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中国农历新年，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就地过年”。
　　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词组。的确，过年的意思主要就是团圆，而就地的意思则是不团圆，这两者本质上捏不到一起。就地过年，其实就是放弃过年。
　　但人们还是照做，毕竟防疫事大，生命事大。统计显示，1月28日至2月11日，节前春运15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5233万人次，同比减少11566万人次、下降68.8%。粗略观之，将近七成原本要回家过年的人没有回去。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它反映出，其一，中国社会的整合程度是如此之高，其二，中国社会原来很容易改变。我们的文化是顽强的，社会却是易变的。
　　“就地过年”这种偶然的、宏大的社会实验，给我们拨开了一些迷雾，指出了一点希望。

不冲突

　　20世纪，至少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两次强力洗涤，新文化运动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一次。
　　新文化运动清扫那些不符合现代性的文化痼疾，社会主义革命则彻底从生产关系上颠覆传统文化存活的基础。
　　然而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还是强韧地保留了下来。
　　所谓核心部分，至关重要的是两点。一是孝道，这是儒家精神的核心，以及与之相应的，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二是实用主义，以及由此发挥出来的功利主义精神。
　　这两者本身是冲突的，但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调和着前行，而且几乎不露冲突的痕迹。即便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它们也是彼此融洽的，这种融洽，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真是一个莫大的资助，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中国文化是强韧的，但中国社会是易变的。信念与实用之间，是可以无缝衔接的。

　　在写于2016年的文章《传统在当下：冷与热的逻辑》中，我用了一个假设，来反映这种冲突与调和：
　　“设想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典型情境：中国西部某个村子里，30多岁的男人张三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到珠三角的工厂里去打工。当他的思想倾向于去的时候，一个声音总在耳边喊：父母在，不远游。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另一个声音又在引诱：你可以挣到比务农多好几倍的钱。”
　　结果我们早已知道，张三还是去了。然而他背井离乡的目的，不是娜拉出走逃出牢笼，不是放弃角色义务自谋发展，相反，孤身在外，艰辛备尝，反而增进了他对家庭的责任感，他会省吃俭用甚至忍饥挨饿，把尽可能多的钱往家里寄。
　　這就是中国人。
　　正因为有这样的中国人，所以工业化不需要像英国那样，剥夺人的土地，烧掉人的房子，让他一无所有，从而把人从土地上赶出来；紧接着用严刑峻法剥夺流浪的自由，一定要把人赶到工厂去。
　　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在保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避免原始积累的残酷性，顺利让机器转动起来。工人同时还是农民，工人不是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他有土地，有退路。驱动他们的，是收入对比，实用主义。这样，在整体上就呈现出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
　　家乡有牵系，一是父母妻儿宗族，二是名下的土地。
　　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有着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是工业可以自然反哺农业，因为工资大部分寄往农村；二是工业的包袱很小，因为工人有退路，农村、家乡和土地，就是他们的“社会保障”。
　　都说中国的现代化史，是对西方现代化史的缩微版。西方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说都仅用十分之一的时间解决掉。
　　1980年代的中国，也经历了“商业获利有没有原罪”的叩问。欧洲用剧烈的宗教改革，事实上是用社会暴力分裂的方式来解答：赚钱无罪，不赚钱才是不道德的。而中国，树立几个万元户的榜样，告诉大家“致富光荣”，争议就烟消云散。
　　这就是关于“就地过年”首先想说的，中国文化是强韧的，但中国社会是易变的。信念与实用之间，是可以无缝衔接的。
　　就像人们信神，但求神的内容往往都是关乎现实利益。
　　不冲突。

家庭割裂与春运

　　乡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人口流动的闸门一打开，人们就从机会稀缺的地方拥向机会富余的地方，用四川人的话来说，这是去“找活路”。这使得工业化所需的“自由劳动者”，自然具备。
　　青壮年离乡背井，老人和孩子留守乡土，这就带来了家庭的空间分割，一家人多数时间里不生活在一起。
　　在悠久的农业社会里，不发生天灾、战争、瘟疫的条件下，“骨肉分离”是极少数的情况，主要表现于谋求仕途或者出外经商的群体身上。但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人自觉接受了“骨肉分离”的常态。
　　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这一常态，都让孝道、家庭责任和乡土情结这些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变得非常显性，报复性地反弹。
　　正是基于这种显性表现，我们就更容易理解《论传统》的作者爱德华·希尔斯的那句话：“那些对传统视而不见的人实际上正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之中。”
　　越是难以团聚，人们就越渴望团聚。春节，是效率至上、不眠不休的工业背景下，最现实的团聚时间。春节于是越发显得重要起来。
　　今天所谓“年味”，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八九十年代的春节记忆，一家团聚，年轻人带着一年劳作所获回到了家乡，给全家人买新衣，贴春联，祭祖先，放鞭炮，吃最丰盛最奢侈的食物，以此慰藉一年的风尘之艰、分离之苦、思念之情。
　　同时，乡土社会，只有在春节短短的假期中，才实现了社会结构的短暂完整。一年未曾维护的亲族关系，到了一个集中加强的时刻，来到一个周期性的峰值，费孝通先生所谓涟漪式的差序格局，依此得到确认和巩固。 　　不论是对于一个小家庭，还是一个大家族，以及更大范围的乡土熟人生活圈，这种情形都意味着团圆。因此，春节的核心内涵，就从传统的宗教性转向了情感性，春节对于中国人最重要的意义，也从祭祀转向了团圆。
　　如果说传统上中国春节祭祀的目的主要是祈祷，那么工业化时代其目的也更多加入了团圆的意义—邀请祖先回来一起过年。

春节的核心内涵，从传统的宗教性转向了情感性，春节对于中国人最重要的意义，也从祭祀转向了团圆。

　　但祈祷并未被遗忘，祭祀的对象除了祖先，灶神、土地神、城隍等地方性神祇仍被仪式性地尊重。因为他们与孝道、乡土情结和团圆目的是高度相关的。家庭的空间分割毕竟意味着漂泊他乡，外出者有着强烈的游子心态、客居心态，家乡的土地山川，才是自己的根，踩在家乡土地上才觉得心里踏实。地方性神祇就成了这种安全感的超自然来源。
　　长者、自然神（包括祖宗）、乡土所构成的互相纠缠又互相加强的精神关系，就是“根”。
　　既然春节在工业化背景下如此重要，那么，春运也就应运而生了。
　　公共交通发送的春运旅客数量，40多年来的基本趋势都是不断增长的。
　　新世纪以来，春运铁路发送旅客量是一条平滑向上的曲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城镇化率逐年递增，需要两地移动的人口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公共交通的运能增加和效率提升，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返乡需求。这还没有考虑飞机和自驾车的人数增长，数十年间，这两者的增长也是几何级别的。
　　这个增长势头，直到2021年才戛然而止，出现暴跌。这就是“就地过年”的威力。

新的乡土

　　我试图从“就地过年”的城市形态中，去找寻这一个春节的新意，但我发现很难。
　　我生活在一个沿海工业城市，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街上、商场和景区的人比往年多得多。很多人留下来了，因此许多往年冷清寂寥的生意，在过年期间也有了生机。
　　小区里老人孩子很多，普通话里带着天南海北的口音，所有人都是外地人，也就没有人会感觉自己是外地人。
　　留下来的，许多是在城市里有自己的住房的人，这里仍然是他们的家，只不过不具有前述的宗教和情感意义。
　　还有许多人，是社会的底层劳动者，或者尚未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年轻人。正如我们可以预期的那样，他们所在的单位，大多安排了联欢、团拜活动，人们在一种熟悉的、真情实意与形式主义并存的氛围下，排遣了孤单。
　　没有或者较少此类活动的单位的员工，单身者往往互相整合，临时搭建起一个数人构成的“过年小分队”。
　　一个人孤单度过春节假期的，当然也一定存在。
　　这些都没有新意。
　　除了一些因为特别的因素而主观上不想回乡的人—比如囊中羞涩的、在家乡负债的、恐惧催婚的、与家人关系不蔼的—之外，人们依然在思念家乡。
　　他们有的渴望见到家庭中别的成员，有的親朋正陷于病苦当中亟需慰藉，有的有必办的事情要回乡去办，有的猪该杀了、鱼该收了、过了这村没有这店……但他们都断去了归乡之念。

　　我在寻找什么新意呢？
　　社会主义革命摧毁了以土地占有的不平等为主要依托的旧式生产关系，但人们都没有离开自己的乡土，仍然习惯于在熟人关系中生活。
　　改革开放开启的新一轮现代化，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重要特征，在城市中创造了一个日益庞大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以清晰的规则作为纽带，规则是现代世界运转的重要社会资本，因此，陌生人社会的比例越大，规则的作用越显著，社会现代化的程度往往就越高。按照规律来推想，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们应该日渐淡漠于乡土牵累，日渐在内心中承认城市为一个新的家乡。
　　“就地过年”的人们是否坦然接受了城市这个新的乡土？这就是我想找的东西。
　　答案是没有，七成的人没有回乡，但心理上、精神寄托上什么也没有改变，心之所向，仍是故乡。

“就地过年”的人们是否坦然接受了城市这个新的乡土？这就是我想找的东西。答案是没有，七成的人没有回乡，但心理上、精神寄托上什么也没有改变，心之所向，仍是故乡。

　　思想及此，不免鼻头一酸。
　　中国人实在是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了。家庭的地理分割是一种牺牲，加班加点地工作是一种牺牲，早期的低保障是一种牺牲，生产中的高度纪律性是一种牺牲，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力低成本是一种牺牲，因为户口等原因造成的无根漂泊和地域歧视是一种牺牲，来到今天，为了大局而严格遵守防疫规则是一种牺牲，有家难回也是一种牺牲。
　　牺牲精神，来自强大的社会整合力。正如开头所言，我们同时看到，因为强大的实用主义精神，中国社会又是如此容易改变，只需要一声号召，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就应声而止。两个完全矛盾的方向，来自同一种文化底蕴，可以一同存在，一同在坚忍中实现。
　　这就是中国能够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走过西方数百年现代化历程的隐形力量。
　　因为“就地过年”这个涉及数亿人的社会实验的出现，我对中国现代化的未来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
　　此前，根据自身的乡土经验，我认为乡村振兴的结果，将会是把城市里的陌生人社会及其规则，也就是现代化的生产关系，移植到乡村中来，以工业的方式发展农业，以城市的方式改造乡村。未来的乡村，同样将会是天南海北的人们杂处其间，人情淡薄、规则清晰、亲兄弟明算账的。
　　关于社会关系的设想可能错了。
　　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其实是要把一个完整的、更好的乡土，还给那些持续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作出牺牲的人们，还给那些大多数时间身在他乡，但心灵从未离开过故土的人们。
　　消逝的已经消逝，丧失的已经丧失，还他们一个不再衰败的乡土，是对过去数十年无数奋斗的人们，最恰如其分的补偿。
　　就地过年，也会让家与国的意义，在中国人的脑海中进一步清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