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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文教学；小说；比较；人物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5）07—0081—01
研读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人教版初中语文第六册）与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人教版初中语文第五册）（以下简称《于勒》）这两篇小说，笔者发现它们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有以下相同处。
一、主人公心里都有一个虚幻的世界
《孔乙己》的主人公孔乙己，《于勒》的主人公菲利普夫妇，他们都是被所处社会和时代异化了的人物，各自头脑里都有一虚幻的世界，但理想最终破灭。
孔乙己是封建科举制度奴役下的一个可怜的牺牲品。他原来也读过书，虽然已经沦落在社会的最底层，但对仕途的梦想，却并没有完全幻灭。他的言行举止，处处表现出读书人高人一等的姿态。他念了一辈子书，到了须发花白的年纪，还是个“童生”，连半个秀才都不是，本该放弃仕途的执著追求，但中科举之毒太深，执迷不悟。他不愿脱下标志读书人身份的长衫，尽管他“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等等，无不表现出跋涉在封建科举道路上的一个可怜虫的迂腐、穷酸、虚荣的本质特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主宰一切，菲利普夫妇的灵魂就经受了铜臭味的腐蚀。当他们得知于勒在海外发财的有关消息后，盼望于勒回家、盼望于勒带钱回来马上改变他们的家境，就成了菲利普夫妇的生活目标。于是便有了菲利普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哎！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于是，于勒的来信，就成了这个家庭的福音书；于是，就有了怎样花费于勒的钱的“上千种计划”以及购置“一所别墅”的奢望。当他们期盼已久的金钱的化身以穷困潦倒的面目出现时，他们的幻想瞬时破灭，接着便是恼羞成怒，接着便是千方百计，躲避瘟神似的一逃了之。兄弟情、亲情早被金钱湮没。
二、都揭示了炎凉的世态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仕途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人、家庭及家族的荣辱。范进中举前穷得揭不开锅，地位卑微，受人歧视；中举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因何在？与科举制度营造的功名利禄息息相关。而孔乙己在仕途上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灵魂的废物。在人们的心目中，孔乙己只是一个笑料。短衣帮、掌柜以及那些无聊透顶的人，可以随意取笑他；丁举人式的人物可以残酷地欺侮压迫他。在孔乙己生活的那个可恶 的社会里，他得不到人们丝毫的同情和关心。世态炎凉，由此可见一斑。
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充斥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金钱为转移。最初于勒糟蹋了钱，菲利普夫妇认为于勒是坏蛋、流氓、无赖，是家庭的恐怖；当于勒在美洲赚了钱后，他们认为于勒是正直、好心、有良心的人，是全家的希望；当于勒穷困潦倒，成了一个卖牡蛎的穷水手时，于勒便成了贼、讨饭的流氓，是家庭的一个拖累。于勒三起三落的贫富变化，像天气预报一样，直接预示决定着菲利普夫妇对他的态度变化。他们时而疏远，时而亲近，时而躲避，表面看是忽冷忽热，其实不然，菲利普夫妇心中自有一杆秤：有钱的于勒是深受我们欢迎的，无钱的于勒是我们应该抛弃的，兄弟情分算不得什么。不仅如此，小说中叙述的因得到于勒叔叔赚钱的有关消息后，马上促成了二姐的婚事的情节，也耐人寻味。可以说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家庭关系中人情冷暖的杠杆是金钱。
三、都有一个独特的叙述人物的视点
这两篇小说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孔乙己》一文中的“我”，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于勒》一文中的“我”，是菲利普夫妇的儿子。这两个叙述人同时又是作品事件的参与者之一。
《孔乙己》中的“我”，12 岁时在咸亨酒店管温酒。好吃懒做的孔乙己常出入这个酒店，孔乙己在酒店的言行举止及酒店以外的有关故事，“我” 是耳闻目睹的。通过“我”的叙述，小说的故事显得真实亲切，情节更集中，内容更简要。
《于勒》一文中的“我（若瑟夫）”，是作为叙事的主体贯串全篇的。“我”的家境，“我”是了如指掌的；父母的一举一动，“我”是亲眼见到的。对其他人物的感受和评述，也都是从“我”的角度道出的。在对亲叔叔于勒的态度方面，“我”具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我”对于勒叔叔深表同情，对父母的六亲不认感到困惑，感到不满。在“我”身上，寄予了作者的感情和希望。
编辑：刘於诚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5）07—0081—01
研读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人教版初中语文第六册）与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人教版初中语文第五册）（以下简称《于勒》）这两篇小说，笔者发现它们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有以下相同处。
一、主人公心里都有一个虚幻的世界
《孔乙己》的主人公孔乙己，《于勒》的主人公菲利普夫妇，他们都是被所处社会和时代异化了的人物，各自头脑里都有一虚幻的世界，但理想最终破灭。
孔乙己是封建科举制度奴役下的一个可怜的牺牲品。他原来也读过书，虽然已经沦落在社会的最底层，但对仕途的梦想，却并没有完全幻灭。他的言行举止，处处表现出读书人高人一等的姿态。他念了一辈子书，到了须发花白的年纪，还是个“童生”，连半个秀才都不是，本该放弃仕途的执著追求，但中科举之毒太深，执迷不悟。他不愿脱下标志读书人身份的长衫，尽管他“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等等，无不表现出跋涉在封建科举道路上的一个可怜虫的迂腐、穷酸、虚荣的本质特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主宰一切，菲利普夫妇的灵魂就经受了铜臭味的腐蚀。当他们得知于勒在海外发财的有关消息后，盼望于勒回家、盼望于勒带钱回来马上改变他们的家境，就成了菲利普夫妇的生活目标。于是便有了菲利普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哎！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于是，于勒的来信，就成了这个家庭的福音书；于是，就有了怎样花费于勒的钱的“上千种计划”以及购置“一所别墅”的奢望。当他们期盼已久的金钱的化身以穷困潦倒的面目出现时，他们的幻想瞬时破灭，接着便是恼羞成怒，接着便是千方百计，躲避瘟神似的一逃了之。兄弟情、亲情早被金钱湮没。
二、都揭示了炎凉的世态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仕途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人、家庭及家族的荣辱。范进中举前穷得揭不开锅，地位卑微，受人歧视；中举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因何在？与科举制度营造的功名利禄息息相关。而孔乙己在仕途上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灵魂的废物。在人们的心目中，孔乙己只是一个笑料。短衣帮、掌柜以及那些无聊透顶的人，可以随意取笑他；丁举人式的人物可以残酷地欺侮压迫他。在孔乙己生活的那个可恶 的社会里，他得不到人们丝毫的同情和关心。世态炎凉，由此可见一斑。
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充斥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金钱为转移。最初于勒糟蹋了钱，菲利普夫妇认为于勒是坏蛋、流氓、无赖，是家庭的恐怖；当于勒在美洲赚了钱后，他们认为于勒是正直、好心、有良心的人，是全家的希望；当于勒穷困潦倒，成了一个卖牡蛎的穷水手时，于勒便成了贼、讨饭的流氓，是家庭的一个拖累。于勒三起三落的贫富变化，像天气预报一样，直接预示决定着菲利普夫妇对他的态度变化。他们时而疏远，时而亲近，时而躲避，表面看是忽冷忽热，其实不然，菲利普夫妇心中自有一杆秤：有钱的于勒是深受我们欢迎的，无钱的于勒是我们应该抛弃的，兄弟情分算不得什么。不仅如此，小说中叙述的因得到于勒叔叔赚钱的有关消息后，马上促成了二姐的婚事的情节，也耐人寻味。可以说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家庭关系中人情冷暖的杠杆是金钱。
三、都有一个独特的叙述人物的视点
这两篇小说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孔乙己》一文中的“我”，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于勒》一文中的“我”，是菲利普夫妇的儿子。这两个叙述人同时又是作品事件的参与者之一。
《孔乙己》中的“我”，12 岁时在咸亨酒店管温酒。好吃懒做的孔乙己常出入这个酒店，孔乙己在酒店的言行举止及酒店以外的有关故事，“我” 是耳闻目睹的。通过“我”的叙述，小说的故事显得真实亲切，情节更集中，内容更简要。
《于勒》一文中的“我（若瑟夫）”，是作为叙事的主体贯串全篇的。“我”的家境，“我”是了如指掌的；父母的一举一动，“我”是亲眼见到的。对其他人物的感受和评述，也都是从“我”的角度道出的。在对亲叔叔于勒的态度方面，“我”具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我”对于勒叔叔深表同情，对父母的六亲不认感到困惑，感到不满。在“我”身上，寄予了作者的感情和希望。
编辑：刘於诚