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末，世界卫生组织第六次拉响了“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警报，这次是针对发源于中国武汉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这种警报机制，是在十多年前俗称“非典型肺炎”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疫情结束后才着手建立的，而前几年造成沙特和韩国共500多人死亡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并沒有被抬到如此的高度。换句话说，截面像王冠的冠状病毒，是在2020年才首次被世卫组织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防范对象。
　　而作为丝状病毒的埃博拉病毒，已经两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另外三次“机会”，都给了貌似球状的病毒，分别是甲型H1N1流感病毒、野生型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病毒，以及导致小头症的寨卡病毒。
　　近十多年来，虽然人类频拉疫情警报，但每次疫情所造成的实验室确诊死亡人数，最多不超过2万。这跟历史上病菌（如鼠疫杆菌）导致的动辄死亡数万、甚至上千万的疫情相比，已经算幸运了。
　　这种“幸运”，还会不会延续呢？

冠状三“毒”闹亚洲

　　如今暴得大名的冠状病毒，其实我们在2003年非典时期已经有所耳闻了。即便是所谓新型冠状病毒，也被多次用于形容新发现的冠状病毒。比如，2018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现了一种能感染猪的SADS冠状病毒，它在刚曝光时也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还上了当时的央视新闻联播。
　　所以，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被世卫组织命名为2019-nCoV，中文完整译名应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仅在口语中，人们可以用并不精准的“新型冠状病毒”来代指。
　　迄今为止，已知曾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有7种，除了冠状三“毒”（SARS-CoV、MERS-CoV、2019-nCoV），另外4种仅能引起轻微的呼吸道感染，一般人未闻其名。
　　但你要知道，普通感冒的病原体超过100种，鼻病毒是其中最主要的，同时约有10%的普通感冒是人类冠状病毒导致的。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少不了亲自与冠状病毒打交道。
　　尽管如此，人类对冠状病毒的认知还远远不够。因为绝大多数冠状病毒并不会传染人，对它们的研究也就很不充分。全球蝙蝠病毒数据库（DBatVir）显示，科学家已在近200种蝙蝠身上发现超过4100种病毒，其中冠状病毒就超过500种。
　　这数百种野生的冠状病毒中，有感染人类潜力的并不少，并且这些年总会有几个通过中间宿主传给人类。引起普通感冒不要紧，要是引起严重的肺炎，并且在人际传播，就构成了公共卫生事件。而这在过去的近20年中，可谓接二连三。
　　2002年在中国暴发的“非典型肺炎”，元凶就是以蝙蝠为自然宿主、但在中间宿主体内变异后形成的SARS冠状病毒。截至2003年8月7日，非典患者全球累计8422例，涉及加拿大、新加坡、越南等32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全球死亡919人，其中中国死亡829人（含香港300人、台湾180人）。
　　再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源头可能也是蝙蝠，而中间宿主是单峰骆驼。该疫病2012年在沙特现身后，3年内传到20多国，但绝大多数死者位于沙特境内，所以未得到国际上足够重视。2015年5月，该疫病在韩国医院意外扩散，7个月内导致韩国38人死亡、近1.7万人曾被隔离；直到2018年10月，韩国才再次宣布MERS疫情结束。
　　以上这两种冠状病毒所引起的人类重症，主要流行地都在亚洲。如果说SARS冠状病毒只是传染力强（R0=3），致死率一般（平均11%，境外略高），那么MERS冠状病毒恰恰相反，传染力一般（R0小于1），致死率高（30%～40%）。这限制了MERS病毒的跨境传播力。

在2019年末，遇上了传染性比SARS可怕的新病毒，却用比对待MERS还轻慢的态度去应对，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2019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接近，基因组相似度高（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认为，两者在分类学上属于同一病毒种），也体现出传染力强的特点。而武汉方面的初始应对，却颇类似韩国当初对待MERS的态度，认为疫病“持续人传人”的风险低，结果铸成大错。
　　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列出了MERS疫情在韩国扩散的主要原因：医护人员和普通市民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特点认识不足；医疗体系防控措施不到位；在拥挤的急诊室和多床位病房内与感染者密切、长期接触；等等。这些在武汉之疫中，几乎也都未能避免。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存在一种较隐蔽的传播源：腹泻。其实在17年前的非典患者中，也有10%～20%的人出现腹泻，是当时香港淘大花园小区暴发SARS疫情的主因。
　　而“2019新型冠状病毒”相比MERS和SARS的可怕之处在于，感染者可以在无症状的情况下传染他人。这让集中收治患者、隔离其密切接触者的“成熟”防疫措施，显得百密一疏。
　　结果就是，经历过2003年抗非典大战考验的中国，却未能把“SARS冠状病毒的近亲”扼杀于摇篮之中。反而让它走街串巷、与春运大潮叠加传播，以至于在2020年1月末就破了非典的总病例记录，引来了“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警报。
　　在2019年末，遇上了传染性比SARS可怕的新病毒，却用比对待MERS还轻慢的态度去应对，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安土重迁“埃博拉”

　　近日，美国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据称在服用抗埃博拉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后大幅好转。但该药还未完成走向市场的程序，并且在与同类抗埃博拉药物的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商家（加州吉利德科学公司）有意在中国进行更多临床试验。 　　无独有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染新冠肺炎后，曾公开宣称“一种抗艾滋病病毒的药对我很有效”。而众所周知，艾滋病毒（球状）和埃博拉病毒（丝状）的源头，都被怀疑与人类接触猴子或猩猩等野生灵长类动物有关。如果抗艾滋或埃博拉的药物对冠状病毒也有效，会诞生一些交叉课题。
　　埃博拉病毒于1976年才在刚果（金）的一个村庄被发现，但它和近亲马尔堡病毒的共同祖先历史悠久，至少可追溯到1600万年前。两者所属的丝状病毒，在如今的灵长类、啮齿类动物以及蝙蝠身上都能找到。这类病毒具有跨物种传播的高风险，毒性以埃博拉病毒为最。
　　埃博拉出血热，是当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6次“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埃博拉疫情独占两次。两次疫情先后发生于西非和刚果（金），第一次疫情的致死人数超过1万，第二次也达2100多人。奇怪的是，这种暴发力很强的病毒，却很少漂洋过海为害非洲以外的地区。这是为什么呢？
　　在西非埃博拉疫情发生后，比尔·盖茨专门做了TED演讲，谈到了疫情没有扩散到欧美的三个原因：一是非洲卫生工作人员的很多英雄事迹；二是该病毒亚型的特性—不靠空气传染，等到患者有足够传染力时，大部分的人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三是病毒没有传到城市，而这纯粹是运气好。
　　即便如此，2014-2016年在三个西非国家中，全球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也导致了近3万人感染，其中近四成死亡。而刚果（金）东部2018-2019年发生的全球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是埃博拉病毒第九次祸害该国，可谓顽疾。
　　既然世卫组织2016年12月就已宣布，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研发的疫苗可实现“高效防护”，那么埃博拉病毒为何还难以除根？

　　首先，埃博拉疫苗必须保持低温，而在缺少冷藏设施的非洲热带地区，疫苗很快会变得无用，而我们还没有干燥或不易腐烂的疫苗形式。鉴于非洲中部国家的穷人依赖从野生猴子、猩猩、鼠和果蝠等“丛林肉”中获取蛋白质，未接种疫苗者仍有被野生动物身上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可能。
　　其次，针对埃博拉病毒的实验性基因工程药物，以及加拿大华裔女科学家邱香果发明的鸡尾酒抗体疗法，由于疗效、成本等问题，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足以对埃博拉患者进行广泛的治疗。

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6次“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埃博拉疫情独占两次。两次疫情先后发生于西非和刚果（金），第一次疫情的致死人数超过1万，第二次也达2100多人。

　　再次，很难拷贝过去的成功经验。1966年，在天花病毒肆虐期间，一种被称为“环行疫苗接种”的技术—在被感染者周围的“人环”中接种疫苗，将病毒困在免疫力强的人体内—阻止了病毒的传播。但是，尝试将这种技术与抗埃博拉病毒结合使用，会遇到问题。
　　环形疫苗接种，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或其他维持民事秩序的机构。可刚果（金）东部的埃博拉流行区，由若干独立的武装团体控制；一些民兵怀疑接种疫苗的动机，阻拦医务人员进入居民区。而刚果（金）2019年发生的麻疹病毒疫情，造成约6000人死亡，更是重创了这个动乱穷国的基础卫生体系。
　　最后，科学家对埃博拉病毒如何致命存在分歧。的确，它的主流亚型（扎伊尔亚型）对人的致死率极高，但科学家仍不了解该病毒的所有机制。目前我们大致知道，该病毒的扎伊尔亚型可通过血液、唾液、排泄物等传播，但通常在患者发病后才“人传人”；而雷斯顿亚型（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市曾从菲律宾进口食蟹猴）可由猴子通过空气传播到人体，但人却不发病。此外，还有致死率很高的苏丹亚型、一般不致死的科特迪瓦亚型，以及变异新型。
　　让人无奈的是，如果一种病毒不能对科研力量强的国家造成巨大威胁，那么相关公司也就没有太大动力去研发疫苗和药物。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安土重迁”的逻辑结果，就是它在本土长期剿而不灭。

流感成疫，病菌无情

　　2020年2月初，钟南山院士对记者表示，“2019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在确诊者中的死亡率“总的来说，并不是很高，特别是比起H7N9、比起MERS的死亡率30%、H5N1约40%的死亡率是低的，当然比普通的流感要高”。
　　钟南山在上述答问中，提到了H5N1、H7N9这些让一般人无感的概念。它们都属于禽流感病毒。
　　禽流感病毒中，H3、H5、H7、H9四种类型可以由禽鸟传染人，其中H5为高致病性类型。2020年以来，我国连发5起禽流感疫情。前4起都是由新疆野生天鹅引发的H5N6疫情，最新一起是湖南邵阳市双清区某养殖户饲养的肉鸡发生H5N1疫情。幸运的是，这两种亚型病毒都很难“人传人”。
　　另一种H7N9亚型病毒比较新，于2013年3月在上海和安徽率先发现；截至2015年1月，全国已确诊病例134人，死亡37人。虽然出现了个别家庭聚集病例，但尚未发现“持续人传人”。
　　禽流感之外，勿小看一些特殊的流感病毒。像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系在猪流感病毒毒株上，嵌入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断。该疫情持续一年多，造成全球确诊病例约1.85万人死亡，包括美国3900人、中国大陆648人、印度502人、墨西哥482人。
　　而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人类史上最致命的傳染病—先是感染了西班牙国王在内的约800万西班牙人，至1920年春季，造成全球约10亿人感染、3000多万人死亡。但该疫病在18个月内便完全消失，其病株从未获真正辨认。
　　今天的疾控专家认为，包括野猪种群中的非洲猪瘟，以及作为人畜共患病的禽流感、狂犬病、鼠疫在内的野生动物疫情，将在中国保持上升态势，传播给人的风险持续存在。 　　值得指出的是，非洲猪瘟、禽流感、狂犬病都是病毒引起的；而鼠疫、霍乱、结核病是细菌引起的，前两者是中国仅有的两种“甲类传染病”。
　　相较于具有细胞壁的细菌，病毒仅由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遗传物质组成，形体极小，绝大多数要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史上最大新病毒“潘多拉病毒”，直径不过1微米（即1000纳米，或0.001毫米）；而大多数传统病毒的直径在10纳米到500纳米之间，也就是不到0.5微米，比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所谓PM2.5）通常还小。

2020年以来，我国连发5起禽流感疫情。前4起都是由新疆野生天鹅引发的H5N6疫情，最新一起是湖南邵阳市双清区某养殖户饲养的肉鸡发生H5N1疫情。

　　所有的病毒，均可分为RNA病毒和DNA病毒，各自又有单链和双链之分。单链RNA结构不稳定，病毒容易变异，像“2019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病毒都属于此类，所以较难在人群中根治。
　　但对于大多数已知病毒，人类掌握了一种有效对抗的手段，就是疫苗—利用人自身的免疫系统提前识别危险，来构筑防护堤。
　　例如，在过去3000多年里，天花病毒累计造成上亿人死亡；而自从广泛接种牛痘（类似疫苗）以后，天花发病率明显降低。由于天花病毒后来只以人体为宿主，最终天花在1979年绝迹，是被人类主动消灭的唯一一种传染病。
　　被人类科技降服的，还有绝大多数细菌。细菌比病毒形体大，能脱离人体生存，并通过河流、空气、食物、自来水等几乎所有东西进行传染，在抗生素（青霉素等）发明之前很令人类头疼。
　　鼠疫杆菌曾在欧洲引发著名的黑死病，在我国解放前也多次流行，目前已大幅减少。但鼠疫仍在我国40种法定传染病中位居第一位，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蚤为传播媒介。
　　霍乱弧菌污染食物或水，人類洗米水状的粪便，是其存在的标志。全球每年因霍乱死亡十多万人。近年来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发现了致死率更高的变异霍乱菌株。
　　病毒和致病的细菌，合称“病菌”。而病原体除了病菌，还包括立克次氏体、真菌、寄生虫（比如疟原虫，有完整的细胞结构，但没有细胞壁）等。
　　这么多病原体中，最让人恐惧的还是某些未知的人类病毒。正如比尔·盖茨所说，有的病毒可能让携带者毫无察觉地传染到全球各地；病毒的来源可以是天然的，像埃博拉病毒，也可能由生物恐怖攻击产生，后者能让疫情惨上千倍。
　　以巨大代价度过这次疫灾后，下一次，我们还会心存侥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