面。到处在斗，你斗我斗，这一派斗那一派，国外斗“帝修反”，把矛盾运动的斗争性超域、超载地扩大，超过临界线的扩大，给国家造成了灾难。
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呢？我在列宁的著作里找到了一个答案，他说辩证法是研究斗争的，但是归根到底是研究同一的，是研究对立的双方怎样在斗争过程中互相吸收、转化，然后锻造出一个新的平台，产生一个新的事物，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我恍然大悟，原来辩证法不仅讲斗争，更讲同一。我写的这篇8000字的文章，在11月份《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全文发表，不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两天全文转播了。
敏感的人知道中国的春天要来了，但基层并不知情。当时我们单位召开了“帮助”我的会，说毛主席讲矛盾的斗争性，讲一分为二，你为什么讲同一性，讲合二而一？我有口难辩。春寒料峭，正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三中全会之后，这篇文章被收进了《1978—1981年哲学论争集》。
是应该认真深入地想想，我们搞革命为什么？当然是为打破一个旧社会，但是那是最终目的吗？不，重建一个新中国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建设新的社会，这正是矛盾同一性大可用武之时。
40年来，历代领导人无一不重视发挥矛盾同一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一上来就说，稳定压倒一切，对外不称霸，我们永远是第三世界;对内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不争论，同心协力搞建设，就要抓同一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党真正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哲学基础。
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先后提出了和谐社会，提出了科学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什么叫和谐、叫协调？就是空间范畴上的同一，把各个板塊的利益诉求整合在一起。什么叫可持续发展？就是时间范畴上的同一，把各个时间段的不同情况整合到一起，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进入习近平新时代，我们更加重视发挥同一性的作用。国内的改革开放，我个人认为大致经过了四个时间阶段和四个空间区块的交错进行。最早是“沿海开放”，诞生了以深圳为标志的国际性大都市，现在发展为粤港澳湾区。粤港澳组合在一起，将与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域媲美。后来，提出围绕上海浦东的“沿江开放”，逐步形成沪杭甬湾区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力实现“沿路开放”。还提出了“沿都开放”，在首都西南面建设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一步步将改革开放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纵深推进，向中国腹地推进。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对发展不平衡的整合和同一吗？
经济上，我们在数量经济基础上转型升级，重点发展质量经济。关了很多高耗能厂子，比如煤炭、钢铁和小水泥。规模缩小了，产能质量却大幅度提升。工业不再只关注数量性增产，而重视科学化智能化改造。农业也不再简单要求产量，而追求新农村建设的综合质量。
国际上，也十分重视发挥同一性的作用。我们反复提全面战略伙伴、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化，这都是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利益诉求和各个政治版块之间寻找到同一性，把合作的可能性最大化，以推动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40年来，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由革命党逐步走向执政党的轨迹，由侧重抓矛盾斗争性到侧重抓矛盾同一性的脚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谐、同一是稳健发展的重要条件！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这些文革中的下放干部纷纷落实政策，回到原单位。我也重操旧业，回陕西日报当了文艺编辑和记者。文革中被撤销的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和其他文艺家协会重新恢复了，不久改名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下放各地“干校”和农村的作家艺术家和协会工作人员陆续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我记得1978到1981，文艺重又复苏的那几年，我参与报道了许多为作家作品甄别、平反的活动，柯仲平、马健翎、胡采、柳青、王愚，一个个摘掉了强加于他们头上的“叛徒”、“右派”、“走资派”、“黑作家”种种不实的帽子，被“解放”出来，重新工作和写作。记忆最深、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为杜鹏程同志和《保卫延安》平反、恢复名誉。因为对老杜和他作品的批判曾经是全国规模的，平反昭雪时好像北京和省上都有人出席，消息写得很长，好像还上了头版。这是文艺生产力的一次大振奋，一次大解放。
在解放老作家的前后，《延河》杂志复刊了，又调进了一些编辑和创作力量。有了园地，陕西的文学创作力量开始聚集。1978年，贾平凹、莫伸双双斩获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全国性文学评奖一一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他们身边，聚集着路遥、陈忠实、邹志安、京夫、蒋金彦、王晓新等中青年作家的身影。他们和重新拿起笔的老作家们一道，实现了陕西文学的再次起跑。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文学的发展，我觉得大约有这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把它称为“两代接力”的阶段，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就是上面说到的那几年。
第二个阶段，是“陕军东征”阶段。基本上是八十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叶。这十多年中，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程海，还有京夫、邹志安、叶广芩、刘成章、红柯、孙皓辉、杨争光、阎安、吴克敬，和谷、方英文、冯积岐、王蓬、冷梦等新一代中年作家群体整体亮相，走向全国。有的已经在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拨乱反正和西潮东渐时期，陕西为什么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后来的现代主义思潮都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风行一时？虽然这几方面也有好作品，像白描写北京知青在陕北插队生活的《苍凉青春》影响就很大，但总体上没有形成大气候。我认为这是陕西作家一贯的传统和内在素质决定的。在社会风云和美学思潮的变幻中，他们始终沿着现实主义的路子走着，沉潜进民间生活之中，有的去基层挂职蹲点，有的埋头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很少赶风潮，或用某种理念图解人物形象，或在思潮的变化中翻烧饼。几年过去，他们带着作品从底层来到省地，来参加太白短篇小说研讨会、榆林长篇小说促进会和一些作家作品讨论会。他们一直切切实实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劳动之中。这是沉厚的生活给予陕西文学的定力。这种定力是日后出现“陕军东征”的一个内在原因。“陕军东征”之所以出现，我感到有这么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本土文学的实力所致。陕西新、老两代作家，在代际传承完成之后，中年作家中的实力派，形成了强烈的亮相冲动和亮相实力。1986年路遥他们策划的陕西作协长篇小说促进会在陕北召开，就是一次战前动员，吹响了冲锋号角。大家都在登山，多么需要鼓劲啊！
其次是全国长篇发展的大势所趋。从全国长篇创作的发展来看，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总体上数量较少、质量不算上乘。所以，文学创作在“文革”中断了十几年后，集群性地拿出新作力作，是全国长篇创作的大势。陕西以自己沉穏的蓄势，抢占了先机，一下拿出五部长篇佳作，产了集群性效应。
再就是新时代对好作品、大作品的呼唤。改革开放十多年了，文学已经走出了初期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的类型化，进入新时代生活的新常态。时代呼唤有力度有深度的大作品。十年说短也短，说长也长。应该是文学对时代做出呼应、作出交代的时候了，应该是作家用大作品来回馈时代的时候了，毋庸讳言，陕军东征名声大噪，迅速引发全国性的争论，和一开始就卷入了对于《废都》和《白鹿原》的所谓性色描写以及社会政治评价失当有关。这些争论在本质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的两种倾向：是习惯于过去，还是走进新境界？争论因此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关注。而最后的结局，无论对作品还是对作家，都体现了“双百”方针的宽容。两部作品、两位作家都获得了业界和全社会加倍的认可。这次争论，使我们这个刚刚从极“左”思潮中挣脱出来的社会，开始能够适应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也给领导者提供了一个对待思想文化问题以疏导为主的理念和方法，对改革开放之后文艺新局面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这是新时期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次大亮相、大争论，它确立了陕西文学在全国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提升了陕西文学的品牌效应。
第三个阶段，“后东征时代”。陕军东征一马当先，使陕西文学再度冲上全国第一平台之后，逐步形成了五大板块。每个板块都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提升。
高原板块——主要由写陕北生活的作家作品构成。他们把原来对陕北革命历史生活和文化风情的反映，升华为生命的宣泄、感应和激越的呐喊。
平原板块——主要由写关中生活的作家作品构成。他们也将过去反映农村生活内容的作品，转化、提升到以反映农村变革为主的黄土地文明的转型这样一个层次，进入了解剖村社文化深层结构的层次。
山地板块——主要由写秦巴山区的作家作品构成。他们也有了提升。由写山区生活风情到写山地文化流脉，再到写山本生命，写山之本原、山之本来。他们笔下的山已经不是地域，而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寓象。
西部板块——主要由写西部生活的作家作品构成。有着高远阔大的西部情怀，濃郁而蓬勃的诗性浪漫色彩。他们把西域游牧文化的动态感、交汇感、豪放感，以及西部人神圣的生命感，注入自己作品的內里。要指出的是，这个西部板块文学开始的其实很早，在“后东征”之前的八十年代，这方面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已经开始。创作由高建群《遥远的白房子》始开先河，研究以陕西承办证第一次中国西部文学研讨会为标志。西部文学、西部电影、西北风音乐形成热潮。文艺的西部板块是中原地区农耕文明和西部游牧文明在冲突中的融接，是现实主义和诗性浪漫主义相融合的成功尝试。到了今天，这个板块又是中国文学通过丝绸之路和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很值得我们重视。
都市板块——都市文学在陕西原来不太兴盛，此时渐成气候。最早有叶广芩的都市家族文化系列，不久中青年作家便跟了上来。近几年值得注意的是陈彦的崛起，他以两部长篇集中描写了长安城里大秦腔的主角、配角和后台人物的幕后生活。戏台小天下，天下大舞台，作者通过舞台生涯写出了大天下，写出了都市底层人命运的酸甜苦辣。一座西安古都，没有自己的都市文学作品是不可思议的。
第四个阶段，我称之为“新纪新变”或“新纪新人”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十五六年，主要由70、80、90后的青年作家在经营。这是又一个代际交错、传承发展的时期。上一代作家中的精华加上更新一代的精锐，像陈仓、冦挥、周瑄璞、王妹英等等很多人，组成了新世纪陕西文学的新方阵，构成陕了西文学的中坚力量。
近十几二十年，我转向了西部文化的研究，对于这一部分作家和作品，已经不很熟悉。在我的感觉中，由于现代网络媒介导致的地域性的淡化，以及专业创作色彩的淡化，将他们称为陕军第二代恐怕已经不是很确切了。在一个交流无比快?而充分的时代，地域性淡化了，超越地域共有的文化色彩却大幅提升。这是时代潮流使然。他们的作品虽然读得不多，每有阅读，看到他们致力于新的探索，内心总是满怀喜悦，甚至倾慕。 总的来看，四十年来的陕西文学是稳健的走向开放，走向创新，走向现代，相当有生命活力。创新的步子也许慢一点，有时并不显山露水，但不赶时髦，也少有反复，一直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高层次探索的一个平台，是中华文明的深层次开掘的一个平台，也是人类生命层面上作审美感应的一个平台。
陕西文学40年的发展，形成了哪些特色，又给了我们哪些启示？从创作的角度，我感受最深的有三点：
一、要在文学创作上努力形成“厚土-高原-高峰”的良性生态循环。上面提到的那些文学大家、文学高峰，不是西天的“飞来峰”，也不是兀然拔地而起的孤岭独峰，他们无不扎根于脚下的高原，被周围的群山环绕着、簇拥着。是高原以自身的海拔隆起了高峰，激发了高峰之间千仞争雄、万水竞荣的局面。而在高原之下，又有肥沃的现实生活厚土和丰腴的历史文化厚土层层积淀、代代化育着。厚土-高原-高峰，这是多么好的文艺生态。
厚土承载高原，高原隆起高峰，高峰一旦形成，又会有力地带动整个文艺群体海拔的提升。陕西每位文学大家后面都有一个或几个创作群体，形成扇面形的方阵和流派。在每个方阵和流派背后，又有着时间（历史）、空间（大地）的文化流脉和文化板块支撑着他们。柳青甚至被大家称为陕西文学的“教父”。而“柳青们”却又总是将老百姓的生活、将历史文化传统视为自己的老师，真诚地拜人民为师、拜传统为师。路遙、陈忠实、贾平凹其实远不止在文学风格的意义上，更在文化地理和文化人格的意义上，成为黄土高原、秦川平原和秦巴山地三种文化最典型的符号。
二、对于这块土地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要有矢志不移的对象化的热情和深度。
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柳青为了写《创业史》在长安皇甫村安家14年的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柳青让自己的生存方式实现了深度转化。显然，用“深入生活”来表达已经不够了，它是作家艺术家整个生命和创作状态的对象化，即柳青的“文学世界”向着描写对象“皇甫村世界”的深度对象化。这种对象化是双向的。一方面，将陕北作家对象化为关中农民，将柳青对象化为王家彬;另一方面，又将生活对象化为艺术，将农民对象化为典型，将王家彬对象化为梁生宝。
贾平凹稍有不同，他是商洛人，一生致力于写本土，写商山和秦岭。但是他对本土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对象化过程。如前所述，开始是写“山区”，后来是写“山地”，由生活层面进入文化层面;最后则是写“山本”，写山之本原，山之本来，这就进入了天、地、人三才互动的大生命层面。他由秦岭写到长安，写山文化与城文化通过人物活动和生命运动的互融互动，格局与纵深之大十分罕有。这都是作者多次让自己的生命和山河、大地、人生相互对象化的结果。
以此故，这些艺术大家都先后由“我写你”，进入了“我写你，同时也在写我自己”的境界，对“我”的表达与对“我们”的表达便这样融为了一体。
三、要特别重视以新阶范畴来激发创造和开放的艺术气质和文化思维。
陕西文化艺术界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比较稳健，甚至倾向于保守。其实。陕西文化的内在结构是创造型和开放型的。
这块土地历史上有汉唐时期开放兼容的气度，一直延续至今。在生活和创作过程中，陕西作家艺术家十分注重吸纳各种新的文化因子来化育创新元素。尤其注重在生活和艺术、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运动中发挥新阶范畴、新阶思维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我们都强调《白鹿原》是陈忠实回到家乡土地上潜沉了个好几年的成果，但往往忽略了他在白鹿原的农舍中，曾经集中对外国现当代文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而且在这方面写过多篇心得文章、做过多次专题讲座。他从世界文学新成果和新思维的高度重新审视脚下这块土地，将新阶范畴种植在白鹿原的土壤之中，这构成了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贾平凹可以说一开始就走出了陕西文学主流传统的近亲繁衍，他追随的是沈从文、孙犁、汪曾祺那个流脉。而后，他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干拉开距离，从《聊斋》《山海经》，从宗教艺术目连戏和民间碑板铭文中去吸取营养。新颖鲜冽的新阶坐标和创新思维激发了他对当下生活不同于人的另一种认知，这才有了贾平凹。
四十年去来，我们实在太有理由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格局中的陕西文学充满信心。
责任编辑：李畑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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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正下放在嵯峨山下的一个国防工厂，远离了我的本行新闻和文学，在工厂当秘书。在那看不到尽头的“文革”时代，准备在山沟里终老一生。
1978年3月，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号召向科学进军，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作为一个老大学生，一个写过一点作品的人，我的心立即死灰复燃，春情萌动。我拿了一个小板凳坐在山坡上，把那份报纸看了又看，泪眼蒙眬，觉得不到40岁，还有机会挽回逝去太多的生命。
于是每天下班以后，借着落日的余晖在山坡上开始看书，没有多少书可看，就看哲学书。
黑格尔有一句话启发了我：“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困境的时候你就去找哲学”。在重新拣起书本的两三个月期间，人民大学新闻系高我一届的同学、在江苏工作的胡福明，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初稿。经过中央反复修改，《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全力推出，成为三中全会的理论基础。
一个新的40年开始了。
当时我很激动，我与胡福明同窗三年呀。赶紧把自己的一个读书体会也写成一篇哲学论文，叫《要重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反思“文化革命”十年，中国乱成那样，根子是一个斗字，总是把人群层层切割，制造各种各样的对立面。到处在斗，你斗我斗，这一派斗那一派，国外斗“帝修反”，把矛盾运动的斗争性超域、超载地扩大，超过临界线的扩大，给国家造成了灾难。
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呢？我在列宁的著作里找到了一个答案，他说辩证法是研究斗争的，但是归根到底是研究同一的，是研究对立的双方怎样在斗争过程中互相吸收、转化，然后锻造出一个新的平台，产生一个新的事物，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我恍然大悟，原来辩证法不仅讲斗争，更讲同一。我写的这篇8000字的文章，在11月份《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全文发表，不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两天全文转播了。
敏感的人知道中国的春天要来了，但基层并不知情。当时我们单位召开了“帮助”我的会，说毛主席讲矛盾的斗争性，讲一分为二，你为什么讲同一性，讲合二而一？我有口难辩。春寒料峭，正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三中全会之后，这篇文章被收进了《1978—1981年哲学论争集》。
是应该认真深入地想想，我们搞革命为什么？当然是为打破一个旧社会，但是那是最终目的吗？不，重建一个新中国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建设新的社会，这正是矛盾同一性大可用武之时。
40年来，历代领导人无一不重视发挥矛盾同一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一上来就说，稳定压倒一切，对外不称霸，我们永远是第三世界;对内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不争论，同心协力搞建设，就要抓同一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党真正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哲学基础。
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先后提出了和谐社会，提出了科学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什么叫和谐、叫协调？就是空间范畴上的同一，把各个板塊的利益诉求整合在一起。什么叫可持续发展？就是时间范畴上的同一，把各个时间段的不同情况整合到一起，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进入习近平新时代，我们更加重视发挥同一性的作用。国内的改革开放，我个人认为大致经过了四个时间阶段和四个空间区块的交错进行。最早是“沿海开放”，诞生了以深圳为标志的国际性大都市，现在发展为粤港澳湾区。粤港澳组合在一起，将与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域媲美。后来，提出围绕上海浦东的“沿江开放”，逐步形成沪杭甬湾区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力实现“沿路开放”。还提出了“沿都开放”，在首都西南面建设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一步步将改革开放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纵深推进，向中国腹地推进。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对发展不平衡的整合和同一吗？
经济上，我们在数量经济基础上转型升级，重点发展质量经济。关了很多高耗能厂子，比如煤炭、钢铁和小水泥。规模缩小了，产能质量却大幅度提升。工业不再只关注数量性增产，而重视科学化智能化改造。农业也不再简单要求产量，而追求新农村建设的综合质量。
国际上，也十分重视发挥同一性的作用。我们反复提全面战略伙伴、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化，这都是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利益诉求和各个政治版块之间寻找到同一性，把合作的可能性最大化，以推动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40年来，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由革命党逐步走向执政党的轨迹，由侧重抓矛盾斗争性到侧重抓矛盾同一性的脚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谐、同一是稳健发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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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这些文革中的下放干部纷纷落实政策，回到原单位。我也重操旧业，回陕西日报当了文艺编辑和记者。文革中被撤销的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和其他文艺家协会重新恢复了，不久改名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下放各地“干校”和农村的作家艺术家和协会工作人员陆续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我记得1978到1981，文艺重又复苏的那几年，我参与报道了许多为作家作品甄别、平反的活动，柯仲平、马健翎、胡采、柳青、王愚，一个个摘掉了强加于他们头上的“叛徒”、“右派”、“走资派”、“黑作家”种种不实的帽子，被“解放”出来，重新工作和写作。记忆最深、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为杜鹏程同志和《保卫延安》平反、恢复名誉。因为对老杜和他作品的批判曾经是全国规模的，平反昭雪时好像北京和省上都有人出席，消息写得很长，好像还上了头版。这是文艺生产力的一次大振奋，一次大解放。
在解放老作家的前后，《延河》杂志复刊了，又调进了一些编辑和创作力量。有了园地，陕西的文学创作力量开始聚集。1978年，贾平凹、莫伸双双斩获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全国性文学评奖一一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他们身边，聚集着路遥、陈忠实、邹志安、京夫、蒋金彦、王晓新等中青年作家的身影。他们和重新拿起笔的老作家们一道，实现了陕西文学的再次起跑。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文学的发展，我觉得大约有这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把它称为“两代接力”的阶段，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就是上面说到的那几年。
第二个阶段，是“陕军东征”阶段。基本上是八十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叶。这十多年中，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程海，还有京夫、邹志安、叶广芩、刘成章、红柯、孙皓辉、杨争光、阎安、吴克敬，和谷、方英文、冯积岐、王蓬、冷梦等新一代中年作家群体整体亮相，走向全国。有的已经在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拨乱反正和西潮东渐时期，陕西为什么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后来的现代主义思潮都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风行一时？虽然这几方面也有好作品，像白描写北京知青在陕北插队生活的《苍凉青春》影响就很大，但总体上没有形成大气候。我认为这是陕西作家一贯的传统和内在素质决定的。在社会风云和美学思潮的变幻中，他们始终沿着现实主义的路子走着，沉潜进民间生活之中，有的去基层挂职蹲点，有的埋头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很少赶风潮，或用某种理念图解人物形象，或在思潮的变化中翻烧饼。几年过去，他们带着作品从底层来到省地，来参加太白短篇小说研讨会、榆林长篇小说促进会和一些作家作品讨论会。他们一直切切实实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劳动之中。这是沉厚的生活给予陕西文学的定力。这种定力是日后出现“陕军东征”的一个内在原因。“陕军东征”之所以出现，我感到有这么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本土文学的实力所致。陕西新、老两代作家，在代际传承完成之后，中年作家中的实力派，形成了强烈的亮相冲动和亮相实力。1986年路遥他们策划的陕西作协长篇小说促进会在陕北召开，就是一次战前动员，吹响了冲锋号角。大家都在登山，多么需要鼓劲啊！
其次是全国长篇发展的大势所趋。从全国长篇创作的发展来看，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总体上数量较少、质量不算上乘。所以，文学创作在“文革”中断了十几年后，集群性地拿出新作力作，是全国长篇创作的大势。陕西以自己沉穏的蓄势，抢占了先机，一下拿出五部长篇佳作，产了集群性效应。
再就是新时代对好作品、大作品的呼唤。改革开放十多年了，文学已经走出了初期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的类型化，进入新时代生活的新常态。时代呼唤有力度有深度的大作品。十年说短也短，说长也长。应该是文学对时代做出呼应、作出交代的时候了，应该是作家用大作品来回馈时代的时候了，毋庸讳言，陕军东征名声大噪，迅速引发全国性的争论，和一开始就卷入了对于《废都》和《白鹿原》的所谓性色描写以及社会政治评价失当有关。这些争论在本质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的两种倾向：是习惯于过去，还是走进新境界？争论因此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关注。而最后的结局，无论对作品还是对作家，都体现了“双百”方针的宽容。两部作品、两位作家都获得了业界和全社会加倍的认可。这次争论，使我们这个刚刚从极“左”思潮中挣脱出来的社会，开始能够适应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也给领导者提供了一个对待思想文化问题以疏导为主的理念和方法，对改革开放之后文艺新局面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这是新时期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次大亮相、大争论，它确立了陕西文学在全国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提升了陕西文学的品牌效应。
第三个阶段，“后东征时代”。陕军东征一马当先，使陕西文学再度冲上全国第一平台之后，逐步形成了五大板块。每个板块都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提升。
高原板块——主要由写陕北生活的作家作品构成。他们把原来对陕北革命历史生活和文化风情的反映，升华为生命的宣泄、感应和激越的呐喊。
平原板块——主要由写关中生活的作家作品构成。他们也将过去反映农村生活内容的作品，转化、提升到以反映农村变革为主的黄土地文明的转型这样一个层次，进入了解剖村社文化深层结构的层次。
山地板块——主要由写秦巴山区的作家作品构成。他们也有了提升。由写山区生活风情到写山地文化流脉，再到写山本生命，写山之本原、山之本来。他们笔下的山已经不是地域，而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寓象。
西部板块——主要由写西部生活的作家作品构成。有着高远阔大的西部情怀，濃郁而蓬勃的诗性浪漫色彩。他们把西域游牧文化的动态感、交汇感、豪放感，以及西部人神圣的生命感，注入自己作品的內里。要指出的是，这个西部板块文学开始的其实很早，在“后东征”之前的八十年代，这方面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已经开始。创作由高建群《遥远的白房子》始开先河，研究以陕西承办证第一次中国西部文学研讨会为标志。西部文学、西部电影、西北风音乐形成热潮。文艺的西部板块是中原地区农耕文明和西部游牧文明在冲突中的融接，是现实主义和诗性浪漫主义相融合的成功尝试。到了今天，这个板块又是中国文学通过丝绸之路和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很值得我们重视。
都市板块——都市文学在陕西原来不太兴盛，此时渐成气候。最早有叶广芩的都市家族文化系列，不久中青年作家便跟了上来。近几年值得注意的是陈彦的崛起，他以两部长篇集中描写了长安城里大秦腔的主角、配角和后台人物的幕后生活。戏台小天下，天下大舞台，作者通过舞台生涯写出了大天下，写出了都市底层人命运的酸甜苦辣。一座西安古都，没有自己的都市文学作品是不可思议的。
第四个阶段，我称之为“新纪新变”或“新纪新人”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十五六年，主要由70、80、90后的青年作家在经营。这是又一个代际交错、传承发展的时期。上一代作家中的精华加上更新一代的精锐，像陈仓、冦挥、周瑄璞、王妹英等等很多人，组成了新世纪陕西文学的新方阵，构成陕了西文学的中坚力量。
近十几二十年，我转向了西部文化的研究，对于这一部分作家和作品，已经不很熟悉。在我的感觉中，由于现代网络媒介导致的地域性的淡化，以及专业创作色彩的淡化，将他们称为陕军第二代恐怕已经不是很确切了。在一个交流无比快?而充分的时代，地域性淡化了，超越地域共有的文化色彩却大幅提升。这是时代潮流使然。他们的作品虽然读得不多，每有阅读，看到他们致力于新的探索，内心总是满怀喜悦，甚至倾慕。 总的来看，四十年来的陕西文学是稳健的走向开放，走向创新，走向现代，相当有生命活力。创新的步子也许慢一点，有时并不显山露水，但不赶时髦，也少有反复，一直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高层次探索的一个平台，是中华文明的深层次开掘的一个平台，也是人类生命层面上作审美感应的一个平台。
三
陕西文学40年的发展，形成了哪些特色，又给了我们哪些启示？从创作的角度，我感受最深的有三点：
一、要在文学创作上努力形成“厚土-高原-高峰”的良性生态循环。上面提到的那些文学大家、文学高峰，不是西天的“飞来峰”，也不是兀然拔地而起的孤岭独峰，他们无不扎根于脚下的高原，被周围的群山环绕着、簇拥着。是高原以自身的海拔隆起了高峰，激发了高峰之间千仞争雄、万水竞荣的局面。而在高原之下，又有肥沃的现实生活厚土和丰腴的历史文化厚土层层积淀、代代化育着。厚土-高原-高峰，这是多么好的文艺生态。
厚土承载高原，高原隆起高峰，高峰一旦形成，又会有力地带动整个文艺群体海拔的提升。陕西每位文学大家后面都有一个或几个创作群体，形成扇面形的方阵和流派。在每个方阵和流派背后，又有着时间（历史）、空间（大地）的文化流脉和文化板块支撑着他们。柳青甚至被大家称为陕西文学的“教父”。而“柳青们”却又总是将老百姓的生活、将历史文化传统视为自己的老师，真诚地拜人民为师、拜传统为师。路遙、陈忠实、贾平凹其实远不止在文学风格的意义上，更在文化地理和文化人格的意义上，成为黄土高原、秦川平原和秦巴山地三种文化最典型的符号。
二、对于这块土地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要有矢志不移的对象化的热情和深度。
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柳青为了写《创业史》在长安皇甫村安家14年的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柳青让自己的生存方式实现了深度转化。显然，用“深入生活”来表达已经不够了，它是作家艺术家整个生命和创作状态的对象化，即柳青的“文学世界”向着描写对象“皇甫村世界”的深度对象化。这种对象化是双向的。一方面，将陕北作家对象化为关中农民，将柳青对象化为王家彬;另一方面，又将生活对象化为艺术，将农民对象化为典型，将王家彬对象化为梁生宝。
贾平凹稍有不同，他是商洛人，一生致力于写本土，写商山和秦岭。但是他对本土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对象化过程。如前所述，开始是写“山区”，后来是写“山地”，由生活层面进入文化层面;最后则是写“山本”，写山之本原，山之本来，这就进入了天、地、人三才互动的大生命层面。他由秦岭写到长安，写山文化与城文化通过人物活动和生命运动的互融互动，格局与纵深之大十分罕有。这都是作者多次让自己的生命和山河、大地、人生相互对象化的结果。
以此故，这些艺术大家都先后由“我写你”，进入了“我写你，同时也在写我自己”的境界，对“我”的表达与对“我们”的表达便这样融为了一体。
三、要特别重视以新阶范畴来激发创造和开放的艺术气质和文化思维。
陕西文化艺术界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比较稳健，甚至倾向于保守。其实。陕西文化的内在结构是创造型和开放型的。
这块土地历史上有汉唐时期开放兼容的气度，一直延续至今。在生活和创作过程中，陕西作家艺术家十分注重吸纳各种新的文化因子来化育创新元素。尤其注重在生活和艺术、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运动中发挥新阶范畴、新阶思维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我们都强调《白鹿原》是陈忠实回到家乡土地上潜沉了个好几年的成果，但往往忽略了他在白鹿原的农舍中，曾经集中对外国现当代文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而且在这方面写过多篇心得文章、做过多次专题讲座。他从世界文学新成果和新思维的高度重新审视脚下这块土地，将新阶范畴种植在白鹿原的土壤之中，这构成了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贾平凹可以说一开始就走出了陕西文学主流传统的近亲繁衍，他追随的是沈从文、孙犁、汪曾祺那个流脉。而后，他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干拉开距离，从《聊斋》《山海经》，从宗教艺术目连戏和民间碑板铭文中去吸取营养。新颖鲜冽的新阶坐标和创新思维激发了他对当下生活不同于人的另一种认知，这才有了贾平凹。
四十年去来，我们实在太有理由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格局中的陕西文学充满信心。
责任编辑：李畑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