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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越来越多地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原因在于2008年后的复苏一直非常萎靡。这些政策是抵抗通缩压力所必须的，而之所以存在通缩压力，是因为公共和私人债务大量累积导致需要进行痛苦的去杠杆化
谁会想到，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后，大部分发达国家仍在实行ZIRP（零利率政策）、QE（量化宽松）、CE（信用宽松）、FG（前瞻指引）、NDR（负存款利率）、U-FX Int（无限制外汇干预）等各种非常规货币政策。2008年前，没有哪家央行考虑过使用这些措施。如今，它们成了决策者工具箱中的顶梁柱。
这种全球货币政策积极主义的一个结果是，伪经济学家骚动、市场动荡。各色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激进货币主义者、黄金信徒和比特币疯狂粉丝一再警告，大幅增加全球流动性将导致恶性通胀、美元崩溃、黄金价格暴涨，最终，法定货币将被数字加密货币所终结。
所有这些悲观预测都没有得到印证。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都很低，并且还在继续下降。事实上，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央行都没有实现自身的使命——2%的通胀率，有一些还在竭力避免通缩。
平心而论，大部分末日论者根本没有基本的经济学知识，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的观点进入公共辩论。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他们的预测为何错得如此离谱。他们的错误根源在于因果倒置。央行越来越多地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原因在于2008年后的复苏一直非常萎靡。这些政策是抵抗通缩压力所必须的，而之所以存在通缩压力，是因为公共和私人债务大量累积导致需要进行痛苦的去杠杆化。
比如，大部分发达经济体仍存在巨大的产出缺口，产出和需求仍大大低于潜在水平。因此，企业的定价能力受到限制。劳动力市场也十分萎靡：太多失业工人争夺太少的就业岗位，而贸易、全球化以及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创新，正在日益挤占工人的岗位和收入，进一步拖累需求。此外，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地区仍萎靡不振，其他市场的泡沫则构成了新风险，它们的崩溃将拉低住房价格。
大宗商品市场也成为反通胀压力的源泉之一。北美的页岩能革命拉低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中国的增速放缓降低了铁矿石、铜和其他工业金属等多种大宗商品的需求，然而多年来，上述商品价格高企，刺激了对新产能的投资，导致其供给增加。
中国在多年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过度后，出现了增速放缓，这也是全球制造品和工业品供过于求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部门内需大幅收缩，中国钢铁和水泥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增加了全球工业市场的通缩压力。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放大了需求不足。过度储蓄的债权经济体不存在增加支出的市场压力，而过度支出的债务经济体面临市场压力，被迫增加储蓄，这两大阵营间的不对称调整，加剧了需求不足。
简言之，当今世界供给过多而需求太少。其结果是持续的反通胀甚至通缩压力，尽管货币当局正积极采取宽松政策。非常规货币政策无法阻止通缩肆虐，这部分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这些政策旨在使货币贬值，从而改善净出口、增加通胀。但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只是将通缩和衰退转嫁给其他经济体。
更重要的也许是财政政策严重错配。要想产生效果，货币刺激必须辅之以暂时性财政刺激，而所有主要经济体目前都没有进行财政刺激。事实上，欧元区、英国、美国和日本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财政紧缩和整合。
IMF所言甚是：对供给过多需求过少的世界来说，部分解决办法在于对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而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除中国）正面临缺乏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或基础设施陈旧破损问题。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利率接近于零，在此情况下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非常划算。但各种政治约束使基础设施繁荣无法实现。
所有这些造成了持续慢增长、长期停滞、反通胀甚至通缩。正因如此，在没有适当财政政策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非常规货币政策将继续作为宏观经济大局的核心特征。
作者为鲁比尼全球经济学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谁会想到，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后，大部分发达国家仍在实行ZIRP（零利率政策）、QE（量化宽松）、CE（信用宽松）、FG（前瞻指引）、NDR（负存款利率）、U-FX Int（无限制外汇干预）等各种非常规货币政策。2008年前，没有哪家央行考虑过使用这些措施。如今，它们成了决策者工具箱中的顶梁柱。
这种全球货币政策积极主义的一个结果是，伪经济学家骚动、市场动荡。各色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激进货币主义者、黄金信徒和比特币疯狂粉丝一再警告，大幅增加全球流动性将导致恶性通胀、美元崩溃、黄金价格暴涨，最终，法定货币将被数字加密货币所终结。
所有这些悲观预测都没有得到印证。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都很低，并且还在继续下降。事实上，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央行都没有实现自身的使命——2%的通胀率，有一些还在竭力避免通缩。
平心而论，大部分末日论者根本没有基本的经济学知识，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的观点进入公共辩论。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他们的预测为何错得如此离谱。他们的错误根源在于因果倒置。央行越来越多地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原因在于2008年后的复苏一直非常萎靡。这些政策是抵抗通缩压力所必须的，而之所以存在通缩压力，是因为公共和私人债务大量累积导致需要进行痛苦的去杠杆化。
比如，大部分发达经济体仍存在巨大的产出缺口，产出和需求仍大大低于潜在水平。因此，企业的定价能力受到限制。劳动力市场也十分萎靡：太多失业工人争夺太少的就业岗位，而贸易、全球化以及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创新，正在日益挤占工人的岗位和收入，进一步拖累需求。此外，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地区仍萎靡不振，其他市场的泡沫则构成了新风险，它们的崩溃将拉低住房价格。
大宗商品市场也成为反通胀压力的源泉之一。北美的页岩能革命拉低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中国的增速放缓降低了铁矿石、铜和其他工业金属等多种大宗商品的需求，然而多年来，上述商品价格高企，刺激了对新产能的投资，导致其供给增加。
中国在多年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过度后，出现了增速放缓，这也是全球制造品和工业品供过于求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部门内需大幅收缩，中国钢铁和水泥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增加了全球工业市场的通缩压力。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放大了需求不足。过度储蓄的债权经济体不存在增加支出的市场压力，而过度支出的债务经济体面临市场压力，被迫增加储蓄，这两大阵营间的不对称调整，加剧了需求不足。
简言之，当今世界供给过多而需求太少。其结果是持续的反通胀甚至通缩压力，尽管货币当局正积极采取宽松政策。非常规货币政策无法阻止通缩肆虐，这部分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这些政策旨在使货币贬值，从而改善净出口、增加通胀。但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只是将通缩和衰退转嫁给其他经济体。
更重要的也许是财政政策严重错配。要想产生效果，货币刺激必须辅之以暂时性财政刺激，而所有主要经济体目前都没有进行财政刺激。事实上，欧元区、英国、美国和日本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财政紧缩和整合。
IMF所言甚是：对供给过多需求过少的世界来说，部分解决办法在于对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而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除中国）正面临缺乏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或基础设施陈旧破损问题。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利率接近于零，在此情况下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非常划算。但各种政治约束使基础设施繁荣无法实现。
所有这些造成了持续慢增长、长期停滞、反通胀甚至通缩。正因如此，在没有适当财政政策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非常规货币政策将继续作为宏观经济大局的核心特征。
作者为鲁比尼全球经济学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